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胡志偉

郭教授

:

你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背景？譬如你在甚麼時候出生？出生時的家庭環境如何？你成長的背景和你如何接觸基督教？你可否分享這方面的（經歷）？

胡志偉

:

我基本上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在1956年出生。我的父母親都是由內地走離來到香港，小時候在明華大廈，即在一個公屋裡成長。因此小時候上天主教學校，就在慈幼學校，小學、中學讀書。我想我大概中五時接觸基督教，當時去大會堂，在一些活動裡碰見牧師、師母，他們很熱心傳福音，後來我又有機會回教會，就信了耶穌。

郭教授

:

所以是在大會堂是碰見一個牧師，邀請你回教會？

胡志偉

:

嚴格上說，當時是師母很主動邀請我。當時我當然是推卻，說沒有空，但後來我那時參加一些活動它改了期和地點，我又不知道，後來去到又沒有理由白行一趟，我就去看畫展，看完畫展又碰見了，就好像再也沒有推卻的理由，就進去聽，然後就被邀請去教會了。

郭教授

:

是哪一家教會？以及邀請你的師母你還記得她嗎？

胡志偉

:

邀請我的師母已經主懷安息，她就是袁久寧師母，當時我去的就是基督教頌主堂，它在每一個星期日都在香港大會堂裡都有佈道的聚會，它當時的會址就是尖沙咀。

郭教授

:

去教會的時候，你有甚麼觀察？現在回顧，你有甚麼感覺或很深印象的活動？

胡志偉

:

當時我想很深印象的是教會裡的一眾基督徒都很熱情且純真地與我接觸，我感覺到他們的愛心，所以當時就開始去教會。

郭教授

:

所以基督教信仰對你而言，是有愛心的信仰，是一種這樣的感覺嗎？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胡志偉

:

我想我在天主教學校裡，基本上已經接受了一個所謂一神觀，又接受了有關耶穌基督的事情。只不過我想是在當時接觸我的這一家教會，在某個程度上（我）能與它建立關係，而這種關係構成了我能繼續去教會。因為學校的關係，之前的時候我也有接觸⋯因為我住在筲箕灣，當時我也有在救世軍做義工，但相對地，無論天主教也好，救世軍也好，這家教會的主動和熱情，確實給予了在青少年時期的我較強烈的感覺。

郭教授

:

去教會的年份你記得是哪一年嗎？

胡志偉

:

大概是1975年的時候。

郭教授

:

你當時應該在明華大廈，一直要過海到尖沙咀這路程也很遠。

胡志偉

:

我剛才沒有說，我到中學大概是中四、中五時，家裡就已搬離了明華大廈。媽媽在北角新都城後面，她很節省就存到錢去買一棟樓宇，我們就開始脫貧，由公屋去到所謂接近中產般有自己的物業。

郭教授

:

每個星期你也要過海去教會，對你而言是一件怎樣的事？是甚麼推動你每個星期都過海去教會？

胡志偉

:

我想其中一件事，當然當時我主要在香港大會堂那邊聚會，乘坐巴士、電車就可以去。因為大會堂隔離就是當時還未搬的（天星碼頭），乘搭天星（小輪）就可以去到尖沙咀。我想某個程度是有一個信仰的群體，認識了一群基督徒朋友，這種關係的建立就變成我的動力，讓我繼續參與那裡的教會。

郭教授

:

你可否name下一些影響你的朋友？以及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胡志偉

:

For example，當時我認識的這位牧師的兒子，就是袁奇恩，現在都是一位在美國的牧師。當時我想有好幾位，都是與我差不多年紀，我想在這個情況下，我就認識了一群基督徒朋友，然後大家又可以在星期六和日在教會裡一起生活。某個程度而言，這吸引我繼續去這間教會。

郭教授

:

可否形容一下你與這群朋友在當時較關心甚麼？

胡志偉

:

我想就當時而言，在信仰裡 ，（我們）多數都放在個人和神的關係的層面上，基本上我認為，在那個年代，我們所去的教會，如果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都是基要的信仰或很保守，不會談論任何政治的課題，也不談任何時事的課題，我想最主要都是圍繞信仰方面較多。

郭教授

:

這是你年輕的時間。[胡：是的。]如果以中學作為一個定位，你在中學之後再到加入教新之前，即2000年之前，你可否講一下，如果用一些生命里程碑去定位的話，你會給予自己多少里程碑？這些又是甚麼？有甚麼事發生了，可以與大家分享？

胡志偉

:

我想在我的信仰里程碑裡，大致上可以劃分三個不同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所謂信仰的追求階段，因為我還未讀神學之前，有兩年時間我都在船上工作。那兩年確實某程度而言幫助到我擴闊信仰的視野，當時我主要透過閱讀或接觸，收聽基督教電台的節目，都是以英語為主。[郭：直情是行船？]是的，在船上工作，這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持繼到我去讀神學為止。1980年，我就讀播道神學院，大概有四年的神學院生活。當然另一個階段就是在我神學院畢業之後，我就去了宣道會元基堂，在元朗的一間教會開始牧養，一直到大概2000年的時間。

郭教授

:

元基堂好像是開始在1984或85年？

胡志偉

:

元基堂在1982年開始。[郭：直情是你已經在讀神學的時候？]應該這樣說，在我四年級的時候，每個星期六和日我都已經在元基堂裡做一個部分時間的傳道人。

郭教授

:

好的，那麼我們逐個里程碑地去回顧。為甚麼你會選擇行船？

胡志偉

:

行船純粹是一種興趣，最重要是一種生活的需要。因為家庭的緣故，當時父親是做西廚，認識很多朋友做廚，有部分做廚的就在船上工作。在當時，在船上工作的收入和待遇相當不錯，我在船上基本上做的是侍應生的工作，我不是進廚房做，那麼我有兩年時間就在一個相當富有的猶太人的私人遊艇上工作。

郭教授

:

剛才你說過讀神學，由行船到讀神學，為甚麼會有這個大的改變？中間的經歷如何？

胡志偉

:

我想在那段時間裡，在我的教會裡和夏令會裡，都有不少同期，我認識的青年弟兄姊妹，有些比我早，有些比我遲，就奉獻去讀神學。所以當時的教會出的傳道人都有二十、三十個或以上。現在很多認識的無論是麥漢勳牧師、黃偉基牧師、梁永強牧師等等都是在這間教會出身。我讀神學最主要是當時自己去思想，特別讀到約拿時，會否像約拿因為逃避上帝的呼召就走往他施，走了上船，不回應神的呼召。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是為了錢的緣故，我都可以做一些比較⋯即從他人的眼光（看來），一個form seven的學生走上船去做待應生的工作，在當時而言，被認為不用讀那麼多書也可以。我就覺得為甚麼我不能奉獻我的生命去做神的工作，這種投資會有更大的價值。

郭教授

:

你入到播道神學院的時候，你可否介紹一下你深刻的經歷？以及當時讀書的情況？

胡志偉

:

由船上工作回到神學院，如果以現今的眼光去看當時的播道神學院，它算是一間保守的神學院，也會面對一些衝擊，其中一個衝擊就是，我入學沒多久就打算結婚，當時在神學院裡，不讓已經在拍拖的結婚，你只能與你的女朋友保持一種不能加熱的關係。所以我六月畢業，九月就結婚了，在1984年的時候。

郭教授

:

所以神學院的訓練給予你的感覺是，現在回顧，都是保守的？

胡志偉

:

在神學院上課時，某程度而言我也會覺得很沉悶，不過在當時而言，我比較喜歡去圖書館，去圖書館自己看書是最大的樂趣。有時上課無可避免會很沉悶，當然那四年神學教育我也覺得是相當重要，因為沒有那四年的話，我很難去得到一個所謂認可的資格，可以在堂會裡做一個傳道人的工作。因為我早期的時候都有一個比較強烈的概念就是，我不需要讀神學都要去待奉神，當然後來神都改變了我，我也需要接受。雖然我看很多書，我對聖經各方面都有一定（認識），不過如果我不謙卑自己去接受一個神學訓練的話，我仍然較難可以做一個更廣闊的事奉，我的事奉仍然是狹窄在某一個層面裡。

郭教授

:

很有趣，你有這樣的觀念。其實這個觀念從何而來？怎樣形成的？不需讀神學都可以（事奉的觀念）。

胡志偉

:

我想在早期，在那個年代裡，我們看得到一些著名的傳道人好像吳勇和金新宇，教會有時都會請來，他最近安息主懷，或其他一些醫生，像張耀基醫生等等，在我所接觸裡，在那個年代，確實不覺得一定要有神學教育才能做傳道人。

郭教授

:

另外一件事，剛才你說自己去看書，你可否分享一下你看過最深印象看過的書、甚麼作者、和為甚麼他們使你這麼深刻？

胡志偉

:

當時其中一本我有看的書是Francis Schaeffer，就是薛華，他的書⋯在1977年的時候，我一個人背著背囊就去歐洲瑞士，去L''''Abri，即他的團契，直情到他那裡，因為當時他在歐洲裡吸引很多年輕人和知識分子到一個他在瑞士的山莊裡建立的基督徒群體。我覺得他這個進路，其實到今天仍然是，對青年工作而言⋯因為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理性上，在護教學上建立一個理性和具說服力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很重要，他也很強調一個群體的生活，一個真誠的群體生活。我認為他做到一個相當好的結合，所以在那個年代裡，他在歐洲裡吸引很多慕名而去的年輕人，我也是其中一個，去那裡有一些生活體驗。

郭教授

:

你去到的體驗如何？可否分享一下。

胡志偉

:

我在那裡住幾天的時間，有些人住一個星期、住一個月或住半年，我真的居住的時候很短。我想它不算是一個神學院，但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就像一個短期的密集課程。在這個短期的密集課程裡，他們同時有群體生活，同時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課堂，由不同的人去教，有Chapel等等。它特別有其國際性，所以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我想它也有某程度的吸引力，即用回今天的眼光去看，泰澤也是類似的，不過泰澤強調的是禮儀，以及在個人層面上，就較少理性的探討。

郭教授

:

這些理性探討的課題，有甚麼是到今天仍然是深刻的？

胡志偉

:

我想至少薛華有一種（思想），對於我而言，特別他以一個所謂改革宗的神學去看，他不怕與文化彼此之間進行對話，所以他會提到電影，他會提到很多文化藝術的作品。在那年代而言，他這一種（方式），用今天的說話所說的engagement而言，他已經是相當前衛。

郭教授

:

所以你在今天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你都是認同的？

胡志偉

:

都是我十分認同的，當然這個認同在這段時間裡，我的思想也會不斷調較，至少讓我看到信仰能與文化和藝術和不同思潮當中有對話交流的可能性。

郭教授

:

剛才你說的，沒記錯是77年去？[胡：是77年。]那麼即是你信主沒多久就已經開始認識薛華，這也很厲害。那麼應該在教會裡有人去介紹薛華？因為你是80年進神學院。

胡志偉

:

是的，我想最重要的是，當時對於我的成長而言，我閱讀大量的英語書籍。因為在當時而言，在華語或中文裡，至少他沒有中文的（譯本），是後來宣道才譯了他的《前車可鑑》，但那已經很後期。所以早期時，我看不少英語的書，Martyn Lloyd Jones的Commentary。當時其中一個對我的肯定就是FES的reading room，沒記錯應該在禮頓道，最早期時，當時我就會去禮頓道。[郭：誰介紹你去？]可能是⋯因為我讀form six、form seven的時候，我開始接觸FES，當時我在張祝珊讀，我讀預科時，其中一個同班同學就是何傑，[郭：哦，何傑院長，很有趣，我也沒猜到。]是的（笑）。[郭：所以在那裡認識FES的閱覽室。]是的。

郭教授

:

你會怎樣看你和FES的一段因緣？

胡志偉

:

我仍然是肯定和認同FES所做的，在整個青少年事工上面，它有一定的（貢獻）。至少我想在思考的層面上，特別是查經的層面，特別FES強調一個所謂廣闊的福音派，這個信仰立場上。

郭教授

:

到你開始在元基做事奉，一個很久的事奉經歷。你可否分享一下事奉裡很深印象的片段、人物、事件？

胡志偉

:

起初出來的時候，最深印象的一定是《信念書》。《信念書》應該在1984年，因為我剛畢業的時候就是《中英聯合聲明》，也是在1984年。當時是教會界⋯其中一件事我到現在還是很深印象的，就是我1984年9月份結婚。我原先請我當時的神學院院長，許道良牧師作訓勉，許牧師原來答應了但後來不行，因為有個訪京團，而許道良牧師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上北京，後來我就找了鮑會園牧師。應該在我9月頭的婚禮裡，很詫異的是在婚禮當天，滕近輝牧師居然出現了，因為滕牧師照道理也應是訪京團裡的其中一個代表，但無論如何，這令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滕牧師是臨時⋯原先訪京團已經公佈了滕牧師是其中一位基督教的領袖，但不知為何，滕牧師在最後一刻不參加這個訪京團，居然在我的婚禮裡（出現），他當時沒有負責任何程序的事情。

郭教授

:

除了《信念書》和訪京之外，初期你在教會的牧職生涯，你對教會有甚麼觀察？或當時你在牧會時遇到甚麼事？

胡志偉

:

當時我相信在一個所謂新市鎮發展裡，所以最早期時我應該大概，沒記錯86年時，教新已經有一些所謂新市鎮的研究工作，我在當中有一些參與。當時我剛接觸教新的事工和活動，當然那時我沒打算將來會成為教新的一個同工這可能性。

郭教授

:

當時講新市鎮事工，你作為一個新市鎮的教牧同工，當時你看，教新為甚麼會推動這件事？你所關注的又是甚麼？

胡志偉

:

當時的關注裡不會說是關注新市鎮的居民，我想在當時而言仍然是一個所謂植堂佈道，仍然在傳統的理解和思考裡，就是透過在新市鎮裡，因為很多人搬遷到新市鎮，他們有很大的福音需要，於是當時宣道會就在很多新市鎮裡開設福音據點。元基堂就是一個透過閱覽室或自修室的形式、有些則透過幼兒服務、有些則透過長者中心等等，在當中接觸很多不同的居民，於是將福音帶給他們，然後在當中建立教會。

郭教授

:

所以你也參與很多社會服務和社區工作。

胡志偉

:

當時而言我想在我自己的工作裡，我同時戴上兩頂帽子，一方面我是教會裡的主任傳道，另一方面我也是閱覽室的主任。其中一件事我會做的是，每一位申請到自修室做會員時，我都會見他們，在見的過程裡，看看這個對象有沒有去教會？對信仰的看法如何？或有沒有機會鼓勵他繼續參加教會的活動？我透過這樣去見自修室會員，從而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做一些跟進的工作。

郭教授

:

這樣的工作對福音派或保守教會，算是較新的事物。你還記得當時推動這新事物時，即又有自修室、又有老人中心、又有家庭探訪服務，當時教會的狀況和反應如何？

胡志偉

:

我想我算是比較好，因為我們屬於北角宣道會的分堂，所以基本上享有的自由度較大，特別是我剛出來沒多久的時候，當時教新也舉辦了不同的座談會，比方會講所謂不同模式的教會。我記得當時我也有參加倪貢明牧師順天青少年中心的model，或其他李思敬在宣道會沙田堂的model，即變相那個年代是多講社區教會。

郭教授

:

即已經是普遍人都會接受社區教會的概念，[胡：是的。]所以你的同工或宗派裡的領導人都容許你。

胡志偉

:

當時都是接受的，而且90年代之前，某程度而言，當時教會氣氛（不太反對）走進社區，在某個程度而言，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相關，大家都不會覺得有太大的問題。當時也有討論，談的是關於社會關懷和傳福音，到底哪個重要？當時也有這類討論，所以也比較頗多人用洛桑的信條去解釋這方面。

郭教授

:

你自己呢？在推動時你怎樣看？

胡志偉

:

當我自己在元基堂牧養的時候，很早期的時候，我就認定教會必然地與社會不能分割。我記得最早期時，我當時已有一個⋯你可以看看這個，在1988年的時候，我找出來了，已經談論區議會選舉的時候，當時我已經在教會裡做這一類的活動。

郭教授

:

所以是介紹怎樣去做一位好的議員和基督徒該怎樣去選一位好的議員，[胡：是的。]我一會兒再拍一張相片（笑）。[胡：可以，沒問題。]為甚麼你會在教會做這件事？[胡：你看，還印了1988年。]

胡志偉

:

當時我們覺得教會應該關心社區，這是我的信念，所以我覺得這個行動是OK的，特別是我自己在教會裡，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完全接受，所以特別去到後來89年的時候六四，我們教會也有很多的參與，又有祈禱會、遊行等等。

郭教授

:

你剛講過六四時又有祈禱會和遊行，有沒有一些令你很深刻印象的片段？或組織的過程？為什麼堂會會發動這樣的事呢？

胡志偉

:

當時我看見教會內很齊心，差不多每天都有祈禱會，有甚麼行動我們都會響應。特別當時教會裡很多年輕人，我看得到在教會內⋯因為那一家教會某程度都算是我一手建立的，弟兄姊妹很自然會看到牧者如何去講，他們就有如何的跟進行動。

郭教授

:

他們的氣氛如何？

胡志偉

:

他們很積極地參與，會做橫額，又會有各樣的行動響應，甚至在元朗區有些遊行等等。

郭教授

:

你會否形容其實你也是會帶領他們這樣做？

胡志偉

:

可以這樣說。

郭教授

:

你有否任何神學的考慮，認為牧者在這個關鍵時刻要做一個這樣的（行動）？

胡志偉

:

我想神學上仍然是從聖經裡⋯即在90年代都有很多不同的文章，特別那段時間，某程度而言，我覺得教會界也很相當開放，特別在之前，其中一個較關鍵的情況就是《信念書》，《信念書》基本上提供了一個信仰的框架，《信念書》之後的時候就有基督教界的關注《基本法》，當時關注《基本法》就有很多不同的人參與其中，這是歷史文件。[郭：你有參與在內嗎？]我沒有，我當時是響應這些《基本法》的座談會，我去過好幾次。舉例，你看看在1987年的時候，這是福音證主協會，當時在講《基本法》保障宗教自由的進展。這一份是1987年，是浸聯的月刊，當時劉少康牧師已經在講政教分離。其實，你可以看見當時非常保守的都已經有相當多的不同討論，所以我反而會看，去到90年時，如果我這樣觀察，在1984年直至90、91或甚至92年的時候，那段時間是相當開放，在教會裡沒有太多的禁忌，沒有甚麼不能說，不能討論。反而在97年之後，我觀察到這個對比就很強烈。

郭教授

:

你當時都是年輕同工，在80年的時間，你觀察由《基本法》開始討論，再到八八直選，然後選議員，開始第一次區議會，去到六四，如果你要回顧（這段經歷），你還記得有甚麼特別經歷、感受或看法是你今天可以分享的？

胡志偉

:

當中有特別的聚會，最早期最震撼性的必然是這幾個聚會，這是教新所主辦，特別是面對九七的大型祈禱會。接下來就是89年，當時差不多所有的宗派，不同的團體都有很多聲明，我也有一大堆存起來的事件簿。我有一次在聿修堂也看到，當時有一個關於八九民運的聚會，我記得當時梁燕城頭戴紅巾，在聚會裡有一些講話。當然後來就⋯這裡也不說太多了，與他今天就有很強烈的對比。

郭教授

:

你回到當時他的情況（笑），你聽到他這樣說時，你有甚麼反應？

胡志偉

:

就當時而言，89年的梁燕城確實有一定的感染力，就會覺得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可以這樣去表達他那種愛國的情懷。[郭：即也會讓你有感動在內。]是的。

郭教授

:

話說回來，你作為同工，這麼積極參與和關注社會⋯

胡志偉

:

應該這樣說，在當時而言，社區裡我有參與，但又不是說在整個香港教會界有很多積極的參與。

郭教授

:

好吧，那麼我們到社區的層面看。你有沒有接觸過當時社區的朋友、議員或官員，你在當時有沒有透過工作會有這樣的經歷？在這些經歷當中，你有沒有深刻的印象和片段可以分享？

胡志偉

:

當時也有，我有參與，比方當時有社會福利署和一些地區組織，好像有怎樣促進健康家庭那方面，當時我也參與不要讓幼童獨留在家中，這類家居安全的運動。所以當時社會福利署的地區主任或區議會，（我）都有接觸。我想在那個年代而言，政府的官員都可以溝通的，大家都能坐下一起開會，大家都能建立一個好的關係。當時所謂官民合作，在我接觸的層面而言，都是OK的。

郭教授

:

那麼地區的人士呢？因為你在元朗裡，其實都是個新市鎮，你作為牧者與周邊地區的人士透過服侍，有沒有深（刻）的片段可以分享？

胡志偉

:

大致上剛才說過了。我們教會和NGO，因為元朗不算太多NGO，所以教會和NGO和政府都能建立相當友善的關係。

郭教授

:

除了官員之外呢？譬如地區的鄉紳、街坊。

胡志偉

:

鄉紳基本上我想都OK，我們又不會故意得罪元朗的鄉紳。舉例，我後來教會擴堂，所以我就有接觸劉業強，即是現今鄉議局主席，當時他是劉皇發的兒子。他是一間地產發展商， 擁有舊的嘉好酒樓，就是我們現今元基堂之前的物業。當時是地下、一樓、二樓，我們買的是二樓的一個物業，它原來是一個的，但他願意分開。當時我不夠錢，但劉業強這家公司都願意借二百五十萬給我們教會，都有利息的，讓我們達成這個交易。所以某個程度，我們的物業與都要和元朗的鄉紳打交道。

郭教授

:

我們剛才講的90年，90到97年你自己有甚麼特別想分享的嗎？

胡志偉

:

90到97年，開始這段時間是教會預備過渡九七的階段，似乎那個時間，看不見比較（特別的事）。當然90年葛培理來香港，97年沒有太多特別。我想那段時間，教會較多討論的是，若是90到97年，主要是圍繞第三波的爭論，靈恩的問題較多，即我回看那段時間，其他就沒有太多的爭議。

郭教授

:

你重看教會裡關於社區的關懷各方面，你覺得這段時間也類似前面嗎？

胡志偉

:

我想與之前的分別都不算太大。

郭教授

:

明白。那麼97到2000年，回歸後到你加入教新之前，你又覺得有什麼事嗎？

胡志偉

:

當然我們看得見後來的發展，即某個程度就是教會可能亦因為社會各方面的轉變，我想在開始回歸的初期，應該也沒甚太多麼⋯即我想大部分人都仍然有一種觀念，民主回歸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很順利的事情，都是一種比較樂觀的看法。

郭教授

:

可否分享一下你為什麼會加入教新？

胡志偉

:

加入教新，我想最主要不是因為我對全香港教會有特別大的負擔，我加入教新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余慧根牧師主動找我，我在元基堂已經有十六年的時間，剛好那段時間身體有小小的事情，變相開始思考怎樣用我的恩賜會較好。我就覺得如果在教新，我能繼續寫文章，我可以集中去做我喜歡做的事工，因為作為一個堂會牧師，無論你喜歡與否，有些事情你無可避免要做，譬如紅白二事、探訪患病或有需要人士等等，有很多庶務要兼顧。所以有時候，作為一個堂會牧師，就一定比較困身。

郭教授

:

你之前除了參與教新的聚會，還有甚麼令你深刻？

胡志偉

:

我想早期與教新的合作就是新市鎮研究，另外就是植堂方面，當時有些探討植堂的事工發展，或教新有時有特別的聚會，當時教新請了史福索的一些聚會，我有時都幫他們翻譯等等。

郭教授

:

有甚麼是在你加入之前，令你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胡志偉

:

教新我想是余慧根牧師、蔡元雲醫生或他們一聚的領袖，他們都是福音派教會的領袖，有一定的認受性，所做的都是為香港的教會。我想基本上有些接觸，（我）基本上對他們的事工都認同，而且有一種好感。

郭教授

:

會認為他們在幫助⋯特別你參加的都是與植堂有關，所以你都會同意他們。

胡志偉

:

是的，特別後來他們又有做教會普查。

郭教授

:

好的。到00年你加入教新之後，你又會怎樣形容這一段的人生？

胡志偉

:

其中一個就是，當我加入教新之後，當然都面對教新定位和角色的問題。因為很確實，當時在眾多教會領袖裡，教新變得可有可無。因為教新成立於1985年，因為《信念書》產生97的危機，所以教新才成立。但可能在當時而言，很多教會領袖會認為一切都是順利回歸，沒有甚麼太嚴重的問題產生，也沒有較嚴重的危機。所以我去到教新時需要重新去思考，變相在某程度而言，我刻意地在教新提供較多所謂直接的服務，與以往純粹一種以意象或以vision作凝聚的運動就改變了。

郭教授

:

除了教新內部的工作之外，在教新裡你都寫很多關心社會的（文章），有什麼想法推動你這樣做？在過程當中，你有甚麼認為是重要的事或人想分享嗎？

胡志偉

:

我想我寫的純粹是自己的興趣，我想將自己觀察到的事物稍作整理，或將我學習得來的作一個整理，變了每個星期寫些東西，剛好配合了一個所謂資訊網絡的年代，即那段時間教新都開始有自己的網頁，我想有自己的網頁就很不一樣了，某程度這個網頁就等於以前自己作為駐堂牧師，每個星期在程序表或周刊裡寫些東西，類似這樣了，我就以這種方式，當然現在有Facebook都是一樣，即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將我的意念與他人分享，僅是如此。

郭教授

:

這麼多年裡，有沒有特別的片段讓你很深刻和難忘？無論是你寫的東西也好，推動的東西也好。

胡志偉

:

現在這樣去問，我很難想起，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片段，比方反賭波那段時間我都曾參與過，都很熱切。另外有七一遊行，我都有經驗過，特別是當時反對廿三條立法，我記得那次聚會，我也是其中一個，聚會裡有陳日君、有葉劉淑儀等不同人物，應該是在中華基督教會還是佑寧堂，應該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我記得是深愛堂，那次有很多的媒體。某個程度是不一樣了，變得更多要面對媒體。

郭教授

:

經驗如何？

胡志偉

:

經驗我想是累積回來，你見得多就習慣了，慢慢就會覺得都OK。

郭教授

:

如果你好像鳥瞰般去回看2000年，到你現在所謂香港基督教關社的歷程，你會怎樣去描述它？

胡志偉

:

我會看開始比較沉靜，這個沉靜變了是一些所謂已上岸的教會領袖，開始自我禁聲，對很多敏感的課題不敢表達意見。另外一方面，我感動的是在雨傘運動時，見到很多年輕的一批非常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聲音，所以有正面，也有負面，同時兩幅圖畫是出現了。當然某個程度，我若去看，在2000年之前，我可以這樣說，大部分基本上教會的輿論，在意識形態裡是支持今天所講的泛民，而所謂支持建制是比較少。但在2000年之後，很不幸地，這與另一個議題是相關的，可能偉聯也會⋯我們稍後會再作（討論），就是性議題。性議題特別是反對同性戀這個議題某程度又與建制派掛勾，特別是民建聯和梁美芬等等，於是慢慢到今天，我又看得見那幅圖畫已很不一樣。若你說在2000年之前，有哪一個教會領袖是公然說，我支持民建聯或經民聯，我是看不見的，但今時今日，我可以告訴你，有哪些有名望的領袖，當然他沒有表明，但我猜得到他是會支持民建聯，支持梁美芬。

郭教授

:

你剛才說過，你有參加反賭波的行動，而我們也知道這一批推動反賭波的人，其實也與之前推動反色情或性議題的弟兄姊妹，差不多都是同一批。

胡志偉

:

是的，基本上維護家庭聯盟，在某程度上，我也是發起人之一，[郭：你也是發起人之一？]我是維家的發起人之一。

郭教授

:

你會怎樣回顧這段歷程？在你剛才這樣說時。

胡志偉

:

我會比較可惜一點，後來的時候，當然在我參與的過程裡，我自己不斷作很多的思考，我會看的是我比一些人行先幾步，我只可以這樣說。所以當我提出第三條路時，今天我會看蔡志森所講的，與我早幾年所講的差不多，因為今天有些比他更激進的已經出現了，所以某程度而言，他的光譜已經不像以前。所以我比較可惜的是，有些教牧和信徒，他們的層次仍然在某種框框裡面，我稱它為規範的層次，他未去到一個整合的層次裡，於是他就被某種既定的意識形態去捆綁住，他以為當他去支持某個議題時，必然捆綁地支持某些政黨，這我會感到較為可惜。

郭教授

:

你有否參與關色文？你說你有參與維家。

胡志偉

:

早期的關色文我有，不過後來因為其他緣故就沒有（參與），後來關色文就成為了明光社，我就成為它的顧問，我便沒有參與在其中。

郭教授

:

所以維家你也是發起，再去到沒有參與。[胡：是的。]其實你回看，你形容過往關心和考慮的是甚麼？背後的想法是甚麼？今天雖然你對以往的想法似乎有所不同，但你可否分享一下？

胡志偉

:

我想這個關心主要是說⋯即我仍然會這樣說，作為一個基督信仰的牧者，所有任何的課題都可以討論，都嘗試用一個基督的信仰去探討，有些時候當然未必都有個答案。我很多時也說，我們有時要嘗試將問題分得很清楚，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辨識的能力，如果是一個堂會裡牧養的課題，比方說同性戀這課題可以很大，在堂會裡牽涉到一個聖禮，或牽涉到牧養或紀律，但作為一個公共議題時，正如我經常說，如果有一個信徒去打麻雀，我是不會去紀律他，因為這是他個人，我也不認為一個人打麻雀，或即使他去澳門casino裡賭錢，我不覺得我需要因為信仰而去紀律他。在我而言，我覺得是unnecessary，是沒有這個需要。第二我覺得我所反對的是，這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而言，我反對這個賭風的蔓延。當然在之前時⋯所以某個程度而言，因為我們反對賭波合法化，然後他後來才提供賭博的輔導服務，不然的話，以往一直沒有為賭博提供任何輔導的服務，某程度也因為我們反對的聲音而多了賭博輔導的服務。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理性去探討，同性戀的課題也一樣，即我們可以站在不同信仰當中，你可以說他有某些地方不合乎聖經，或在某些圈子裡看是上帝不喜悅的一種行為，但作為一種社會政策，舉例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同性戀者，他是否應該享有某種權益呢？我就會覺得所謂公共議題裡確實有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無論支持也好，反對也好，這並不構成因為你支持一個同志享有某程權益等於贊同同性戀，這是兩個不同的思考範疇。

郭教授

:

好。如果我們現在做一個總體你自己的一個回顧，你將人生一路舖排出來時，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基督徒的信仰？即在不同的階段裡，你會怎樣形容？

胡志偉

:

某程度我想，正如以往，也不是我說的，一些著名的神學家所講，信仰的道路永遠都是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即是說你在信仰的歷程裡，我不介意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因為我知道⋯所以我不會說我對信仰或神學的理解停留在1984年在播道神學院畢業，這個信仰最天下無敵了、這個信仰最正確、這個信仰最純正。我今天對某課題的思考，仍然可能有地方是很粗疏的，仍然有些地方需要不斷去修訂，所以我會不斷地修訂我對某課題的看法，或對一些事物的做法。或我可能會認為某事情上我不應這樣做，我應該用另外一個做法，我不介意不斷去修訂我的看法。

郭教授

:

你可否講一下，你中學時代的信仰、84年的信仰、牧會時的信仰、教新時的信仰、現今的信仰，若你很簡單地去形容，你會怎樣去形容？

胡志偉

:

用回其他在這方面探討的，即我會看這個信仰，某一個程度而言，早期時，你會以為每件事都很確定，certain faith般，certain kind，即你是很肯定。但去到第二個階段時，你會走出你認為你很確定的範疇，在我現今的信仰歷程裡，我仍會說，有些事情我無法確定，對吧？我能確定的事物，可能比起我之前認為確定的事物反而少了，對吧？當我在信仰上很無知或很自大時，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都能確定，但到現在，我只能說我確定的是回到最基本，耶穌基督是我個人的救贖主，我是一個罪人，我需要祂的恩典以致我可以在祂的國度和恩典當中，我可以確定的事物愈來愈少。

郭教授

:

基督教經常用不同標籤去表示不同神學的派別，如果是今天，你還會用這種標籤去標籤自己嗎？如果會用的話，你會用甚麼標籤？現在的標籤和以前的標籤有不一樣嗎？

胡志偉

:

某程度上，我會視自己為所謂的福音信仰。當然，在香港，evangelical這個字還算吃香，在北美當然情境已不同。我都會視自己的信仰是reform，即是改革宗的神學。如果用回以前的老師Eugene Peterson所講reform的理解就是，神是永遠take initiative，即神永遠行第一步，這就是reform。我用這個很簡單的定義，神行第一步，我就配合神。我不會用甚麼歸正神學、一次得救，或後面很多⋯當然現在很多人標榜自己才是純正的reform，有很多這些不同的討論，而我就會用這樣的思維。而在一個所謂改革宗的神學裡，他會看任何領域都需要展示上帝的主權，展示上帝的永美，所以我會看，無論是政治、無論是文化、無論是電影、無論是藝術、無論哪一個範疇，我都會覺得在任何一個範疇內同樣如此，這是我自己對於參與社會也好，對於任何事物也好，我抱著的態度。

郭教授

:

這個信仰身份，你會覺得一直以來大概都差不多嗎？

胡志偉

:

大概差不多，我都保持這種身份。

郭教授

:

政治呢？你會怎樣形容自己？你的政見。

胡志偉

:

我政治的思想基本上受Jacques Ellul的影響，Regent時我讀了一科主要讀他的思想，所以我所有政治的神學都來自他。基本上Jacques Ellul他強調理想的是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當然在現實裡我們必需接受limited government，一個有限的政府，但現在任何的政府，不論民主也好，極權也好，當它無限大的時候，這對個人的liberty，即對個人的自由就是最大的衝擊。所以某程度基本上我在這個思維裡，我是傾向自由主義思想。

郭教授

:

明白。到最後了，一種國族的身份，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呢？你是一個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甚麼都不是？回想你人生的歷程裡，這些身份在不同的時間會否有不同的出現？

胡志偉

:

當然到今天，我都會承認我同時是中國人，同時是香港人。當然他人看來，我一定是大中華膠了，我屬於這個類別。當然，作為中國人是否要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呢？我又覺得這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說從文化和血統裡，我是一個廣義的中華民族，從這個角度去看，即所謂廣義的、文化的、地理歷史的中國人，當然有香港，我又不會太強調我是香港人，所以我不是中國人這種的（區分），要必然將香港和中國撕裂的看法。

郭教授

:

這個想法在你年輕時已經這樣？

胡志偉

:

我年輕時已經是⋯當然我想現今香港人的意識，特別在雨傘運動之後是愈來愈強烈，早期的時候應該就不會，甚至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港獨的問題，但可能隨時日我會⋯應該這樣說，以前我一定反對台獨，但到今時今日，我某程度愈來愈同情台獨、港獨和藏獨。

郭教授

:

你在一些重要的時間，你剛才提到幾個，如《信念書》的時間、六四的時間、九七的時間，這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都是差不多嗎？

胡志偉

:

我想六四時，中國人的身份很明顯。當時一定有很多⋯都會想在上面，但在雨傘運動時，某程度而言，因為兩個運動我都有參與，雨傘運動時的感覺又很不一樣，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明顯地與⋯即我會視八九六四有一種浪漫化的色彩是較明顯，因為我們的距離比較遠，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似乎仍然有一個屏障，這個屏障無法燒到自己。但雨傘運動很明顯沒有這種屏障了，明顯非常貼身，教會裡的撕裂和衝突更明顯。所以我回看，在89年時，香港教會差不多一面倒，一定去否定當時中共政權所做的，但到雨傘運動時，很明顯看到大部分教會沒有任何，甚至會覺得雨傘運動是有一種比較negative的看法，所以這個對比很強烈。

郭教授

:

明白。我想今天就到此為止吧，多謝你。

郭教授

:

胡牧師，我們開始吧。感謝你，來到第二次的訪問。我們這一次可能是會選一些重要片段和你去聊，重看你的經歷，我想我們慢慢說吧。上次你提到家人的背景，你可否講一下，譬如父母在你小時候有否關於香港或中國的看法，讓你很深印象？

胡志偉

:

基本上我父親是1949年內地政權改變便下來香港，在香港之前在上海已經認識母親，即小時候，後來他們結婚，我們小時候就在筲箕灣成長。所以我家庭，我的父母是典型上一代的中國人，他們走難來到香港，當然他們基本上對當時的所謂共產政權沒有太大的反感或厭惡，即所謂很反共。某程度，後來我大概中學的年代，因為母親以節儉的方式買了一個單位，就在新都城後面，當時我居住的附近一帶，即如果用當時的理解，是一個所謂傳統左派的勢力和地頭。小時候的居住環境，對面就是華豐國貨，旁邊是商務印書局和新都城，後面是一些大廈。所以基本上當時也有很多國貨公司，或做國產貿易的（人）大部分都住在這個區域內。我記得小時候我也有去看左派的電影，當時在北角附近，應該去較遠的普慶戲院，應該好像是在銅鑼灣、灣仔附近。即有些戲院會播放，因為當時新寶戲院還未出現，就去看一些《白毛女》、《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一類的電影。[郭：樣板戲。]當然之前會播紀錄片，我曾感奇怪，人們會站起來鼓掌，當然通常是有毛主席出來亮相時，人們自然就會站起來，非常哄動，這是我中學生年代。所以小時候我對簡體字沒有抗拒，因為很多時打書釘都去商務印書局。因為我哥哥都有做國產貿易方面，我出來工作時，有一年時間也是跟一個親戚到所謂國產貿易的公司裡，很自然工聯會的一些活動，我們小時候都有參與。你可以說我成長的時間，基本上我是左傾，但比較長大後就右傾。

郭教授

:

看電影是自己去看還是整個家庭去看？

胡志偉

:

家人和我一起去看。[郭：即是父母選擇的？]是的。

郭教授

:

他們有沒有與你在家中談論國家大事？

胡志偉

:

沒有，我那時都有一些親戚⋯因為父親小時候父母就相繼過身，主要是我媽媽方面的親戚，我的舅父等等，我母親很多弟妹都還在上海，所以小時候多數聽媽媽說怎樣打日本仔，或者講共產黨和八路軍，國民黨就比較差，共產黨就比較好。我想某一個程度我所接受的，當然又沒有講太多，因為當時而言又沒有很一種鮮明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我想在後來開始⋯因為起初時，我記得我小時候家人和我們回鄉探親，我小時候也試過回上海，後來中間就隔斷了一段時間，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後又開始（回去），接著又會寄東西回大陸等等。我想基本上，（我對中國）都有一種地土和親情聯繫在裡面。

郭教授

:

我很有興趣，你對六七暴動有甚麼印象嗎？

胡志偉

:

六七暴動時，我大概十多歲。我的印象就是知道當時有放炸彈的事情，我又不是⋯即怎樣（說）呢？某程度當時我對於那些被打壓的有少許同情。

郭教授

:

家中有討論這件事嗎？

胡志偉

:

家中沒怎樣去討論這事情。當然我們小時候最重要的是，父母叮囑我們一定要留心安全，出街玩時要小心。

郭教授

:

說回教會，你可否再詳細地分享你怎樣去教會，接著留下來成為基督徒？

胡志偉

:

我想回到教會，我相信當時而言最能觸動我的是，當時一群與我差不多年紀的基督徒的那種真誠，即那種真誠的關係可能是我在外面較少看見的。這種真誠的關係構成了一個較重要的因素，就是令我繼續回去這間教會。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在天主教的小學、中學讀書，基本上我都接收了一神論，基本上都了解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所以對我而言，回到基督教去認信這些事的困難變相不大，反而是具體地有一群基督徒，我當時也有去聖堂，但在聖堂裡的天主教徒沒有很熱心地邀請我與他們一起去教會，如果當時有天主教徒熱心邀請我去教會，可能我會成為天主教徒，只不過因為我在大會堂接觸了袁師母，接著又認識了一群與我差不多年紀的基督徒，我回顧時，那就讓我在基督信仰中繼續成長。

郭教授

:

你剛才說他們很真誠，你可否舉一個深（刻）經歷的事例？

胡志偉

:

我想當時我是較陌生，比方完了團契，大家會一起去吃飯聊天，有些事情⋯我想在我的感覺裡，或者在團契生活裡他們可以這樣去分享和來往，這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元素。[郭：你很嚮往這種友伴關係。]是的。當然這可能與我那段時候的青春期裡，也想有多一些同伴。

郭教授

:

團契除了分享或之後的交誼活動，通常的活動有甚麼？

胡志偉

:

當時的團契是典型的，我也記得，一樣有講道、查經或不同的聚會。當然，就當時而言，後來稍為較不同的是教會團契的講道裡，較多請來我們心儀的講員，因為我去的是一間講國語的教會，所以我們的團契早期時仍然是國語講道，後來就請來一些講廣東話講道的聚會，讓我們的靈性得到成長。

郭教授

:

那些講員是你們年輕人主動提議的，還是其實是導師知道你們喜歡這些人來？

胡志偉

:

某程度我會看我青年時代的信仰生活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我回自己的教會頌主堂，它主要在靈性上給予我相當多的培育，這方面而言我是沒有問題的。另外一方面，我到中五畢業之後，當我讀預科時就由慈幼轉校到張祝珊，去了北角。當我讀張祝珊時，我認識了同班的基督徒同學，其中一位是何傑，另外還有其他幾位，當時他們開始在北宣裡有張祝珊的學生團契。這個學生團契裡，某程度開闊了我，於是我就⋯因為當時我還住在北角，所以我去北宣的機會就增加了。特別我想當時擴闊我的是整個信仰領域，那段時間，特別當我後來與FES學生福音團契有聯繫時，我就擴闊整個信仰的視野。

郭教授

:

所以張祝珊的團契在北宣裡？[胡：是的。]這個團契怎樣出現的，你知道嗎？

胡志偉

:

這個團契本身當然是學校團契，因為它沒有自己聚會（的地方），當時在校內不容許，所以當時在它之前有不同的人士借北宣的地方，北宣也很好，提供一個地方讓我們放學時一起在一個地方有團契聚會。

郭教授

:

是由學生自己帶，還是有人來帶領你們？

胡志偉

:

基本上當時而言，在我的印象裡，（團契）是由學生帶為主的。

郭教授

:

與FES沒關係的？即與ICCF沒有關係？

胡志偉

:

在那個年代裡，應該或多或少有些關係。因為如果沒關係的話，又很難正式成立。

郭教授

:

不過可能當時看見的通常只有學生自己。

胡志偉

:

是的，也有些老師的，但我現在有關老師的記憶和印象就不深了。可能老師也未必有時間，所以同學方面就較多，當然當時有些同學很熱心，特別當他們有參與和接觸FES運動時，順理成章我就多了這方面的接觸。

郭教授

:

所以你是透過學校的活動去認識FES？

胡志偉

:

是的。

郭教授

:

你記得是甚麼活動嗎？

胡志偉

:

我也忘記是甚麼活動了，總言之我當時參與它一些聯校的活動。

郭教授

:

亦因為這個緣故你認識了福音閱覽室？

胡志偉

:

是的。接下來去福音閱覽室，我的印象它是在禮頓道，即禮頓道的年間，當時我想特別是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我想在那段時間⋯後面就是J. I. Packer，主要是John Stott。與他同期就有Martyn Lloyd Jones，鍾馬田，鍾馬田那些就是很厚很硬的釋經書，斯托得牧師主要是基督教信仰。當然當時也有中文的，中文主要就是蘇恩佩女士的基督教神學，《仄徑》和她早期的著作，當時還有潘霍華的《追隨基督》。我想這些不同的書本⋯當然還有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當時有一堆三浦綾子的小說和著作的翻譯。台灣就有張曉風，有好幾本。所以我想對我而言，除了回教會之外，閱讀去到今天對我都很重要，因為當時我甚麼書都看，這成為我成長很重要的養份。

郭教授

:

你記得有沒有人介紹你認識這些作者？或者你怎樣遇上他們？

胡志偉

:

我想很多時候都是自然，我想當然⋯舉例，可能同學（如）何傑說斯托得牧師很好，那麼我便看John Stott的（書），因為我想當時FES與John Stott都有較密切的關係，我就開始看他（的書）。當然我看他主要而言都是看英文的著作，後來有些翻譯如《真理的尋索》、Basic Christianity，還有Paul Little的《你為何要信》等一堆證道，當時不是證主，它們所出的一些材料。後來當然還有，我現在還有Martyn Lloyd Jones那本證主出版的《靈性低潮》，那也是一本經典的著作。

郭教授

:

如果你回顧這個閱讀經歷，你覺得這經歷令你今天再回想，有甚麼重要的神學思想，或一些總結？

胡志偉

:

我想有個好處是，讓我在成長的階段時，因為我在一間很基要、保守的教會成長，即基督教頌主堂，但開始就有一個較闊的養份。比方我認識斯托得牧師，我之前也有提過比方是Francis Schaeffer，薛華。當然在我大概form six和form seven的年代是英文，所以基本上我英語的閱讀沒有問題，因此都會看大量的英文，當時也不會等翻譯了，就去了解整個基督教的信仰。

郭教授

:

所以與堂會非常不一樣。[胡：是的。]如果你今天要形容那個不同，會是甚麼不一樣？

胡志偉

:

不同的是，今天我覺得某程度在堂會的氛圍裡反而狹窄了，為甚麼這樣說？因為當時在堂會裡沒有給予這些，所以便容讓一個較大的空間讓青少信徒自己可以去發掘和尋索，讓他們找得到這些不同的書本，或一些好的⋯讓他們在當中學習和成長。特別我相信就當時而言，在一些所謂聯校的活動裡，很多時候都給予一種很廣闊的（空間）。反而我今天看到很多信徒大部分的教會生活，都只在自己的堂會裡，自己的宗派裡，反而缺少了在我成長時那種較廣闊的接觸，可以與不同宗派和弟兄姊妹，我記得當時認識的同學，他本身是信義會的，我本身是頌主堂，有些是浸信會的，有些是宣道會的，在當時透過不同的（活動）去認識。

郭教授

:

有否一些具體的聯校活動讓你印象深刻？

胡志偉

:

我回看可能是一些的camp，在那個年代裡有很多所謂不同的camp，無論是自己堂會的夏令會或訓練營或camp等等。當然現在我的印象都模糊了，變相你說有甚麼具體的camp，我就沒甚麼（記憶）了。

郭教授

:

分享一下你蒙召的經歷吧。

胡志偉

:

我蒙召的經歷主要是我在船上工作時，當然我之前都是在⋯即那時是在教會的夏令會裡，我想大概在那五、六年裡，我自己應該有差不多接近十年的時間，如果我重看信仰的歷程，由1975年去到大概1985年，不超過十年裡，當時我們教會的夏令會就有一種所謂類似之前陳喜謙牧師在書中所說的復興現象，所以在我當時的教會裡⋯[郭：十年的復興的夏令會？連續十年？]差不多，若是連續的也有五年。如果集中地說，起碼在五年裡我們出了好幾十位（弟兄姊妹）奉獻去讀神學。當時最轟動的時候，在一年的夏令會裡，有五個一起入讀海外神學院，然後後來在每一年都起碼有三、四位。所以我想在連續五年內，每年都有起碼三、四位去到神學院獻身。在我的理解裡，最少都有兩、三位，所以是連續地年年也有。如果一年沒有的話，反而很奇怪。

郭教授

:

所以你都有一個所謂復興的經歷。

胡志偉

:

是的，這是那種奮興式，因為當時我們教會其中一位創辦人是沈保羅牧師，是一位主要導師。當時我們主要受海外神學院的影響較多，故當時李苓、吳主光、劉銳光那一堆上一輩的教會牧者都經常在我們夏令會裡主領聚會，通常在最後一晚獻心，就有三個決志，有些奉獻生活，有些奉獻做傳道人。

郭教授

:

當時你的奉獻是打算牧會定還是有其他想法？

胡志偉

:

當我蒙召時，我很清楚當時沒想過機構的事，不會想差傳，也不會想神學教育。所以當時而言，前前後後我認識的兄弟姊妹，大家都是打算奉獻就是做傳道人，我就用講道和牧養去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是一種很傳統、很保守信仰的理解。

郭教授

:

為甚麼會選播道神學院？剛才你說⋯

胡志偉

:

因為我自己也慢慢理解在⋯因為我也了解海外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神學院，特別我有兩年行船的經驗，那兩年行船的經驗某程度我也在較闊的信仰光譜裡。因為我知道資格⋯我當時知道有中神，但我沒有一個大學的教育程度，所以我一定不夠資格入讀中神。所以不能入讀中神時，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播道，一個是建道，所以就是這兩個選擇。因為恰好另一個和我相熟的袁奇恩牧師，他是袁久寧牧師的兒子，現在他都在美國牧會。當時他在播神去進讀，變相在這個因素裡，加上一個比我遲信耶穌的，在我教會裡我看著他長成的，他進播道神學院裡進讀。當時而言，我也考慮長洲建道就會較遠，未必方便，那麼順理成章，我就選了播道。

郭教授

:

入神學院以後，那個神學的氛圍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胡志偉

:

在播道神學院裡，由那時到現在，他們一直都很強調聖經，我想在眾多不同的神學院裡，最注重或強調聖經的，播道神學院是其中一個。所以我想在我讀的時間裡，剛剛好他們的神學教育開始走向一個較開放的狀況。當時的教授，有些年長資深好像鮑會園牧師般，但他本身有相當的學術成份。當時的劉承業牧師主要教舊約，在舊約裡他有其本身的學術成就。另外還有許道良牧師，他是倫理學等等。當時還有黎惠康牧師和黎師母，那段時間也是成為我們的老師，這兩位都是屬於當時年輕一代，他們將一些比較新的理解新約和舊約的方式帶進來，當然當時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但無論如何，在黎惠康牧師和黎師母的介紹和教導裡，某一個程度，在我就讀的時間裡，就已經在聖經研究和詮釋上，比以往的理解開放。

郭教授

:

你還記得當時神學院裡怎樣看中國和香港嗎？

胡志偉

:

在那段時間對於中國⋯我們當時嘗試過一群神學生回內地旅行。[郭：自己組織？]是。當然後來學院知道好像不太鼓勵我們的做法，當然當時不會有去內地短宣，根本沒有這樣一回事。[郭：去旅行也不鼓勵？]去旅行也不是覺得⋯即一群神學生一起去旅行也不太好。[郭：為甚麼呢？]我聽回來好像，萬一有甚麼事情時，可能有擔心（笑）。[郭：即擔心被人捉了？]

郭教授

:

但你們當時的旅行目的是甚麼？

胡志偉

:

純粹是參觀而已，去北京，我記得當時我們偷偷帶聖經上去等等。

郭教授

:

在改革開放之前或初期，很多人會關心國家，[郭：是的。]不支持基督徒。這很有趣，當時的神學院有討論關社的問題嗎？

胡志偉

:

當時關社的討論，有一科社會學，當時教的是張子華校長，後來是張子華牧師，他是教社會學，所以當時也有這方面的接觸。

郭教授

:

是中神的張子華，還是張志剛？

胡志偉

:

Sorry，講錯了，多謝更正，是張志剛校長，後來是張志剛牧師。

郭教授

:

他說了甚麼給你們聽？

胡志偉

:

他當時主要是校長，在社會學裡也讓我們較多去了解社會的情況是如何。我想在80年代初期，我自己就會覺得，因為當時經常講《洛桑信約》，特別在我差不多畢業時就有《信念書》。所以我會理解那段時間，當然主流就一定是，堂會內傳福音，即靈性培育，但開始也有這方面的意識。

郭教授

:

《信念書》時，你有否去參與那些聚會和聽分享？

胡志偉

:

《信念書》時，最主要是用聽，應該有參與他們聚會。

郭教授

:

同學的反應如何？即除了你之外。

胡志偉

:

同學的反應⋯我想在那段時間會較多關心香港的前途，因為83、84年，那段時間會面對很多所謂九七的挑戰等等，當時同學之間都有討論。

郭教授

:

好了，那麼到你畢業，上次我們也聽過你在社區裡的參與，你可否描述一下為什麼你會愈來愈參與得多？譬如有些選舉時，你會叫弟兄姊妹去關心。那個歷程是怎樣的？有沒有甚特別的事件或標誌性的事件讓你覺得必須要這樣做？

胡志偉

:

我想當時開始那個信仰的理解，特別是斯托得牧師在80年代開始講一些所謂社區教會，在刊物裡又有討論等等。基本上我認同對信仰有較廣闊的理解，我覺得作為一個牧者，我要這樣實踐。

郭教授

:

所以你如果定位的話，在開荒時，其實你定位自己就是一個社區教會？

胡志偉

:

是的，某程度我覺得這個社區教會是自然的，在元朗，最初時，我剛去到那裡牧會，我就結婚，即我7月份上班，9月份結婚。當時媽媽在屯門有個單位，我就轉去屯門了，後來我直情搬去元朗住。我很認同，這也是我當時的理解，即牧者他教會在那裡，牧者就去到那裡，應該在那裡和他們共同生活。

郭教授

:

可否描述一下，你覺得一個社區教會的理念重點是甚麼？

胡志偉

:

當然我想有些社區較困難，舉例社區的劃定⋯（如）旺角、油尖旺可能有困難，因為它們的信徒來自不同的地區。我想就當時而言，我會覺得⋯因為元朗和屯門是偏遠地區，當時還沒有天水圍，在這些地區裡的教會很自然⋯難道這些地區的信徒每次都要出去參加九龍的聚會？或者等等，所以很明顯他們必然在地區裡。特別我想在那段時間，比方有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都會分享他們柴灣當時的一些經驗，在柴灣怎樣建立一個社區教會，一間是循道衛理，一間是柴灣浸信會。所以我當時都會接收到這些資訊，對了，如果我日後要建立教會時，我都應該好像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般，教會與社區都是息息相關。[郭：所以他們是你的model了？]某程度上可以這樣說。

郭教授

:

剛剛講過理念，一家社區應該有甚麼工作？你當時一直想的時候⋯

胡志偉

:

因為我本身是宣道會，當然傳福音一定很重要，但我覺得除了傳福音之外，當然我早期的理解，現在回看我必然會看，可能我提供這個社會服務也是一個手段，是一個所謂傳福音的手段。因為我透過這些所謂服務，我去接觸很多未信的人，讓他們去教會，慢慢在後來的日子裡，我開始去調較這方面的思想，慢慢特別較多去講雙翼，即是一架飛機有兩隻翼，一隻翼是傳揚福音，另一隻是社會服務或社會關懷。當時常講《洛桑信約》，即很多時都提及，變相較多強調這方面，我想慢慢我就認同，一個整全的福音一定包括了這幾方面。

郭教授

:

但教會做的事有不同嗎？即以前你們一路都是（辦）自修室。當你覺得認同了這整全的福音之外，教會做的工作有無變多了？變少了？不一樣了？有甚麼轉變？

胡志偉

:

我想是差不多類型吧，應該可以這樣說，也是一個提供服務為主，很少是社會的議題。如果你說真的去到一個社會議題，就一定是八九六四。若是之前，以我個人而言，因為當時也講八八直選，可能當時關注《基本法》，即《基本法》裡能保障我們有宗教自由這一個的層面，就是這樣。

郭教授

:

所以其實你在工作裡去看時，據我所知吧，如果我錯了請你糾正，元基有自修室，這樣的話，早期的你會覺得這是招攬人回來的渠道。[胡：對。]但當你有整全的福音時，你就以服務本身為中心，我這樣的描述準確嗎？即是一個服務態度的轉移，未必是多了新的、不同的服務。

胡志偉

:

我認為是服務心態的轉移多於提供更多服務，因為基本上我們都有自身的限制，你做自修室服務很難去再提供更多，我們可以做的，當然，當時我們也有提供些兒童和家庭的（服務），其實我們做的服務比一般自修室所提供的多，因為這與整個社區有關，因為當時水邊圍邨裡並沒有兒童及青少年中心，或家庭中心這一類的服務，所以某程度我們提供較多類似一個青少年中心的服務。

郭教授

:

這是由一開始已經有，還是後來才有？

胡志偉

:

一開始當我在這間教會牧養，又同時負責自修室服務時，我們就開始每年都辦不同的 活動，申請區議會的funding，我們做很多這些。

郭教授

:

你打算做青少年、家庭、家長，當時背後有想法嗎？

胡志偉

:

當時的想法純屬是我們作為一個新市鎮教會或社區教會，應該多一點去與街訪接觸，提供他們需要的，比方他們通常較喜歡旅遊的活動，我們便提供他們去海洋公園，安排車讓他們去到港島的旅行，因為我們新界區嘛，沒有理由去新界，就變相有吸引力了。[郭：即反而幫居民去跨區。]是的，跨區的活動。比方我們當時也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有些英國升學的講座，我們當時差不多每年都辦一次。[郭：這很新穎，升學講座（笑）。]是的，這與地區背景有關，因為當時在新界已經有不少人到英國工作或讀書，所以我們當時我記得起碼也做了四、五屆。

郭教授

:

如果回顧這種社區教會的模式，回看在你認識的周圍的同工，對你這個嘗試有甚麼看法？

胡志偉

:

基本上我們元基堂當時做的都某個程度比較向前，後來我離開後，教會甚至有家庭服務中心，有不同服務在內，接著又植堂，又申辦一些幼兒服務等等。我想這種服務的理念，特別我想相關的是教會內確實出了不少社工，也有不少現在在社會服務界裡可能是一些中層或高層的管理人士，我想這也與當時香港整個的社會環境有關。

郭教授

:

第二區的人士呢？你覺得他們對你所做的，若你今天回顧，（有甚麼感覺）？

胡志偉

:

我認為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你提供服務嘛，無論你是左中右，不論甚麼政治立場，他都不會覺得我們所做的會令他們不開心。

郭教授

:

但這會否令元基與其他教會的connection稍有不同？因為元基在這麼多接觸人的時候，就有較多的connection，有這樣的嗎？

胡志偉

:

不會，因為某程度我都參與在元朗區基督教聯會，都參與在地區內，所以我想基本上都可以有某一種程度的平衡。比方當時教新有唐崇榮牧師分區的佈道會，在元朗裡舉行，我記得都在80年代，我當時也有參與其中。

郭教授

:

明白。如果你講回牧會這段時間，你自己回看有甚麼關社的事件是你最深刻印象？

胡志偉

:

我想如果關社的事件⋯在那個階段裡，如果深刻的話，我想是那時候開始較多關注新市鎮家庭的需要。因為最早期時，屯門、元朗是家庭的重災區，所以當時較多關注新市鎮內的家庭慘劇，或家庭內出現的問題。所以那時候我想就是教會開始會出聲或關顧，for example，屯門公路裡出現嚴重的事故，所以牧者都會關心⋯換句說話講，那些有需要的人士或死傷者，又有探訪等等。當時又開始有屯門醫院的落成，我當時都會關注醫療、家庭，早期時甚至我們也想過最好在屯門應有焚化爐，即屯門應該有殯儀館，屯門、元朗是新界西嘛，這些事情我們都有關注。當然後來中國的議題就當然是最明顯了，在八九六四以後。

郭教授

:

可否講一下，如你前面的社區事務，當你有這些議題時，你會用甚麼方法去關懷？

胡志偉

:

早期我想我們的關注多數都是一些比較⋯比方當時開始有地區的嘉年華會，很容易找團契參與一些所謂聯合家庭生活教育的嘉年華會，或者有清潔運動和植樹日，如當時在大棠公園內植樹，我就叫團契的弟兄姊妹去植樹，我想這是一種支持嚮應政府在社區內的活動，我們就成為一個支持的組織。

郭教授

:

是部門會找你們嗎？

胡志偉

:

會的，因為當時我想某一個程度我也建立了一些人脈關係，他們知道元基堂除了提供自修室服務之外，在社區都裡有不同的參與。比方我也參加了他們一些所謂family education的⋯當時有幾個諮詢委員會，我也落在其中起碼兩、三個。村委會就與政府，與一些NGO⋯那我作為教會，教會也是NGO般的身份，我當時就已經有參與。

郭教授

:

是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官員找你嗎？還是也是民政事務處？

胡志偉

:

來來去去都那兩、三個，即有些就under民政事務局，有些就under社會福利署的一些諮詢架構，當然應該是SWD較多。

郭教授

:

剛才你說六四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可否形容一下它轉捩了甚麼，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胡志偉

:

我想轉捩點最明確的就是中國民主的因素，特別與政治方面（有關），因為那段時間很自然有很多遊行、集會、祈禱會，我們覺得需要更多地去關心中國，多一些關心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方面。

郭教授

:

元基在六四有組織活動嗎？還是join出面的活動？

胡志偉

:

有的，我們自己本身差不多日日都有祈禱會。

郭教授

:

日日也有祈禱會？[胡：是啊。]記不記得大概在甚麼時候開始有？

胡志偉

:

我想大概在五月中的時間，差不多每晚都有祈禱會，我可以找回一些資料。

郭教授

:

誰發起的？[胡：我發起的。]為甚麼你會發起？

胡志偉

:

某程度我都是響應，舉例，因為當時我知道余慧根牧師在教新內已經組織了一群人，但我想他們全都在九龍市區，我的弟兄姊妹都去不了，我們在元朗嘛，當時的交通那麼遠。因此，我們就辦自己本身的祈禱會，為民運，為這個訴求祈禱。

郭教授

:

好了，到（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教會或你的牧養，你覺得那種關社⋯剛才你講到對中國民主化各樣東西都開始關心，你們有甚麼工作？或你在教會推動了甚麼想法？

胡志偉

:

我想當然在那段時間，有很多關於六四的一些在信仰內的反省，也有一些六四的祈禱會，這就是愛國民主運動他們所舉辦的，我們都會有參與和響應，即在最早期的時候，當然後來這一切慢慢沖淡了。當然在教會層面上，我可以做的不算太多，但基本上弟兄姊妹都會接受，比方我在崇拜的講道裡提到，我們如何從信仰的角度看民主、看政治、看國家，有關這一類的教育。所以每一年六四時，我們自己本身都有六四前的祈禱會去紀念六四，在崇拜講道裡有六四禱文，我們都覺得沒有問題，我們有時候崇拜就用當時他們的六四禱文作為我們的公禱。

郭教授

:

香港很快就進入後過渡期，你在牧會上有沒有深印象的關社或與中國相關的事發生？

胡志偉

:

當然後來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議題⋯去到接近九七的時候，當然那時候我會形容自己也屬於民主回歸派，基本上有一種理想主義在內。當時我還未來教新，但都已經認同蔡元雲醫生、余慧根牧師一眾前輩和領袖他們的訊息，就是留在香港。因為其實在93、94（年）時，我在加拿大，當時教會有安息年。當時也有加拿大的宣道會向我招手，你留在那裡繼續牧養吧，我整個家庭都在，所以我要移民其實很容易，但不知為何傻傻地（留下了），如果今天你重問我，可能我就留下不回來了。當時我覺得我一定要回到香港，不會留在加拿大了，我回到香港，就與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共渡九七，一起面對前面的轉變。

郭教授

:

你會覺得這是教新的訊息嗎？

胡志偉

:

某程度上我會看當時教新是有這樣一個很鮮明的訊息。

郭教授

:

你覺得除了教新之外，其他機構有沒有類似的訊息講給你聽？

胡志偉

:

這類的訊息我想當時除了教新和《時代論壇》，我都看不到有其他。當時在我成長裡，我剛沒有提到的楊牧谷牧師，他的一些著作，特別是早期《抉擇月刊》裡，它每一期都有一篇文章，那個是必讀的。

郭教授

:

但《抉擇月刊》已經很久了。

胡志偉

:

是的，是我成長的年代（笑）。[郭：六十、七十年代。]應該這樣說，六十年代沒有的，在七十年代初期，然後最後就是當時楊牧谷還在愛丁堡進修時就每一期寫一篇。

郭教授

:

OK，所以你覺得楊牧谷在七十年代時就已經鼓勵人留在香港？

胡志偉

:

他沒有直接這樣講，但我認為他某程度都有一種看法，當時一些領袖，余達心、楊牧谷、蔡醫，我看他們都有類似的看法，至少他們沒有說移民離開。

郭教授

:

94年你回來香港，在香港回歸前的最後幾年，有沒有甚麼大事讓你在牧會上印象深刻？

胡志偉

:

那幾年沒有特別，當時我想最主要還是準備迎接九七回歸。當時而言我教會比較特別，因為我教會本身因九七問題移民的人很少，這與我教會的成長life cycle有關。

郭教授

:

反而弟兄姊妹很多都會留在香港，[胡：是的。]我記得90年代、在93、94年，很多香港教會開始有中國的工作，元基有沒有開展一些這樣的工作？

胡志偉

:

元基應該⋯關心中國一定有的，但你說特別要去到內地裡，我很難講。當然另一個是，因為我們教會比較多傳道同工，在中國宣道神學院內讀書，所以中宣很多時都會回內地，所以我想某個程度在內地宣教就當時而言，我們已經基本上都會認同和接受。

郭教授

:

很有趣，為甚麼那麼喜歡去中宣？在你教會奉獻的弟兄姊妹。

胡志偉

:

它早期不在元朗，在馬灣，所以最早九肚山時的年代已經有一位姊妹入讀，去到馬灣的年代就有幾位入讀，包括我師母在內，她也是在馬灣的年代就入讀，然後去到元朗時就更多弟兄姊妹入讀。講笑的時候，他們以為中國宣道神學院是宣道會的神學院（笑）。

郭教授

:

但他們的選擇背後有特別的想法嗎？

胡志偉

:

沒有，我想主要是因為地理的緣故。當然對我而言，傳道人有些在建道、有些在播道、有些在中神、有些在中宣，我來說我會看弟兄姊妹本身的氣質，以及看看他想在哪一方面來事奉，我就不會說讓全部人入讀哪一間神學院。

郭教授

:

明白。到你去教新的工作，你覺得那參與與你牧會有些不同？有甚麼你覺得重要的事？

胡志偉

:

去教新事奉是大概2000年的時候，很不一樣的是層面闊了很多，變相我看事物不再從宣道會的角度去看，即我是宣道會牧師，很自然我早期就會凡事以一個宣道會的眼鏡去看一切事物。

郭教授

:

這個宣道會的眼鏡是甚麼？

胡志偉

:

我想宣道會的眼鏡⋯當時我有參與神學時事委員會，或有所謂信仰的框架，或在他們的手冊和指引裡，他們會講⋯甚至最早期，宣道會對天主教，到現在也如此，也是有某些看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等等。我想去到教新，是一個較闊的平台，特別是當時開始剛有反賭波的運動，我就參與在內，也開始關注一些性議題，所謂同志運動，所以我們也促成了維護家庭聯盟，教新是發起人之一，後來又關注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成立了現今的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在社會議題上，就看到我們需要聯合多一些不同的力量，特別在一個倡議的工作裡。然後慢慢就變了社會關懷貧窮網絡就是關注貧窮和倡議，變相因為有關注便成立了。

郭教授

:

剛才你說的幾件事，都是有很多不同機構或堂會有份參與，你可否介紹一下你和教新在內的角色是如何？

胡志偉

:

我想某個程度作為一個⋯如何說呢？即有某些事工裡，我們作為一個發起人或倡議者去主導，比方我們看得到整個政府開始講準備賭波合法化，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時，我們教新就聯絡明光社，明光社當時也是97年才成立的，一個很young的（組織）。所以我想是我們看到一些課題，就當時而言，教新也建立了某一個程度的認受性，所以在某一些議題上我們覺得可以去關注。接下來我們看到同志運動，又可以有不同的platform，比方維護傳統的婚姻價值和家庭價值，或者貧窮的課題，早期我們看得到，當時我們也成立了⋯在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之前，我們也成立了一個組織，即他們可以有一些錢去請貧窮的人吃飯，我們有些百佳的現金券給予有需要的單位，如工福、新福、木福。我們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比方教新、明光社、思達，以及幾個福，我們已經組成了這一類的網絡。我想某程度在當時而言，教新和我都是做一個穿針引線的角色，有時我會寫文章，比方講多一點貧窮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去做，我想我們在這些不同課題裡去倡導、教育和組織。

郭教授

: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人，是你今天回顧在這時期裡你覺得很深印象，你覺得要提的？

胡志偉

:

我想當然在這些不同的課題裡也會有，這要視乎那段時間有否這一類大家也是志同道合的人，就會較易成就這方面的事工。所以早期我想特別反賭波合法大聯盟的時候，當時會有一些人關注，大家都是較接近的，就較易多一些有事工的聯合性。For example，當時宣道會徐濟時牧師會參與在內，外面又有一些不同的網絡和組織，我當時很多時候與蔡志森有合作。另外在一些課題裡，胡露茜在基督徒學會，但胡露茜很多時候都會主動找教新就一些社會課題大家合作，我們也很樂意。後來他們學會有人事轉變，反而就失去胡露茜年代那種主動性和積極性。協進會也一樣，不同的總幹事也有彼此的合作和交流。

郭教授

:

你在教新內是接余牧師棒，你會形容你和余牧師在工作上或理念上有甚麼異同？

胡志偉

:

基本上我想我和余牧師都一樣，是闊一個所謂闊的⋯因為他都是FES，所以在信仰的傳承裡，斯托得牧師等等，我想我和余牧師基本上都是大家差不多。特別那段時間，余牧師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基本上整個FES的文化和理念，即某一些的概念，或對堂會的理解或對事工的做法，即我們做的是事奉，而不像（其他）機構一樣是一種牟利，或建立自己王國的那種做法。我想我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會多一點較具體的⋯因為我去到教新之後發現，如果教新停留在純屬一個visionary，是一種所謂異象式的機構，我們生存的空間會愈來愈狹窄。因為當時大家都會覺得九七沒甚麼事了，一切教會運作如常，變相某個程度原來教新成立的那種需要性，我們在1997的時候是變得unnecessary。我開始接手時都要面對一個轉營，而實際上當時在經濟上支持教新的不算太多，所以我來到教新時，某程度就要開始需要透過具體的服務去有收入。我看到當時較少講leadership，所以就開始讓教新在leadership上有訓練，我們就開始與趙錦德牧師合作，有一些其他訓練的事工，所以我想我來了以後就多了很多不同事工項目的發展，就由開始時是一個純粹倡導式的機構，變為倡導加上有自己提供的服務，因為早期我都了解教新沒有提供一些所謂direct service，後來我們一定要提供direct service。

郭教授

:

你提供服務時，有甚麼理念嗎？如提供甚麼服務，不提供甚麼服務。

胡志偉

:

我相信我們會理解我們要提供的服務一定要是教會需要的服務，以及其中一個理念就是，教新盡量刻意避免和別人競爭。舉例，那段時間很多人都有敬拜讚美的訓練，我們沒有理由去和別人競爭，舉辦敬拜贊美的訓練。當時而言，教新有很多不同的訓練，都可以說我們是一個pilot，我們是先行者，我們起頭去做，做到有些成績時，我們甚至可以不做，for example，堂主任訓練，我們做了三十屆，然後我們不做了。比方我們說，有馬可計劃，新同工的入職訓練，我們看到很多宗派和神學院都做時，我們就不做了，或者青少年牧者的培訓等等，我看得到我們一些的訓練就是避免與神學院和其他事工重覆。

郭教授

:

若你這樣說，和社關你覺得會否是⋯即剛才你提及，教新出現時與留港和建設香港（有關），這很清楚。到你提供direct service的時候，與社關的（關係），很可能會否服務還服務，關社還關社？還是其實關社可能有另一件事透過教新帶出來？舉例，你寫文與教會和時事貼近，但服務以堂會為本，這樣描述可以嗎？

胡志偉

:

我想我們在開始時一定是某程度嘗試有兩個層面，我會這樣去理解教新這機構，就是我們一定要面對教會，因為我們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名字本身不是香港社會更新運動，所以一定是面向教會。但問題是，我們面向教會時，另一方面我們要令教會與社會有connection。所以某程度教新做的是，在那個年代裡，社會有些議題⋯當然這也導致後來，當我面對後來發展，所謂醞釀佔領運動時，或之前，基督徒支持民主普選，即當時有一個類似的組織，我想我們也是嘗試讓教會，特別是福音派的教會意識到一些課題，教會是要需要去思考，需要面對和需要tackle。比方我很早期已就性議題，特別是同性戀的議題裡，我已經寫文章和探討，後來過了一段時間都看得出需要第三條路，當時我也有些聚會和文章探討。我想某一個程度我會視自己經常是⋯怎樣說呢？扮演這兩個不同角色，我需要經常走位，一方面我要面對教會去提供服務，比方我們提供自然教會發展NCD幫堂會做診斷，我們有長執訓練等等，另一方面我們又有社會議題，通常我們透過文章，透過聚會，有即一些座談會、交流會和專題講座等等。我想我都會嘗試兩方面有些平衡，我不可能只做其中一方面，因為只做其中一方面時，我就會被人標籤。當然後來在整個雨傘運動時，無可避免我們也會被人有某程度上的標籤。

郭教授

:

所以你很注意到你的機構其實有兩條戰線，所以就這樣做。[胡：對的。]那麼為甚麼你的專欄那麼時事呢？背後有特別的神學想法嗎？

胡志偉

:

我想我的專欄也不一定的，其實有時候社會較多，有時候教會較多，有些時候我自己也是按⋯即到今天也一樣，可能有段時間，我覺得有某些課題已經很多人說⋯我經常這樣說，即如果有些課題，外面教會裡很多人在討論，我又覺得我不需要再講一次。反而有些課題，如最近雙性人或變性人，類似這些課題可能會寫文章去討論，因為教會對這方面的接觸和了解比較少，或很多時候一知半解，甚至不了解，我會嘗試，即這段時間也很多關於在堂會內發生的性侵犯事件，無論是美國還是香港，我一樣會在這些課題內去寫和關注。

郭教授

:

如果拿你這麼久的事奉經歷去看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或社會參與，你會怎樣評價香港教會這個歷史的進程？你在當中有參與，也有見證，你會如何評價？

胡志偉

:

我會看在我剛畢業的年代，80年至90年，我覺得這段時間是一個開放和可以嘗試做的階段，反而由97到2017，後面那二十年，反而在教會的氛圍內狹窄了。狹窄的原因有幾個層面，可能因為有些教會現在所謂的領袖，他們的恐懼或是戒心大了，於是反而⋯舉一些簡單的例子，《基督教週報》，早期我也是他們的編委⋯文字小組裡其中一個成員，以前他們也有一個專欄給我，但慢慢後來我寫一些事，他們領袖的所謂戒心、恐懼和自我審查愈來愈強烈的時候，於是就⋯甚至有很多顧忌了，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說，反而教會中形成一種氛圍，年青的教牧就覺得這些不能說就別說了，說了就會被照肺，說了會出事的。我反而會看得到⋯加上，開始堂會的管理主義出現時，舉例，如果一個教牧參與一個與社會課題有關的聚會，可能他的上司就會問，你為甚麼參與那個聚會？你是不可以和不容許⋯因為就我所知，今天有些教牧要參加出面機構的董事會都要申請，也要得到permission，但在我那個年代，比方我做教新，我的年代的宣道會，是沒有這種規矩和regulations。加上我會看在現今多了這種管理主義的限制，於是很多教牧會覺得特別是社會課題的事與我無關。所以現在我會看堂會的牧者關心社會課題⋯除非它是獨立堂會，獨立堂會我看到它有空間。宗派而言，反而很不幸地，在我的觀察是不斷收窄。

郭教授

:

你用自我審查和害怕去形容他們，你覺得他們害怕甚麼？

胡志偉

:

我經常覺得那些領袖很多時會害怕他們辛苦經營的，無論是內地事工企業、或是與內地教會經營的美好關係，就因為有些人不生性，或有些人多嘴，就會影響他們已經建立在內地的事工。

郭教授

:

從你的形容裡，可否形容為一種倒退？

胡志偉

:

某程度上，我同意是倒退的。我會審視我剛畢業那個年代時，我所認識的同輩，當然我也會看⋯將來有機會我會寫文章去探討。當然另一個因素就是更多回流的牧者，這些美加澳回流的牧者因為其身份已不同了，我也會明白他們很自然地對於香港或中國的政治，他們是故意地不談論太多。

郭教授

:

是因為甚麼原因呢？

胡志偉

:

因為他們的身份已經不同了，[郭：你的意思是因為他們已經不是香港人？]因為他們本身，舉例，他們有美國的護照、加拿大的護照、或澳洲的護照，這我相信很自然的，即如果他們講太多，萬一被弟兄姊妹挑戰的時候，舉例我現在仍然手持香港發出的特區護照，我不是任何美國、加拿大、澳洲的公民，我仍然宣稱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郭教授

:

即所以變相總之講甚麼都不能交代了，因為你已經不是那個身份（笑）。

胡志偉

:

某程度（是），以及因為他們曾經移民過，這個我也會看有些教牧有一種心結，或有時候就較難解釋，即為甚麼你在某段時間移民走了，十年之後沒事了，但你拿居留權又回來香港牧養和帶領等等，你就已經上岸了，如果你講的時候⋯所以我也知，我認識這一類的教牧，無論宣道會或者其他宗派，很自然我看不到他們有誰會講太多這一類的議題。

郭教授

:

剛才你一路提及一些神學家，或他們有些影響你。回顧你整個事奉和關社的歷程，有沒有甚麼指導的神學思想是在影響你？

胡志偉

:

我想今天來說那個指導的神學思想必然是整個洛桑運動，一個比較闊的，即由斯托得牧師在整個福音運動裡都會劃分幾個不同路線，如果重用另一位學者所講的傳統福音派，就是佈道植堂，宣道會某程度也屬於這個類別。接下來又有開始比較關注採取適切方式的福音派，這方面不是傳統的，可以稱為實用的福音派，自然可以用Rick Warren，他也曾經來港好幾次，那時也很多人向他取經。你可以用華理克牧師和Bill Hybels這些著名的牧者，代表這種所謂務實或實用的福音派。第三類在今天可以用不同的字眼去描述，有些是missional、progressive，或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描述，這一類的福音派，他們有彌迦聲明，即會強調在拉丁美洲所講的integral，即一個所謂整合福音的理解層面，你可以說是一個整全的福音派。今天來說，Chris Wright在他的著作裡，就是這一個。如果我將自己classify的話，我想我就屬於這第三類別的情況。

郭教授

:

你用回今天當作一事件，你評鑑這個指導的神學思想，你有甚麼想說？

胡志偉

:

沒有一個人在一開始就已經有一個明確的神學思想，所以我想那個神學思想就是說，它在一個福音信仰裡，個人與耶穌基督重新得救這種的信仰體驗，於是它在信仰理解裡，它會尊重聖經的傳統，特別在所謂最簡單的肯定聖經權威，著重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然後就去肯定使命的整全。我從這幾個角度（去評價），所以在過程裡，神學會不斷去修正，某程度我今天仍然會視自己為改革宗的神學思想作為主要。當然，有些人或者會說，你都不是改革宗的，這有很多不同的詮釋在內，當然我又不需要說自己屬於哪一派的類別，比如我覺得麥拉倫有些思想都OK，我都欣賞他。但我是否需要全部認同他呢？我又不一定。

郭教授

:

你覺得這指導的神學思想會否令香港教會的社關有其強處，或造成某一些困難？

胡志偉

:

所以基本上我不buy有甚麼具體的神學思想，反而我會較強調你在參與社關的過程中不斷進行信仰反省，就好像馮煒文先生般，他是我欣賞的神學工作者。嚴格上，他也不是academic的神學家，不過他不斷在他參與的過程中，早期他在工業委員會，他就已經在進行神學反省。

郭教授

:

講到最後，譬如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在你整個事奉歷程裡，你會怎樣評價它們？回看在早期，差不多回歸時，直至現在，你會怎樣評價？

胡志偉

:

這當然有樂觀和悲觀，幾個不同情況。我相信大部分在我那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在地土上、歷史上、文化上必然認同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在政權上，基本上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會有厭惡的感覺，它和中華民國兩個都不相上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指台灣），在我早期的理解裡，我不會特別對兩個政權有高低之分。我都會接受中國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接受它的管治權、接受它的主權，特別是九七回歸時。我想經歷江澤民、經歷胡錦濤、經歷到現在習近平，當然，早期時我都仍然有一種較浪漫主義，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治的開放好像很多美國主流的論述般，於是中國也會改變，但最近習近平修改憲法都使很多中國通和美國學者都大跌眼鏡，或者很多人沒有預料到會變成這樣。我想特別是經歷雨傘運動之後，特別重看這幾年，香港整個管治權，基本上我已經對現有的政權那種所仍抱有的樂觀盼望已經不斷減少，所以某程度可能我們需要現實地理解，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甚麼的政權。

郭教授

:

最後你回顧自己整個參與，你有甚麼重要的分享？你會怎樣看自己？

胡志偉

:

我會這樣去看，我覺得我也是嘗試在不同階段裡整理和活出我的信仰，所以我又認為每一個人走的路都不同，我不覺得你有一套指導的神學思想，然後你就按這個指導的神學思想如何去做一個教會領袖、教會牧者或基督徒，我覺得不是這樣。我反而會看，你是確實你知道，而且有些事物到現在我都沒有肯定的答案，我相信有些事物在聖經裡都沒有肯定答案予我，不過這是一個信心尋覓的過程。有些時候，可能我都會回去原來所行的道路，不過回頭看的時候，這與之前不一樣了。或者現在我重看以前的書，我的味道或感覺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信心和勇敢去走自己的信仰道路，在他的場景裡，不一定需要想太多他人的看法。我經常說，上一代走完自己的路，我仍然尊重上一代的領袖，不過我會走自己的路，我不會按宗派或上一代期望我走的那條路，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找出自己要走的信仰道路。

郭教授

:

最後你還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嗎？

胡志偉

:

我想差不多了，要講的都講完了。

郭教授

:

好的，多謝你胡牧師，我會就在這裡停下吧，很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