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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國璽，又稱傳國玉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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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西元前三世紀 基本說明 這方玉璽乃秦始皇於秦二十八年亦即西元前219 年命玉匠孫壽以和氏璧所刻，而玉璽刻字為時丞相李斯所寫。[1] 傳國璽方圓秦尺四寸，璽上有紐龍紋但缺一角。據三國志所載，玉璽所刻文字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2] 但亦有不少版本提供其他刻字的可能。[3] 和氏璧乃以楚人和氏獻玉璞予楚文王而得名。[4] 自秦始皇做璽以來，據現存文獻記錄，傳國玉璽共流存歷時1587 年，至元順帝於元亡時北逃而失。[5] 歷史意義 九鼎在周朝是代表天子統領九州的器物，因此有意一統中原者均意圖奪鼎以正名。[6] 九鼎代表當時的祀權，神權和政權。[7] 當中能用作證明天子受命於天的皇位正統性及權威，理論上九鼎歸於誰手他便是上天指定的天子。但秦滅六國一統中國後另造傳國璽作皇位傳承及上天受命的信物。[8] 中國自有歷史文獻記載至秦統一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均是奉行封建制度的，天子作為天下的共主但透過封地分享其部分權力與眾諸侯國。[9] 但自秦起中國步入君主專制制度，權力全掌握在君主手中，全國只設郡而廢分封地，是一種與先秦諸朝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10] 因此，秦可說是古中國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傳國玉璽便正象徵著君主集權制的開始。 不過，以傳國壐代九鼎，這有較大可能是一個被動的政治行為而非全是秦始皇單純為彰顯成就而作。如上文述，九鼎為天子之物，在先秦時期就從此而產生出完善的等級制度。[11] 但秦始皇滅六國而統天下，取代周成為中國的主人，但此時九鼎卻不知何故失之泗水彭城下。[12] 秦始皇既然認為自己的才能比三皇五帝還要高，但又苦無象徵天子之物的九鼎，便唯有另製傳國璽來證明自己的管治合法性。從傳國璽的製造原因可清楚反映這是一個古代禮與階級文化影響深刻的時代，因此這件文物可說是中國古代身份（階級）物化的例證。 此外，傳國玉璽得以在朝代迭替中一直成為各朝代的傳國之寶是因為傳國玉璽具有上天對國君權力授予的象徵，反映古代帝皇普遍把皇權繼承以至皇朝交替解釋為「天命」的選擇。[13] 自漢高祖滅秦而從子嬰手中得傳國璽，後繼朝代均把秦傳國璽視為己國的皇帝受天符命，如隋文帝便在覓得「真傳」傳國璽後改以「受命璽」名之。[14] 中國歷朝的開國皇帝常把前朝事物皆大加貶斥，如南宋理學名家朱熹便將唐代女性較為開放的文化形容為「閨門失禮之事」。[15] 但傳國璽的待遇卻明顯不同，這反映傳國璽已超脫朝代的界限，不局限於是某一朝代的至寶，成為皇帝代天行權的共通憑證，說明了各朝代帝皇對皇朝承繼的理解。 相關史料説明 研究有關文物涉及到的資料有不同部分，主要可分為官方紀事，古代研究和近代研究。由於文物的特殊性及其間轉多次失落的歷史，正史正面、詳細地提及秦傳國玉璽的資料並不多，但從史記等書籍仍可找到不少側面提及秦傳國玉璽的記載。[16] [17] 除常為後朝所修訂的正史之外，一些當朝法典和宮廷紀事如漢代的獻帝起居注和唐代的大唐六典亦有記載著。[18] [19] 這些書籍能提供皇帝如何得到、使用玉璽的資訊，以便研究人員從多方面考察與玉璽有關的題目。 另一方面，傳國璽的象徵意義使不少民間通志，紮記都嘗試對傳國璽的流傳作出研究和記載。例如徐令信的《玉璽譜》; 李昉的《太平禦覽》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對傳國璽作出了記載和論述。[20] 不同於官方記載，這些研究相對而言較為缺乏一手的確切資料，但因其第三者的身份，較之正史，能以更客觀的角度提供分析和研究為後世提供補充資料或不同於正史的新視野，聲音。 而現代研究也是重要的佐證。由於傳國玉璽確實的失傳時期以至玉璽本身的玉材刻字都還存在爭議，因此相較其它文物，傳國璽需要更多清末、民初以至 21 世紀的當代研究來協助文物探研。科技日新月異，一些西方科學的考古鑑證知和科技儀器便能用於協助辨明玉璽上的痕跡線索，如顯微鏡的運用。[21] 再者，時代的沉澱和資訊的流通亦有助研究能蒐集更多更齊全的往昔文本，使研究歸納更全面。因此，現代研究能從科技和總結歸納的層面幫助隨後的研究。 延伸研究用途 傳國玉璽可以為中國人文發展的歷史提供一個不同的審視角度。在未來的研究中，學術界可從不同朝代對傳國玉璽的重視程度探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及價值觀。實際上越接近近代，皇帝對傳國璽的重視程度便隨之遞減。如清乾隆帝便認為無論所獲得疑玉璽是真是假都是別朝的器物，不配和清朝諸璽同放交泰殿。[22] 這與以往歷朝皇帝爭相奪璽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些轉變不應被忽略，才能對中國社會文化歷史在縱向上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 同時，傳國璽亦可與西方國王的信印作對比研究。傳國璽在中國作為皇帝的符印，所代表的不單是皇帝本人，更是整個君主集權制的象徵。與其它中國古官印制度一樣，傳國璽是代表着「職位」而非個人，皇帝駕崩後璽會隨之傳到下位皇帝手中。當然中國帝皇亦有為數不少擁有自己的私印。但歐洲國家的國王卻多以個人名字/記號做印章而不見代表整個皇室的信印以像皇位承傳的方式繼承下去。這有可能解釋到在家族與個人之間，古歐亞皇室對兩者關係以至比重，有著不同的價值觀，使學術界對兩古文明的異同有多一種了解。 主要參考資料 袁奎榮，鄧燕華： 〈和氏璧的千古之謎 傳國璽和氏璧的原料、圖形考證（摘要）〉，《寶藏》，2007 年01 期，頁39。 韓非：《韓非子·和氏》，（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吳書》（中華書局，1960），頁1099 鍾世傑：世界最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鍾世傑（顧問管理）有限公司），2002，頁133‐142 佚名：《戰國策卷一及三》，（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蔡先金： 〈九鼎制多始末略考〉，《安順學院學報》，2012 年第6 期，頁98 荀悅：《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秦始皇本紀〉，〈楚世家第十〉 （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胡世強： 〈九鼎考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05 期（2011 年10 月），頁90，92 王紹璽：傳國玉璽（上海 ：上海書店，2000）頁33‐34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196‐197 李怡： 〈唐代文官朝服與公服使用禮儀變遷之探研〉，《設計藝術研究》，2012 年 06 期（2012 年11 月），頁103 王春雲： 〈秦代傳國玉璽揭謎〉 《珠寶科技》，2003 年05 期 （2003 年12 月），頁22 注腳 [1] 袁奎榮，鄧燕華： 〈和氏璧的千古之謎傳國璽和氏璧的原料、圖形考證（摘要）〉，《寶藏》，2007 年01期，頁 39。引自元代陶宗儀《輟耕錄》。 [2]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吳書》（中華書局，1960），頁1099 [3] 同上 [4] 韓非：《韓非子·和氏》，（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5] 鍾世傑：世界最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鍾世傑（香港；顧問管理）有限公司，2002），頁133-142 [6] 《戰國策》，卷一 〈東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及卷三 〈秦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7] 蔡先金： 〈九鼎制多始末略考〉，《安順學院學報》，2012 年第6 期，頁98 [8] 荀悦：《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9] 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10] 同上，〈秦始皇本紀〉 [11] 胡世強： 〈九鼎考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05 期（2011 年10 月）頁92 [12] 胡世強： 〈九鼎考論〉，頁90 [13] 王紹璽：傳國玉璽（上海 ：上海書店，2000）頁33-34 [14]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196-197 [15] 李怡： 〈唐代文官朝服與公服使用禮儀變遷之探研〉，《設計藝術研究》，2012 年06 期（2012 年11 月），頁103 [16]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楚世家第十〉 [17] 范曄：《後漢書九十卷附續》卷十一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卷七十五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18] 葉其峰：古璽印通論，頁197 [19] 鍾世傑：世界最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頁136 [20] 王春雲： 〈秦代傳國玉璽揭謎〉 《珠寶科技》，2003 年05 期 （2003 年12 月），頁22 [21] 鍾世傑：世界最著名傳國璽鑑證錄，頁44 [22] 王紹璽：傳國玉璽，頁387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黃朗寧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48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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