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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調銀餅

創造時間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 基本說明 四件唐代的庸調銀餅，[1] 於1970 年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均是用來繳交庸調的稅銀。銀餅呈圓形，分別刻有兩種鏨文。[2] 上圖的銀餅刻有「懷集縣開十庸銀拾兩，專當官令王文樂、典陳友、匠高童」，意思是來自廣東懷集縣開元十年的庸調銀十兩，由朝廷委任官階至令的王文樂為專職官，專門辦理徵稅，陳友負責主管，並由工匠高童鑄造。銘文的內容與格式都與 [3] 文獻記錄——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粗良，辨新舊也——相乎。 歷史意義 庸調銀餅，顧名思義就是唐朝的賦稅制度——租庸調制的產物。[4] 武德七年（624 年），唐朝廷頒行賦役法（即租庸調制），與均田律令同時執行。[5] 此稅制規定每個成年人每年要繳交糧食兩石，即是租；上繳鄉村自行生產的綾、絹、胏各兩丈，若然是布就要加百分之五，這是調；每年要服役二十天，不服則每天繳交三尺絹。個別偏遠地方會因不同情況而收取稅米、稅錢及羊等。[6] 據各類文獻記載，租庸調制自武德年間推行至開元時期並沒有重大改變，亦即沒有徵收白銀的記錄。縱使國法不承認徵收稅銀，至唐中宗在位時期（684，710-714 年）前後，私自在州縣徵收稅銀已非罕見之事，而自從安史之亂後，白銀更是變得與租庸調制色色相關。 [7] 自唐開元、天寶年間，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統治者絞盡腦汁搜刮民脂民膏，將庸調收到的布帛折變成為銀餅或其他輕貨，轉運至京城國庫，盛產白銀的嶺南地區首當其衝以白銀交稅。據《唐六典》記載於開元、天寶時期：[8]「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而出土的銀餅亦剛好來自該時期，銘文分別刻有 [9] 開元十年、開元十九年、 [10] 天寶五年等年號。白銀可謂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與變造。 雖然庸調銀餅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但亦體現了唐政府完善和嚴格的賦稅管理制度。從出土銀餅上的刻紋可見，銘文清晰地顯示銀餅的白銀來源，稅項，年月，重量，負責官員的職務、姓名，工匠名等。銀餅上詳細的資料記載，反映出徵收稅項中的每一個程序都有明確的分工。[11] 租庸調制作為封建的唐代前期的主要收入來源，銀餅上的銘文正好顯示出唐政府對稅收的重視。 相關史料説明 正如上文所言，以白銀繳交賦稅並非唐初國法的做法，所以相關的史書記錄不多，因而令研究有所限制。但因為銀餅上清晰全面的記錄，學術界因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例如由產地製銀餅的數量來看看以銀餅交稅的普及性，翻查工匠家族的鑄銀技術以了解白銀的生產質量；而清晰的年份記錄則提供可靠線索去翻查當年的稅收帳目。透過查閱以上種種，學者亦能大概了解庸調稅銀在租庸調制中的地位與作用。 另一方面，[12] 唐初租庸調制得以順利推行，其實全賴均田制及戶籍制度的配合。唐初的稅制一直以田地為基礎，但田制在開元、天寶年間被破壞後，已再不是 [13] 唐人陸贄（754 年－805 年）所說的「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租庸調制。 史書一般記載推出以金錢作為稅收的兩稅法是解決田制破壞的方法，然而，上文則發現庸調銀餅才是田制被破壞後孕育出來的產品。庸調銀餅於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已經出現，而兩稅法則是德宗期間（780- 805 年）才推行，兩者相差數十年。雖然庸調銀餅盛行的時間或短或長，至今仍未有相應的研究，但在由租庸調制轉變至兩稅制的過程中，庸調銀餅絕對有一個相當的重要性。 此外，[14] 白銀在唐朝公經濟方面的用途則有賦稅與金銀、上供、進獻、一般國費與金銀、軍費、賞賜等，剛好全都能與外交拉上關係。由於唐初並無以金銀為賦稅的做法，人們聯想起以金銀為賦稅是受外國影響亦不足為過。的確，唐鄰近的 [15] 大食國（包括波斯）與天竺國分別有使用銀貨及金銀貨的記錄，[16] 高昌國與龜茲國亦有收取銀錢為稅收的例子，分別是高昌國的「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及龜茲國的「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由此可見，庸調銀餅的出現有可能是唐與外國交流時所引入的產物。 延伸研究用途 上圖的銀餅右下方有一道明顯的圓形補疤，[17] 有一說法是銀餅作為錢財的一種，一般上繳國庫前必須驗明它的重量和成色，補疤估計是在校訂中發現重量不足後補加而遺留下來的。這一說顯示出銀餅被納入國庫前會經過嚴格的檢驗，符合舊唐書的記載，即 [18]「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禦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亦與前文提及唐朝政府重視賦稅的態度一致。 然而，這些銀餅是由產地是嶺南道一帶的懷集縣洊安縣上繳至長安，若在檢驗時發現重量不足大可要求當地下次補回差額，費時失事地將銀餅發還產地補齊重量的做法實在令人存疑。再者，在唐重視賦稅徵收的大前提下，百姓不規整地隨便修補銀餅而不重新鑄造，還留下明顯疤痕，絕對是藐視朝廷的行徑。這道疤痕究竟是後期補加的痕跡，還是文物不敵歲月侵蝕而有所損壞的証據，仍然有待相榷。 主要參考資料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68。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5-36。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日，頁碼缺。 注腳 [1]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2] 同上 [3]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4]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5]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6]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46。 [7]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8]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9]〈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11]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35-36。 [12]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13]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14]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2-68。 [15]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8。 [16]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17]〈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 日，頁碼缺 [18]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高悅頤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93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圖片來源 : 《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