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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編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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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西元前433年 基本說明 這是一個大型完整編鐘，在1978年時於曾侯乙墓中被發現。曾侯乙是戰國時曾國的國君，曾侯乙墓編鐘由19個鈕鐘、45個甬鐘，外加楚王送的一件大鎛鐘(圖的正中位置)共65件組成。這些鐘分3層8組掛在銅木結構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的鐘架上。掛在上層的3組叫鈕鐘，斜懸在中下層的5組叫甬鐘，其中最小的一個鈕鐘高20.4厘米、重2.4公斤，在演奏中能起定調作用，最大的一個低音甬鍾高達153.4厘米、重203.6公斤，全套編鐘重達兩噸半。鐘上刻有銘文，大部份為標音和樂律。[1] 它更是中國國家文物局發佈《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中，其中64件(組)禁止出國(境)的一級文物之一。 歷史意義 曾侯乙編鐘主要見證了中國先秦音樂及青銅鑄造工藝之偉大及高超。當中的樂律銘文內容及編鐘的音色是最矚目的。 其銘文算是一套已失傳的古代樂律學理倫先秦文獻。顯出中國古代音律科學的發達程度，在古代時已經有一套音律，有5個8度，非常先進，比現代鋼琴的音域兩端平均各只少一個八度音程，並可以採用和聲、聲調、轉調等方法演奏中外樂曲，曾侯乙編鐘更表明當時七聲音階已被廣泛應用。文獻《國語‧周語》有記載中國古代十二律名，即大吕、姑洗、夷則等，可是，曾侯乙編鐘銘文上出現了相當於十二律名的28個異名，顯示出當時各國間存在各自的音律體系。[2] 可見其在音樂歷史上佔著重要地位，讓現世知道以前中國的音樂已有輝煌成就。 曾侯乙編鐘能證明曾楚兩國之友好關係。掛在中間的鎛鐘，形狀、銘文都與其他鐘不同，顯然本身不屬於曾侯乙編鐘系列。鎛鐘是楚國送給曾侯之禮，這個鎛鐘被換上去曾侯乙編鐘系列，以示曾國對楚國關係之重視。 這編鐘表明中國戰國時青銅鑄造工藝的巨大成就，它是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製成品之一。鑄造這編鐘的樂師和工匠在當時已掌握大量科學知識及工藝技術。他們能運用青銅合金的比例控制鐘的音色，嚴格把青銅的含錫量控制在14%左右，而且有意加入少量的鉛以改善音色，加快鐘聲衰減利於演奏旋律，避免一個音奏出後餘音太長而不能快速奏另外的音。另外，工匠又特意把編鐘設計成合瓦形的鐘體，當敲擊鐘的正面與側面時產生不同振動而發出不同的音色。[3] 要製作出這精密的編鐘是需要音樂、科學、工藝學知識才可以，見證了古人鑄造樂器的高超技藝。 相關史料説明 曾侯乙編鐘主要的史料是來自其鐘上的銘文。銘文中記載了很詳細的樂律內容。研究學者將銘文翻譯，得出不同鐘所屬之音名以及中國古代之律名。 掛在中間的鎛鐘，本不屬曾侯乙編鐘系列的，因其銘文與其他鐘不同，其銘文沒有一字是涉及樂律的。《史記》和《楚世家》證明其中的鎛鐘的典故：楚昭王奔隨的故事。[4] 在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率兵攻打楚國，攻破楚都城—郢，於是楚昭王便輾轉逃到隨國，吳王追至並要隨侯交出楚王。隨侯堅決不肯，並說楚昭王已逃，使吳王離去。為了報答隨國的救命之恩，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將精美的鎛鐘送給曾侯乙，以表達兩國的友好關係。而在這裡，隨國很大可能是指曾國。 延伸研究用途 對於從銘文研究先秦時期音樂文化發展情況及樂律來說已經有很多。在未來，可以將其與當時差不多時候出土的編鐘作比較。去看看在春秋戰國時是否只有曾侯乙編鐘仍是合符禮制的，在當時仍合符禮制的編鐘是佔少數還是多數，將編鐘與禮制一同研究。我們假設大部份編鐘都出現僭越周禮的情況，因為在春秋戰國時，周禮已經不再為當時人遵從，不同階層很大機會會僭用本不屬自己的禮制。因當時編鐘(樂)是與禮相輔相成的，兩者有密切的關係。 另外，由於史簎中並無記載曾侯乙的事，因此現世對其人的認識亦不深，只能從銘文內容推斷曾侯乙是很著重音樂發展。當禮樂文化漸漸沒落時，音樂對戰國時代又起著甚麼作用呢，是透過音樂來彰顯國力、鞏固地位，還是純粹用於娛樂上以陶冶性情，兩者誰佔較重要呢。這方面可以作深入研究以得到確切的結論，讓後世得知音樂在古代時之作用。 其他說明 曾侯乙編鐘是處於戰國初年的時代，當時周天子權威大幅下降，已經沒有能力控制整個華夏，出現禮崩樂壞的情況，社會秩序不再按周禮般一樣。不過，原來曾侯乙編鐘仍是符合周禮。《周禮‧春官‧小胥》：「正樂縣(懸)之位，王宫縣，諸侯軒懸，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鄭司農云：「宫懸四面懸。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宫懸。軯懸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5] 以上的引文可以引證曾侯乙編鐘是合符禮。因其是曲尺形，加上編磬一面，形成三面，而曾侯乙是周分封的諸侯，符合諸侯所用的「軒懸」規格。 另外，曾侯乙編鐘上的銘文絕大多數有關樂律，比起其他編鐘不同。其他編鐘很多記載著統治階層生活中各方面的重要內容，例如祭祀、征代、賞賜、宴樂、等等，他們都希望透過編鐘能光宗耀祖，並傳揚自己的事蹟。在春秋中期前後，編鐘向著兩大方向發展。一是追求形制巨大、高階層，以此來加強自身的地位和聲望。二是追求更為完善的音樂性能，愈高的音樂性能愈能體現王者威嚴，並獲得更好的感官娛樂和享受。[6] 曾侯乙編鐘之體形巨大，顯出其製造目的之一可能為了提升自己地位和權威以有利統治。不過從其銘文內容推測當時曾侯亦極之著重音樂發展，享受音樂多於數算與記錄自己的功蹟。 主要參考資料 張昌倬、張秀平：《中國一百處考古發現》(廣州：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尚瓏、楊飛：《中國考古地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5)。 王清雷：《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福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劉玉堂、張碩：〈文化史視野下的曾侯乙編鐘〉，《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4卷2期(2011年3月)，頁110-113。 任廣明：〈西周至戰國時期的曾侯乙編鐘〉，《戲劇之家》，第5期(2010年)，頁64。 項陽：〈周公制禮作樂與禮樂、俗樂類分〉，《中國音樂學》，第1期(2013年)，頁54-63。 崔憲：《曾侯乙編鐘鐘銘文校釋及其律學研究》(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年) 注腳 [1] 張昌倬、張秀平：〈地下音樂之宮—隨縣曾侯乙墓〉，《中國一百處考古發現》1998年第5期(1998年8月)，頁210-211。 [2] 王子初：〈大型編鐘〉，《中國音樂考古學》2003年第1版(2003年8月)，頁201。 [3] 劉玉堂、張碩：〈文化史視野下的曾侯乙編鐘〉，《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4卷2期(2011年3月)，頁110-112。 [4] 尚瓏、楊飛：〈傾倒世界的編鐘的出土地—湖北隨州曾侯乙墓〉，《中國考古地圖》2005年第1版(2005年3月)，頁161-162。 [5] 王清雷：〈樂懸的擺列制度〉，《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2007年第1版(2007年5月)，頁164。 [6] 王子初：〈中晚期的鎛及其禮樂功能〉，《中國音樂考古學》2003年第1版(2003年8月)，頁572-573。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陳家琪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83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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