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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式銅壺滴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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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元朝 基本說明 上圖是元朝的階梯式銅壺滴漏，又稱漏刻、水鍾。此文物全由人手打造，壺身大小由上而下變小，分別以日天壺、夜天壺、平水壺、受水壺四壺構建而成。[1] 位於最下方的受水壺壺中直豎一支刻畫了十二個時辰的銅尺，前端插一支木浮箭，下面則是浮舟。水由最高的日天壺自依順序慢慢滴至底層的受水壺，令壺中浮箭逐漸上升，從而顯示時辰。銅壺滴漏不論在黑白陰晴均可計時，但由於滴水速度始終會受到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故難免存在誤差。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現收藏了有一件元朝延三年(1316年)的銅壺漏壺。 歷史意義 銅壺滴漏早出現於公元前三四千年的父氏公社時期，但由於當時的漏壺技術未算成熟，以致在時間的量度上產生很大的誤差。後來，隨著得到愈來愈多天文與科學知識，水鐘亦臻完善。這文物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一個很重的位置，這是由於當時人視銅壺漏壺為文明大躍進的表現，它不但是一個負責報時的技術性儀器，更直接推動古時的天文知識。在《順天府志》中就寫道：「上置銅刻漏，製極精妙，故老相傳，以為宋故物。」[2] 其價值顯而易見。在西漢中期，可說是為滴漏發展史寫下一個輝煌的里程碑。這是由於當時的計時精確度就高於十四世紀歐洲的機械鐘，直到1715年英國人Geogre Graham引入新元素並應用到機械鐘上，其準繩度與日誤差只有數秒，方超越了古代中國的漏刻。[3] 銅壺滴漏在中國得到如此高速的發展，無疑是與國家的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我國以農業為本，季節變化與收成時間是最基本需要掌握妥當的因素。其次，古代的中國已極之注重「禮法」，故素有禮義之邦稱號。皇帝的祭天、封地甚至行刑等等林種種的傳統儀式都需要依靠準確的時間，才能製定曆法。值得細究的是，中國長久以來的政治觀中，敬天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動。當權者除了要向士大夫交代，更需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簡單來說，敬天就是一個帝王的「在位任務」。4欲想觀察天象，時機就要拿捏得好，銅壺滴漏正正在此顯得更加重要。 在元代，安置於拱北樓的銅壺漏壺因一場火災而遭偷竊。其後在1860年，被兩廣總督勞崇光懸紅尋獲。但探究之下，平水壺左側部分有一小圓孔，可當作漫流漏孔，這是為了防止操縱失當時的後備方案。此外，水壺壺身的設計是平截圓錐體，有指這與古代埃及漏壺的外形十分相似，而且這款式在古代亦不常見。[5] 由此推敲，相信這是因為元代頻頻的中外文化交流，水鐘的設計可能融入了小部分西方的味道。 相關史料説明 雖然水鐘在古代中國高速發展，朝代之間經常起了巨大的突破。但是，根據歷史記載，李約瑟就認為銅壺滴壺並非始於中國，乃是出自巴比倫文化。[6] 他相信由於文化交流，滴壺才流傳入中國。反駁的學者也無可否認地指出古巴比倫使用水鐘的確比中國早，而且樣式亦存在相似之處。不過，他們亦提及到同類型的器件在有知識有文明的地域中是可以被獨立研發。 根據《銅壺漏箭制度》一書記錄，它不但解釋了宋代為何是古代中國滴漏技術的最高峰時期，更指出在這朝代，銅壺滴漏直接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長久以來，西方認為中國雖以農為本，但卻欠缺時間觀念。[7] 當時，李約瑟等數人將本土研發的水運儀象台介紹給西方使者時，叫他們大嚇一驚。從此，兩邊廂進一步加緊科技研究，在互相的交流與競爭下一同進步。當然，朝廷的聲譽在西方亦愈來愈大。 事實上，元朝的銅壺滴漏在很大程大上是以宋朝的為標準，大體上實在與宋朝之作大同小異。在宋代，科學家沈括用了十餘年的光景去考研滴漏，最終發明了「浮漏」。[8] 這器物不但融合了新技術，而且在原料的使用、整體結構都大大改善。漏刻上的報時裝置，更是現今機械時鐘響鬧系統的始祖先驅。元代承襲了先朝的技術，以前人的功勞為標準，進一步發展更完善的水鐘。 延伸研究用途 水鐘技術在古時除了被用作報時、探究天文之外，在生產活動或相關科技亦有著極其廣泛的用途。在《黃帝內經》[9] 中就寫到漏刻可與中醫相輔相成，脈象的頻率可以依靠漏刻來量度。又例如古代道士在煉製丹藥時，亦會借助滴漏的計時，理由是其的時間準確度較其他工具都高。 水鐘在中國歷史中不斷更新、演替，從中可見中國人對科學研究的熱情與執著。在古時民間，即使沒有技術性高的銅壺滴漏，但農民在種植時亦廣泛使用「田漏」。[10] 由此可見，古時的農業亦有一套嚴謹的時間管理來控制收成。更重要的是，古時中國雖然有明顯的階級觀念，但朝廷仍然會將努力研發出來的科研成果與百姓分享，務求落實做到以科學推動文明發展並從中令黎民獲益。在此，我們可以思考不同朝代的漏刻能否被廣泛使用，從而審視人民生活與科技寬關係。 主要參考資料 陳美東 、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71-267。 金德年《中國古代發明》(北京出版社)，頁15-46。 金秋鵬《一百項中華發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頁35-145。 柯雁《中國科技》(北京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頁2-38。 尚博靑《中國古代文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71-267。 朱筱新 《文物講讀歷史》(北京市 ：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65-165。 陳久金、楊怡《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北京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頁82-102。 周瀚光《中國古代科學方法硏究》(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5-68。 田峰 等《孔子：被遺忘的古代科學家：易傳與古代科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頁28-94。 王順義、王心恆《簡明科學史 》(上海：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3)，頁12-138。 席文《科學史方法論講演錄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頁45-60。 注腳 [1] 金秋鵬《一百項中華發明》(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頁35 [2] 陳美東、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29 [3] 尚博靑《中國古代文物》(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71-76 [4] 陳美東、華同旭《中國計時儀器通史》(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53-158 [5] 金德年《中國古代發明》(北京出版社)，頁15-20 [6] 周瀚光《中國古代科學方法硏究》(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63-64 [7] 朱筱新《文物講讀歷史》(北京市 ：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70-78 [8] 王順義、王心恆《簡明科學史》(上海：上海科技敎育出版社，2003)，頁88-100 [9] 田峰等《孔子：被遺忘的古代科學家：易傳與古代科學》 (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頁46-49 [10] 陳久金、楊怡《中國古代的天文與曆法》(北京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頁83-90 資料收集及撰寫 : 丁文豪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87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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