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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輿全覽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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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 基本說明 《皇輿全覽圖》是第一幅經過實地測量的中國地圖，它以三角法和經緯圖法等當時最新的測量方法繪製而成。[1] 由康熙帝主持，[2] 並由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和清廷學者何國宗、明安圖等合作完成。[3] 地圖繪製的年份為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4] 地圖繪畫了中國清代的版圖。地圖顯示的範圍北至蒙古、東北至黑龍江、東南至台灣、西南至西藏。[5] 原圖已不知去向，現存的版本為銅版和木版雕印本。[6] 此文物產生的原因主要與當時的地圖不準確有關。康熙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發現清廷的地圖不準確，而當時隨行的傳教士張誠把西方的《亞洲地圖》獻給康熙帝，[7] 康熙帝因而產生了以西方方法繪製地圖的念頭。及後在康熙三十七年，傳教士巴多明上奏康熙帝指各省地圖有很多地方與真實環境不符合。[8] 因此康熙帝決心繪畫一幅更準確的地圖。經過十年的準備和試驗，在康熙四十八年開始這工作。 歷史意義 在地理學方面，十八世紀初，人們對地球的認識並不完整，正處於探索地球的時期。而當中以牛頓的「地球扁圓說」和卡西尼的「地球長圓說」這兩個說法最受爭議。[9]《皇輿全覽圖》令牛頓的「地球扁圓說」得到確認。因傳教士杜德美和雷孝思在測量地圖時，發現當中經度的長度並不一致，証實了地球的形狀為扁圓形。[10] 由此可見，《皇輿全覽圖》的測量為後世地理學的發展帶來突破。 在中國方面，《皇輿全覽圖》是由多位清廷學者和傳教士合作完成。當中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西方繪畫地圖技術，測繪部份由傳教士進行。另外清廷學者在旁協助，而參與此項目的清廷學者大多有豐富的地理天文知識，例如何國宗在此地圖中就有參與測量和計算等工作。[11] 同時此地圖引用和融合了中國以前留下的地理資料。[12] 由此可見，此地圖是結合了中方和西方的知識而成，是中西技術合作與交流的證據。 另外，《皇輿全覽圖》開創了中國地圖學的新一頁。此地圖的繪畫在當時中國甚至世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而此次測繪地圖的成功令中國之後不少的地圖測繪也以此方法進行，如乾隆時期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和《乾隆內府輿圖》。[13] 由此可見，《皇輿全覽圖》開創了中國使用西方方法繪畫地圖的先河，也為日後中國地圖學的發展奠定基礎。[14] 《皇輿全覽圖》是康熙在學習西方知識後，把西方知識用到真實統治上的體現。康熙經常向傳教士學習西方知識。[15]《皇輿全覽圖》就是康熙學習西學後，以西學的方式來測繪用於管治國家的地圖。而此地圖令當時康熙對自己國家版圖有更深了解，更有利於統治國家。由此可見，《皇輿全覽圖》是康熙利用西學了解和管治國家的體現。[16] 最後，《皇輿全覽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缺乏了地形的描述。[17] 康熙雖然把繪畫地圖的工作交給傳教士，但顯然康熙對傳教士並不完全信任。例如他派官員監視傳教士、限制傳教士的活動、不准傳教士接近俄國邊境、甚至杜德美曾提出測定通過北京的子午線的要求，也遭到康熙拒絕。[18] 因傳教士不能接近不少地方，令他們無法得知地形，以致地圖出現這缺點。由此可見，從《皇輿全覽圖》的缺點中反映出康熙對於傳教士存在了猜疑與不信任。 相關史料説明 有關此文物的史料有不同方面。有關此文物的測繪過程和方法，在內務府的檔案中有說明。[19] 但地圖在中國民間的記載不多。因地圖的測繪過程沒有對外公開，而且完成後一直藏於皇宮內府中。[20] 造成了中方民間少記錄的原因。 《皇輿全覽圖》是由當時由西方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所測繪，因此當時的傳教士所寫的書本中大多有提及此地圖的資料。另外，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經常與本國或是其他國家的傳教士有書信往來。本國的傳教士在自己寫的書中也有記載中國傳教士的工作。[21] 這些書本成為此地圖的基本資料和背景的証據。 有不少的學者也曾對此地圖進行了分析和說明。當中包括對地圖的繪製原因作出研究。不少學者以當時的地圖不準確為主要原因，康熙帝對於一統帝國的政治願望也是其造地圖的隱藏因素。[22] 這些研究對研究此地圖的繪測原因提供了更多了解。第二，有不少的學者對於《皇輿全覽圖》在中西的作用作出研究。此地圖在中國完成後，一直被放在宮中，並沒有發揮到應有的用途。[23] 相反，此地圖在西方被出版到不同西方書本如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甚至作為後世攻打中國的軍事用途。[24] 學者們對此地圖的作用分析，有助研究《皇輿全覽圖》帶給中國和西方的不同作用。 延伸研究用途 在未來的研究方面，上文提到有研究指出《皇輿全覽圖》在中西方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學術界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作為研究中西方對於皇帝之物的態度和觀念的切入點。《皇輿全覽圖》為康熙之物，對於皇帝之物，當時中國人一向視若珍寶，不公開於世，以致地圖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相反，《皇輿全覽圖》在1721年被送到路易十四手中。[25] 此文物成為了法國皇帝之物，可是此地圖卻能出版到不同書籍，令民間得悉這地圖的存在。由此可見，中西方對於皇帝之物，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觀念。學術界能夠以此地圖在中西方的待遇和作用作為切入點，以了解當時中西方的人對皇帝與皇帝之物的想法與態度的不同。 第二，透過深入研究此地圖，有助了解當時中西技術融合的情況。《皇輿全覽圖》是融合了當時中西方人士對地圖繪測的知識而成的產物，雖以傳教士的知識為主導，但中方學者的參與也反映地圖當中的必有中國繪畫地圖方式的痕跡。這種從小看大的方法研究，有助了解當時中西技術融合的情況。 主要參考資料 （法）白晉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8年）。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 1988年）。 余三樂﹕《早期西方人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年）。 吳伯婭﹕ 〈「康熙帝研究「系列之二康熙帝與《皇輿全覽圖》〉，《清史參考》2012年第22期。轉引自中華文史網 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ztyjzz/2012-07-11/33230.shtml。（上網日期﹕2013年4月18日） 李孝聰﹕ 〈跨越時空的傳遞﹕記康熙時期傳教士與全國總圖的測繪〉，發表於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 1662-1722） 中西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 李長青、白欣﹕ 〈何國宗的生平與成就〉，《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6卷2期（2011年3月），頁97-101。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孫喆﹕ 〈《中俄尼布楚條約》與《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繪制〉，《清史研究》，2003年1期，頁103-107。 張海兵﹕ 〈康熙帝與《皇輿全覽圖》〉，《文史雜誌》，第117期（2005年第3期），頁70-71。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中西文化交流》，發表於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 楊明﹕ 〈珍貴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地圖》，1993年4期，頁36。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趙寰熹﹕ 〈《皇輿全覽圖》各版本對比研究〉，《滿族研究》，第97期（2009年4期），頁56-60。 蕭春雷﹕ 〈早產的《皇輿全覽圖》〉，《文學世紀》，4卷1期（2004年1月），頁數缺。 閻宗臨﹕《中西文通史》（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注腳 [1] 李長青、白欣﹕ 〈何國宗的生平與成就〉，《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2期，頁99。 [2] 楊明﹕ 〈珍貴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地圖》，1993年4期，頁36。 [3]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中西文化交流》，發表於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 [4]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30，134。 [5] 張海兵﹕ 〈康熙帝與《皇輿全覽圖》〉，《文史雜誌》，第117期（2005年第3期），頁71。 [6]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41。 [7] 張海兵﹕ 〈康熙帝與《皇輿全覽圖》〉，《文史雜誌》，第117期（2005年第3期），頁70。 [8] 孫喆﹕ 〈《中俄尼布楚條約》與《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繪制〉，《清史研究》，2003年1期，頁106。 [9] 吳伯婭﹕ 〈「康熙帝研究「系列之二康熙帝與《皇輿全覽圖》〉，《清史參考》2012年第22期。轉引自中華文史網 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ztyjzz/2012-07-11/33230.shtml。（上網日期﹕2013年4月18日） [1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 1988年），頁301。 [11] 李長青、白欣﹕ 〈何國宗的生平與成就〉，《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2期，頁100。 [12] 葛劍雄﹕《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35。 [13] 同上，頁144。 [14] 李長青、白欣﹕ 〈何國宗的生平與成就〉，《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2期，頁99。 [15]《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中不同傳教士有記載康熙經常問他們西學的知識。詳情看（法）白晉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8年）。 [16]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中西文化交流》，發表於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 [17] 閻宗臨﹕《中西文通史》（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4。 [18] 余三樂﹕《早期西方人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年），頁286。 [19] 李孝聰指在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活計檔有記載。詳情參考李孝聰﹕ 〈跨越時空的傳遞﹕記康熙時期傳教士與全國總圖的測繪〉，發表於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 1662-1722） 中西文化交流，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 [20] 趙寰熹﹕ 〈《皇輿全覽圖》各版本對比研究〉，《滿族研究》，第97期（2009年4期），頁58。 [21] 余三樂指出當時杜赫德在《中華帝國全志》有記載雷孝思繪圖的工作，詳情參考余三樂﹕《早期西方人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年），頁288-289。 [22] 孫喆﹕ 〈《中俄尼布楚條約》與《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繪制〉，《清史研究》，2003年1期，頁103-107。 [23] 蕭春雷﹕ 〈早產的《皇輿全覽圖》〉，《文學世紀》，4卷1期（2004年1月），頁數缺。 [24] 同上 [25] 余三樂﹕《早期西方人傳教士與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年），頁287。 資料收集及撰寫 : 何詩婷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31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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