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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禎十六年青花題記十八羅漢筆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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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十七世紀 基本說明 這件青花瓷筆筒，於明未時期崇禎十六年 ( 1643 年 ) 製造，是眾多崇禎青花瓷之一，現為上海博物館館藏。此作品高19.2 厘米，口徑 20.9 厘米，直身及平底內凹的外型設計，與一般的崇禎青花筆筒一樣。青花瓷筆筒表面刻有淺淺的如意雲紋和水波暗花紋，繪有人物圖，題材為十八羅漢渡海的故事。筆筒兩側均有題記，其中一側為漢代《樂誌詩》。[2] 由於官窯的生產數量在國內已供不應求，加上海外的貿易強大的需求以至民窯得以興起。從此流入巿面的瓷器的題材不再被局限，打破以往很多的禁忌。在圖案設計上題材包含人物、山水景物、動物、各類神仙故事等等。[3] 在青花瓷上更能體現當時人民的生活情況及文化。 歷史意義 瓷器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中國製造的瓷器令世界各地趨之若鶩，深受各地歡迎。除了茶葉和絲外，瓷器亦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瓷器貿易早在漢代已開始，直到唐代已建立龐大的市場。商品經海及陸路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土耳其、東非、日本、菲律賓和印尼等等的地方。有「瓷都」之稱的江西景德鎮在宋代發明了聞名世外的藍白釉瓷器，亦即是青花瓷。在元、明兩代青花瓷達到發展的高峰。[4] 明朝著名使臣三保太監鄭和出使西洋各國，從永樂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共有七次。分別到達過古里(今印度)、滿剌加(今馬來西亞)、天方(今沙特亞拉伯)、木骨都束(今非洲東海岸)等三十多個國家。[5] 當時只有中國撐握精湛的造瓷技術，其他國家只能夠進口中國的瓷器。這七次的遠行令更多國家接觸中國瓷器。中國的商船運送大批的瓷器等商品到中西貿易商巷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再轉售到西方各國。除了帶領中國瓷器走進世界，鄭和出使東南亞國家引進了蘇泥、勃青和胭脂石到中國作為製作瓷器的材料，為瓷器上色。[6] 鄭和七次下西洋後，印度洋沿岸各國都有專門售賣中國瓷器的市場。當時的瓷器只靠中國對外輸出，到明代後期，歐洲人大量需求中國的瓷器，而中國的輸出已求過於供，未能滿足歐洲市場。所以歐洲人便到中國等地：如廣州、褔建泉州、寧波搜購瓷器，再運返歐洲出售，[7] 好像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8] 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 年)一艘荷蘭商船「先爾德蘭號」由爪哇運載近七萬件瓷器回國。根據鮑特里(M · Beardeley) 佔計，在1604 年至1656 年之間，荷蘭進口的中國瓷器有三百多萬件。[9] 在十七世紀，約有一千二百萬件中國瓷器由荷蘭的商舶運往歐洲。[10] 可見歐洲對中國瓷器有很大的需求。 瓷器亦促使各地的文化交流，從中我們能夠看到中西文化的互動。除內銷外，歐洲是中國的瓷器龐大的市場。在瓷器未普及時，中國的瓷器被視為價值連成珍品及權勢與財富的象徵，只有皇族或貴族才擁有。座落於現今土耳其的奧斯曼世帕宮藏有大量中國的古青花瓷，而這些青花瓷上的圖案更有別於中國傳統的青花瓷設計，包括阿拉伯文字及其風格的紋飾。[11] 除此之外，針對於歐洲市場，中國亦有製作外銷瓷。歐洲商人會提供繪圖讓中國窯商按圖樣生產，甚至繪製人像。除了商人直接給予的設計圖有一些歐美畫家遠渡而來到中國廣州為瓷器匠師進行藝術指導。相返地，有少數瓷器藝術家跟隨歐洲商人到歐洲學藝後，回國改進設計，提高了瓷器的藝術水平。廣州和景德鎮的瓷器匠師們以傳教士、藝術家和商人們帶來的地毯、書籍、繪畫、工藝品等等的物件中作為珍貴的參考資料。[12] 具體上來說，影響中國最大的歐洲繪畫包括素描、水彩畫、肖像畫、油畫等等。[13] 相關史料説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有很多不同的史料，當中大致分為三個類別，來自中國的資料、來自其餘亞洲國家的資料以及歐洲各國的資料。當中直接提我我所揀選的文物，「明崇禎十六年青花題記十八羅漢筆筒」的史料只局限於講述其製作設計的特點及出品時期。提及到青花瓷歷史意義的資料很少集中研究個別的青花瓷器，大多以一個整體去探論。 在明代有特別部門，工部營繕所 [14] 去管理窯洞和相關的瓷器大小事情。而這些官方文件有詳細關於青花瓷器的製作及工序。青花瓷為當時的稀世珍品，青花瓷器常用來作出使異國送給皇族的禮物。早期大多數的青花瓷器就以此途因由出海外，除此以外青花瓷器風行各國以不同的途徑到海外。初期只涉及鄰近的國家如：曰本、韓國以至到往後的意大利、荷蘭及英國，這些別國的檔案更有助從多方面了解中國瓷器到世界的影響。 除了一些官方的紀錄，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民間的史料。在明代，使臣鄭和曾經七次下西洋，期間他所寫下的遊記能讓研究人員從一個更直接、更近距離的角度得悉當時中國瓷器在外國引起多少的迴響和他加何向他國取經和引入當地文化到中國。中國的洋行的史料亦有助了解外國文化對中國瓷器設計上的影響。[15] 我們亦可參考來到中國傳教士與故鄉往來的書信和遊記中紀錄下的所見所聞知道當時的實際情況。[16] 與此同時，外國民間也相當重要。了解一些經營中國貿易的公司亦有助看清青花瓷器當時在外國的需求和他們如何引入各自的文化到中國，特別是藝術層面的文化。 延伸研究用途 學術界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利用青花瓷文物，特別是當時為迎合外國市場而設計的外銷瓷器及跟據外國商人特定要求圖樣設計的瓷器，從中探討對中國的藝術文化的影響。就如在本文歷史意義部分提及到的，中國製作瓷器的工人學習西方及鄰近地區的繪畫風格和方式生產瓷器以迎合歐洲的需求。瓷器作業者透過這個渠道接觸及學習別於中國傳統文字和畫畫方式。這種東西藝術文化的互動和交流除了在瓷器設計上展現，將來可以就有否影響繪畫等其他範籌作出深入的研究。 由瓷器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從多個角度全面了解異地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影響。不單止從官方角度看看當時政府對外來文化的處理手法，更可以站在民間的角度得悉人民對於外地文化的看法和深入人民生活的程度和範圍。得到更仔細及具體的認知。 主要參考資料 趙玫玫：〈土耳其皇宮的中國古瓷器寶藏〉，《健康大視野》，20（2009 年10月），頁98-100。 陳偉、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陶瓷藝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Chinese Porcelain: An Export to the World》（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文津，1996）。 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0）。 曹建文：《景德鎮青花瓷器藝術發展史研究》（濟南市：山東美術出版社，2008）。 鄒麗娜：《中國瓷文化》（北京市：時事出版社，2007）。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1984）。 張銘克、李劍敏：《明代青花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7）。 迪維斯著，熊寥譯：《歐洲瓷器史》（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1）。 注腳 [1] 張銘克、李劍敏：《明代青花瓷》（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7）。 [2] 同上。 [3]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文津，1996）。 [4]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Chinese Porcelain ：An Export to the World》（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5]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1984）。. [6] 同上。 [7] 陳偉、周文姬：《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陶瓷藝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8] 甘雪莉著，張關林譯：《中國外銷瓷：Chinese Porcelain ：An Export to the World》（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9] 熊寥：《中國陶瓷與中國文化》（杭州：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90）。 [10]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1984）。 [11] 趙玫玫：〈土耳其皇宮的中國古瓷器寶藏〉，《健康大視野》，20（2009 年10 月），頁98-100。 [12]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1984）。 [13] 朱培初：《明淸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輕工業，1984）。 [14]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文津，1996）。 [15] 同上。 [16] 同上。 資料收集及撰寫 : 趙展彤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73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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