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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大炮/紅夷大砲

創造時間 17 世紀 基本說明 紅夷大炮又名紅衣大炮，紅夷就是紅色的夷狄，紅指髮色而非膚色，也就是指稱荷蘭人。其有關知識最初由傳教士利馬竇等人傳入我國。於十七世紀初，荷蘭艦隊東來，船上「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1] 其後在萬歷年間與荷蘭艦隊的交戰中，繳獲該數十門巨炮，載曰「其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砲，曰紅夷」[2]，至此，紅夷炮正式傳入中國。萬歷末年後金崛起，並於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以致明廷舉朝震驚。為抗擊金兵，徐光啟力主「練精兵，致利器」，隨後向洋人購入四門紅夷炮。[3] 得紅夷炮之助的寧遠之戰，使明廷「士卒不滿二萬」而大勝於六萬清兵，迎來明朝第一場大捷 [4]，奠下其於明清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但隨著後來清朝承平日久，所鑄之法已經失傳。 歷史意義 自發現了前往亞洲的航道以來，陸陸續續有商人從歐洲大陸前往亞洲各地，特別是中國，希望進行經商。由於荷蘭人較晚到達，早已在中國經商的葡萄牙人並不允許他們由澳門進入中國，而明廷又不願開放更多商港，故荷蘭人只好採強硬手段，以大炮打開中國的經商之門。經過荷蘭人在攻陷澎湖，造成「官軍死者無算，海上驚怖」[5]。荷蘭人所使的就是紅夷大砲，在此事中中國人第一次見識到這種武器的威力，並為其「巨炮」所「驚怖」。在歷史上這是洋人以武力開啟中國大門的先例，於中國人而言，其所記載反映著外來武器的威力使時人震撼，對洋人的恐懼，對日後南京教案的發生有相當影響。 雖然在萬曆初年已獲得了紅夷炮，但明政府只視其為「神器」，「錫以大將軍號，遭官祀之」[6] 而已，並沒有對其仿製應用和推廣。直至萬曆後期吃了不少敗仗始知重用，於天啟至祟宗年間更先後向葡萄牙人購入數十門。熹宗更下旨「西洋炮即如法多製，以資防禦」[7]，不過由於當時明廷內部黨爭日烈，宦黨掣肘，使孔元化的造炮計劃落空。祟禎年間，為對抗清兵和洋人，明代朝野仿製西洋大炮的呼聲漸高。崇禎二年更對徐光啟上疏要求製炮給予嘉許 [8]，對所購之炮「均極滿意，賜炮名神威大將軍」。由此可見，紅夷炮說明了明廷朝野之間對外來洋器由輕視到重用的過程，揭示了明末內憂外患的局面，也反應著中國向西方海上軍事學習的第一課，有著西學東漸的先聲，是最早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例。 滿州人和明朝多次交鋒，深切感受到紅夷大砲的威力，先是努爾哈赤在寧遠之役敗給明軍，後有麻線館之役中疫船砲打得落花流水。[9] 紅夷炮帶來的失敗使皇太極深知此為遂能中原的致勝關鍵，因此在帶有火炮技術的孔有德一行人來降時，他親自出瀋陽城十里以兄弟抱見之禮迎接 [10]。在吳橋之變前，滿州人只有少數大砲。這些大砲都是漢人所鑄，因為滿州人士游牧民族，工藝並不發達，沒有鑄砲的能力 [11]。得此相助後，一方面使清兵徹底擊潰明廷的最後防線，在祟禎十二年至十五年的松錦之戰中，清軍無不使用紅夷炮攻城 [12]；另一方面令清兵和順軍的決戰大勝，使李自成兵敗逃回陝西，滿州人正式入主中原。由此可見，紅夷炮對於滿清得以入主中原亦有重大的貢獻。 相關史料説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的史料有不同部份，當中可舉例的是中國方面的以及外國方面的資料。當中，由於所涉之物經歷兩個朝代，對兩朝的興衰有很大程度的影響，故不論在明史、清史稿等兩朝正史資料以及兵部等部門宮廷檔案中，皆有詳盡的紀錄，包括其傳入經過、仿製過程、意外事故等相當豐富的資訊，有助於眾學者對紅夷炮在不同方面的歷史意義上作出更詳盡及仔細的探討。 與此同時，不同使者入京進貢期間或有聽聞當時促成寧遠大捷的紅夷大炮，尤有甚者，更親歷當地目睹此戰，這些史料實際上都可用作認知這個西洋火器傳入中國後的應用和影響。當時不少藩屬國在朝貢制度的規定下，定期前往北京，進行各種禮節性活動，並寫下所見所聞。以朝鮮為例，永樂年間定制為一年三貢，故多有使節來華，威鎮四方的紅夷炮自然成為筆下所錄 [13]。例如朝鮮人李星齡的著作《春坡堂日月錄》中便明確記載了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紅夷炮所傷的珍貴史料，該書亦同時記載了朝鮮譯官韓瑗隨使團來明時，親眼目擊這次戰役的全程 [14]。這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都有助探究紅夷大炮對明清政權易手的影響。 另外，洋人自己所載的資料也是重要的佐證。一方面紅夷大炮是由荷蘭人所傳入，而明廷又曾向葡萄牙人購買，他們當中應有值得參考的記錄 [15]；另一方面，當時的軍事知識由傳教士傳授本土官員，例如徐光啟便因和利馬竇合譯《幾何原本》而得到關於火炮的知識，後來得以用來仿製紅夷大炮 [16]。所以傳教士所寫下的信件和札記等等也是相當有分量的歷史資料，記載著當時紅夷大炮對時人的衝擊和對代外來文化的改變，以至於紅夷大炮之後的改良和發展。 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利用現存的紅夷炮以及各方有關紅夷炮的資料，對紅夷炮的改造歷史和鑄炮技術失傳原因的認知作切入點，探討為何由紅夷炮改良過來的神威大將軍至此失傳，清朝沒有再鑄造過這種雙金屬砲的原因，揭開「銅鑲鐵心」技術的面紗 [17]，為中國的火炮及兵器史寫下新的一頁，也有助對明朝火藥和鑄鐵運用的了解。 除此之外，也可以由軍事的角度去看明朝期間的東西交流狀況，了解在面對外來沖擊的時候，有識之士如何把西方之物化為己用，接受所謂的「奇技淫巧」、打破「天人和陰陽五行思想」[18]、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思考方式，明白到他們是怎樣在全球化和工業時代來臨以前就和世界接軌。過去學者們大多以文化方面的角度觀察東西交流的進程，卻甚少由軍事上作為切入點，探討當時朝野內外對外來事物的接受程度，以外當權者對洋人態度的轉變。紅夷大炮作為一種當時最先進的武器傳入中國，對明清政權的主宰有著重要的影響性，其使用和傳承有助後人更深入了解兩朝對西方文化態度的轉變、對清末軍事現代化的影響、對火炮的發展史有更仔細及具體的認知。 主要參考資料 王兆春(1994)。《中國古代兵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楊泓、于炳文(1992)。《中國古代兵器與兵書》。北京：新華出版社。 王兆春(1991)。《中國火器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劉旭(1989)。《中國古代火炮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篤里。《耶穌會史中國之部》。頁771-772。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册，頁30。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和蘭傳》。中華書局1974 年版。頁8437。 《明史》。卷九十二《兵四》。中華書局1974 年版。頁2265。 《祟禎長編》。卷十七。 《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十三。 《野獲編》。卷30。頁34-35。 《明熹宗實錄》。卷63。 《徐氏庖言．與吳生白方伯書》 《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軍〉，《歷史研究》（北京），2004 年第4 期，頁74-105。 黃一農《紅夷大炮：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頁23。 金國平、吳志良(2001)。〈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從耶穌會文獻重探努爾哈赤死因〉，《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頁51-85 松浦章、周芳玲。〈袁祟煥與朝鮮使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5 年02期頁45-49。 劉建新。〈論明清之際的松錦之戰〉，《清史研究集》。第4 輯。頁1-47。 注腳 [1]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和蘭傳》。中華書局1974 年版。頁8437。 [2] 《明史》卷九十二《兵四》。中華書局1974 年版。頁2265。 [3] 《徐氏庖言．與吳生白方伯書》。 [4] 《明熹宗實錄》，卷63。 [5] 《野獲編》卷三十頁34。 [6] 《野獲編》卷三十頁35。 [7] 《明熹宗天啟實錄》卷六十三。 [8] 《祟禎長編》卷十七。 [9]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軍〉，《歷史研究》（北京），2004 年第4 期，頁74-105。 [10]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册，頁30。 [11] 黃一農《紅夷大炮：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頁23。 [12] 劉建新《論明清之際的松錦之戰》.《清史研究集》第4 輯.頁1-47。 [13] 松浦章；周芳玲：〈袁祟煥與朝鮮使節〉，《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995 年02 期頁45-49。 [14]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從耶穌會文獻重探努爾哈赤死因〉，《鏡海飄渺》頁 51-85 [15] 巴篤里：《耶穌會史中國之部》頁771-772。 [16]《祟禎長編》卷十七。 [17] 黃一農《紅夷大炮：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第一課》，頁23。 [18]《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陳耀根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75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圖片來源 : 中國評論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