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的學生作品都經過嚴格挑選,但其內容細節可能並未完全經有關教授驗證。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和大學圖書館並不對其內容的真確性負上任何責任。 |
|
庸調銀餅 |
![]() 創造時間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 基本說明 四件唐代的庸調銀餅,[1] 於1970 年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均是用來繳交庸調的稅銀。銀餅呈圓形,分別刻有兩種鏨文。[2] 上圖的銀餅刻有「懷集縣開十庸銀拾兩,專當官令王文樂、典陳友、匠高童」,意思是來自廣東懷集縣開元十年的庸調銀十兩,由朝廷委任官階至令的王文樂為專職官,專門辦理徵稅,陳友負責主管,並由工匠高童鑄造。銘文的內容與格式都與 [3] 文獻記錄——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粗良,辨新舊也——相乎。 歷史意義 庸調銀餅,顧名思義就是唐朝的賦稅制度——租庸調制的產物。[4] 武德七年(624 年),唐朝廷頒行賦役法(即租庸調制),與均田律令同時執行。[5] 此稅制規定每個成年人每年要繳交糧食兩石,即是租;上繳鄉村自行生產的綾、絹、胏各兩丈,若然是布就要加百分之五,這是調;每年要服役二十天,不服則每天繳交三尺絹。個別偏遠地方會因不同情況而收取稅米、稅錢及羊等。[6] 據各類文獻記載,租庸調制自武德年間推行至開元時期並沒有重大改變,亦即沒有徵收白銀的記錄。縱使國法不承認徵收稅銀,至唐中宗在位時期(684,710-714 年)前後,私自在州縣徵收稅銀已非罕見之事,而自從安史之亂後,白銀更是變得與租庸調制色色相關。 [7] 自唐開元、天寶年間,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統治者絞盡腦汁搜刮民脂民膏,將庸調收到的布帛折變成為銀餅或其他輕貨,轉運至京城國庫,盛產白銀的嶺南地區首當其衝以白銀交稅。據《唐六典》記載於開元、天寶時期:[8]「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而出土的銀餅亦剛好來自該時期,銘文分別刻有 [9] 開元十年、開元十九年、 [10] 天寶五年等年號。白銀可謂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與變造。 雖然庸調銀餅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但亦體現了唐政府完善和嚴格的賦稅管理制度。從出土銀餅上的刻紋可見,銘文清晰地顯示銀餅的白銀來源,稅項,年月,重量,負責官員的職務、姓名,工匠名等。銀餅上詳細的資料記載,反映出徵收稅項中的每一個程序都有明確的分工。[11] 租庸調制作為封建的唐代前期的主要收入來源,銀餅上的銘文正好顯示出唐政府對稅收的重視。 相關史料説明 正如上文所言,以白銀繳交賦稅並非唐初國法的做法,所以相關的史書記錄不多,因而令研究有所限制。但因為銀餅上清晰全面的記錄,學術界因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例如由產地製銀餅的數量來看看以銀餅交稅的普及性,翻查工匠家族的鑄銀技術以了解白銀的生產質量;而清晰的年份記錄則提供可靠線索去翻查當年的稅收帳目。透過查閱以上種種,學者亦能大概了解庸調稅銀在租庸調制中的地位與作用。 另一方面,[12] 唐初租庸調制得以順利推行,其實全賴均田制及戶籍制度的配合。唐初的稅制一直以田地為基礎,但田制在開元、天寶年間被破壞後,已再不是 [13] 唐人陸贄(754 年-805 年)所說的「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租庸調制。 史書一般記載推出以金錢作為稅收的兩稅法是解決田制破壞的方法,然而,上文則發現庸調銀餅才是田制被破壞後孕育出來的產品。庸調銀餅於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已經出現,而兩稅法則是德宗期間(780- 805 年)才推行,兩者相差數十年。雖然庸調銀餅盛行的時間或短或長,至今仍未有相應的研究,但在由租庸調制轉變至兩稅制的過程中,庸調銀餅絕對有一個相當的重要性。 此外,[14] 白銀在唐朝公經濟方面的用途則有賦稅與金銀、上供、進獻、一般國費與金銀、軍費、賞賜等,剛好全都能與外交拉上關係。由於唐初並無以金銀為賦稅的做法,人們聯想起以金銀為賦稅是受外國影響亦不足為過。的確,唐鄰近的 [15] 大食國(包括波斯)與天竺國分別有使用銀貨及金銀貨的記錄,[16] 高昌國與龜茲國亦有收取銀錢為稅收的例子,分別是高昌國的「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及龜茲國的「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由此可見,庸調銀餅的出現有可能是唐與外國交流時所引入的產物。 延伸研究用途 上圖的銀餅右下方有一道明顯的圓形補疤,[17] 有一說法是銀餅作為錢財的一種,一般上繳國庫前必須驗明它的重量和成色,補疤估計是在校訂中發現重量不足後補加而遺留下來的。這一說顯示出銀餅被納入國庫前會經過嚴格的檢驗,符合舊唐書的記載,即 [18]「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禦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亦與前文提及唐朝政府重視賦稅的態度一致。 然而,這些銀餅是由產地是嶺南道一帶的懷集縣洊安縣上繳至長安,若在檢驗時發現重量不足大可要求當地下次補回差額,費時失事地將銀餅發還產地補齊重量的做法實在令人存疑。再者,在唐重視賦稅徵收的大前提下,百姓不規整地隨便修補銀餅而不重新鑄造,還留下明顯疤痕,絕對是藐視朝廷的行徑。這道疤痕究竟是後期補加的痕跡,還是文物不敵歲月侵蝕而有所損壞的証據,仍然有待相榷。 主要參考資料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68。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5-36。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日,頁碼缺。 注腳 [1]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2] 同上 [3]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4]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5]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6]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46。 [7]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8]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9]〈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11]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35-36。 [12]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13]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14]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2-68。 [15]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8。 [16]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17]〈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 日,頁碼缺 [18]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高悅頤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93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