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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上林三官五銖錢(又稱三官五銖)

創造時間

公元前113 年


基本說明

由於在漢代鑄造了多種五銖錢,以下文物報告將會著重研究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所鑄之上林三官五銖錢。林三官五銖錢是漢武帝第六次的幣制改革,由中央政府鍾官、技巧、辨銅三個機構鑄造,故稱上林三官五銖,上林三官五銖造工精美。[1]

上林三官五銖錢為圓形方孔的銅錢,它繼承了秦代以重量命名之制度,標準重量約4 克,其中一面有小篆書樣式之錢文「五銖」。由於只由上林三官鑄造,技術水平高,錢形整齊、鑄工精細,顏色為紅色。[2]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3] 五銖錢的發行確定了方孔圓形、精整、有內外郭以及輕重大小都合適的銅鑄錢幣,為中國古代開創了新的錢幣體制,基本上杜絕了私鑄問題,建立了共長七百多年的五銖錢體制時期,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4]


歷史意義

五銖錢的發行其實是為了改善一些社會上關於貨幣體制的問題。兩次幣制改革時隔只有一年左右,原因是五銖錢推出後,官鑄銅錢減重及民間私鑄的問題再次變得十分嚴重,雖然在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頒布了「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用死刑來禁上私鑄問題,但是此律並沒有收到滿意的效果《史記•平准書》載: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

由而且三官五銖前的五銖仍然由地方政府發行,技術不一,導致各地所鑄的五銖錢質素及輕重不一。重的有高達7.5 克,最輕的僅2 克多。[5] 使民眾難以分辨正錢及私鑄錢,私鑄問題仍然嚴重。郡國官吏舊習難改,通過這種手段中飽私囊。這令五銖有可能重蹈漢半兩、三銖的覆轍。

私鑄的問題一直限制西漢經濟發展,政府與商民爭利,大力私鑄半兩錢 [6],使錢重愈來愈輕,錢幣的數量愈來愈多,而物價則愈來愈高。物價通脹導致民不聊生,使人民棄生產,流亡海外。只能以勞力換取金錢,或冒險進入私鑄行業以維生。

漢武帝下令將往日鑄造的錢幣全部作廢及銷毀,不單禁止私人鑄幣,也禁止地方政府鑄幣,把鑄幣權收回中央。使得三官五銖的造工統一、精緻,質量以及成色也十分上乘,一般人難以偽造。第二,中央政府發行了大量的三官五銖,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不需要再用私鑄錢來交易,杜絕了私鑄錢的市場。[7] 《史記.平准書》記下,「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8] 。以上幾個原因,使得三官五銖杜絕了私鑄的問題。私鑄的問題得以解決,就等於解決了物價不穩、貨幣流通混亂等問題,從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使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

三官五銖肯定了銅質錢幣的之形與重量,並在防偽方面上得到了很大的進步。所以在往後七百多年中,各朝代基本上都沿用三官五銖的樣式和制度,只是錢文年號方面有所不同,在重量及外型方面十分一致。

三官五銖是封建王朝集中鑄幣權的里程碑。鑄幣權應否集中於中央政府,還是私人和地方政府?在發行三官五銖以前,這個問題已經纏繞中國經濟整整百年。漢高祖及漢文帝兩次下放鑄幣權予人民,其後惠帝和景帝又禁民私鑄。[9] 鑄幣權一直飄忽不定,到了三官五銖發行後終於有了確實的定案,所以在漢朝以後基本上沒有出現過鑄幣權下放的現象。

發行三官五銖、收回鑄幣權亦使社會更和安穩和諧,避免了像吳王劉濞恃著家中銅資源豐富,私鑄貨幣,富可敵國,家產甚至超過了皇帝,使他們生出叛亂的意欲。所以控制鑄幣權是作為穩固中央集權系統一個重要的手段,往後歷代的政府也沿用此法。

三官五銖在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挽回民眾對貨幣的信心,經過多次貨幣改革,幣值變動使人民對貨幣去去信心,使他們不願意儲蓄貨幣轉而存積貨物。[10] 如此一來,物價通脹就更為嚴重了。標準、統一的三官五銖重新挽回市民的信心,同時也使交易標準更為明確、方便,促進了漢代日後的經濟發展。


相關史料説明

在和三官五銖相關的史料當中包括不少它外形、大小、重量的記錄,在多本古錢幣中亦有詳細的記載,原因是三官五銖的外形較統一、工整、易於辨認,所以有相對較多及較詳細的記錄。

另外,在《史記·平准書》中對三官五銖的發行以及五銖錢制的推行的內容有詳細的記錄,同時文獻中亦有簡單記錄在三官五銖發行後對社會的影響,此書對研究五銖錢制及漢武帝的貨幣改革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在《鹽鐵論》當中亦有記錄當時學者對於中央回收鑄幣權的討論,透過研究這些文獻相信有助我們對三官五銖推行的背景、過程及細則有更全面的認知。


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認為學術界可利用相關的文物五銖錢,以五銖錢的鑄造過程,防偽特徵 的進步作切入點,對上林苑三官有更加多的研究,了解更多鑄錢的過程,我相信會對中國貨幣之發展史有全面的了解。

其次我認為五銖錢亦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因為五銖錢作為一種標準統一的貨幣,為中國日後起飛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我認為學術界可多加研究五銖錢制度面世後對漢朝的經濟環境成了何種影響。


主要參考資料

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北 :臺灣商務出版社,1994 年)。
千家駒,郭彥崗著:《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馬社香:《中國貨幣文化史》(武漢 :湖北人民,2000 年)。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湯可可:《中國錢幣文化》(天津市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司馬遷:《史記。平准書》(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喬淸舉注釋:《鹽鐵論》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0 年)。


注腳

[1] 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77-79 頁
[2]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85 頁
[3] 班固:· 〈第二十四卷·食貨志第四下〉,《漢書》(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
[4] 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灣商務印書局,1994 年),28 頁
[5] 唐石父:《中國古錢幣》,2001,83 頁,上海古藉出版社
[6] 宋傑:《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77-79 頁
[7]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91 頁
[8] 司馬遷:《史記。平准書》(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
[9] 郭彥崗:《中國歷代貨幣》(臺北 :臺灣商務出版社,1994 年),28 頁
[10]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91 頁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黃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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