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黃慧貞

郭教授

:

謝謝你Dr. Wong，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訪問。第一次的訪問基本上是聽你講一下你的生平故事，或者你參與事奉的經歷，所以你可以隨意分享，我在過程中或會作適當引導。[黃：但你想我從哪開始說起？]就從生平開始吧…即你大概幾時出生，即你的童年，或是你認為是重要的formation的事件。

黃慧貞

:

OK，很有趣，現在換了位置，以前我訪問一些婆婆的時候，她們很快就很多話說，但現在你問我，像沒有了中心，我不知道該從哪說起。我的出生…根據我媽說，我在大角咀出生，[郭：所以你在香港出生？]是的，我爸媽從國內來到香港，然後搬了去馬頭圍道，即我的記憶應該是從馬頭圍道開始，（住在）閣樓上，從茶室走樓梯上去。我爸是機器工人，或稱作師傅吧，現在來說看可能是挺了不起，[郭：工程師？]是工業產品設計師，但當時其實只是一個工人。他常說，我設計完的東西就與我無關了，都是老闆領功。所以他都算是在當時打工仔裡，我猜算是穩定收入的了，所以我們居住的唐樓，即劃分成很多個房間的那種，我們住的是「頭房」，所以床邊的窗能看到街上的風景，因此小時候的第一印象就是能看着窗外的爸爸上班，接著就不是很多記憶了。

不久以後，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們就遷居至彩虹邨。我在1959年11月出生的。在彩虹邨真的一直（居住）至長大了，直至我結婚才離開，所以對彩虹邨的記憶尤其深刻。我讀小學也在附近，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當年也有幸見過汪彼德牧師，因為他是我們的校監，當然那時候我不知道他是誰，後來才知道我們已經很有緣分。接著讀中學就去了聖傑靈，在觀塘，然後讀完中學就比較轉折了。因為當年考會考，也讀A-level，但讀A-level時在讀書上碰到一些問題，像解不開的繩結一樣，所以A-level比自己預期考得不佳，所以和我一起玩的朋友都入了香港大學，我就入了理工大學。

入理工大學後，我很想讀社工。但原來我畢業比較同齡的同學是算早的，去到理工發現它們原來考social work要十九歲，我當時還未滿十九歲，[郭：所以不能入社工了。]不能報社工（笑）。社工系當中有另一個課程名叫幼兒課程，因為它沒有年齡要求，我就讀了那個，想先讀完這個課程再去讀社工，應該沒甚麼人知道我曾修讀幼兒教育，畢竟我已離開了（相關）的field，但我亦從事了幼兒工作兩年，做得開心的，因為其實我喜歡小朋友，對著小朋友做得很開心，然後又去想報讀社會工作（課程）。但是在轉折過程中，如果你要說一個重要的formation period的話，就是參與慈光堂。我在中四開始去慈光堂，源於跟我的鄰桌辯論信仰問題，她的絕招就是，我說不過你，你來跟我牧師討論吧（笑），而我亦相當善良就跟了她去教會。

跟她去教會也是開了一個很大的眼界，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轉捩點，就是去禮拜堂。從一個乖巧的女孩子，讀的是女校，去了禮拜堂mingle with很多不同的人（交流）。[郭：有甚麼人？]有些甚麼人呢，第一，那禮拜堂在聖公會慈光堂，[郭：是現在的位置嗎？]不，當然不是，（以前）在慈雲山。我住在彩虹邨嘛，你知道香港…你應該沒有那麼大，即當時有分徙置區及廉租屋，徙置區通常被認為是較為品流複雜的，因為住在徙置區的人都是由一個地區搬到另一個地區，甚麼人也有。而廉租屋是需要做薪酬及工作審定，所以基本上…譬如我爸爸是機械師傅嘛，其他同區住的人可以算是白領、文員式工作的人，環境supposed好一點。所以爸爸最氣我的事情就是我走到慈雲山，因為慈雲山就是…[郭：品流複雜。]直情說是紅番區。在慈雲山，我還要穿街過巷才到達約榮小學，當時的慈光堂就在約榮小學。但那兒就變成我的新天地，真的是一個新的眼界，認識了很多新的、年青的朋友。因為當時慈光堂才剛成立，所以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亦是最大吸引力的地方，即青年男女一起做一些大的事情，這是一點吧。

郭教授

:

做甚麼大的事情呢（笑）？

黃慧貞

:

現在已經退休的徐贊生牧師，退休時是主教，他是當時約榮小學的副校長，他受到郭乃弘牧師的影響，當時他們舉辦了一個名為RS1的運動，Religious Studies 1，是一個平信徒信仰訓練課程，從基愛堂開始。你有訪問郭乃弘吧，[郭：有的。]他應該一定有提及，這個課程是他們一群人從外國學習了後來引進入來香港。徐贊生牧師當年受到他的影響，便在慈光堂開始。為何會特別呢？除了我未聽過福音，講耶穌之外…不，在學校裡曾經聽過，不過與教堂的情景（不同）。他十分強調一個社區內的教會，這亦是另一個新的眼界。禮拜堂是要服侍社區，甚至當時約榮小學位於慈雲山的中心，旁邊有一個C字型有三座圍繞着我們的小學，我們稱之為牧區。我們禮拜堂的徽章亦以此為靈感：一支蠟燭在中間再以C字包圍它。因此，我們是在社區內思考信仰，這提供了一個信仰的基礎。再者，一群年輕人四處去思考如何為社區工作。[郭：這麼厲害？]工作亦有較為簡單的，例如我們會提供補習服務、挨家挨戶敲門邀請他們參與主日學，你知道以前上樓很容易，邀請小朋友下來，從而去辦主日學。[郭：相當有意思呢。]對，其實當時讀不明白，讀的是Paul Tillich （笑）。[郭：中學就讀Paul Tillich（笑）？]平信徒宗教課程的確是讀Paul Tillich、潘霍華，所以多少會吸收了一些相關ideas，如基督徒的使命並非為自己而活，而是為一個更大的理想、為世界而活，講的是這些。因為這個緣故，禮拜堂極具活力，亦很多課程上，我們不時舉辦不同的課程。

在我讀A-level的時候，我說在讀書方面有些disturbance，就是因為一方面在禮拜堂投入過多，另一方面思考過於古靈精怪導致不能專心讀書，不能夠很focus地讀書。[郭：會否因為這樣所以你想修讀社工？]我猜自己的propensity一直都是這類型，所以也是這個原因，我有想過修讀社工，接著又在禮拜堂時一入去就覺得很開心，很excited，很投入，我想也是這個氛圍下與我的興趣和性格吻合。接着…[郭：你提及讀書的時候遇到一些distraction…]那之前…我想分享的是，在考預科前，即考大學之前那段時間，我們多了一個機緣遇到一個叫廖寶泉的人，[郭：我知道，SCM…]你會訪問徐珍妮嗎？[郭：不會訪問她。]不過可能她也不會接受。廖寶泉當時是徐珍妮的男朋友，而徐珍妮其實是慈光堂的導師，我很尊敬她，因為她講話特別好聽。廖寶泉這個人很特別，一個philosopher，對中國哲學很熟悉，很有興趣，對神學亦有很多想法。他帶了很多的ideas…即SCM是後來發展的。當時他…我記得那時候我考港大的成績不太理想，即最終也入不到的時候，他提供了另一條道路予我思考，真的改變了我，（他說）為甚麼你不念神學呢？因為我以前真的沒有想過這條路，大家都會覺得當牧師才會修讀神學，所以是他指點了一條道路覺得我可以修讀神學，這亦成為了我日後發展的鋪設。

我於是報考中大，然後入神學組，開始讀書，即讀大學。怎樣？繼續講下去嗎？會講很久的。[郭：不要緊，只要你認為那些是對你生命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分享。]我現在是想到甚麼講甚麼（笑）。[郭：你進入大學神學組後，你想追求或關心甚麼？]入神學組之前，廖寶泉就開始了辦SCM，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亦因為他的眼界及SCM的本身的nature，就涉足到很多社會事件之中。我們當時亂闖亂撞…例如馮智活就是我們第一屆的委員…就去了搞反核（運動）。當時波蘭公會，即團結工會被政府鎮壓，於是我們去示威，但其實沒甚麼人理會我們，我們亦有舉辦祈禱會。接著…即涉足到很多社會事件當中，例如艇戶、愛秩序灣拆木屋之類，我們有幾個SCM的成員跟一些街坊睡在房屋署好幾天。[郭：這麼厲害？]對，當時十分熱血。因此，同時間如果你說我對修讀神學有甚麼期望，其實我在interview時亦已說過，我的志願其實是做社會工作，但我覺得神學能令我們對整個信仰的傳統支援有更深的反省。即我說類似的話，可能都挺吸引，所以就取錄了我（笑）。所以我一直都帶着這個想法。因為我亦一直參與着SCM，神學…即考慮教會的角色，作為先鋒的角色去參與社會、關懷社會、改變社會、改革社會，即會思考這進路。

郭教授

:

你剛才提及到是廖寶泉在SCM帶領着你，他在帶領你或一群同學的時候也有講及關懷社會、改革社會的話嗎？]

黃慧貞

:

有的。我忘記了我們的口號，大致上是要把天國實現在人間的想法。[郭：除了馮智活和廖寶泉，在那段時間，還有其他令你有深刻印象的人嗎？]那些人現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例如徐珍妮，一個叫李可詢，現在在內地做生意做得不錯的，黃國俊則在香港大學任教，他的太太盧秀娟更是我中學時期的同學。即我們整群人因為一星期會見面兩到三次，比去教會更勤力，去教會反而有時…特別是開會，你知道學生很喜歡通宵達旦地開會的嘛。[郭：全都是來自神學組？]不是，廖寶泉很聰明的。因為慈光堂雖小，但有很多大專學生，他找到在理工讀書，修讀engineering的同學，黃國俊是讀building的，盧秀娟是讀geography的，林卓姿、李可詢、馮智活及我就來自神學及宗教系的，就是中大的，但黃國俊、盧秀娟則是港大的，亦有來自理大的。現任聖公會東九龍教區主教郭志丕當時也在，他當時在教育學院讀書。因此，的確是各大專院校都有代表在。[郭：真的很厲害…]挺有趣，話說回來，我覺得年青人就是應該這樣過活。

郭教授

:

剛才你提及你們參與社會事件，其實你們有沒有…除了有個想法是實現天國於人間外，有沒有社運agenda在背後推動你們，還是你們看到有甚麼急需的就會幫忙？

黃慧貞

:

靈魂人物依然是廖寶泉，因為他比我們年長，我們那時候只是廿歲出頭，他已經三十歲了，而且他思維敏捷，很creative，觸覺很好。所以其實有些agenda是共同商量的，但某程度上都是他在帶動的。當時我們有三個範疇，第一個是關心祖國，所以我們有一個China studies，即做中國研究的小組，就是閱讀文章及討論議題。然後有一個是…我忘了叫甚麼名字…是關於九七的。[郭：回歸還是過渡？]我們開始的時候是八一年，其實真的是ahead of time的，因為香港正式在社會上的討論是在八三至八五年才開始。聯合聲明是八五年的事吧？[郭：應該是八四或八五年的事吧。]我們當時是不斷討論這件事，有參與匯點，匯點成立我們有去。匯點開辦很多關於中國前途的課程…對了，我們的小組名為香港前途小組。我們還刊出了「三角要變成四邊」的聲明，就是表達香港人在整個談判過程都沒有聲音，我們討論的事情還真的挺high level的。另一個小組好像是人權小組。我們幾個人就分為幾個小組，通常以study group的形式進行，然後邀請嘉賓舉辦talk，就是這樣子，都是用這個format，能回答你的問題嗎？

郭教授

:

能夠。這是大學的階段，你完成神學組後的經歷又是怎樣？

黃慧貞

:

大學的階段裡，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亦要思考關於實習的問題，因為我在神學組修讀，有實習的課程。我當時考慮了兩個進路，一個是很天真地想關心娼妓的問題，但可惜當時紫藤還沒成立，於是就問老師可否做些相關這方面的實習，但被勸退了。另一個比較可行的就是工委會，所以最後我到了工業委員會實習，為期一個暑假。甚麼都幫忙做，工人教會、工傷權益會、到醫院訪問剛剛出事的工人，然後跟著他們家人，幫助他們搞各種需要的事情。工人教會就是辦團契形式的教會，因為其實不是正式的教會。可能不應該這樣講，畢竟都是教會，即是setting偏向團契的形式。在那裡的工作都是承傳了我之前提及的用信仰關心社會的意念。當時CIC就是最具體能實踐我這個看法的地方。完成實習後，那是第三年的暑假…之前那兩年亦做了很多事，由SCM香港層面到亞太區層面，在亞太區的參與中也做了很多exposure的trips，就是跟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交流，例如到泰國訪問一些tribes，即山區裡的族群，與他們同住，學習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他們交往，最後回來做分析。去泰國曼谷那個…稱為第一個亞洲學生領袖訓練課程…[郭：這是WSCF的…]對，WSCF亞太區，它們每年都會辦一次這樣的學生資源訓練。我去了足足一個月，我到了山區跟着當地人觀察他們旅遊業如何破壞環境生態及造成很多其他的問題，亦有去看泰國嚴重的娼妓問題，即整個城市內最壞的事情我們都會去視察，然後有人幫助我們分析。

然後又參加了亞太區的一些…即有份幫忙舉辦活動吧，帶了一些團去大陸，那時大陸剛剛開放，跟廣州的YMCA聯絡，帶了一群亞洲學生到內地看一些剛恢復的教會及社會服務，即整個城市重新運作的事態，因此又有了這個亞洲aspect。第三，到我畢業時，劉千石就來找我說，不要找工作啦，到我這兒工作吧（笑）。我覺得挺不錯的，因為都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畢業後就到了工委會工作。

郭教授

:

工委的經歷又是怎樣？

黃慧貞

:

在工委的經歷相當豐富，甚麼都有。最初是學習勞工法例，到法庭幫助工人打官司。除了陪同工人上法庭外，還要跟一些官員商討。當時我主要是跟隨着莫偉強和阿人（李卓人）去法庭，即去勞工審裁處，這就是第一樣工作。第二就是繼續做工傷權益會的工作，因為我的base，我的assignment就是勞工教會。日間便進行勞工法例諮詢、示威遊行之類的，我們在這方面可算是專業的了，經常也去，或是到工廠談判、跟阿石去做很多的調解，當時不是調解，是和老闆講數。另外有些即發性的工作，譬如有一個…你訪問了劉千石沒有？[郭：有的。]那你知道他為人怎樣，他很有情。我記得有一天早上，他在看報紙，報紙訪問了一個太太，一大滴眼淚在面上，我還記得，即那畫面還在。阿石就跟我說，你去找她吧。找她幹嘛呢？他說，你看可以幫助她甚麼，我真的要去找她。原來她哭的原因是她老公到內地工作被人誣告而入獄，她求救無門，不知所措。於是，有一陣子我便陪她去探監。[郭：到內地去？]對，旅程很精彩。因為是用最便宜的方式到內地，坐着顛簸的巴士到了寒冷的遠境，廁所又十分骯髒。然後他們夫婦二人對話時，我又盡量幫忙。我更要帶上金錢和她上去，有時候更忘了是自己的錢還是她的。於是，就一直幫助她直至她老公釋放為止。[郭：那真的很好。]都挺好的，所以他的孫子出生或是女兒結婚的時候都會找我。不過現在沒有聯絡了，因為我離開了香港…即有很多這些突發的事情。

由於我們是做勞工教會，我們會重點支援工傷家屬。我們常會辦團契、幫小孩子補習、旅行或是各式活動。而且那些家庭亦是勞工教會的主力，即很多活動他們都會參與。某程度上，他們就是我們的牧養對象。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會跟着家庭去辦，家庭有不同轉折，例如小朋友要找地方讀書、找工作，家人出現問題，我們就幫助他們處理。[郭：你加入工委的年份是？]八五至八七是full-time，八七至八九是part-time。[郭：所以是做了兩年後就…]做了兩年full-time後，我就去修讀一個相當於神學master的學位，part-time去讀，於是亦part-time地繼續幫工委工作。

郭教授

:

那時候協進會應該亦開始有改變，你在工委會有沒有相同的感受？

黃慧貞

:

協進會因為九七的源故起了很大變化。剛才我提及的林卓姿、徐珍妮，林卓姿畢業後到了協進會工作，徐珍妮跟我們在搞SCM的時候已經在協進會工作了，所以我當時跟協進會挺熟稔的，亦目擊協進會的變天。郭牧師是其中一個…我們SCM初期訪問了一些年資深厚的人，郭牧師就是其中之一，即第一批訪問的人。他亦給了我們很多支持，所以我們跟郭牧師還算熟稔。我們經常到協進會開會，所以亦知道他們的變化。[郭：但對你的工作有影響嗎？]沒有，因為阿石很會應付上層，上層要管的時候就給一些東西讓他們處理，但他整個策略是上層不理會為佳。所以其實工委會的工作頗independent的，雖然有一個board，但他們基本上很支持工委的工作。[郭：是的，石哥也是這樣說，說陳醫生他們很（支持）。]我其實是很…可能之後再整體說一遍，但我覺得是很幸運。在慈光堂的時候…當時吧…牧師後來成了主教又是另一個故事…但當時慈光堂的氣氛，簡而言之就是有很多mentors給我，不論是團契導師，當時還有徐雅各，徐牧師當時是一個很像長者或家長的人，即他會看顧你的成長，你有問題可以隨時找他。後來就有廖寶泉，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有不同的表達方法及情感聯系。到了劉千石，更是給融化了，即你覺得他讓你做甚麼，你就做吧。[郭：對嗎？]對，所以很難得。我結婚也要借錢，因為工資太低（笑），自己去旅行也要到處借錢，但那種非物質的滋潤十分充足，到現在仍能感覺夠用。

郭教授

:

八八年後就是如何呢？

黃慧貞

:

你很厲害，重回時間線…八八年後嗎？八八年還在搞八八直選的問題，每天都會去摩士公園？[郭：高山大會。]對，高山大會。[郭：所以你在工委的時候也有參加…]絕對是，我們是前線來的嘛。當時壓力團體內，CIC基本上是領頭人。[郭：當時推動直選的時候，你的工作是甚麼？有沒有甚麼令你深刻的事情？]八八直選大會前所有preparations的事情我們會幫忙，製作旗仔、預備物資、搬物資、準備場地等我們都會幫忙。但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由於我職責是勞工教會方面，所以我們專責帶領勞工教會的朋友及工傷家屬一起去參與。所以其實場內在高呼八八直選，我們便在一角照顧一群朋友，有小孩子、老人家、工傷家屬。[郭：即mobilize他們去參加…]對，亦算是一種教育，一種牧養的形式。

郭教授

:

再之後呢？你說在工委去到八八年…

黃慧貞

:

再之後，八八之後…因為那時候又part-time修讀神學，八八就申請去讀博士班了，博士班主要是我丈夫黎志添的帶動之下促成的。因為我自己對community工作有興趣，做與人有關的事，其實我亦認為我已經在做相關工作。當然，為甚麼會再走回去修讀神學呢？其實首兩年的full-time工作令我覺得擔子很重人很累，感覺缺乏自我空間，因為工友有時凌晨時分都會致電給我，[郭：很需要你。]無論何時都可以致電給我，令我有一種被束縛的感覺，所以再修讀神學是為了令我有些許距離感。然後，我丈夫說他要去修讀博士，便一同去吧，也就開始了另一段鋪排去讀書。所以我們是八九年，經歷了風風雨雨後便去讀書了。[郭：風風雨雨指的是自我層面的抑或是…]八九民運。[郭：是民運的風風雨雨？]對，因為CIC亦是領頭人。我們到牛頭角，運了很多綁頭用的布帶，是我搬至維園的。當時你記得正值狂風暴雨，第一次遊行時風雨更甚，整個人都濕透了。我還記得乘搭地鐵時渾身濕透，十分尷尬，到了維園又要到處派發，還未入場便派光了。

郭教授

:

記得當時的感受如何嗎？即民運的時候，你也是CIC的同工見證這個狀態…

黃慧貞

:

很複雜的情緒…你當時幾歲？[郭：在念中學。]中學嗎…應該還遠一點。[郭：記錯了，應該是剛剛升讀一年級。]中學一年級？[郭：不…]小學？[郭：剛升讀大學一年級。]那應該有些感覺吧？因為大學很多人參與民運。[郭：我是學生會的一員，所以有到維園。]那你應該在場吧。[郭：我突然記錯了，在場的。]感受嗎？我好感動，肯定是的了，當時每一個參與的人都會這樣想。因為當時在談論…打風那晚正是李鵬宣佈戒嚴的時候，[郭：很多人。]我記得那次報數是八萬多人吧。因為我們之前做過很多遊行，你知道我們平常有多少人參與，[郭：平常應該很少人吧…]我們職員再加少許吧（笑），即職員是全數參與。但是，嘩，這樣的場面，又在下雨，然後當晚的心情瀝瀝在目。我認為大部分人都是雨淚俱下吧。你還記得嗎？當時連續最少三個星期都上百萬人參與遊行。那時候相當感動，因為回到家時，你就會覺得，百萬人上街遊行，當時（總人口）才六百萬左右。印象深刻的一次，我回到家的時候，很肚餓，在街上吃雲吞麵，同桌的六人之中可能就有人剛遊行回來，跟我一樣。因此，全香港…其實根本用不著搞愛國運動，一個這樣的crisis，香港人的愛國運動就出來了，即那種認同感，希望中國變好及幫忙的思想都出來了。所以有感動，當然也很憤怒。我記得在家裡，我當時住在淘大花園，甚麼工具都沒有，我就將一張大海報上寫了「平反」，忘記了是「平反」還是「抗議鎮壓」，寫完就貼在窗口上。[郭：就掛了在家中的窗口上。]是的，阿添又不理我。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憤怒，所以要make a statement。當時就參與…亦常思考及討論，基本上討論會我都有參加，講及中國前途及未來、民運的議題。風雨指的就是連場的大遊行，包括在跑馬地那次，歌星都去演出的那次。

郭教授

:

你剛才提及很多思考，你還記得思考的內容嗎？

黃慧貞

:

我認為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思考香港人跟中國人命運的結連，即是很強烈地感受到，中國若不改變，香港的空間便相當有限。如果香港人想中國變好的話，就一定要促使民主的（產生），即會想這些課題，那時還會思考民主救國的事情（笑）。[郭：是嗎？]即香港民主的話就可以反過來影響中國，即相當天真的想法，現在回想，真的完全是天真。另一點就是覺得，很多人同心團結地思考同一件事的感覺。[郭：你剛才提及仍在想民主救國，指的是八八直選及六四那時候吧。若我現在這樣說，你當時也支持民主回歸嗎？這是你當時有思考的事嗎？還是你也沒有想過這方面，只是單純做相關的事情而已？]我沒有一個大框架去思考，只是在不同的talks中或是一直參與時，覺得香港有條件成為民主（社會），而香港若能成為民主社會，就能對祖國有更大貢獻，即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實驗場所。雖然我沒有高呼民主救國這一個口號，但我覺得這條路線…[郭：是可行的。]是挺實在、可行的路。特別當有這麼多香港人走出來支持的時候，也有亢奮的感覺，覺得是可行的。

郭教授

:

那你到美國讀書時的經歷又怎麼樣，離開以後就不理世事吧（笑）？

黃慧貞

:

是的，離開了，其實是慢慢…我記得第一年十分不適應，因為第一，之前才經歷完很多風風雨雨，第二，到了美國芝加哥自己亦要重新適應環境。我記得第一年是很restless，一直問自己為甚麼要到美國，為甚麼要讀書，為甚麼要讀博士之類的，那麼多事情要回去做，那時還有跟以往的同事和民運朋友聯絡。第一年完了之後，很快就回港了，即在第一年的暑假，一方面我思鄉，第二方面也想探望家人及朋友做回聯繫，所以第一年的暑假義無反顧便回港了。當年我們這些留學生並不豐裕，因此要深思熟慮。[郭：很艱難。]不像現在的留學生來來回回也可以，可以說是有些事情放不下，有種情緒想回來keep in touch。但回來後找了一些不同的朋友聊天，包括郭牧師、阿石，又覺得狀況不一樣了，距離是產生了一些變化，那變化是有很多事情我已經跟不上也不清楚，或是他們有些新的進展或發展我也lost了整個picture。所以漸漸其實去美國後相對於以往的人或事的後果產生了距離。雖然在第一年的時候我說不習慣，但慢慢覺得是件好事，釋放了自己不少焦慮及糾結，有些事情心想會好轉但一直沒有改變，一開始更懷疑是不是鄧小平下的決定，[郭：可能是假的。]是的，他會站出來沒事的。[郭：香港人經常這樣子，現在換成習近平而已。]對，良好意願。所以在美國讀書就多了一種距離感，慢慢亦因為距離令到自己可以放開以往的事，投入學業。接着要考qualifying exam，諸如此類的事接踵而來，就開始enjoy讀書，真的覺得自己愈來愈聰明。因為你一直讀哲學相關的東西，思考一直受啟發。所以其實是一邊讀書，一邊投入去思考一些intellectual questions，過程是挺美好的。因此，現在我有時也跟學生說，當他們說香港現在這樣，不捨得離開香港時，我就說不是，你就要走，因為你離開後就能提昇自己，即在思考的方法，自己知識…即多注滿墨水，其實那個提昇是很重要的。

進入了讀書生活，在美國讀神學時…其實我一直想讀婦女神學，gender studies一直都是我的焦點。接觸了一些廣闊的神學團體和組織，討論變多了。另一點就是在美國與香港同學的關係，大家也因為八九民運的事導致大家的凝聚力很強，[郭：是嗎？]是的，更曾舉辦一些活動，到中國領事館…[郭：示威？]對，雖然為數不多，氣氛亦不強烈，美國人很快就不理你了。在生活上，香港同學的互相支援及默契令我的讀書生活更充實。[郭：剛才你提及的香港同學都來自芝加哥大學？]對，芝加哥大學裡面的香港大學。[郭：因為我曾聽說過有些直是在埠內呼朋喚友地連結不同大學的學生。]我們沒有那麼厲害，因為芝加哥大學的內地同學比香港同學多，所以我們不至於可以形成一個大群組，而且芝加哥大學相對地離市區比較遙遠，它離開了城市中心，更有同學嘲笑說，我們跟本不是University of Chicago，而是University of Hyde Park（笑），基本上就被困在當中生活。

郭教授

:

你剛才提及有新的想法，具體是怎麼樣？

黃慧貞

:

你指讀書方面？

郭教授

:

即對香港的想法。

黃慧貞

:

我所提及的新想法是基於離開後產生的距離感，令我不能像以往的方式繼續延續我的參與。從負面角度來看是疏離了，不論是人或事都疏離了，所以我不敢說自己對香港有甚麼新的看法。對香港有甚麼新看法是決定在我後來，沒有想過在美國，就回到香港了，這反而是延續多於距離。但我的意思是距離感其實給予有機會去投入讀書及思考，思考的東西令我…你應該明白，讀hermeneutics讀Ricoeur，即Paul Ricoeur我也讀得頗多，我又自己讀了一些French feminism的東西，Foucault那時反倒是比較少接觸，讀得皮毛，後來才多接觸一點。你會突然之間思考了很多，即你不會只想着香港、民主、內地，即不是用這些焦點去思考事情，發現原來一個問題可以問很多次，可以有不同的進路，可以反覆不定，有聚有散，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去思考。每讀一本書的時候，例如Kant的書，我也很喜歡讀他的書，他寫關於ethics的部分至今仍是我重要的一個base。這些某程度是令我更疏離香港，當時沒有想那麼多香港，就只一頭栽進去看書和思考哲學問題，不停找書看，不停發現不同的觀點，發現一個新的問題你想也沒有想過。其中一個議題就是當時剛開始講post-colonial的討論，我讀post-colonial的討論時覺得相當有趣，你知道Homi Bhabha那一派人會思考一堆想法，然後一些leftist的人又會有不同的觀點，即那個討論本身就相當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及inspiring，我是去了那個世界。所以在回港後，某程度來說是要重新投入至香港。

郭教授

:

你是在何時回來？

黃慧貞

:

我在九三年回港，但還未畢業。回港後，我在WSCF的Asian Pacific Office當了兩年regional secretary，因為讀書讀到山窮水盡了（笑），便要工作。黎志添說要到日本讀書，更要工作了（笑）。因此九三年就回港了，當時剛完成qualifying exam，（畢業論文）的proposal已經寫好了，但還未正式開始寫，回港後更是毫無進展。我們決定…因為當時很多同學，尤其是內地同學千方百計地…[郭：留在美國。]是的，亦有些香港同學說不回來了，想在美國先找工作試試看，但我們夫婦二人就…我很清楚我自己的moment…看着…那時美國在Oklahoma有一個國家安全局還是甚麼的，我忘記exactly那個institution是甚麼了，但我記得是在Oklahoma，有人駕車撞進那裡，當時terrorism還未popular，但已是十分嚴重的事件，就是有人駕車撞進去，然後引爆甚麼似的。當時新聞不停重覆這事件，每小時也在說，我心裡很強烈的感覺：用得着重覆這麼多遍嗎？又不關我的事。那時候就覺得，原來我從未投入過這社會。[郭：不是你的社會。]真的不是我的社會。我亦跟我丈夫講，如果我們完全沒有投入感，只想在這兒避世似的生活，工作及組織小家庭，去哪也行吧，回香港也可以吧。我們就是這樣想，後來就不假思索地從美國回港了。黎志添的母親十分失望（笑），[郭：可能她想未來…]當時的家長想法都是這樣子，你出了國就不要回來，[郭：特別九七將至。]那個氣氛是如此。回來後，就在WSCF繼續工作，做了兩年之後，陳佐才牧師，當時是神學組主任，在我於WSCF工作時，他讓我part-time任教一科feminist theology。那個學期完結後，他就跟我說，慧貞你不要教part-time了，加入我們吧。於是我又開展了一段新的…[郭：成為full-time。]對。我做full-time時都還沒有PhD，所以在任教一年後，我回到美國自己再完成論文再回港。

郭教授

:

到了崇基任教後，有沒有新的體會？你現在是老師，以往是讀書或前線社會參與者…我記得你在崇基任教時亦有參與基督徒婦女學會吧？

黃慧貞

:

對。你有訪問它們的人嗎？

郭教授

:

我有找來，糟了，我突然忘記她的名字…[黃：劍玲？]不，是現任議員…[Roniko：黃碧雲。]是的，[黃：哦，黃碧雲。]我突然不知為何名字消失了。[黃：不要緊，一見到很多人就開始是這樣。]是的，找了碧雲。

黃慧貞

:

當時我們跟黃碧雲也十分熟稔。SCM時期她亦有…她也是協進會成員，珍妮與卓姿的同事，我們也是同一組。基督徒婦女協進會其實是我有份幫忙創立，與Rose、珍妮、卓姿一起成立。但是回港後要任教，第一年教書你也清楚有多忙碌吧（笑）？[郭：很辛苦。]要備課，又要寫論文，發覺分身不暇，最後回到美國寫論文了。所以我在回港後的頭幾年裡，還是跟從前參加過的東西仍有一段距離，其實這段距離由芝加哥開始某程度上便以某種形式一直存在。因為八九至九三年間，香港發生了很多大事，包括開始了立法會選舉，譬如阿石當年入立法會，我知道CIC天翻地覆，我不知道他有否說，起了很大爭執。梁寶霖，CIC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同事直情走了出去，是入局…在局外還是局內工作的爭論，他們天翻地覆。除此以外，工盟開始運作，工權會又獨立，這些事情發生之際我全都不在香港。因此，其實我not part of一些重要的process。基督徒婦女協進會亦是如此，它們有很多轉替…我只是記得有一年回來，黃碧雲問我，當時Christina要上任當職員時，她問Christina好不好，由於Christina是我的Mphil的學生，她只是問我一個意見，當時她是女協主席。這件事已經是我last memory of最後一次direct的參與，其他又是已經…即之後女協的轉來轉去，出現了不同的leadership，又有問題…所有事我已經not part of it。SCM 更加如此，有新的學生替代。SCM比較接近我一點，因為我回港時仍當了兩年WSCF的Asia-Pacific regional secretary，跟local的SCM關係比較好。因此，我剛才提及的距離是相當具體的，而非只是無形的距離，因為我不是part of她們的經驗，很多變化我都不follow原因，接著我聽到很多mess和conflicts，我都無法step in或幫忙。當時我唯一仍有參與的就是學會，仍算緊密的，可能是因為當時還是珍妮、卓姿、Rose、郭牧師等人（負責）吧。

郭教授

:

你在參與學會時，觀察到甚麼？

黃慧貞

:

有甚麼觀察…你指的是方向還是leadership？

郭教授

:

方向，或是做的事。

黃慧貞

:

我多數是以演講形式參與，或者他們邀請我寫作，後來亦擔任過管委，有一段時期我會定期參與它們的AGM並參與討論。但是…不懂怎樣回答你這問題…有甚麼觀察…

郭教授

:

若換個說法，與郭牧師在協進會做的事，你覺得有甚麼不同或是延續？

黃慧貞

:

協進會主要work with教會，而郭牧師當時離開的原因，是認為教會的領袖的想法和做法，跟他認為應當做的事相距甚遠。因此，學會的開始象徵了脫離教會的架構，然後做一些基督教或是我們覺得信徒應做的事，即通過信仰的反省應該去幫忙的事，即如何去參與社會。郭牧師自己很involve在民主運動，所以這些方向也是我認同的。轉折至Rose takes up leadership時，Rose就更熱心前線工作，她的作風…你也會訪問她吧？[郭：我應該要訪問她了。]你應該要訪問她，不能不訪問她，她在香港社會運動來說算得上是一個人物。她不單走在前線，更是專挑一些別人不幹的事情來做，她的觀點基本上是比較偏鋒，是否這樣說？[郭：應該說前衛吧。]前衛，outstanding吧。你可能未必同意她某些觀點，即使我在女協的時候也有與她不同的觀點。某程度上我們都是在普世運動的圈子長大，會很respect大家，於是就會找有共識的事情去做。[郭：即是若你覺得認同的話，你就會參與？]對，因為很多事情都有共識，例如社關、神學反省及反思、就算性別運動方面，都有不少共識。

郭教授

:

你會如何定義自己在現今性別運動之中的位置？

黃慧貞

:

我覺得挺有趣的，正如我之前提及的距離，其實我也覺得挺有趣，可能值得我再reflect多一下。因為那件事令到…我記得我回港後，在WSCF工作時仍有…由於它的緣故，它本身也支持基督徒學生運動，而基督徒學生運動在社運中亦算是前線，於是也重新與社會運動的朋友有聯繫，但我也覺得我跟她們有所不同了，即經過（留美讀書）的過程後。有些人會說PhD是Permanent Head Damage（笑），會失去了一些東西。我不敢說是失去了激情，但參與的方式…[郭：不同了。]我是多了想法，即不會一頭栽進去，有示威就到前線，立即挺身反對某件事等，我會有更多保留。那時候還有甚麼問題呢…對了，基督教選委？那是甚麼時候的事呢？我記得有些SCM的朋友來問我說，既然我們已經不支持普選，還參加甚麼呢，說了一堆教會不應該參加之類的怒言。我就說，有資格參與不是比沒有資格好嗎？如果我們有機會選一個有不同意見的人進去，不只說同樣的說話，這也是一個機會。我這個觀點是備受批評，[郭：即為甚麼同流合污呢？]對，他們認為這是一個compromise，Rose有時也有相似的看法。

其實我某程度上傾向去找一個方法通過利用建制的位置去intervene該事，rather than很clear cut說yes or no。這個position是愈來愈阻礙了我可以重新投回進去，因為我覺得自己的language已經不同了，因此，有時候那一步就是這樣踏出的。即使是性別運動也好，我亦不能達至一個位置…應該怎樣說呢…我的敵人不再這麼清楚，即我怎樣去define我的對手這件事已經變得複雜了。可能這是讀壞書的，意思是想太多了。特別你知道post-colonial theories其實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關於hybridity，討論如何 imitate in order to subvert，即你同流但不等如合污，你在建制裡面玩不等於你會變成建制派，當然可以有天真的部分。另外特別講整個psychoanalysis，即French feminism那套，既然這個world已經是如此phallocentric，你其實只可以work within it，是沒有other place，沒有一個outside的angle去做。所以我就比較ready去看，即尋找opportunities within a system，但這不是社運的取向，他們認為這阻礙他們的工作。因此，距離感並沒有收窄，沒有辦法收窄。雖然之前我提的是historical及timewise的separation，但慢慢其實思考的模式亦會有所轉變。再者，授課你也知道吧，亦令我會反反覆覆地思考問題。最初時也會覺得婦女一定要革命，要改變這個不公平的狀態，但慢慢我也shift去看究竟制度裡有甚麼其他的因素令一個女性選擇留在某個位置，或是一個男性又會為甚麼被迫身處於某位置，會用一種分析的態度去理解。可是，分析不一定conducive to…[郭：行動。]立即起來革命。因此，如果你問我怎樣自我定位，我覺得自己在關心社運、公平、公正、公義等問題上的初心並沒有轉變，但我參與的模式及可以說的話某程度上與最前線參與的人有一段距離。

郭教授

:

那你會覺得自己在參與群體中被邊緣化嗎？

黃慧貞

:

有時候會的，有一段時間覺得要再找一下自己的定位在哪裡。你知道在學術層面上又有學術的問題，我們身處的位置十分尷尬，即你做一個有良心的老師就會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還有就是十分忙碌。我想你也是吧，倘若你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身上，其實也會eat up你相當多的時間。當你還要顧及學術和research方面，某程度上心力也防礙我全力參與別的事務了。所以其實當時我會問自己，究竟我擔任這崗位…你知運動裡的人就會說，你已經「上位」了，[郭：成為建制了。]對，成了建制，思維中產生，他們會有這種感覺，甚至直接當面跟你說（笑）。[郭：是嗎？會直接當面跟你說？]會的，「你的想法那麼中產」這樣子。會有被邊緣化的感覺，會覺得不知如何站好位置，又覺得不是不想幹，也不是不關心，我會為不公義之事憤怒，想去改變，於是產生了一種矛盾。

郭教授

:

到了今天，你會怎樣看待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你怎樣描述這件事？從一個熱血少女到見多識廣的學者，你會怎樣描述你的身份？或是信仰。

黃慧貞

:

在這一刻，我十分enjoy自己的信仰，是完全跟去教會與否毫無關係。即若與我一直全程去教會或在神學院，或到後來任教神學，有很大段時間不斷要去講道，相比之下，現在我在教會幾乎是零參與，在「建制」教會之中，但覺得從未享受過如此美好的信仰生活。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我形容的話，早期那種覺得教會就是等於信仰，服事教會就等於信仰生活的全部。到了後來，在SCM時，就是通過信仰去關心社會，但亦有受到衝擊，某程度上我目睹信仰變成了…即我們指責別人把信仰當成工具來domesticate人，但其實如果你將信仰變成一種ideology去策動社會運動時，同樣是把信仰confine了，即它變成是一種行動的綱領，我認為如此信仰也是被綁死了。後來到了我在ecumenical movement時，因為我其實參與了很多，除了在WSCF Asia-Pacific擔任regional secretary外，後來更擔任過president of WSCF，或稱作chairperson of 整個World Federation，參與世界層面的討論，涉足組織內不同地區的人事鬥爭等。接着又去了CCA，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擔任president，又在另一個層面與亞洲教會領袖及代表工作。在這些工作中，我都帶着一個社會關懷的、ecumenical的，大公信仰的帽子或在此框架下工作，但就exactly看到很多limitations，例如人性，貪婪、自私、鬥爭、比較、妒忌、貪污等。在目睹這些以後，你就會覺得，雖然把信仰講成十分重要，[郭：反而不太實際。]

所以其實回到現在，我覺得現在是找回了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就是我認為信仰就是你與神同行，你可以跟衪聊天，你的生活與衪相關。我做的事，我覺得是可以accountable to衪賜予我對事物的領會。我覺得用到自己體會可以幫助人的話，我會第一時間覺得是因為上帝給予了我相關的能力，讓我有所感動。特別到了這個年紀，正如我剛才提及，你expect它做最公義之事的地方，反而有很多問題、鬥爭、內部衝突或是人性的醜惡存在。這種時候便需要神，你立即會想到：先讓我冷靜一下，會回去思考神創造人的原初是怎樣。又或者當你對某些人有微言時，或當你目睹不公平的事時，信仰能令我humble，讓我不要放棄。即很多類似的moments…我覺得是積聚多年的信仰現在成了我的寶藏，我的pool of resources令我可以forever dig into去處理我面前的問題，不論是情緒、工作或是前程。因此，我認為這是最舒服的。舒服的意思就是，不去禮拜堂也沒問題，去了反而令自己辛苦（笑）。他在講道，我就要翻聖經。你也知道的，讀了神學就會有這問題。[郭：台上在講道，台下就要思考。]對的，即這段聖經我也查閱過、學習過，不是這樣子解讀的，就會有這種問題。算了，不要為難他人或為難自己。

郭教授

:

你覺得你的政治想法也有所轉變嗎？

黃慧貞

:

我的政治想法是很轉折的，有很多轉變。我對我那群認識已久的社運朋友，他們依然是我的朋友，他們做的事若果我能夠支持，我會繼續支持。即手法可能我自己不會這樣做，但我覺得能支持的就支持，不論是金錢或是…現在反而不能貢獻太多時間，但我會用自己可以用的方法去支持。但其實對於運動，我的看法變得悲觀了很多，對於香港的政治又很悲觀。我覺得近這兩年，傘運過後的無力感是很強的。雨傘運動差不多是我全力，再去重新參與的空間。因為我沒有每天去現場留宿，但我的朋友、同事和同學在那兒睡，所以我跟他們經常保持接觸，有時候探望他們。然後他們回來很多struggle的問題，我與他們聊天。因此，我亦算是很involve的。

有一群同學經常到我家拜年，有一年聊天聊到深夜一、兩點鐘，就是旺角…現在稱之為「暴動」的事件。聊天過後，我非常感觸，因為他們都是三十歲左右，也算是年青，我看着他們長大，他們是我第一批在現代語言及文化學系的學生…那個學系只有四年，那個學系也有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有興趣再問吧。看着他們長大，投入社會，我覺得香港…我不談論菁英，菁英一詞經常等同於階級及經濟收入，但他們是最環保的人、談論素食、如何減廢的話題，即所有我們希望年青人關注的議題他們全部都有做，身體力行。可是，在「暴動」…在旺角這件事情上，我突然發現我跟他們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我說作為一個老師，那時仍然在教書，我不能呼籲學生去參與這樣的活動，因為我覺得他們所冒的風險是我不能承擔。但他們就說，他們自己會承擔，用不着你去承擔。但我回答說，談及暴力，我明白在外國燒毀汽車也是平常事，但對我而言也是十分震驚，不能接受，為甚麼不能以其他方法去抗爭呢？（他們說）都試過了。我便發覺我們之間有着一大段距離。我發覺這群學生，縱使他們依然每年前來探訪我，但他們現在不再和我談及政治了（笑）。因為他們發覺老師你現在去哪兒了？我認為一方面是年紀的問題，一方面是位置的問題。我作為老師及家長，我真的會關心這種問題。

你看着一個年青人…譬如梁天琦，他被判入獄六年，我真的很心痛。他們是香港裡很好的…即你還要求甚麼呢？一個國家裡有一群二十多歲的年青人肯為社會犧牲，他們有理想，有追求。你還渴求甚麼？即這些事都令人很心痛。可是，愈是痛心就愈能看得出衝突，即內部一層層的衝突與那種隔閡。現在常會談及，division很大，只有黑白之分。而我剛好站於…[郭：夾在中間？]我不至於黑白不分，但我是關心事態的人中屬於比較後援那一群。當你站得不夠前的時候，就等於你沒有盡力。但剛才我也說過，那已經是我仍是比較盡力、全力參與的…因為我是…最後結果原來只有我們這樣做。當天，即警方使用了八十七枚催淚彈後，我立即寫個mail給我的同事，內容是下週開始罷課。[郭：如果是說罷課的話，應該只有你們了。]只有我們，原以為會有更多departments響應，為甚麼這麼多人敢怒不敢言呢？結果只有我們罷課，開會討論完畢後，同事也很好都同意罷課，雖然有思考過後果，會否出事，有些同事亦覺得太激烈。最後就去到哪裡。譬如到了今年，我發覺自己連遊行都不太想參與。以前一定會去的，帶上小朋友參與…就是有種無力感吧，不是不關心，亦不是不感到憤怒，我現在連報紙都不想看了。因為當你讀畢，化解不了那種抑壓，令整個人的狀態很差，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處理這問題。

郭教授

:

我認為這正是香港人集體不能處理的問題。

黃慧貞

:

集體抑鬱。[郭：是的，集體不能處理的。]六四集會是一定要去的，無論如何也要去。因此，當有一群年青人說六四紀念會也不應該去的時候，我真的憤怒了（笑）。

郭教授

:

他們覺得沒有用嘛，年青人覺得既然沒有用，為甚麼不做點有用的事情呢。

黃慧貞

:

不，他們的論點不是有用與否，而是否認中國人的身份。紀念六四是投向祖國，[郭：是的，所以就是不關他們的事（笑）。]所以跟他們沒關係，（說）為甚麼要搞一場不關於香港人事的運動，這真的不能接受。

郭教授

:

最後想問你的是，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身份？現在有各種身份的論述，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有些說香港的基督徒、中國的基督徒。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身份？

黃慧貞

:

指的是國族位置的選擇嗎？

郭教授

:

就是你的身份，你可以說你是宇宙星人也行。

黃慧貞

:

我是…到現在我經常要去出trip，入境卡上我必然是填「香港」，除非沒有這個選項。

郭教授

:

所以首先你是香港人。

黃慧貞

:

一定是。原因…是我認同不了自己是（中國人）。曾經在SCM時，會傻呼呼地搞關懷祖國的活動。

郭教授

:

那個時候應該會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吧？

黃慧貞

:

十分認同，那時候相當認同。因此為甚麼要講民主救國呢？就是因為你認同，你想中國變好。

郭教授

:

最後，你還有甚麼經歷想和我們分享的嗎？

黃慧貞

:

還有甚麼想分享嗎？再沒有涉足太多社運了，某程度上不再是建制教會定義的基督徒了。即在學校裡也有頗多的衝擊，可以這樣說，大學日漸機構化，老師與學生變得螺絲帽般似的，某程度上。這些話說得簡單，但其實涉及很多人的，我亦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又由於學校建制與學生需要的脫節，亦碰了不少釘子，因為學校的建制架構的源故，可是這些經歷就不能連結至社運方面了。

郭教授

:

我認為是重要的經歷，對於一個老師而言。

黃慧貞

:

對的。

郭教授

:

我想今天就到此為止吧。謝謝你。

郭教授

:

謝謝慧貞博士接受第二次訪問。

黃慧貞

:

慧貞博士是甚麼名字…

郭教授

:

哈哈（笑）。

黃慧貞

:

叫我慧貞就行了。

郭教授

:

這是第二次做訪問，今次是按著一些問題去（討論），差不多每個受訪者也有的題目，我們一起去討論，聆聽一下你的故事。我們不如逐條問題試一試go through，go through不完也沒問題，但我想我們可以按著次序去討論。你可否談一下你的父母嗎？你覺得他們其實對你有沒有特別的價值影響？或者他們在你年幼或長大後向你提及怎樣看待香港及中國嗎？在你印象中有過這些片段嗎？

黃慧貞

:

沒有對中國或香港有很強烈的看法，因為始終爸媽都是勞動階層。媽媽沒有受過教育，爸爸好像只是讀過私塾，他經常說讀至三年級，就是一班同學一起上課，他還要背着弟弟上課呢。因此，基本上他們只可以分享個人經驗多於看法。他們的個人經驗就是當年從內地到香港工作，最難熬的時期就是文化大革命，要郵寄白米、油、衣服…[郭：寄回內地。］對。我也曾經跟家人回內地，氣氛十分緊張，經過羅湖邊境時要很小心，不可以亂講話，不要亂做事，還要穿好幾件衣服、幾條褲把東西帶回去。即我的印象就是這些，rather than他們談及內地要怎樣。很緊張的是當時暴動時，家人就不停叫我們不要亂說話，同學說甚麼都不要回答，因為我的鄰座同學的爸爸應該是左仔，所以回來經常會讚頌毛澤東。

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沒有甚麼學識嘛，（說道）毛澤東甚麼人來的，為甚麼讚頌他呢？香港政府不錯啊。我告訴我爸這件事以後，他就讓我shut up，基本上叫我不要再說了。我對父母的印象就是這些具體的事件，如果說真的對香港或中國的看法，很affected by當時八十年代剛剛開放的影響。我爸跟當時很多人一樣，由於跟家人分離已久，就帶我們回去老家。[郭：由文革到八十年代中間都沒有回去過？]八十年代才回去，中間都沒有回去過。期間我有一個叔叔曾經到內地了，然後回不了香港，說他不知說錯甚麼了。因為他的老婆在家鄉，所以他要回去，但從此回不了香港，直至文革後才放出來。因此，印象就是…八十年代回去，你知道的，內地都是一窮二白，很窮很苦，當時文革時期要救濟他們。基本上是這些conversation，我不認為能談到…談及九七回歸及香港前途時，他們沒有特別想法和意見。特別是對我媽而言，在香港就是上班，把我們培養成人，之後就想退休照顧孫兒，就是很daily life的港人生活。如果是說關於我後來參與遊行的話，我認為他們最大的反應反而是關於我去教會的事，接着我已經…[郭：自由了。]對（笑），即也嘈過交，也罵過我，也清楚女兒有自己的做法了，因此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郭教授

:

為甚麼他們反對你去教會呢？

黃慧貞

:

是很傳統的看法…對了，當時我爸有一句話我也沒有明白，他們常說教會常教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認為）：打一輩子的工還未足夠嗎？還要服侍別人？他們對這句話的反應十分強烈。[郭：他們從何得知這句話？]我猜是他們聽過吧，你知道當時他們那一輩，在貧民區…即在唐樓生活，經常會遇到傳教士傳教。我沒有聽說過他們領取奶粉，但他們會談及領取奶粉的事，認為是在騙人信教，然後叫你一輩子服侍別人。但我爸對「非以役人」這句話的反應十分強烈，由於他是打工，上次我也提及，時至今日他會是design engineer，但當時他只是打工，負責製作工模，他整天覺得自己沒有出頭天。因此如果要說父母對我的價值影響的話，就是我爸不斷說「工字沒出頭」。他認為在寫字樓工作比較矜貴，打工只能整輩子被人使喚，被人欺負。

郭教授

:

母親呢？你媽媽會叫你守婦道之類的嗎？

黃慧貞

:

沒有。我媽是…她用說話來教導我們的事情不多，我覺她是以身作則地教導我們怎樣take care整個家庭，但她沒有甚麼特別的教訓。我爸倒會說一下剛才我提及的話，我媽基本上沒有在言教層面說些甚麼。

郭教授

:

這樣講的話，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從何而來？即你自小朋友時build up的價值觀。

黃慧貞

:

我認為我爸對我的影響大的，包括他怎樣對待別人，例如他熱心助人，我媽常complain說他自己沒錢也會借錢給兄弟。我爸很重視義氣，會盡全力幫助朋友。他亦十分信任朋友，信到一個地步是會被人騙錢。我認為我也有相似的特質，我甚至認為我哥哥也有這種義氣感，很會信任人及幫助別人。

郭教授

:

因此到你長大以後也願意幫助別人？

黃慧貞

:

對，我認為這點很深刻。我覺得…我妹妹相對上…我有一個哥哥跟妹妹。我妹妹就沒有這麼強烈的看法，可能是她比較年幼，即在我們的成長裡，我跟我哥有些不去幫助別人的話會渾身不快。[郭：這麼嚴重（笑）？]對（笑），會覺得虧欠了別人一樣。這是negative的，我爸也是這樣子，整天覺得自己虧欠了別人，會擔心自己對待別人不夠好，不好意思，又會擔心等等。這somehow頗能反映於我們現在的表現之中。當然現在不會覺得自己虧欠別人而去幫助別人，我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rationale和reasoning system，可是回首過去的話就覺得很有趣，我們跟爸爸一樣。

郭教授

:

有趣的是，你剛提及爸爸說「工字沒出頭」，但其實你最後就去幫助工人了。

黃慧貞

:

對…所以我爸也是不高興的（笑）。對，真的很有趣。我爸是工人，in a way整天被人欺負和剝削。我的五叔，即到內地然後回不了香港的那個，最後回了香港，（也是這樣子）。我爸覺得劉千石是生事的，我爸不同意這種做法，薪水也不是高。我的五叔更是見我一次罵一次。他說劉千石就是生事者，令工人常常對抗老闆，這種做法對工人沒有任何好處。其實他們代表了一個年代的人，我覺得回頭看，他們生於一個紛亂的時代，目睹過很多出頭的人會出事情。其實現在香港老一輩…我爸跟叔叔都去世了…但他們那一輩的人exactly思維都是這樣子：你生事是不會有好結果，你不生事，事情是好端端的，你插手就會令事情難以了結。我還記得雨傘運動時，我把黃絲帶扣在胸前，有一次到茶餐廳吃早餐的時候，坐在對面的老伯不斷看着我的黃絲帶（笑），最後他更是忍無可忍，就出聲罵道，不要生事啦，你知道現在有多太平嗎？以前生活可苦呢，不斷地說，給了我一個lecture，叫我們不要生事。我覺得他們這一代人真的見識過很多大事，出過很多事，包括文革，一出頭會出甚麼事。對他們而言，政治是碰不得的。因此我到工委工作後，結婚時，一大群工委同事都有來參加，包括阿石、阿人，很多人也認得他們，也會小聲埋怨說，幹嘛他們來了。

郭教授

:

除了家庭、學校和教會，你可否分享一下你從中學慢慢到大學的片段嗎？即對你成長有所影響。

黃慧貞

:

中學…與其說有甚麼特別價值的改變，反而是中學給予我很多機會去explore自己的能力的時間。由於我就讀於聖傑靈，當時的校長是班佐時，她是一個很開放的人，亦十分支持學生獨立行事。還記得學生會成立時，她的演辭說了一句說話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說的是所有人都warn against她支持學生成立學生會，而她覺得只有學生成立學生會才能促進獨立思考及運作，可以帶領自己的活動。這種精神其實灌注在很多…即使是老師也有吸收到。時至今天，當年的中學老師亦十分欣賞班佐時給予他們的空間。她十分鼓勵年青學生成長自己獨立地思想，我認為這種氛圍給予我很多機會。譬如其中一樣就是在班內有很多不同領袖的角色，有班長，其他即使不是班長，也有自己的責任，輪流的。同學會自行選，亦會有不同position及take up責任，所以學習生活十分愉快，亦極constructive，令學生覺得可以自己帶領組織一些事情，例如音樂會、賣物會，一切都是學生自己策劃及執行，全部自己完成，那個空間令我有很大的成長。

郭教授

:

剛才你提及班佐時要成立學生會時，所有人都去警告她？

黃慧貞

:

其他人，校外的人警告她，不是校內的人。

郭教授

:

跟社會時代有關嗎？

黃慧貞

:

那時是七十年代，當時的社會氣氛…我只知道學生會並不普遍，特別是學生自治的學生會，若學校好的學生會可能有。可是我不太會分析當時的氣氛和局勢是否反對學生會。[郭：明白，不要緊。]只能associate…

郭教授

:

你在學校裡…你剛才提及學生自治的精神很吸引你，有沒有接觸一些宗教活動，它又有甚麼信息帶給你？

黃慧貞

:

宗教活動也有的。當時的校牧是石詠雪，我們學校可厲害了，全港幾個最早的女牧師都先後服事過我們學校。石詠雪亦是後來聖公會其中一個最早的女牧師。她的方法呢…她喜歡搞話劇，所以用福音話劇的形式來教授宗教，她的課挺有趣，但不至於有趣到令我變成基督徒。因為又不是那種氛圍，不是搞佈道會那種要你信，嚷着不信教的後果之類，完全不是，而是比較自由的。我認為宗教科，即使聖經課，也有提供討論的空間給我們。不光是我，不少同學亦會問，哪有神蹟這樣也可以，有沒有搞錯？因此是相當開放地討論，所以其實沒有一種非信不可的感覺。反而小學的氛圍是令到你應該要信的，[郭：一定要信。]，因為權威較大，有父神在看着你。但是到了中學就減弱了，但我說在中四發生的轉折就是跟了同學去教會，那是連接信仰最直接的機遇。

郭教授

:

你覺得在教會裡你對基督教的印象跟你在學校接收的有沒有不同之處？或是一致？或是有沒有在教會的深刻片段？

黃慧貞

:

教會的經歷很深刻，正如上次提到，進入社區、先鋒領導、反省世界、帶領現在到未來，即會談及宏觀的世界觀及價值觀，這些對我影響很大。相對而言，我印象中學校的團契比較沉悶，所以我沒有參與學校團契，反而一頭栽進去教會的團契裡面。

郭教授

:

學校團契是做甚麼？沉悶地做甚麼呢？

黃慧貞

:

有很多團契聚會和查經，[郭：就是查經啊。]不要講是誰了（笑），但團契內的同學不太吸引，當時而言。

郭教授

:

這樣說的話，上次你提及慈光堂的實踐是相當另類，就當時而言。

黃慧貞

:

對，相當另類。當時有好幾間禮拜堂也做的，聖公會基愛堂、深愛堂，即郭乃弘的教會，他們幾個牧師，一群年青人突然之間受平信徒訓練課程影響，好像一群人到菲律賓上課再回港實踐，所以是有好幾間教會有着同樣的意識，包括來自基愛堂的陳佐才和來自慈光堂的徐贊生。

郭教授

:

其實你在整個中學教會生活裡，我自己覺得是非常特別…

黃慧貞

:

很特別，是的，令人大開眼界的經驗。

郭教授

:

在深愛堂，有一群年青人與郭牧師共事…

黃慧貞

:

之後都成為牧師了。

郭教授

:

慈光堂也有這個情況嗎？

黃慧貞

:

當時有一群很委身的年青人，由於還沒有屬於我們的禮拜堂建築，所以在約榮小學做崇拜，每次收放椅子是那群年青人去做。有大部分的年青人是約榮小學畢業生，還有一些是三一堂過來植堂的。[郭：這麼遠？]對，故意來植堂。因為當時黃羡雲牧師就是三一堂的，她同時是約榮小學的校長，徐贊生則是副校長，因此他們二人一同把三一堂的教友帶來這邊幫忙建立這個禮拜堂。

郭教授

:

在教會裡，至今有誰你也覺得對你的影響深遠呢？

黃慧貞

:

當年徐贊生牧師是個頗有凝聚力及父母心的牧者。他的洗禮班我聽得很舒服，我猜也是這個緣故，所以令人自然地去洗禮。洗禮時，他會歡天喜地的welcome你，有加入大家庭的感覺，這是（個）人吧。還有一群人對我有影響，但不是以獨立個人計算，是由於平信徒訓練的氛圍所致，是有一群人…你試想在暑假，十個星期裡，[郭：十個星期？]不是每天，但每個週六都會有慈僕團，會唱詩分享，談及如何用信仰影響社會及服事社區的ideas。因此，那群年青人的凝聚力特別強，而且每人都自己獨領風騷，有人帶領團契，有人帶領詩歌班，有人帶領主日學。在機緣巧合下，我上了兩年也不夠就已經開始帶領主日學了。因此服事是十分具體，團契生活的凝聚力十分豐富。

郭教授

:

剛才你提及如何影響世界，是否自己有定立具體的執行方法？

黃慧貞

:

平信徒訓練除了有lectures會討論之外，例如逐句underline去討論Paul Tillich、潘霍華，然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要舉辦workshop，去計劃如何用信仰改變社會、社區和世界。那些planning好像真的一樣，譬如我們會把要做的事情都枚舉出來，亦會嘗試付之實行，當然不會全都成功，亦沒有時間去執行所有事項。

郭教授

:

但對年青人而言相當好玩，很刺激。

黃慧貞

:

非常有趣，沒有錯，因此是十分豐富的信仰生活。因為如此，我覺得…他們數過後來有一大部分人入了大學…有人曾點算過當中有多少個博士（笑），這些都是後話了。我想說的是，那個intellectual level，即討論level相當高，不是要貶低關心個別生命的重要性，但討論並非只著重這點，而是把信仰、社區或社會連結的討論，我不知道其他教會原來不討論這些。

郭教授

:

很大部分的教會都不會討論這些。

黃慧貞

:

是的，後來愈是碰到一些…例如學校團契，我就會想：為甚麼要講這些呢？即有這種感覺。

郭教授

:

中學以後你就大專了，轉折地入了大學，這段時間中有甚麼令你覺得是formative或是影響你的？

黃慧貞

:

SCM。我們是從頭開始的，我們是第一班。事緣就是其中一名團契團長跟廖寶泉一起聽了一個講座，講座由林壽楓牧師主講，即聖公會一個重要和senior的牧師，他提及基督教在香港的歷史，提及曾有基督徒學生運動。他們二人聽完講座，就認為此等美事為甚麼消失了，於是便籌劃重組基督徒學生運動。當年正值…我不知道根源為何…但亞太區的office在彌敦道的僑建大廈set up了，當時只有一個人，他叫Ahn Jaewoong（安載雄）負責，是一個韓國人，他到了香港就以這裡為亞太區的office。於是，聯絡之後，商討關於重建香港SCM事宜，從無到有一直討論，重溫SCM歷史，有一段時間經常邀請與SCM相關的人士進行演講，我們亦會探望所謂的「老鬼」，如李鼎新牧師，他是在協進會中主要負責學生工作的人，他其實是相當於SCM其中一個年資最久的人。我們就去訪問了這些與SCM有關的人，包括鄺廣傑，因為當時的崇基團契其實是SCM的branch，所以就去問他們以前是怎麼樣，也就連絡上了上一代的人。

郭教授

:

全都是由你們學生策劃嗎？背後有人幫忙嗎？

黃慧貞

:

廖寶泉擔當了一個重要的role。由於他比我們年長，我們二十多歲，他就三十歲左右，所以很多ideas都是由他提出，而且很多information都是somehow他提供的，例如要找哪些人幫忙，我們便一起去。

郭教授

:

所以是他帶領你們？

黃慧貞

:

對，他帶領着我們，他頗有部署的ideas。

郭教授

:

在成立過程中，你覺得有甚麼值得分享的呢？或是成立之後都可以。

黃慧貞

:

成立過程中有一個較大的挑戰，就是從一個教會乖巧的女孩子，牧師知道我修讀神學都非常高興，我想她也打算，當時的是區玉君牧師，她以為我會走按立的路。與此同時我參加了SCM，起初區玉君十分支持我，認為也是好事，組成青年學生運動。可是，慢慢地因為那裡的energy佔據了我們，我去教會的次數減少了（笑）。[郭：事奉不了教會。]然後我們還在教會寫《青年通信》，那時還是手寫，蠟紙印刷，然後就回教會裡派發。由於我們不是exactly教會的團體，派發的東西亦有對教會有點批評，認為當時的教會偏向建制，當不了先鋒，[郭：關心社會不足。]是的，跟社會有很大距離，即會寫這些東西，牧師於是就開始不太高興了（笑）。以及教會中有些弟兄姊妹亦不明白我們一群人在搞甚麼，他們大概是覺得我們自命不凡，覺得我們故意標奇立異。接着，修讀神學時就遇上更大的問題，即由一個乖巧、教會熱心的信徒，而且還修讀神學，後來變成因為SCM的源故衝突面出現多了。

還記得一天晚上，神學院的傳統週四晚會上，這個傳統現在還有的，吃飯之餘會有週會去討論一些議題。我們爭取了其中一個議題來介紹SCM的重建，講一下歷史，遇到的一些人。由於廖寶泉很快就去了一個世界層面的WSCF大會，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故事、信息分享。其中一個分享講述韓國的學生，當時七零年代仍是軍事獨裁時期，學生一直上街…[郭：抗議。]投擲煙霧彈之類的事。不，投擲煙霧彈的是警察，[郭：投擲燃燒彈吧？]瓶子和燃燒彈，即會有很多類似的故事，那些韓國的SCMers常提及自己曾入獄一個月、兩個月等。廖寶泉說的時候，我還記得神學院群體裡有些當時中大團契的朋友，他們的敵意甚濃，在懷疑我們到底在幹甚麼，畢竟第一，我們正在組一個新的學生團契，第二，為甚麼會提及坐牢的故事呢，這是個甚麼樣的組織。簡而言之，我們把社會運動這個概念帶了進去，令一些傳統團契的同學感到不安。

郭教授

:

中大團契應該就是與FES相近吧？

黃慧貞

:

對，當時與FES很接近。他們覺得我們在佔地盤，即有點兒認為為甚麼你要進來生事，於是便形成了…從一個乖巧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生事者般，即在神學組的同學眼中。[郭：也會嗎？]是的，因為有種異類的感覺。第一，他們不知道SCM是甚麼，談及甚麼社會運動，又談一群人到社會前線衝擊等等。

郭教授

:

我很驚訝，崇基竟然對SCM不認識（笑）？

黃慧貞

:

他們都不認識。因為SCM於七零年代，最激烈的時期自我毀滅了，即dissolve自己，於是有一大段時間都沒人知曉它的存在。所以我們再找回的成員都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人了。以及還會質疑我們講的東西是否等於社會福音派，你要知道當年的辯論就是圍繞社會福音派這一新派別，認為他們叛離了聖經，不是跟隨聖經。

郭教授

:

但崇基的神學生…

黃慧貞

:

崇基學生不是只有一種的，以及崇基傳統亦非…即它有不同年代的發展。崇基學生從何而來？其實由教會而來，所以不論甚麼教會傳統都會被帶入崇基。當時教會亦非全都會講述如此前衛的東西，正如你所說，基本上大部分甚至不會如此前衛，進來只著重於服務教會，論述信仰扎根，因此不用感到驚訝，就是這樣子。

郭教授

:

有點驚訝（笑）。

黃慧貞

:

老師亦有反對，老師也不明白我們在搞甚麼。

郭教授

:

可是當時應該沈宣仁老師、陳特吧？

黃慧貞

:

陳特不是教神學的，他教的是哲學，所以他不會出席週四晚會這些神學活動。沈宣仁、李熾昌、江大惠都支持我們，郭佩蘭亦好像有支持我們，陳佐才很ambiguous，他熟悉SCM的歷史，但可能他認為我們都是在作反吧。其中包括（笑）…我亦相當大膽，常批評學院，譬如每天早上崇拜，我認為崇拜不應是mandatory，而且還需要點名，我認為十分…因此我的反叛性便浮現了。陳牧師現在與我關係良好，但當年他亦覺得我是trouble maker，另一點就是我常提及女性主義神學，那時很喜歡，我的同學都對此沒有了解。雖然郭佩蘭當時亦有論及，但只限於課堂內，如你沒有上她的課就沒有機會接觸到了，而且當時她的課更是第一次開辦，只有三個學生，我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說的內容是alienate to由教會來，打算成為牧師的同學的經驗，他們不明白我在做甚麼，我還記得跟同學辯論過很多次。

郭教授

:

辯論？

黃慧貞

:

對，直情是爭論，例如為甚麼好端端說聖經是男性主義之類的issues。

郭教授

:

這很amazing呢，你們的原意為重建SCM，但就變成了一個抗爭的團體（笑）。

黃慧貞

:

對，回過頭來我也不知道應否為此憤慨（笑），當然回想起來是無憤慨可言，因為是完全開拓了新的眼界，但卻與自己本來很comfortable的群體越發疏離，包括教會、神學同學、老師。簡而言之，在這方面吸了你的energy，其他地方就相對地忽視了，教會及群體生活皆是這樣子，變相我較少投放時間於群體生活，不去崇拜（笑），有些課堂更會…[郭：翹課。]還記得一次，在上周天和牧師的新約課，他每個課堂都會找同學帶領祈禱，可能我坐得較前，捉了我祈禱，祈禱以後我便一直睡覺，直至下課（笑），我是個頑皮學生。

郭教授

:

你們又是如何在同學間推進你們的運動呢？

黃慧貞

:

其實非常困難。最後我覺得我們吸引到的人都不是神學生，雖然我們嘗試過舉行一些發佈會、講座會、推介會，都是以神學組同學為目標，構思中都以他們為主，因為廖寶泉亦是神學組的。那時候還有馮智活，亦來自神學組，所以便想以此為基地，但在那裡遇到的resistance反而是最大。反之，我們到外面做其他工作時，或是派發通訊時，倒是吸引到不少學生。他們覺得我們講的內容很有趣，便想參加。

郭教授

:

就變成從其他地方吸納成員。

黃慧貞

:

對，反倒是從其他地方招聚了同學。

郭教授

:

議題是怎樣訂立的？

黃慧貞

:

這真的是廖寶泉的功勞。我們有三個小組，第一個是香港前途，第二個是關心中國…反核是後來再建立的…還有一個是所謂的movement building，就是去recruit學生及推廣活動。但你若就議題而言，主要就是上述三個，以當時而言，三個都極具先鋒性。小班成了小組更衍生研習，研習會吸引了學生、甚至年青人來找我們一起上課，我們就會找人演講。我們亦會參與大型活動，包括當時八八直選已經去了CIC…之前凡有talks，我們都會一起參加。[郭：就是一群人一起…]匯點吧，我記得參加了很多匯點的課堂。

郭教授

:

為甚麼選了匯點呢？

黃慧貞

:

剛成立嘛，當時論及香港前途，就以這議題開始。

郭教授

:

你今天回首你在SCM的時間，你有甚麼感覺或評價？

黃慧貞

:

剛才那些算答案嗎？

郭教授

:

一部分吧。你覺得有成效嗎？

黃慧貞

:

你說成效，學生運動非常難以進行，其中一個問題在於其更替太快，即你剛剛build up了一群有共同想法的人，很快便畢業，就各散東西了，不容易再次凝聚在一起。變相傳承會經常出現問題，每次接班都十分頭痛，常要找人接任。可能你才剛認識一個人，他就要上莊了，基本上只能靠幹事會去承傳，其實很多學生活動都是這樣子。即只有一個會，人數固定，他們就是工作的、參加活動的、舉辦活動的人，去外面做些事。雖然有好幾個學生組織與我們相當熟稔，其中之一就是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我們常會合作舉辦活動。他們已經常說道，你們真厲害，每次會議都有不同的人代表（笑），我只好說是因為其他人沒有空，但我們就是有一群人在一直幹。

郭教授

:

若要跟FES比較，你覺得是怎樣呢？

黃慧貞

:

FES比我們強大得多了，在我們印象中。其中最大的struggle在於資源，亦是最困擾我們的問題。我們沒甚麼資源去聘請職員，很多職員都是「捱義氣」的，就是全職工作但收取半職薪金。還有就是，我覺得FES裡有很多老前輩一直帶領，我們當中最年長的就是廖寶泉了（笑）。

郭教授

:

跟滅亡前的那群老前輩完全沒有聯絡？

黃慧貞

:

完全沒有。因為時代早就變了，他們屬於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跟整個六十年代相關，當時的student movement確要改變世界。我們雖然帶有相同的理想，但大環境早就完全不一樣了。試想像八十年代的學生，他們都過着comfortable的生活，尋找工作亦相當comfortable，讀書是一班elites才能入大學，所以其實就是缺乏環境氣氛。所以雨傘運動，現今這段時間，就類似於當年，但凡討論就涉及ideological，一談就很火紅，但當時不是，教會更甚，教會談及前途問題已經是八十年代中到末才比較involved了。

郭教授

:

到了你在CI工作…[黃：CIC。]CIC，對，漏了committee（笑），因為學會名稱就是CI。由CIC工作到讀書，再回到中大這段時間中，你覺得有甚麼重要的人和事呢？

黃慧貞

:

即由SCM之後到…[郭：對。]從大學畢業到CIC工作的時期嗎？[郭：CIC的工作甚至到你於中大任教這段時期。]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嗎？[郭：對。]如果說讀書時期的話，有些人物亦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包括李熾昌，他的舊約…不，現在應該說是希伯來聖經，他的教學開啟了另一個境界予我，令我非常喜歡聖經，亦十分喜歡希伯來聖經。我更曾修讀希伯來文，不過不及格（笑），不自量力，因為我不是勤奮讀書背東西的人（笑）。Anyway，另一個就是沈宣仁，他開拓了一個很寬闊信仰的維度…[郭：dimension。]予我去思考信仰，而且他是個喜歡發問的人，他上課常會反問我們，例如，你覺得路德的信仰有甚麼問題，是從保羅抄過去的嗎？他會問一些有趣的問題。所以整個對神學的理解上，他們二人對我相當重要。當然，陳佐才亦對我相當重要。陳佐才代表了…雖然他貌似不太全力支持SCM，不知為何，但他很重視社會關懷。於我思考神學及讀書的不同exploration中，他提供了一個很開放的空間給我。因此，我到了工委實習，然後更是接連了工運及對勞工教會的思考。

到了正式於CIC工作時，我上次也有提及，便開始覺得乏力。一來要帶着一個神學角度與工友談話，再者對工友生活的要求而提供的支持要用的energy，遠超於我的預計，覺得負擔重。最後，我有一個反思，我亦曾在功課中寫過，陳佐才更是打了一個「A」給我。當時用了一個神學觀念，就是Raymond馮煒文developed的被罪者概念，[郭：sinned against。]即整個systematic sin的問題，以及structural sin的問題。但我認為用這個角度去觀察問題，理論上是十分完善的，因為對工人的支援會很大，[郭：很足夠。]你賦予了他們agency。但從我的接觸經驗來看，那群工友既是經濟上的弱勢，教育水平亦有限制，因此出現很多問題。於是，我第一次作出深深的反省。到底工人作為一個agent是何種意思呢？究竟我們賦予他們的這個角色是否realistic？還有就是怎樣去看待工人的罪。即使不用罪，他們所展現的weakness，即他們demonstrate的那種弱點，其實就是人性，不論是妒忌、不願合作、貪小便宜等，其實有很正常的人性存在。以及有一種感覺，由於不斷強調他們要受尊重，而且問題應歸究於社會而非他們，我覺得這種看法不是太做到令他們擔負起屬於自己責任。有些人會覺得凡工友說的，你都要聆聽及視之為重中之重，我開始發現當中的矛盾，亦看到很多問題。因此其實sin與sinned against的問題並非截然分離的。

當我到芝加哥讀書後，上次亦有提及，較影響我的是…其實我讀Paul Tillich的神學也算比較多，其中一個考試就是關於Paul Tillich與Gutiérrez的比較，我喜歡Tillich多於Gutiérrez。雖然後者常論述structural sin，但至少從他們寫的文章中，Tillich我是看到了一種…若用術語的說法…靈性的深度，而Gutiérrez則呈現了戰鬥性相當強的看法。兩者我都能理解，但從神學角度而言，我較同意Tillich的看法，特別是ground of being的論述十分convincing。那個就是你站立的空間，你的existence就是你的信仰及與神的接觸。接著由於個人對性別議題的關注，就花了特別多心力去讀feminism的東西，包括婦女神學及女性主義的理論，這對我後來的學術發展影響頗為深遠。因為我讀過很多的critical theory都與feminism有關，包括後來看得較多的psychoanalysis 學派的critical theory，所以後來更是去看了post-colonial的討論、French feminism的討論。

因此到回港任教後，我一直想把這些學問integrate於我的任教內容中。我從part-time一科開始，就是陳佐才牧師聘請我教授婦女神學，之後便轉為全職任教。我教授的都以婦女科目為主，有些課目更是我自己新開辦的，例如女性主義釋經、婦女教會，婦女牧養、女性主義神學，有很多這類的科目。另外由於我在芝大時期的老師是Don Browning，他倡議的是實踐神學，所以我亦有教授過相關科目。如我上回提道，我在知性上那種advancement，有更多內容去思考，有更多層次的思考模式，但在實踐層面卻遇到不少困難。即在課堂上，有些內容我自己也覺得可以輕易講及，但現實生活中卻不知如何闡述。[郭：為甚麼？]因為課堂上你說的是ideas，你可以談critiques of critical ideas，即你可以把一個問題不停翻動地思考，可以這樣，可以那樣。可是你出來，例如參加女協時，我那時也有幫忙，或是學會時，那些ideas無法馬上translate into actions，這就是困難所在。甚至有時是prevent you from acting too fast，當時面對的困難就是這樣子。

郭教授

:

你怎麼看待自己在女協或學會的參與？你會怎樣定義自己？你有此般掙扎，但面對你的長期戰友時，你會如何定義和調適自己？

黃慧貞

:

有機會就會發表自己的看法，沒有的話就跟他們去做，是有點分裂了（笑）。

郭教授

:

即行動層面你會跟他們一起做，但如果他們邀請你討論的話，你就會就說自己的意見？

黃慧貞

:

對，會從多個面向去講，但就不reflective（笑），即不能mobilize。

郭教授

:

有沒有甚麼驅使你這樣做？即你要把自己split開兩個人，一定會有些你concern的東西驅使你。

黃慧貞

:

我自己的說法是，我很respect站在前線推進的人，那個social action是有它的重要性。即使是很radical的positioning，我認為他們是把spectrum拉得最開，能看到不同的事物，拓展了辯論及討論的空間。這亦是一個intellectual的positioning，即使我的position不同，但我會很support其他position的發展。唯一的regret就是不能拉回頭，去做一個fruitful的conversation，我相信是由於我的功力不足，因為我不懂得去convince他人未必一定要這樣思考。直至現在，我仍在處理這個問題，即subject及agency的問題。如剛才所言，回首在工委的最後的時間亦開始思考這問題，到底工人是個怎樣的social agent，我們是否賦予了一個太heroic的role給他們，我的這種想法到後期更是加強了。

另一個促使我要問問題的，是在我講及女性主義及婦女神學時，很多女性會跟我說她們的經驗與我講述的不一樣，她們能達成自己所想之事。最初我會把這些歸類為一種social condition，[郭：她自己怎樣看自己。]是的，某程度上，這是她們未有consciousness，後來卻發現這種explaination有缺憾，根本explain不了。而且我覺得有很多以往被我歸類為保守，以家為中心去事奉的婦女，其實亦有很多經歷不能被一筆抹殺，甚至後來我覺得也要尊重她們。當你轉換position時，[郭：在運動之中又難以前行。]是的，又變成immobilize了。所以其實我的這個position愈來愈強，這亦是我的intellectual position。一個subject不是一個一往無繼、義無反顧的actor，其實他有很多drawbacks，down side或negative side，甚至dark side。我覺得一個subject必需是以此完滿的視角去看。但again，即使是intellectual的discussions亦會出現問題。因為但凡我這樣論述的時候，下面的人就會很confusing。

舉一個例子，我曾做過好幾個oral history的研究，從基督教開始，另外兩個可能不算是oral history，但我做過好幾個in depth interviews，是關於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亦是in depth interview rather than oral history，因為我不是recall他們的life。當研究進展愈多，我上述的取向更是深化了。因為每一個宗教，如伊斯蘭教、道教、佛教，當中婦女的role可能十分明顯，但如果你再加以細思婦女的role是甚麼，就會複雜很多。我很喜歡一個例子，我寫過不少次，就是一個婆婆，是基督教的婦女，她年幼時她被父親虐打，然後被爸爸送回家鄉，舅父又虐打她。她拖着疲憊的身軀到了澳門，跌跌撞撞的就結婚生子了。她跟我說，她完全沒有跟現在的家人提及過她被虐打的過往，而且更要她的子女和丈夫更是要學會去愛她的父親和舅父，還有拋棄她的母親。這個婆婆的story最後的conclusion就是，她的忍耐最後令她獲得了回報，因為她全家十八人均成為基督徒了，即使是去世前也歸信基督教，所以你可以發現她的agency很複雜。

即她之前像是個victim，但她慢慢地把這個victim變成了她的agency，[郭：她是個heroine了。]對，因為她是makes change to her life and family，而且她被尊為女皇了，她的家人都十分疼惜她、尊重她，跟隨她所信靠的信仰，認為那是最真實的信仰。因此其實隨手拿來的故事都是這個模樣，你要怎樣去理解agent和subject呢？又因為讀過psychoanalysis及Foucault的理論，就會到了post-modern的討論。究竟subject是否一個如此centered、well-defined、fixed，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的subject呢？這又是另一個困難。當你這樣說，很多social movement就會說，你是想怎樣呢？我們講求change，如果agent被解體了就不知如何是好。但exactly我覺得就算去到social movement、性別運動和性小眾運動中，我亦發現這兩個東西同時在interact。我認為必需attention to both，不能將之升上神檯，或將之打到慘不忍睹，即不能如此，dichotomize。因此，這個position不能mobilize，因為只是一個intellectual reflection，而且我是appreciation rather than criticism。

郭教授

:

你從前的戰友會怎麼看？

黃慧貞

:

其實你的observation很強，上回問了個很好的問題。有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是個outsider，不知道如何參與，我覺得我會陪伴她們，能夠幫忙的就幫忙，我可以做的就做，但我已經不是one of them。

郭教授

:

所以你現在對自己的情況較理解了？

黃慧貞

:

現在又有些轉變了。由於年紀大了，當時你還想找屬於自己的role，你會多走一步去做更加運動的事，或是做現在所謂學術的事。學術研究也有一個問題，你知institution的demands，你亦無法全心投入運動，結果你在不選擇之中作出了選擇。時至今天，我的戰友依然是我最好的好友，由於階段有所不同，大家再adjust了各自的position，於是又再rely to one another。

郭教授

:

很好的狀況…話說回頭，你認為協進會在八十年代於社關及八八直選中做的事，有甚麼你想分享嗎？即你認為是重要的，對你或香港整體而言。

黃慧貞

:

當然重要，當仍是郭牧師帶領時，我們的參與度相當大和前。所以郭牧師和民主派的議員很熟稔的原因，就是當年他們經常合作。因為協進會，由於他有這個態度，它的職員自然亦是如此，如林卓姿、徐珍妮、林壽康，若你認識，林壽康是非常radical的參與者，後來有黃碧雲。所以你可以理解當時的基督教協進會和CI皆是八八直選運動的前線參與者。

郭教授

:

你自己怎樣看待協進會的參與？你認為是幫助香港的工作嗎？或是你被enlighten去參與，你如何看你自己呢？

黃慧貞

:

你指我是否被他們所enlighten？

郭教授

:

對，還是你自己mobilize自己呢？

黃慧貞

:

我的enlightenment其實在中學及大學的時間已有，所以其實協進會的開放性或政治的投入是理所當然的，[郭：很認同吧？]是的，十分認同，而且亦願意成為part of journey。

郭教授

:

如果你觀察一下推動的時間，不論是香港社會還是教會，或是中英討論，有甚麼令你有深刻印象？

黃慧貞

:

當時教會的討論增加了後，很多次都令我puzzle，因為真的不清楚回歸後宗教的狀況會是怎樣，因為大家認知，內地教會都經過很大的迫害。即使八十年代開放以後，階段依然不明朗。教會的情緒是為此感到擔心，你知那時正值移民潮，每四個牧師就有一個移民，[郭：突然走了。]教友亦是如此。因此基本上情緒是要關心，但卻感到無力。無力之中，我認為當時的信念是…如果真的覺得沒有用，前途一片黑暗的話，就已經移民了…但其實有一群人覺得無論如何…[郭：要做點事。]與香港共同渡過這一階段，而且繼續擔任先鋒的角色，也有一群人是這樣。

郭教授

:

你是其中一份子嗎？

黃慧貞

:

應該算吧…由於我背負的包袱較輕，他們背負的是整個教會。我參與過眾多研討會，很多都是由教牧主講。教牧們說他們會堅守香港，我當然拍手，我相當欣賞和認同。但我自己…由於我沒有肩負教會重職，整個建制不在我身上，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吧。

郭教授

:

你覺得協進會或工委進行的社關工作及直選相關的事務對社會有impact嗎？

黃慧貞

:

我認為有很大impact。當協進會進行相關工作時，我覺得它是…保守派的教會當然會批評，甚至最後執委覺得不能繼續。可是當協進會站在前線工作時，它帶動了一些教會和教友，特別是年青的教友和牧師，令他們凝聚去討論這件事，當時衍生了很多基督教團體，如基關會、守望社等。當有一個有形的機構做這事後，大家便能互相支持及鼓勵，我覺得是帶出了這個信息。當郭牧離開後，我覺協進會的角色是愈來愈看不見，因為它進行的工作變得跟聯會一樣。工委會當然亦是相當重要。港英時代，它是領頭的壓力團體，會為事情發聲，連結工會或社運組織一起發聲，擔任前鋒。到九七以後，其實也不只是九七以後，而是慢慢工運的角色轉變以後，工委也過渡成為新的政治或工會組織。這些組織，如職工盟，至今仍存在一定影響力，儘管已不及當年。當年工委發表意見，大家都會表示認同，即使你不認同它的想法，你亦會尊重它。

郭教授

:

你回頭看為甚麼其影響力如此大？

黃慧貞

:

與其leadership有關。無可否認，譬如阿石是一個很有牧者心腸，但亦十分無我，為了要做的事他便義無反顧。他的態度亦感染了同事，我認為成為領袖的條件在於其感染力，他的passion和commitment令人覺得是要這要用，更要出力地做，這種影響可以去到…例如當時有擔任工會教育的同事，而CIC則是工會教育中的佼佼者，還有協助工人處理官司，當然有其他團體也是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但我們爭取的調子不一樣。其他組織的做法很多時候會採取compromise的進路，他們會勸工人接受協商，也不錯了。但我們不一樣，我們會維持工人的利益，不可以接受，他們在欺負你，我們會幫助他們「砌」。因此即使做工人的諮詢或勞工法例訴訟方面，不少人都知道工委會支持工人一方，盡力去幫助他們，這也是我們的招牌。阿石的連結能力很強，左、中、右…當時的工委較奇怪…很多社團也如此，被劃分成左、中、右，中又不是很中，其實中偏右，因此需要阿石這類人物經常連結他人，才能順利開會。我認為他的感染力、能力、見地、膽識及他那慈祥的心腸，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實當時壓力團體是「砌」而已，你願意「砌」便可以出來。

郭教授

:

很有趣呢，你用了「願意砌就能出來」一詞。

黃慧貞

:

如果你左思右想，有太多顧忌的話，事情就永遠不能辦好。以工福為例，她投放了很多時間在工人工作上，工福亦有提供工會教育、法例諮詢。可是我覺得在整個工人運動方面，我認為工福的地位不如工委般清晰。工委絕對是一個central member，但工福是支援者的角色而已。

郭教授

:

明白。我認為你形容阿石是很…由於我也訪問了他，我也有興趣繼續探討他能夠連結眾人的原因，這是十分有趣的。

黃慧貞

:

你知道明儀在寫關於他的文章嗎？

郭教授

:

我知道，鳳萍告訴我有一群弟兄姊妹正在籌劃 …

黃慧貞

:

對，我跟她吃了頓飯，又見回一些工友及以前的朋友，正在組織。[郭：我非常期待你們的出版。]明儀說還需要一點時間（笑）。

郭教授

:

不過兩者不會重疊的，因為是他自己的故事。

黃慧貞

:

不會，不會。我只是說，如果你想知道阿石怎樣連繫眾人，那新書有些故事可以幫助你。

郭教授

:

好了，接著說前途談判及六四事件有給你重要的片段或影響嗎？

黃慧貞

:

前途談判時期，[郭：八十年代初期。]我還處於對中國政治的啟蒙階段，即開始認識中國多一點。而且當時前途談判有英國人參與，所以present的picture是比較assuring，即我們set up《中英聯合聲明》。當時SCM也拿來study，由於有白紙黑字的條文，而且內容又相對地顧及了港人和香港的狀況，因此令人比較放心，覺得事態不算嚴重。可是，八九六四就真的把很多浪漫的想法打碎了。八零年代中，特別是由於我參與了SCM，到過泰國、印度等地方觀察，會覺得香港的情況不是那麼差。如果香港跟中國的談判成功，有民主選舉，in a long run，可能會成為一個好的回饋予大陸。有如民主抗共一樣，摘除了抗共的概念，沒有那麼嚴重，但其實香港成為一個民主的實驗場所，最後倒過來影響大陸的發展。當時的想法確實如此天真，八九六四就令人知道事態並非如此簡單。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代表的開放氣氛及勢力瞬間消失了。有些人還爭論道，鄧小平不是決策者，他不知情，直至他出來閱兵，大家才醒過來。因此，我認為八九六四對我影響很深，我對整個中國的理解…從一開始啟蒙，認為她正在發展中，有接軌的可能，到六四後就發現政權終歸是政權，就是不容質疑，於是慢慢開始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郭教授

:

可是你仍然決定留在香港？

黃慧貞

:

對，因為…正如上回提及，我很快便察覺到自己無法投入美國社會，看不到自己在美國除了日常生活還能做甚麼，所以便覺得要回港。

郭教授

:

是家的情懷吸引你回港嗎？還是你覺得自己也是想做些甚麼才回港？

黃慧貞

:

反過來吧，是negative的。即我不認為自己能認同美國這地方，也不覺得自己能在那兒做些甚麼。另一選擇就是回到香港，回到香港後，當時又因為WSCF亞洲區邀請我擔任regional secretary，因此我有了job在此。我的確想回到香港，想重新連結從前對香港的關心。但正如上回提及，回港後又覺得事情不一樣了，已經產生了一段距離。

郭教授

:

天回首你整個人生的經歷，從CIC到你畢業回港，你覺得自己有悟出所謂道理或原則嗎？[黃：要再解釋一下，何為道理？]譬如有些人會說參與社會運動亦不能抵抗歷史的（進程），有些受訪者的意見是這樣子。你會怎樣總結自己的旅程？很愉快或是很fruitful。

黃慧貞

:

立馬有一個詞語出現在我腦海，「無悔」。如果我的參與方式不一樣，我便不會是今天的我，而我認為成為了今天的我是worthwhile，是值得的。今天的我，如上回提及，雖然多了種無力感，但那是我參與的形式，如何尋找一種參與形式去表達自己的關心，但又不再是以往同樣的形式，這是我現在思考的方法和地方。可是，這代表以往參與的形式完全不可為嗎（笑）？我也沒有膽量去給答案。我仍然會參加七一跟六四，六四燭光晚會我覺得一定要去，只要我在香港就會參加，七一只要在香港也會行的，但其他的社會運動就令我覺得參加與否的分別不大。我有思考過…譬如有人早前呼籲，因為我仍在network之中，知道他們（佔中九子）今天會判罪，會去燭光晚會，在荔枝角守候。從前的我會參加，但現在的我第一個感覺是不會去。並非覺得不需要參加，我並非覺得那件事沒有意義，而是失去了自己必定要在場的衝動。你說會否覺得沒有用，我又認為不能這樣說。因為每一次走過的路都有其用處，只是你不能take it for granted就千秋萬世會存在。時局和人物都會改變，不斷有新的挑戰要面對，又有新一代的人出來發聲提他們的訴求。

唯一就是，如果回首說最大遺憾的話，就是香港…不論NGO、社會團體或政治運動並沒有因為我們所經歷的事而變得更團結。我發現這種團結在八十年代…廖寶泉很sensitive，他看到新聞，波蘭團結工會被政府禁制，他就叫我們舉辦了一個為波蘭團結工會的祈禱會。你能想像嗎（笑）？當時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郭：那麼遙遠。]是的，但這事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為此做了一個巨型橫幅，上面寫着solidarity，那個字是我第一次學的， solidarity的意思原來是團結，這字不斷在其後我參與的工作及運動中反覆出現。某程度上，我覺得這是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理想，就是團結。到了今天不一樣了，我覺得遺憾，因為不論是我熟悉的朋友，即性小眾朋友，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也好，聽到的分別是大於團結，「我跟你不一樣」。在「拆大台」這故事背後說明的就是，你不能代表我，愈來愈atomize、碎片化了，這較令人失望。因為其實你愈面對強權，我們何來有力量可言？常言道，一群小魚團結才能趕退大魚，很多筷子綑在一起才能不被輕易折斷，這些也是我們當時常提及的故事，還是吳楚帆之類那些（笑），即要團結一致那些。但原來現在完全講不到，為甚麼會是這樣呢？這令人扎心。每當你提及，別人就會嘲笑你老派。我上回提及每年新春，我以前的學生都會探望我，他們跟我仍保持良好關係，但話題愈來愈不敢牽涉敏感的話題。其中一年，外界正熱切討論學生退聯的事，我問道，為甚麼要退聯呢？難得組織了一個共同platform，大家可以慢慢商討，大家可以找有共同興趣的工作去做。他們答道，為甚麼不退？當然要退，我覺得好，應該退，這令我無語。我完全不明白分何以比合優勝，這究竟是哪個社會運動策略？他們甚至覺得沒有一件事叫社會運動，我有我的運動，你有你的運動（笑）。

郭教授

:

令人傷心呢。

黃慧貞

:

是的。若你說回首過去，我不會說自己走過的路是錯，或是走了冤枉路，毫無效用。而是時勢變了，有點兒我覺得…我不覺得自己處於之前說的那種不知去向的狀態，我知道自己如何是好，做過甚麼，但我覺得是難以參與的。

郭教授

:

你又是怎樣看待自己與教會的關係？

黃慧貞

:

與教會的關係就更困難了。我是聖公會的教徒（笑），[郭：慈光堂。]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上慈光堂了。數年前，因為陳衍昌牧師的源故，我還有去聖三一堂。陳衍昌牧師是其中一個在過程中，on and off聊天，在很多看法上是可以跟他交心，可以互相支援，所以因為他的緣故，後來我才多去聖三一堂，雖然我沒有特別轉會，可是陳衍昌牧師也退休了，聖公會也不一樣了。

郭教授

:

你用不一樣了去形容？

黃慧貞

:

不然怎麼說啊（笑）？你說會拍片的。

郭教授

:

（笑）。

黃慧貞

:

有趣的是陳衍昌牧師會拉着我做一些教會事工，譬如有段時間他讓我寫一個中式的禮文，直至現在仍在處理關於聖公會教育的歷史回顧，他找我再去寫聖公宗的教育理想之類。全靠他找我去做這些工作，我才能review這些關教會的事，可以與教會內的朋友共事。Other than that ，我連講道亦不再參與了，因為我覺得自己真的不會講（笑）。

郭教授

:

明白。除非你有補充，否則我就不追問了（笑）。

黃慧貞

:

但我自己覺得，我上回也提及，我不覺得信仰只存在於建制教會內才能深化。如果你問我是否基督徒，我的答案是肯定「是」。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去教會，我的答案就較難答了。

郭教授

:

回顧整個發展，你對港英及中國政府有甚麼評價？回港以前的香港政府及一直以來的…

黃慧貞

:

你知道讀過post-colonial、post-modern的理論後，凡事也複雜多了，有很多面向。當然，我跟年青人不一樣，我不會揮舞港英旗幟。港英時代也有其時代的問題，港英時代給予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們仍是…如何形容呢…可以領取British citizen的passport的人，我還記得領取身份證時，即十八歲的時候，我可以選擇國籍，我選了中國，但領passport時卻是British subject，基於方便和可以出去，否則都不知拿甚麼證件了。但我很清楚記得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的身份，後來更證實了我的想法，英國政府後來宣佈這些護照都不valid。即使之前不在SCM時，我也感覺到這個政府並非為我們工作，始終它的官員很多都不是香港人，他們的計策更是要向英國交代，沒有考慮長遠福利，只著重短線回報，因為這不是它要建立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及空間指的就是港英政府時期，因此，我對港英政府有很多意見和批評。

八八直選為甚麼要等到八八年才可以討論呢？彭定康要到他離港時才授予港人有直選權及立法會，所有這些是殖民地政府及政治的運作模式。相比現在，你就明白雖然是殖民地政府，但若然其祖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我們的政治原來影響如此大，rule of law之所以能堅守至今，全賴英國殖民地這個關係，Common law的討論…即當現存的法官退休，到年輕的那班人上來時，我不知道會有甚麼轉變，因為年輕的法官已經是在學習中國政治及法律的了。以往學習Common law的精神就是行政與立法分開，政府官員不能介入政治討論及立場，這全都靠英國人建立，而天正面臨逐步瓦解。更嚴重的問題是，當今天有如此龐大的儲備時，我們的政府亦只是考慮短期利益，而非長期，這令人十分失望。當年我痛恨港英殖民地政府不會考慮長遠建設，但竟然現在它們的建設才是長遠建設，反倒是特區政府的…[郭：更短線了。]變得更短線了，真的不明所意。因此怎麼去看待港英政府呢？我知道有問題存在，但我知道它的祖家…它仍要回去述職，而（英國）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內的聲音會影響香港的政府，所以才有我們今天仍是珍而重之的所謂core values出現，如普通法價值、守法價值、立法與執法機構的關係要保持一個中立，才令我們得知它們的重要性。

郭教授

:

你怎麼看待中國政府？

黃慧貞

:

中國政府我認為八十年代一直向著開放氣氛的時候，它收買了不少人心，包括我自己。我對祖國有一種嚮往，感慨山河瑰麗的情緒。第一次回鄉時，我真的很感動，從未見過一大片的田野，我爸爸和我叔叔更是感動得哭了，兩個大男人不停哭。因此那種情緒就是，你覺得那是你的祖國，你的家鄉。我爸爸自小就跟我說家鄉的故事，因此故鄉的概念一直存於我腦海中。時至今天，政治氣氛一直改變後，疏離感大得超越了最初那種一廂情願的愛國情懷，我覺得已經被取替了。如果你問我愛國與否，我真的要set很多condition，即我不會identify with別的國家，我亦無別的國籍予我identify。現在開始有人領回BNO，我不認為那是出路，但到今天我覺得當香港與國內出現多種不同價值的衝突，特別司法制度方面，現在送中條例引起的風波。我是香港人，即在這些大衝突之下，我不會覺得由於是祖國，便要認同她。

郭教授

:

有一條問題，可能剛才也討論過，你的參與有沒有一些指導的神學思想？剛才在言語間我也聽過Tillich、後殖民理論、婦女神學等。[黃：婦女神學的Rosemary Ruether。]還有其他你想提及的嗎？還是剛才已經說完了？

黃慧貞

:

神學指導思想嗎？[郭：對。]我也讀過不少亞洲神學，因為在我參與ecumenical movement時，常會強調亞洲的identity，因此我自己做的時候，不論是研究婦女神學或是神學討論，我都把亞洲的身份放到重要的位置。當時有深刻影響的當數民眾神學，宋泉盛的神學我不是特別投入，不知為何，他寫關於孟姜女和theology of tears還是甚麼的…我對他的神學觀有很多intellectual的questions。但是民眾神學則…[郭：出頭天神學？]一般吧，有些與人有關的（笑），與黃伯和很熟悉…民眾神學方面，可能我對當時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理解和認同較多，因為學生時代曾目睹過他們數次的學生運動，因此民眾神學給我的印象是相當積極和頗integrative。從我的觀察，那班民眾神學家、民眾牧師、民眾教會…現在沒有太多了。以及學生們投入的魄力和衝勁，impression很強，很正面。反之，出頭天神學…可能我不熟悉其早期思想，但其後期思想中的抗爭面比靈性栽培強得多。亞洲神學亦逐漸令我有相似的印象，對神學的深思及反思不夠深入。不夠深入的意思，是它不是很能夠register於人的心靈的部分，它包含很多戰鬥性的話語。若你identify自己作為一個victim，譬如說一個colonized，colonized people，亞洲是一個colonized的continent，你會因此產生戰鬥力。可是again，經過post-colonial討論後，victim並不單純是victim，而是有很多intentional collaborators。他們是亞洲人，他們獲得了一定的利益。我覺得你不能criticize這方面，你就只能不斷於外界尋找第三者作指責的對象，我覺得現在不夠。即post-colonial我讀的時候，它並非一套anti-colonial的theory，但現在卻常被人用作anti-colonial的theory，即反殖民的一種討論。反之，我認為後殖民的討論應是更為複複雜，整個國家中有很多層次的power struggles，即出現外部與內部…我認為現在內部的事情缺乏充足的討論，所以亦不能很扎心。即你打架過後不知下一步，就只好繼續打架及吵罵。不知是否影響…也是影響，因為在我的思考裡這是我的context。

郭教授

:

是的，剛才也貫穿了你一直的走向。

黃慧貞

:

對，挺consistent，說着說着才發現，原來一直走來也是這樣子（笑）。

郭教授

:

最後一條，其實剛才也討論了不少。回顧香港的狀況，用簡單的言語，你會怎樣總結你的經歷？即綜合回歸之路、中國的發展等。

黃慧貞

:

我不太明白，可以舉個例子嗎？甚麼是一個簡單的總結？

郭教授

:

譬如是完成後感到乏力…剛才你說過相似的話，你說走的是無悔的路。但若當你是整個歷史進程的參與者，回顧你走過的路，你會怎麼看待這條路呢？

黃慧貞

:

我曾提及是無力，對現在的狀況有很多遺憾，但我必須強調是無悔。因為我覺得每個時代各有不同參與的軌跡，當年的做法有其獨特的意義，對自我而言更是重要的的formation，是我之所以為我的一部分，而我為此感到proud，意思並非因為我達成了某種改變或是產生了某種政治效果，而是我覺得是無負自己的信仰及為人的責任，我認為自己對社會不是一無所知，亦非覺得不痛不癢。我與社會有不同程度上的連結，到今天亦是如此。如果我能找到一個形式，譬如突然之間一個call for political action，我會參加。在雨傘運動早期，有人呼籲sign up及靜坐，即採用戴耀庭的方案，我有參與sign up。當時觸動我的地方是，他說，我們這群五十歲的人…當時五十歲的人…我現在也是五十多歲（笑）…其實是香港經濟發展及成長的最大得益者，因為我們在戰後出生，沒有經歷過戰爭，一直跟着戰後的經濟復甦和興旺，我們就從中得益，不論是教育機會、工作機會等等。這句話十分觸動我，若他所言屬實，是不是該到the time to give？因此我sign up了，其後更收拾了一個小背包，有水等等，[郭：準備去了。]幾時call我便去。可是，當它真的發生那天，即發射催淚彈後，正是我沒有空，我正在備課（笑），我還記得自己在家中哭着看電視，因此碰巧自己沒有用這種方式參與。但如果有一種方式令我覺得可以嘗試，而且我是有能力去做的，我會去實行。因此我不會評論昔日的參與方式沒有用，不會說如果再來一遍的話，我不會這樣做。即使歷史重演，我亦會選擇同樣的路。

郭教授

:

大家一起努力吧（笑）。謝謝你，我想我們在此停下吧。

黃慧貞

: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