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梁大輝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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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你梁大輝老師，我們可做這次口述歷史的訪問。我們會做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今次基本上是可以讓你暢所欲言地說一下你自己的生平的故事，或按着你覺得人生重要的時刻去分享。你可否講一下你出生的背景或成長的背景資料，例如你在哪裡讀書（之類）？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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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很多香港六十年代出生的朋友一樣，在屋邨長大，在一個普通的家庭（成長）。我是長子，有兩個妹妹，父母都是普通勞工階層。

郭教授

:

你是六十年代初，可以講一下是哪一年出生嗎？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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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在中學…然後就在中文大學讀書。如果要講基督教信仰或是基督教社關方面，我算是後期才參與。因為我中學階段在東華三院一家中學讀書，沒有甚麼宗教背景。直至（年紀）比較大，預科的時候，開始有接觸教會，有去教會，認識基督教信仰。因為我中六後就進了中文大學，我真正信仰的開始可以說是在中文大學的中大團契那建立自己的信仰。那個階段就是大學生，比較…在團契當中都是大開眼界，有見到很多大牧，基督教領袖，不同的人，在團契當中聽他們說話好認識多一點（基督教信仰）。我還記得當時李思敬博士、梁燕城博士那些在我們的時代裡面的名人，那就會比較慕名而去認識他們。我亦記得自己有旁聽楊牧谷博士那些課程，都會（因此）對基督教信仰慢慢有自己的建立。大學的階段，因為我其實是1983年加入中大，碰巧是中英會談，整個社會處於一個很…即當時的感覺像大時代那樣子。那就變成自己…因為我本身在中文大學讀政治與公共行政，變了我讀的學科也是社會科學，對於社會政治，這方面來說都是要我去認識。與信仰結合後，就自自然然，對於社關、社會關懷這種事就（當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可以這樣講。

郭教授

:

團契和你修讀的科目的氣氛有沒有差別，還是差不多。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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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差別是有的。因為我自己的同學，讀政治的同學，其實基督徒的人很少。大家就像普通香港年輕人那樣，當時候來說，都是閒聊一下，講一下中英會談，諸如此類。但團契就是信仰及那種關懷的情懷有點不同，變了那個時代在團契就跟一些比較年長的師兄師姐…我還記得那時團契有很多社關的活動，我還記得那時去走訪甚麼社區教會就找了李思敬博士，在沙田，就去走訪他們，（學習）怎樣搞社區教會，那個時候算是挺新穎的嘛，（參與社關）就是那時候開始。當然，我也是（作為）一個很普通的信徒去參與，都是去學習一下，我又不是團長，又不是一些好…因為我本身自己信主比較晚，其實我是進了大學後才決志信主，剛才我也說過，我在中六時才開始認識教會，那時亦只是慕道，或者是處於一個掙扎期。我是在大學一年級後，那年的暑假才決志的，所以相對於團契，中大團契裡面其他那些朋友，即是弟兄姊妹（而言），我是比較後來才認識基督教這個信仰的，所以都是向他們學習。

郭教授

:

是你自己找團契參加還是有人帶你參加的？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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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太記得，應該是認識了一些人，是誰呢？有沒有人帶我參加呢？我記得…因為我去教會是以前在荃灣宣道會那邊跟我中學同學去的，但那裡其實信仰的氣氛是不同的，即與大學裡的（團契相比），我想（宣道會）是比較傳統福音派的教會。在大學的團契的氣氛是完全不一樣，面對社會的關懷是多很多，所以那種事（社關），是我自己覺得，我作為一個大學生的信徒，又（有）自己學科本身的訓練，令我特別對於社會關懷或是團契的情感會比較強，就是那時候（開始建立）。當然也有些人的聯繫，因為當時我也有參與聯合學生會擔任幹事，year 1的時候，有些人是團契間接認識的，（於是）便參加了團契。

我認為大學時代是一個基礎，或是一個建造自己信仰基礎的時間，後來真正比較多參與就是往後，畢業之後。我記得我臨近畢業之前，1987年畢業之前，應該是year 4還未畢業的時候，那時有個叫做守望社。守望社當時就是宋恩榮博士、陳祖為先生，即有一批人走出來（建立）。我當時還只是個少年，大學還未畢業，又跟着（他們）去學習一下，於是就認識了一些比較成熟的弟兄姊妹，又去參與其中。那時我還記得李慧玲，現在商台的李慧玲，也是守望社，當時認識她的，當時也認識了一群朋友。到後來組識基關會，對我自己而言，我最主要的場所去實踐基督教、基督徒社關的就是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基關會。講一講基關會的背景是如何組成的吧，應該是1987年的時候，應該是公安條例大家覺得有很多問題，基督徒應該發言，於是…當時我們一群，多數是85至88那幾年的兩大團契核心成員，有FES 的幹事和我們一同成長，所以初期都是在FES開會的，還未有自己比較成型的組織之前是在FES，即是St. Andrew那裡開會，一起聚會之類的。當時的感覺就是，有弟兄姊妹都會覺得我們以往在大學團契當中，大家為信仰、為信念去做事，但離開大學後，到了工作場景就愈來愈難了，會否在工作當中沖散了，沒有甚麼時間呢？於是就有一個念頭，我們如果要保持，不希望這個社關的信仰實踐這麼輕易被沖散，我們要團結一起，有一個團契，甚至是組織去互相提醒，於是就萌生了一個意念去組織一個團體。於是就在87年的時候，我們有一批弟兄姊妹組成了基關會，全名是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就這樣誕生了。

當然，87年有些事件，很快就進入89了。那麼89年就自然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因為89年的時候，香港整個社會都…即大家那種情緒，對於祖國的關懷，所有發生的事，我們都是十分involved的，所以那個時候就多了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或是在大專界裡認識，或是各自的朋友，都很想參加基關會。當時89（年）之後，其實在九幾年後都舉辦了很多學習班，那時的氣氛是大家很熱衷想去認識多一點政治，中國的政治、社會，後來「蘇東波」、東歐的變遷，所以那個時代就做了很多這些事，就是大家一同去認識這世界，去認識社會，基督教的信仰應該怎樣去回應呢，在那幾年，我想是87至89年之後，90至92年都是一個相對地很活躍的時間。那麼，我們的模式，我自己理解就是，我們都（是）平信徒，沒有太多人目的是全職事奉，（或是）投入這個機構做事。其實我們的心態多是帶職事奉，即等於在教會當中參與的一些事奉，只不過我們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吧，我自己或是當時一些弟兄姊妹的（理解）都比較多是，很多信徒在教會當中事奉是理所當然的，無論事奉多與少，都是信徒的責任。我們正正看到其實在教會的場景裡是比較難去（實踐）社會參與或是政治參與的層面，因為教會本身有很多傳統的限制也好，或是教會當中人的組合又是否容易得到共識呢？就算是一些大的原則，民主、公義，大家都可能會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s。正因如此，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教會會缺席一些社會議題，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剛剛好發揮了這樣的位置，我們是一些年輕的平信徒，亦沒有甚麼特別包袱，又基於一個很單純的信仰的感召，就覺得不如我們走出來去做這些事，可能教會不方便去做，那就我們去做吧。我們亦會覺得其實是一個分工而已，沒有甚麼所謂，即教會做不了，或是教會有時…就這一點，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會批評教會為甚麼你不去參與又不發言？但是我個人覺得有些時候能諒解，教會做不了，不方便去做，就我們其他人用另一個平台去做這件事，我可以理解成為一個分工，於是，基關會就是維繫着一群信徒去一直走下去。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用一個可以說是低成本的營運方式，我們可以說成是有幹事的，曾經試過有一個或是1.5個幹事，有staff，有地方，有會址。[郭：是自己租的？]租的，自己租的，一直這麼多年來都是租一個會址，有請staff。當然，背後要奉獻（支持），由我們核心的，可能三、四十個人…其實早期比較全盛時期，其實我們的會員，核心的會員有四、五十人，[郭：其實很多的。]算是OK的。當然，後來慢慢有些離開了，有不同原因，便薄弱了一點，所以現在可能也相對地收縮了。我們已經幾十年歷史了，由1987年到今天已經三十年了，但我們都自我安慰說三十年來還存在…[郭：也足夠了（笑）。]也算是[郭：很厲害。]一個交代，[郭：守望社也不在了。]守望社早就解散了。當然，我們自己的力量都很有限，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與其他友好團體一起合作，包括以前如SCM、基督徒學會，甚至是天主教那邊的政治和平委員會，其實大家在不同場景都有合作，那麼…基本上我自己在基督教社關那條路上就是參與過這些工作，但因為實際上工作的確是愈來愈忙，其實大家，即大部分基關會裡的成員就像我那個年代的背景，剛才我也說過，都是85至87年畢業的人，我們都走過人生中最艱難的日子，有自己工作事業的要求、婚姻、兒女，各式各樣的，有時都會覺得很多東西做不來，或是做得不夠，都無奈地要接受，我們都是要處於生活很多的張力當中。

郭教授

:

剛才你說會員有三十多人，其實你們是如何招募，或是用甚麼方式去有這三十多人？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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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開始的時候，印象中已經有二、三十個核心（會員）的了。因為我們一開始還未組成時，開始討論那個…關心公安條例時，當時主要的骨幹都是兩所大學：港大和中大的那幾屆團契裡面（的成員），或是一些ex團長級數的人，如趙善榮那些、潘敬耀，港大，很多就是那幾屆的人，有些是已經畢業的，剛畢業一年左右。87年就是有些人剛好已經出來工作了一年，他們說出來的想法就是，出來工作真的不行，很辛苦，沒有時間了，要不是找一群人集結一起，很難自己一個人keep着信仰的實踐，所以就走在一起了，所以一開已經有二、三十人了，都OK的了，已經成型。再很快已經到89年，根本上就是…嘩…很多人擁進來，因為他們…很火熱那時候…大家都火熱的時候就…根本上過了89年之後，90年初期時，就多了很多會員，所以去到四、五十（人），加上那時候我們舉辦（學習）班真的有逾百人參加的，很多人捧場，因為那個年代就是大家都很熱衷去學習，去認識的嘛，所以有那幾年…譬如那時候六四一週年、二週年、三週年，那時候有很多活動，都有很多這樣的情況。

郭教授

:

話說回來，剛才提及公安條例令到你們開始有基關會。如果你回想一下當時，其實你是在關心甚麼，還有你當時想做些甚麼呢？

梁大輝

:

我想一路而來，我們比較核心的關注就是民主和人權，是最核心的關注。其實，因為那時87年很快就當時討論八八直選，所以爭取普選一向都是我們一個非常核心的關注。接着就是人權的issue，都是這兩大支柱。當然中間的過程都有因為大家會員有不同的興趣，我們曾經都有關注一些公共政策、經濟政策、民生政策的issue，但在這點上，我們都發現有一定的困難，正正是當我們一討論下去時，大家對於一些經濟、民生的議題，而又牽涉到所謂政府的角色，再分配的角色去到多大呢，即所謂自由市場化一點還是政府應該有大一點的角色去照顧弱勢社群，其實就牽涉到大家一些基本信念，有時是會有分歧的，大家的立場會有所不同，所以長期以來，我們也就發覺這一點，當我們不是那麼…[郭：處理不了。]存在一個大家都不同的想法。因為始終我們本身自己受的訓練，譬如有讀經濟的人，有讀社工的人，有律師，即可以這樣說，我們本質上都很中產，因為我們都是兩大的畢業生，坦白說，[郭：就是精英。]當時的年代來說，我們可以說是社會的精英。那麼，本質上，就算我們大部分，其實和香港人一樣，我們都是基層家庭出身，但我們就是在當時的建制（之下），可以這樣說，已經是一批成功的，進入了一個比較精英的，或是中產的階層。所以本質上，我們對於一些民生議題的看法，其實都是有差異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慢慢發覺很難去十分長期地跟進，反而發覺一些工會的團體，他們（的觀點）很清楚。有時候，有些議題我們覺得OK，可以支持他們，但有些議題卻不行，譬如很早年，討論最低工資立法那些，其實數十年前就在討論，但是談不攏，因為…[郭：不同看法。]這些議題已經有不同看法，是否要立法呢，最低工資，在二十年前、二十多年前已經在討論的了，所以我們都覺得好像行不通吧，大家都…想法不太一樣。

郭教授

:

如果譬如這些這麼不同的看法，最後結果會是如何？就是直接不做？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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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覺得不清晰是有一個（基關）會的立場的話，那麼我們就真的不幹了。因為我們都想法就是：我們又不是要交數、一定要做甚麼的，有些議題我們覺得沒有共識就不幹了。可能我們會有study，年輕的時候很多時間，整天都在study，那就study一下吧，study完以後，可能大家發表完各自的意見，又請這個、那個回來（討論），大家又做讀書報告，研究一下議題，研究完後沒有共識的，唯有就不幹吧，唯有接受是沒有共識的。

郭教授

:

有哪些東西（議題）是有共識的，就你記得？

梁大輝

:

你說的是…[郭：即會內的，或是你覺得一直以來都好清楚的…]，所以就說了是民主、爭取普選和人權的議題，這兩個就是一直以來都清晰的，所以這兩條線去到今天，我們仍是在做這兩條線（相關）的事情。其他的，我們就真的放下了，因為不是我們主打的項目。

郭教授

:

我看了一些資料，其實你也做過教育政策的吧？

梁大輝

:

教育是有的，因為本身我們很多教師的嘛，所以我們又是很自然地有一批教師的同工、弟兄姊妹，有教育組就討論一下教育的議題吧。但討論教育議題就很抱憾，即很抱歉啦，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多時間去緊貼地跟進。有時候就變了，怎麼說好呢，教育的議題就和基督教信仰那個…即爭議點不太多，其實反而有時候我們只是一群老師，大家走在一起就會分享一下對教育政策的看法，或者就是大家都各有難處，各樣事情等。譬如我們早年都有討論語文政策，母語教學那些都有討論，但就變成與基督教信仰的關連不太明顯，即很坦白說，基督教信仰很難推（論）得到去支持母語教學，還是不支持母語教學的嘛，即等於民生問題一樣，基督徒都會支持…有自由黨，有工黨的人都可以是信徒。反而就是說，回到我們覺得普選和人權，那是一個比較fundamental，人的價值，我們覺得是大的原則，是清楚的，對我們來說，這樣東西是清楚的，所以就堅持這點。

郭教授

:

你剛才也另外提過89民運，其實對你們來說，你剛才提及之後大家都回應了很多，可以說一下你深刻回應的事嗎？

梁大輝

:

深刻嗎？應該是五月底的時候，香港的…我也記不起哪個星期天了，即百萬人上街那次。那時候就是整群基關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就…當然我們是在一個大的umbrella底下，就是基督教那個…[郭：愛國民主…]愛民會那邊，一起去做事，（如）預備物資。我還記得有一個星期天，大家還要擔任隊長，不知是要帶領着九龍那裡的一隊人去九龍公園，那邊就去維園幫忙，某一條路線的又帶領隊伍之類，只能說是參與其中吧。我們也不是甚麼…就只是參與其中，最主要就是做一些熱心的參與者這樣子。那時候蔡醫他們擔大旗，我們就在背後拾遺補漏的幫忙一下。往後的就…剛才也提過，也是想深化對於國家，對於整個世界局勢的轉變，所以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study，有時也會舉辦一些學習班，與一些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分享。我記得有一年我們舉辦…我不記得是六四多少周年，當然是90之後，蘇東波就是90之後我們就…我記得很多人參加的，有十堂還是八堂的學習班，又製作了好像大學生…學生年代那些handbook，又做了notes，整疊很厚的，文章之類…[郭：還有保留嗎？下次如果你找得到…]找到就給你看一下吧。我還記得那些甚麼…丁偉博士寫的那些九十年代文章啊，又找齊東歐怎樣蘇東波啊，中國又怎樣啊，就製作了一本學學習手冊，然後上課。我們自己有一些熟悉的弟兄姊妹（負責講課），有時候是請人來講，有部分是我們先行學習，學習完了後又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這樣子，在那幾年裡就是做了很多這類的事情。

郭教授

:

所以那些課程主要都是圍繞中國的國情，[梁：是的。]接着是蘇東波民主化[梁：是的。]，有沒有說一下六四以後香港人應該怎樣回應中國？[梁：有。]那時候你們怎樣看呢？

梁大輝

:

那時候怎麼看嗎？其實我自己回想起來就…當然我們的立場很清楚，即覺得中國政府對於學生的處理是…我們不認同的，覺得始終人的生命的價值遠高於其他事物，所以變相…但至於中國的局勢…有些人那時候說：共產黨很快就倒台的啦，諸如此類，其實就真的不懂評論，你懂評論就很厲害啦，對吧？變相我們是跟着那個社會的脈搏來去一直關注。

郭教授

:

譬如你那些課程，給弟兄姊妹會有甚麼建議呢？即是好了，面對一個這樣的時代時，你還記得你們會有甚麼建議給他們呢，他們應該做些甚麼呢？

梁大輝

:

我認為我們的建議…其實我認為，那個想法就是信徒、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一個，所謂靈命，或是一個自己（的）靈修，或是傳福音，而是要回應我們身處的社會之中，如何行公義、好憐憫，是要與其他人同行的。我認為我們就是基於一個如此簡單的信念，覺得就是不在乎甚麼分析之類的，我們就是去做這件事情。當這個社會，或是這個國家，其實很多人都是在面對一些不公義、不對的事之時，我們同何與他們同行呢？如何去發聲呢？譬如說，89年之後，在內地有很多人…天安門母親，諸如此類，他們所遇到的困難，我們能夠做的可能真的只是，起碼表達一種關懷，或是表達「願意走出來表達」這份聲音吧。那麼，基關會…可以這麼說，89年到今天，每一年，我們其實仍然會在報章上刊登一個廣告，一格很小的廣告，來表達…即唯願…就是公義如大水滔滔的那種聲音，我們就是希望那一點的燭光繼續去…當大家都不敢說、不想說或是不會再說的時候，我們仍然希望去堅持這一點。就這件事上，我相信已經不再是一個目的論或是結果論，有沒有成果對我們來說是不需要討論、不重要的，只著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堅持做了，接下來的就交給歷史，交給上帝，去看一下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郭教授

:

過了89之後，就是所謂後過渡期，你覺得基關會的想法、做的事情有沒有新的發展呢？

梁大輝

:

90至97那幾年都很多事情做的，譬如說，《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我們都很認真地去study的。當時我們亦有政治組、人權組，很多組別去研究每章每節，[郭：嘩。]亦真的有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當時我還記得去約他們發表意見。有一次，我記得是去中環連卡佛大廈，當時見我們那個應該是羅德丞，我們一群基關會，加上少部分其他基督徒團體的代表一起去見羅德丞，我們還寫了一本《基本法注釋本》，那時候還流行紙本小冊子的嘛。其實都是透過這些…我們嘗試去消化一些議題，就幫助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去簡單一點或是容易一點掌握一些較複雜的政治或是社會的議題。我認為我們其中的角色就是一種信徒教育，我的理解就是（這樣），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做這樣的事情。剛才說對外…即我覺得兩有個面向吧，對教會內部的就是信徒教育，對外的話就是一群平信徒，或是一群基督徒，我們就是向社會發聲，嘗試去表達說，我們基督教或是基督徒是不會缺席的，我們同樣會與其他香港人一起，一樣為一些公義、對的事情發聲。沒有理由只是某派系的人發聲，基督徒就像鵪鶉一樣不發聲，不是這樣的，我們認為基督徒應該更加有能力，有這個…應該…有膽識去做這件事。其中我自己想過的一個想法…[郭：為何會這樣想的呢（笑）？]其實就是，我們基督徒，應該連死亡也不用怕，我們有永生的盼望嘛，有永生的盼望，那為何我們會這麼害怕呢？老實說，如果有些人懼怕權勢的，其實兩種事而已，要不是怕死，要不就是怕太多財富，失去財富，那麼，基督徒這兩種事都不應該怕的。我們不怕死，我們應該有永生的盼望，我們（的）財富不是積聚地上的財富，我們的價值不應該作為人生的重點，即當時我們大家一群年輕的信徒，亦可以說是…很赤子之心，我們覺得應該沒有東西會害怕，那就去做吧，所以變成…面向社會層面，我們去…即可以做到的便去做吧。當然，剛才我也說過，很多時候都是連同其他基督教的朋友一起去做的。我還記得有一年比較特別，是跟隨郭牧師，當時郭乃弘牧師是香港基督徒學會的總幹事，我們去見彭定康，到港督府，當時我記得大概是六、七人左右。彭定康初來到香港嘛，很高調，很多事辦的嘛，接着又滿城風雨的樣子。我們當時一群基督徒的代表約見彭定康，他又（肯）見我們，可能郭牧師夠standing吧，那我們就跟着一起去了，代表基關會一起去港督府。見到彭定康，（他）在一間房內招呼我們，談了半個或是大半個小時左右，算是一個比較特別難忘的經驗。

郭教授

:

討論甚麼課題呢？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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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應該都是他提出了一些政改的方案，被內地罵他，接著就滿城風雨，那我們就…exactly說了甚麼真的不太記得了，但如果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我們都是覺得香港應該要民主化，我們支持應該有普選的，即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

郭教授

:

除了剛才你提及的一些90年代《基本法》草議的事，那麼譬如當《基本法》（草議）完結後，接着回歸前，你們有沒有甚麼難忘的事？

梁大輝

:

90年代時，我們都有參與…啊，另外一個就是參與了民促會，[郭：民主民生促進協會（按：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那時候我記得應該是教協那邊擔任秘書處，就是一個比較大的platform。當然那裡包括了一些其他非宗教背景的團體，我們亦有參與其中，當時也是爭取普選的。當時，記得那個好像是陳洪（？）還是誰…這個最特別吧，比較（偏向）自己個人一點。恰巧有一年好像還有個甚麼遊行，情人節遊行，被《明報》抓住了，我和太太還做了一個訪問。第二天已經…嘩，上了頭版，嚇死我。[郭：是哪一年，我們幫你找出來，順便放在網頁上（笑）。]其實我有那一段新聞，我都應該找得到，類似是94年吧，情人節，在《明報》。起初我們也不知道的，反正是遊行一定有很多記者訪問，怎料抓住了我們（訪問），接著就（刊登）說：這對…不知道甚麼…夫婦…年輕夫婦…情人節來（參加）遊行，作為賣點吧。[郭：是甚麼遊行？]那時的遊行好像是…[郭：還要在情人節這麼浪漫。]都是爭取普選之類的東西吧，好像是民促會（舉辦的），找到告訴你吧（笑）。[郭：我們也會找的，應該在大學（圖書館）裡會找到的，94年應該能找到的。]那麼其實我想是點點滴滴吧，這些都…那個時候自己…即一群熱心的弟兄姊妹一起互相鼓勵，互相維繫，可以這樣說是一個團契這樣子。即使時至今天，大家未必有這麼多時間聚在一起，雖然我仍是基關會的一個核心成員，但我們經常比較多是靠幹事去推動工作。會員裡也有不少…大家都有不同的生活的重點改變了，但可以這樣說，是我們自己這群人的人生中難忘的一段歷史。時至今天，其實大家都仍然十分好朋友，因為大家一起走過一段這樣的路。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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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怎樣維繫？剛才你說過大家一起維繫、類似一個團契之類，用了甚麼方式去走了三十年？有沒有甚麼你覺得是重要的方式去令大家聚在一起，還是有另外一些東西…（例如）大家的信念…雖然做的東西不同，但信念是…究竟即一個組織有三十年歷史也不容易，特別你們大部分都是義工，你們怎樣（維繫）？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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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有形的話，就是仍然大家都是在基關會這個組織中。那麼，基關會這個組織裡，我們有…很有趣的，其實有一批人都是去同一所教會的。其實為甚麼會這樣形成呢？[郭：都是道顯堂的。]對。其實為甚麼會這樣形成呢，我認為就是…起初大家可能就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我們本來的共通點就是兩所大學的團體嘛，大家應該有不同的教會背景的，但可能經歷了很多事後，慢慢發覺，大家都覺得需要另外一所比較合適的教會去盛載我們的信仰。於是，就是那個時候先後加入了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覺得在那裡會相對容易地去盛載我們的信仰，所以變了其中有不少人是於道顯堂當中，直至今天仍然在那裡聚會。當然亦有部分不是去道顯堂的，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教會，各自都有很好的教會生活，不過亦繼續參與基關會的也有。譬如我們的主席吳國明，他一向都在自己的教會裡有很好的事奉，有很好的參與，不過我們就在基關會內相聚。因為我們的感情就是…已經三十年了，由大學時代一起，甚至是…再深一點，未組成基關會之前，我們很多人基本上就是大學同學，即是師兄弟來的，港大CA 的有一群，中大的也有一群，基本上我們就是一起成長這樣去認識的。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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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話說回來你們的活動，好了，到了97，到了現在，你會怎麼形容基關會的狀況？它的參與或是活動，你會怎樣形容呢？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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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想起當年我們其中一個顧問就是盧龍光牧師。我記得一次我們去…也很多年前了，十至二十年前了，跟老盧聊天，就是我們去找他的時候，（因為）他是我們的顧問，他說過一段話我也覺得挺對的。說甚麼呢？其實在中間一段時間，譬如我們基關會組成了十年左右，那段時間我們開始發覺不太行，要吸納一些新會員，要壯大發展才行，不然我們是否會慢慢…一群「老鬼」撐不下去的。但是我們一做下去發覺也有一定的困難，那個困難就是外來新加入的弟兄姊妹，曾經當然是有的，不過好像不容易去進入我們這個群體。慢慢有時候就會發覺很困難，但又覺得要去做，就掙扎了好幾年的時間。那麼，我記得當年盧龍光牧師好像有說過類似的話，其實每一代的人是比較容易吸納自己那一代的人，有時很難去勉強另一代的人加入你的組織。我自己這樣看吧，即我慢慢接受了這件事，因為當我們已經組成了十年…十二年、十五年的時候，你再叫一些其他的…很想去吸納很多人的時候，不是行不通，除非我們走向一個十分全職化，是一個機構，（但）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如果要十分全職化，你要有很多資源、人手，就像FES一樣，即你要成為一個很有規模的組織，才能照顧到新加入的人，或者你是很aggressive的、很進取的去建立那個網絡，那麼我們就會壯大。但是我們似乎不是在走這樣的一條路，我們真的很團契式，大家一群人公餘時有這樣的信念走在一起，我們所能夠有的resources就相對有限。我們有會址、幹事也只是剛好而已，還要再壯大、再聘請人發展的話不是我們當時能afford得到的，亦似乎不是我們的想法。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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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呢？為甚麼不是你們的想法？

梁大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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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自己認為，可能真的是礙於人的限制，我們一直沒有出現一些很charismatic 的leader去帶領，去走向一個所謂機構化，一個這樣的運作模式。我們大家都很熱愛自己的工作，大家都是在做一個公餘的性質，所以加起來都只是公餘吧，我自己覺得。變相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就唯有接受自己，我們就是一群平信徒，就我們自己所謂的感召，可以做的事情就盡量去做。我們亦都不需要去交待，（譬如）說我們未來一定要有多少年的發展計劃、要擴展堂會、要會員人數去到多少，沒有這個包袱。你可以這樣說，沒有這個包袱可能就沒有推動力，所以我們就接受有多少就做多少，即我自己理解整件事，基關會…可能這幾十年來，有些人會覺得，基關會，當初看他們也似乎有聲有色，接着都是難成大器，沒有用的，這可以是一個看法。（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從未想過要一定（成為）大器，難成大器就做一點燭光吧，那就一點燭光吧…即是三十年也未被吹熄的一點燭光，那也可算是…[郭：很厲害了（笑）。]算是這樣吧。

當然，來到近幾年是有衝擊的，說實話。近這幾年，譬如到雨傘，早幾年也有一種感覺就是外面這麼風起雲湧，基關會…其實我們社關應該是老大哥吧，這麼多年的歷史，但我們是否在雨傘當中都不太積極，即沒有走得很前。當然我們自己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坦白說，我們也有一些個別的弟兄姊妹很熱心地在雨傘中參與，去支持學生或是參與其中。但事實上，是真的，我自己認為，我們的momentum是減弱了，那就唯有接受我們的momentum減弱時去做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覺得有另一個平台更加能夠發揮（作用），或是有一個比較好的momentum的話，其實是OK的，有時組織的生命本來就是很有趣的，對吧？是有起伏的，過了高潮之後…還強行舊區重建是很困難的，倒不如建一幢新樓吧，其實我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是很平常的事。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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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你說雨傘的時候大家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多說一點那個不同的看法是關於甚麼的嗎？

梁大輝

:

說真的，你說在雨傘之中，其實對於我們這群「老鬼」也是有頗大的衝擊，即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那個衝擊是，一方面我們可以很單純地覺得為理想而去堅持、去作戰，但同時，可以這樣說，我們已經幾十歲了，社會的閱歷也告訴我們一些事情不能這樣理想化，有些事情還是要考慮的。那些事情我也不覺得是完全不對的，不是說凡顧及現實的事就等於不道德、邪惡的，事實上不應如此。所以在我們當中，即有些弟兄姊妹之間對於所謂…大家都明白吧，當時是很…[郭：這樣佔領的方法…]對，用佔領的方法來表達是否一個合適的方法呢？即我們當中也有「藍絲」、「黃絲」那種tension，即使不是去到這樣極端，也會有一些個別會員說：不是吧，這麼離譜…即始終到了非法或是一個（類似的）手段時，我們自己一直多年來，說真的，我們都是斯文人，我們不是那些行動型的，我們都是書生（笑）。所以到了以往，早年長毛那些衝擊之類，我們是不會做的。即使我們的幹事，我們也不會期望，或是不允許他去做。因為他亦代表著我們這個會，代表着我們的會員，我們也不是想踩非法的紅線，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你可以想像，雨傘其實對我們而言，我們非常糾結，究竟我們應如何取態；因為踩到去談論非法、犯法的時候，我們怎樣看這件事呢？甚至倒過來說，一些年輕人也會罵，你們這些就是…即等於他們罵那些其他民主黨派的人…那些「老鬼」，毫無用處，做了數十年還是一事無成，你們也是…有的時候，我們感受上，這裡就是講感受了，像是兩面不是人。我們數十年來堅持理想那些事，雖說沒有成果，但我們也不是做了甚麼壞事，為何似乎被罵了？為甚麼被人罵到，簡直像是…姑且誇張一點說，在年輕人的眼中，你們簡直是不單是不做事，而是做了壞事。我心裡就想，難不成我做了壞事嗎？即…你明白嗎？

郭教授

:

我明白，我明白。那些學生說的民主黨，賣香港那些吧（笑）…

梁大輝

:

是的。坦白說，我不是民主黨的，當然我有認識一些民主黨的朋友。即我自己真的可能是年紀大吧，我覺得民主黨沒有成績而已，在歷史上也可以說是有付出過吧。那麼，沒有成績，一事無成，是因為大環境吧，你總不能將罪名全加於它身上吧，賣港之類的。即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而言），我真的不覺得將社會的矛盾撕裂成這個地步…我覺得（這樣子）對大家都是一種傷害。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這幾年是比較尷尬的，那個尷尬點就是，再走前一點，就真的未必是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但以往的模式又似乎真的out了。（對比）現在別人做的事，這些（舊模式）真的是不倫不類，也不知道意欲為何。（譬如）以往的教育，現在又有social media之類的，變化太快了。以前我們那種表達形式、運作模式都似乎有點不太配合現今社會的步伐節奏，所以這一點說真的我們亦正在反思中。其實我們也是有反思的，我們心想，與其這樣子做…即我們要變，變到起碼我們在做的事要有一點effectiveness的，總不能說，不管你了，我繼續做，有沒有人聆聽我也不管了，這樣子就沒有意思了，我們還在反思，或是摸索中。

郭教授

:

這樣說來，其實即是說在過往，在97以前，或是87至97，你們最初一直在做的事，我認為起碼，即你作為一個參與者，你會覺得其實是有效的。你會否說一下你覺得有效的原因或是有甚麼跡象令你覺得看到效果？

梁大輝

:

看到效果嗎？[郭：或是你感受到做了某些事後是有效的，我想也是一個主觀的回顧而已，不需要有任何數字（數據）之類。]我真的不敢說我們做了甚麼，產生了甚麼果效，我只是覺得我們這群信徒，就是相信基督教信仰應該是一個很全面的信仰表達，信仰不單是個人或是靈性層面的，而是應該有一個社會的dimension，我們就是根據這個信念去實踐。而我自己覺得經歷了這數十年間，應該有不少教會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應該是有不同的面向。當然本身有很多神學教育的改變或是其他東西，都是社會環境令信徒的信仰更開放的，我自己覺得。我不認為是我們做了甚麼，而是我們配合社會這個社會大環境之下去實踐出來，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一把聲音去行動出來。可能有些人…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心很想做事，但又覺得教會裡似乎沒有甚麼同伴的人。團契有時候…我們以前也有去一些團契當中講一下社關（的事），他們就覺得，你們真好，有這麼多人一起，我們團契只有幾個人有興趣，其他人沒甚麼興趣，他們就會比較勢孤力弱。我們之所以繼續存在，我就覺得是因為我們凝聚了一群人，那個持續性就令我們繼續可以…[郭：關心下去。]做這件事。就算發表一個聲明如此簡單，就是繼續有一個基督徒社關團體的聲音在社會中存在，有它的名字去表達這個聲音，[郭：有一個見證這樣子。]有一個見證，可以這樣說。

郭教授

:

如果回顧你過去參與的歷史，你會怎樣形容你自己的角色？即在基關會或是基督徒的社會參與，你會怎樣形容自己？

梁大輝

:

怎樣形容…我想我只能用一點燭光來形容，即真的完全沒有膽量去說對整個大環境有甚麼impact。但是我認為就像是一點燭光似的，盡量去守護着（它）免於被風吹熄，能夠燒多久就多久吧，就是一點燭光，那怕是我只能守着自己的燭光，但當然在我的視線範圍內看到有其他弟兄姊妹他們的燭光，有些比較大，有些比較微弱，但加在一起後，我覺得總能讓社會上別人能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燭光是存在的，我自己只能這樣說。

郭教授

:

兩個跟進的問題，第一個是，你用燭光形容自己，其實這個光，你是想照出甚麼來着？第二個是，其實這麼微弱的燭光是很容易熄滅的，有甚麼令到你不熄滅呢（笑）？你回想一下，你覺得…

梁大輝

:

譬如剛才提及，我自己覺得信仰本身就…應該說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多不公義、不合理的事，而那些事很多時都是制度、結構上（導致）的，而一般的基督徒是比較少在這個層面上關注。可能他們關注的是去做一些慈惠（服務），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有很多這些服務性質是有的。但如果在一個制度層面去挑戰制度的不公義，我始終覺得（基督徒做）這樣事情是弱的。而這一點，正正我自己覺得…在我信仰的領受當中，我看得到這一點。因此我覺得我在這一點上去堅持和參與是我自己信仰的感召，等於我自己很簡單…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就是對於宣教很有感動便去宣教吧；有些就對於牧會、神學教育各有不同的感動；而我自己的感動就是在社關的層面上，那我就做我的事吧，我覺得大家的存在都是很好的，很合理亦不需要排斥的。因為正正信仰這麼廣大，這麼多層面，一個人不可能全都顧及，正正有一個群體，大家在不同位置去做事，去見證上帝，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如此。

郭教授

:

為甚麼（你的燭光）不熄滅呢？

梁大輝

:

為甚麼不熄滅嘛…我認為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覺得自己過去的信仰的經歷給予我基礎，可以這樣說，另外就真的是群體了，基關會這個群體令大家…人的感情維繫着，即相當於一群弟兄姊妹，一群戰友互相砥礪着。（如）看見他這麼努力，那麼我這段間比較忙，但也不要放棄，過一陣子沒有這麼忙碌就能多參與了…即互相堅持，互相鼓勵。

郭教授

:

如果你回首由87年，或是由大學開始，即倒過來看，你覺得你一直至今，你自己有感覺到可能有些地方改變了，但有些卻沒有變嗎？變了的是甚麼？沒有的變的又是甚麼？即在社關，對香港或是對其他（事情）的關心，（如）對中國的關心（之類）。

梁大輝

:

如果說有變的，先說有變吧。坦白說，我認為對於前境是較為灰暗了，沒有年輕時那麼單純。即坦白說，我們年輕時…香港都是一個很…社會其實是…雖然面對很多不確定（因素），八十年代然後97回歸，但初期，大家都是懷着一個很興奮的心情去面對一個大的時代，很多事物不確定，但自己那時候亦是年輕，那年輕有為嘛，覺得自己…當然所有事都參與，很積極，很自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久而久之就會覺得，真是有點…譬如說中國的發展，或是以致到香港普選無望，真普選原來是如此艱難的，不要說88（年）了，91吧（也沒有），97了（還是沒有），97沒有就99吧，99（也）沒有，以為等十年應該有吧，一直認為…即還是很幼稚、naïve，以為過了十年應該會有（普選），怎料原來不是的，給你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其實說真的，也是有一種頗深的失望，或是一種無助，那種無助有時候也會對自己有一種影響。

郭教授

:

會否也影響你對基關會的參與或對社關的投入？

梁大輝

:

會的。再加上我自己…這個真的是很個人的（因素），加上在雨傘後，那種感受會…打擊是多了。即你可以想像，從我年輕的時候所持有的信念去做，當然年輕的時候時間比較多，熱情比較多，就多做一點。後來發覺大環境愈來愈差，也不要緊，也堅持一些事物，大環境（的影響）也不要緊。但是後來發覺連社會上其他人也很…即我是在說雨傘那段時間，那種衝擊就是說，連年輕人的…本來以為是同路人的一群年輕人，一起爭取民主的人，也會罵你。那你就會覺得，在幹嘛呢？有一種很大的挫敗感。還有很個人化的分享，人生可能到我這個年紀，我也超過五十（歲）了，可能我覺得（對）社會性那回事似乎有點疲倦。工作當然疲倦，發覺從前看報紙關心社會跟得很緊貼的事物，也有點厭倦，即有點累了。反而我自己的個人生活中可能轉移至（關心）文學性的東西，可能看書時也會覺得很疲倦，不想再看這麼多社會性的事物，那些社會分析、政治的東西我已經看了數十載了，可能是自己心境會轉移到想多看點文學性的東西，因為可能是自己以前也有讀文學相關的東西吧。那可能會（有）那種適合自己年紀的心境，我又覺得是OK的，我接受自己，人是會有轉變的，人不會永遠都是一個…即火熱戰鬥的狀態的嘛。人生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感受或是不同的領受，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事，我又不是甚麼領袖，又沒有很多人跟隨我、依靠我。你只是nobody、somebody，那就做回自己覺得有感受、領受的事吧。

郭教授

:

關於這點，我想我們結束（訪問）再談吧（笑）。話說回頭，應該問你的是，如果你回顧過去，有甚麼宗教的資源是幫助你做社關的？即有沒有甚麼信仰裡你能夠回想到，例如某些神學的想法、一些人，是在幫助你做社關的？

梁大輝

: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即是…雙向的吧。坦白說，如果是資源方面就沒有甚麼特別的了，僅是「食老本」而已，那些「老本」就是以前大學時代自己那種信仰的領受，（例如）楊牧谷博士所教的創造論、李思敬博士（教的東西）、余達心博士（教的東西），以往學習下來的東西，一路領受便成為基礎。往後當然就是我教會（的影響），都是比較開放的，教會早期時亦支持我們的工作，也關心、鼓勵我們，但真的止於這樣。因為我自己沒有（空餘）時間去繼續進修、讀神學、在信仰層面長進，可能較不太長進吧，只能夠真的是「食老本」。所以…不過我又覺得，不會說埋怨沒有資源，大家都十分忙碌，這個忙於宣教，那個忙於探望弟兄姊妹，即各有不同需要。我從來也不覺得教牧同工或是教會要做甚麼，可能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這個期望，那就根據自己能力及領受的多少去盡力去做吧，就是這樣子。

郭教授

:

那麼你會形容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基督徒？

梁大輝

:

嘩，很難回答…[郭：可以說從沒想過，沒有問題的（笑）。]很難去做一個概括性的評價，我真的沒有想過。

郭教授

:

不要緊。那你又會怎樣形容自己的政治、社會立場？你會怎樣給予自己一個定位？

梁大輝

:

我認為在我們的年代，大家的成長背景較相似，都是一個…即香港在追求民主和建立一股尊重人權的潮流之中。所以我自己一直都覺得我們是剛好在這個潮流之中去做應當做的事，沒有甚麼特別，我自己真的很簡單覺得，我恰好活在這個時代，恰好叫做在這個時代的洪流中便做我所領受到的事。有些朋友或是弟兄姊妹可能在不同國度，（如）戰亂等各樣不同的世代，那就會有不同的感受和領受，大家亦會各有不同（的行動）。我自己覺得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在香港的這一代，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平信徒，在我的…剛才我也提及，我比較多時候是在基督徒社關組織的層面上有所參與。當然，我自己在教育的崗位中有時候亦能有所參與，那就是我作為一個教師的崗位可以去做的事，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普通的生活實踐。我覺得這些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並無非特別困難。有些人很乖，常去禱告會，會參加福音聚會，（但）對我而言，我的priority，我的信仰實踐就是參與社關工作，我覺得領受比較大，就是這樣簡單罷了。

郭教授

:

有沒有張力呢？你剛才說你是一個教師但也關心社會，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生活的基督徒，這些不同的角色之間有沒有張力，抑或是彼此交織着往同一方向？你會怎樣看？

梁大輝

:

我覺得張力最主要都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幸好我自己的家庭，我太太和我大家都在這層面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因為我們…由於她也是基關會創會的會員，即我們都是那個年代成長的一群比較積極關心社會的大學生信徒，大家一直都是在同一條路上走。所以變相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大家是十分一致的。只不過在生活中，自不然在工作、家庭、子女年幼時會有一種時間的張力，但亦已成過去，就是難過亦過這樣子。現在回想起來十分珍惜這些經歷，也算是無憾了，自己年輕時也算是做了一些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而且有堅持去做，就是這樣子。

郭教授

:

回想你人生中，你會怎樣定義自己所謂的國民身份？即現在有人說中國人、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回首你的成長，你是有一個穩定的身份，還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想法？抑或對你而言這並非問題？也可以的。

梁大輝

:

我認為我在年輕時，那種對國家的感情也算濃厚。雖然我是在香港長大，沒有甚麼特別的國內背景，但是我自己以往中學讀中國歷史時…我是讀文科的，讀歷史、文學…到後來在大學讀政治。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或是我自己是比較…即民族感情是比較濃厚的，對於國家改革開放，一直發展有成績感到開心的，覺得是非常好的。但我想在過去的十年間，慢慢有時是比較多心灰意冷的感覺，即覺得不能太樂觀地認為國家會愈來愈開放、文明、走向一個更加包容…發覺是不容易的，不是那麼完全一片光明的。當然有人會說，其實（國家）總的來說都是朝好的方向，途中有丁點沙石、瑕疵是在所難免的，這種說法也是理解的，但我認為這樣就很容易蒙混過關了，你這樣甚麼也可以了，我亦會覺得有很多東西是不太能接受的，（例如）「豆腐渣」工程，畢竟是人命相關，若任何事都說要以大局為重，不談損失，國家的道德敗壞就是於此慢慢發生。所以我自己覺得…對於國家的感情是有一種衝擊的，是破壞了的，[郭：剛才你說是近十年間的事吧？] （點頭）。

郭教授

:

好吧，謝謝你。我想今天應該便到此為止了，你有特別補充嗎？剛才沒有提及而你又很想說的…

梁大輝

:

OK，沒有了，比我想像中說得多了（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

郭教授

:

大輝老師你好，我們這是第二次的訪問，這次準備了一些問題會一直問你，我們一起聊一下吧。第一條問題，你可否講一下你出生的資料，以及你在哪裡出生，或是一些背景嗎？

梁大輝

:

我在1965年10月10日在香港出生，是（成長於）一個基層家庭。我出生的地點…即出生後第一個居住地點是九龍城，九龍城應該我記得一直居住至小學三年級，是天台屋來的。不過童年時（對於居所）感覺很好的，覺得（空間）已經很大了，因為天台上有幾個房間，外面有些公共空間，年幼時可以在那些公共空間踏自行車、乘涼，在那個年代也感覺挺愉快的，後來就清拆了，九龍城獅子石道那些舊房子。我還記得，多講一些就是，當時母親說過找葉錫恩，當時葉錫恩是一個重要、民間的…[郭：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或是有求必應的，找葉錫恩幫助能行了，於是就可以盡快「上樓」，便遷居至葵涌的公屋，也一直住了很多年，直至我結婚後才離開。

郭教授

:

你家中有多少兄弟姊妹？

梁大輝

:

我有兩個妹妹，[郭：你是長子？]是的。

郭教授

:

你還記得年輕時，父母有否灌輸一些特別的價值觀予你？或是他們有否習慣性地談論中國、香港相關的事情？你印象如何？

梁大輝

:

其實並沒有的。我想是因為本身家中沒有特別宗教信仰，媽媽也只是拜神，即普通上一代的傳統宗教。我的家庭也沒有很強的政治氛圍，我知道有些家庭是左派、右派這樣子，但我家就沒有。但我想爸爸在那個年代，也算是做一些比較斯文的工作，他是在首飾零售店中工作。我記得小時候是讀《明報》長大的，所以對於看報紙，我自己追溯並回憶後就覺得自幼有接觸報紙，有接觸《明報》，長大後便知道這是so-called知識份子的報紙來的，即可能一般的基層家庭很少看《明報》吧，[郭：是的。]（但）我是看《明報》長大，對於社會時事的興趣或基礎知識也是至少有的。變相後來讀大學時，我就選擇了政治及公共行政系，也可能（與童年）有所關連，即我對於時事的興趣從小至大也是比較濃厚一點。

郭教授

:

你回想一下你覺得家庭在價值觀上對你有甚麼影響？

梁大輝

:

如果是說價值觀層面的話，我認為都是一些比較個人化的，要勤奮工作、待人忠誠、有上進心…即一般的個人價值觀塑造會比較多，即如果是說關心社會上發生的事，其實不太多的，那些是隨着自己長大，在中學、大學階段慢慢認識，我自己認為是這樣子。

郭教授

:

你剛才說是慢慢在中學形成，你覺得在中學時期裡有甚麼事件你回想起來，令你有這種對社會的價值觀（形成）？你記得嗎？

梁大輝

:

其中我想我在中學階段可以說有機會參與一些學生領袖的工作，我在中學時代做過一段時間的head prefect，我覺得那種經歷給予自己一個鍛鍊，即有老師賞識你，覺得你是有能力和責任感去擔當一個角色的，我認為這種感覺對一個人的成長是有很大幫助的。以致可能我到大學時，一開始year 1時接觸到書院的學生會，當時我在讀中文大學，那就會…因為覺得自己也算是曾經做過學生領袖，於是到大學時便會比較多留意大學裡的學生組織，然後一步一步的就走近了，與某些人走在一起，而你的道路便是這樣走出來。

郭教授

:

明白。話說回頭，如果要講一下你的中學時期，你能介紹一下你讀哪一所中學嗎？

梁大輝

:

我在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就讀），在我家附近屋邨中的一所普通學校吧，我也只是個「屋邨仔」而已。

郭教授

:

你提及過你是在中學時期信主的，可以介紹一下信主的經歷嗎？

梁大輝

:

可能要作出一些修正。我是在中六那年，有外來的同學，應該說是從別的學校來到我們學校讀中六的同學向我傳福音，當時我亦樂意接觸，去聽一下，但那時我還未信主。其實我是後來入了大學後，因為其實我在中六後中途便入了中大，沒有完成A-Level的課程…在入了中大之後第一年也還未信，其實我大概用了一年、兩年左右的時間慕道，入了大學後，過了第一年的year 1才決志信主。[郭：所以你中學時是叫作剛好開始接觸教會？]可以說是剛好開始接觸，接觸教會。而當時我是去荃灣區一所比較大的，不過亦是比較傳統的福音派教會。[郭：可以分享一下嗎？]宣道會，荃灣宣道會。

郭教授

:

有沒有一些印象深的片段，（關於）那時候（的）教會？

梁大輝

:

其實我想對於一個少年人，即以往完全沒有怎樣認識基督教的，因為我學校本身沒有宗教背景，就覺得教會裡的人都很好，很…我想回想起來最深刻印象就是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圍在一起聊天、分享，很深入的，可以將自己在生活、生命中很多的掙扎分享出來，對當時的我來說覺得是十分震撼，即我才認識他不是很久，甚至有些是第一次認識，可能我加入了那個小組，我也是剛開始去（教會），（但）他（們）說話很多。我就覺得他們很坦誠，能夠有一個如此真摰的生命交流，我覺這樣子很棒，所以這種感覺對於基督教信仰有一個好的開始。

郭教授

:

你說過是同學帶你去教會，學校有沒有學生團契或是…

梁大輝

:

中學時沒有的，因為我中學那時根本上那年只是…一來非常忙碌，因為中六那年要考higher level，即入中大，所以就沒有參加中學的團契，那時候也只是慕道。所以後來入到中大便有接觸，那時候還未信，但亦有接觸中大團契，但也只是一丁點兒。到後來真的決志後，才比較正式地多點參與中大團契的活動。

郭教授

:

那你可否說一下你在中大由接觸團契到決志的一些經歷？

梁大輝

:

未決志之前就真的只是去一下團契、聽一下（分享）而己…[郭：是自己主動加入還是有人在開學時拉你去團契註冊？]應該這樣說，我未信之前是接觸得很少，因為那時候我比較多參與聯合學生會。當然（學生會）裡面有些基督徒朋友，有時碰上團契活動便去聽一下，不過並不是十分固定參與，因為那時候我還未信。到我真的信主後便有參加一些團契裡正式的迎新活動，我還記得有一個班叫「青鳥」，類似這些吧，以及是一些社關組，中大團契裡有些社關組，便跟隨一些弟兄姊妹學習，我還記得團契中的社關組有一本很厚的學習手冊，厚厚的一疊很多文章看，（如）認識中國教會、香港教會之類的篇章。

郭教授

:

為甚麼你會決志，可以講一下你信主的過程嗎？

梁大輝

:

如果簡單而言，大概是當時我覺得認識基督教對於…覺得基督教內…其實靈界這樣東西我覺得是有一種吸引力，就覺得很特別，（如）靈界的東西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回憶）其中的一個片段，有些已是十分零散，不太記得了，但我記得曾參加過一個福音營，是由張佳音姊妹分享，她就說了很多靈界的東西。我就覺得，如果有鬼，那就應該有神，對吧？即既然有靈界的事物，有鬼…即我覺得從有鬼存在這一點能推斷到神也是存在的，從而令到自己更加接近，更能說服自己（信主）。因為我可以說，在那個年紀裡，我覺得自己是很理性，我去過好幾次佈道會，那時都還未信的，也是很大掙扎，好像覺得想信但又覺得還未可以，就緊緊掐住椅子不肯出去，即使聽到呼召也不肯出去，是那一種來的。後來反而是當我一直累積一些想法，到自己覺得OK的時候…即我也是明白，那時都聽過信當然不是100%，即上帝站在你面前才相信，那樣子就不能稱為相信了，當然是要有一個信心的跳躍…當有這些觀念後，到了一年級的暑假時就開始覺得自己能更好地掌握，或是更有信心…我自己其實是在一個很平靜的環境下，在中大的圖書館裡自己低頭決志的，我就不是在…即可能當時我的想法是不想在一些很…被人推出來的福音聚會的環境中決志，而是我自覺自己在很清楚及冷靜的情況下作出的一個決定，我自己決志後也有跟別人說，我已經決志了，就是這樣子（笑）。

郭教授

:

那些聚會是你的同學帶你去還是你自己參加？剛才說譬如張佳音那個。

梁大輝

:

有朋友邀我去的。張佳音那個我不太記得是在哪裡的了，是教會的聚會還是（別的聚會），我已經不記得了，所以兩邊我都有參加，即教會的聚會，有些是團契的聚會我也有接觸。後來我信主後，其實坦白說，比較多的時間我信仰的養分是來自大學的團契多一點，可能那個年紀，始終覺得對大學裡的知識，所聽到的話是比較吸引。回想起來，那時候大學團契有很多知名的牧者，有朱耀明牧師、余達心牧師、溫偉耀、梁燕城、李思敬，即眾星雲集，在團契中講話，我們這些小伙子坐着聆聽而已，嘩，真厲害，他們又講得非常出色的嘛。後來年紀再大一點，第二年的時候，我上次也說過，我有去…其實我只是旁聽，而非修讀楊牧谷博士的課堂，我還記得頗勤奮去旁聽的，雖說是旁聽，八點多便要去上課。因為是第一堂課，有時候縱使是嚴寒也會覺得（那課堂）太棒了，一定要堅持去旁聽…即在大學裡所接觸的人和事對我的信仰建立是比較多的。

郭教授

:

可否講一下有哪些人或事，至今你仍有很深的印象？即除了你剛才提及去旁聽。

梁大輝

:

如果你要我講一件事的話，我又說不到一件甚麼的事，其實也是一點一滴地累積。當時還有一些時代背景的，譬如我記得《信念書》是那個年代出版的，我們在大學讀書時就非常關心它…畢竟出《信念書》，我們就研讀一下，再加上聽一些大牧、名牧慷慨激昂的分享、講座，便成功塑造自己的信仰價值觀，我認為是這樣子一點一滴的累積，當然有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互相學習。他們之中有很多是非常厲害的，坦白說，所謂厲的就是他們本身的信仰基礎比較深厚，（如）有些在中學時代已經是團長了，來到大學亦是做團長，趙善榮那些就是這樣子，他們對於信仰的領受比較深，而且已經有較多的參與，我是大個一點才認識基督教信仰，所以當時仍處於學習階段。

郭教授

:

你剛才提及善榮，讀大學時，你覺得你和他的認識…有沒有甚麼你覺得…因為你之後也加入了基關會，有沒有甚麼令你有深刻的印象？

梁大輝

:

其實我覺得大學團契裡面的弟兄姊妹都很有心的，每一個都是很有心。我記得那幾年裡，我認識一些的人都很有心去事奉，令大學團契和教會的確不一樣，我自己覺得那種眼界比較不同，因為能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基督徒，亦透過大學團契接觸了很多有名的牧者，我認為可以說是眼界的問題。

郭教授

:

除了譬如善榮以外，你剛才說過接觸了很多基督徒，有沒有一些是你深刻印象的人？

梁大輝

:

深刻印象的…有些…不好意思，名字記不起來。[郭：不要緊，不要緊。]不過後來接觸也少了，還要不要提了。[郭：不要緊，沒問題。]

郭教授

:

你說過你有參加聯合書院學生會，你覺得在書院學生會又有沒有一些深刻印象的事情，你覺得是影響你日後的想法或是社關的事？

梁大輝

:

有的，我認為學生會的影響也深入的。因為始終當你身為一個少年人進入大學後，在一堆大學生之中見識確實是有增長，遇見了很多人。學生會其中最深刻的印象，因為我year 1 參與學生會幹事我是做總務而已，畢竟只是個小伙子。（最深刻的）就是討論吧，總是討論到很晚，也挺不解的。可能吃完飯後，加上住在宿舍，大概九點、十點回來就討論至兩、三點，即通宵達旦地討論，那樣子才型的嘛。那時候總是要討論到通宵達旦才叫做…[郭：夠深入。]像樣、深入。事實上確實是很激烈的，在我回想的片段中，大家的確是很激烈地討論好幾小時。當時…我的那一屆並不是，我那一屆是吳國明擔任學生會會長，但比我們年長的當時有黃洪、方旻瑛，黃洪很厲害的嘛，是知識型及有魅力的，他做過聯合（學生會）後，後來亦擔任中大學生會，他是中大的嘛。羅永新，其實現在都是學術界裡有名的知識分子。他們比我們年長幾年、大我們幾屆，我們看到這些師兄就覺得很厲害，所以就admire他們，過程中，自己也有一些啟蒙。

郭教授

:

你通宵達旦討論的題目是甚麼？你還記得嗎？

梁大輝

:

真的不記得了（笑）。初期有時候是談祖國，後來我記得第二年暑假試過舉辦了一些活動，是到中學介紹…好像是介紹中國的發展、最近的發展活動之類，即到中學做一些國民教育，我認為那些（活動經歷）就是在塑造自己對社會、國家的情懷。

郭教授

:

七十年代時有關社認中這種的看法，到了八零年代，你在書院學生會又有否類似的意識？

梁大輝

:

有的，我猜我們那個年代都有一種承傳的意識。當然，我們當時也有一點認識，嘩，七十年代，火紅年代，很厲害的，甚至我依稀還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因為當時也會看回一些歷史，五四運動時人們很慷慨激昂，生活在一個大時代，即那時的感覺是覺得生活在大時代是很棒的，覺得如果我生活在一個大時代就好了，即有一種這樣子的想法。所以到我們自己八十年代時，後來也覺得，對啊，其實我們也是（生活在）一個大時代，即中英會談。因為我參與學生會，剛好接近84年，接著後來85年就是《基本法》起草，整件事都是一個大時代。我們自己都有一種…我想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有一種感召令我們這些身處其中的大學生覺得要做一些事，才不枉自己參與這個時代。

郭教授

:

你們會否覺得自己是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有沒有這種想法？

梁大輝

:

其實沒有…那時候我自己覺得…我就沒有，因為我亦不是國粹派。當時那些痕跡也相對減弱了，即在我有限的認識內，甚麼國事學會，或是有些學生會做學生報，他們的意識形態都比較強。相比之下，我們書院學生會的意識形態沒有那麼強，後來更是有很多團契。不過，我覺得那時候我們像是民主回歸派，即我們支持民主，但又覺得自問是愛國的，即很開心看到國家有好的轉變，有改革開放…始終少年人的思想，覺得殖民地是不好也不對的，殖民地都是欺負我們中國人，所以我們現在能走向回歸是一件好事，我想整體的想法處於這個思路較多。

郭教授

:

你回憶一下，由書院學生會到團契職員，其實當中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考慮？或當你回想，有甚麼吸引你去當團契職員？

梁大輝

:

其實我不是當團契職員，只是參與團契中的一些社關組，我並沒有擔任過團契正式的職員。[郭：即是社關組的成員。]沒錯，不過我猜，我想對我自己而言，我並非走得前的人，即我沒有去到中大學生會，即通常當完書院學生會只有幾條路，要麼到中央去，去中大學生會或是到范克廉樓，那些組織才算是中大level，但我認為自己並沒有走得那麼前。團契比較是一個人性化的地方，適合我自己的性向，覺得那裡的人是可以相信、可以相交的，比較舒服。

郭教授

:

你剛才形容過社關祖的聚會是如何，有沒有甚麼特別的社關行動你仍有印象？

梁大輝

:

其實我那個年代裡，我自己就…坦白說，不是很多真的去做甚麼service。反而我…即聽聞而已，我太太當時也在團契裡，但當時我還未認識她，她跟隨過一些大（年長）的到艇戶做服務。這些我都沒有經歷過，因為我較遲才參與，我印象中，當時我是做一些學習班、探訪社區教會這類事情，實際（如）「瞓街」、露宿者我都沒有參與過。有些是略有聽聞，我也不太記得當時甚麼原因，沒有機緣參與不到。

郭教授

:

你上一次提過大學資源給予你信仰啟迪，對你的影響很深遠。回想一下，你覺得有哪個神學相關的人或是觀念是一直影響着你？

梁大輝

:

如果要說神學觀念的話，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旁聽楊牧谷博士那些基督教信仰的課。在那些信息中，我比較重視創世這一點，因為可能傳統在教會裡，我們都是很注重人是犯了罪，需要上帝的救贖、救恩，即救恩論那一點比較重要。但在楊牧谷博士中，我接收到的是其實除了救恩論，創世論亦能夠賦予到一個信息，人有管理大地的權柄及責任，這個我認為是比較平衡及全面的基督教信仰觀，繼而驅使我在這方面的實踐會比較多。

郭教授

:

大學時你還是去荃宣，對吧？[梁：是的。]你還記得你讀大學時，有否開始對教會有甚麼特別的印象嗎？

梁大輝

:

其實是覺得愈來愈不適應去教會。因為那種…我認為那個教導是…即那個gap很大，簡單而言，好像去教會時覺得那些教導有點逆耳，即很坦白說，是愈來愈不合聽到了一個地步就真的覺得有點辛苦，所以變相畢業後就離開了這所教會。

郭教授

:

與你同期的弟兄姊妹也有這種感覺嗎？還是僅限於你比較的特別感受？

梁大輝

:

其實我猜我並不是特別的一員，在那個年代裡都很常見的，起碼在我認識（的信徒之中）。所以我後來去的教會是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其實也有很多來自其他教會的人，即我們那個年代裡，（道顯堂）也算是有名的。道顯堂一開始是余達心牧師創辦的，可以說亦因為他的名聲而招聚了很多信徒。其中有像我這一類年輕大學背景的信徒，對自己以往的教會生活不滿意，從而加入了道顯堂的亦為數不少。

郭教授

:

你可以分享一下在道顯堂的經歷是如何嗎？譬如余牧師給你的印象或是弟兄姊妹在教會的生活。

梁大輝

:

其中我認為道顯堂很著重基督教信仰是很整全的，除了個人的信仰生活外，還有怎樣去為社群、社會、國家（服務），即我們有責任，最基本你禱告也好，或是以其他形式參與…我認為這個信息，這個基本的神學（觀念）是十分清楚的，起碼我們早期很多時在牧者的禱告裡也有十分全面地，為教會弟兄姊妹、香港、國家大事，如敘利亞怎樣、哪裡怎樣（禱告）。這些以往在我之前的教會是沒有的，（荃宣）是不會提及這些外界事情嘛，對當時的我而言已是大大不同，已經覺得不錯，類近我自己的期望這樣吧，即我自己對於信仰的領受上，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甚至當後來89年後，我們早年在教會裡仍然可以有很多講關於八九民運的（事情），（如）悼念八九之類，這些都可以在教會做。[郭：這樣子很厲害呢。]對，即那時候的氣氛也…當然我們並非唯一（做這些事）的，但我們的確在這些地方走得比較前，在教會當中也有很多分享。Exactly不太記得去到哪一年了，當然漸漸地放下了一點，但起首的三、五年，我們每年都在教會裡舉辦六四週年祈禱會，主日有信息的，有中國主日，就是有這些東西。

郭教授

:

其實道顯（堂）有很多基關會的弟兄姊妹嗎？

梁大輝

:

多的。

郭教授

:

若這樣說，基關會的成立與你們…即都是同一所教會，有沒有甚麼關係？可否說一下基關會具體成立的你知道的狀況？

梁大輝

:

其實我覺得是倒過來的，（基關會）並非因為教會而成立，應該說是基關會本身凝聚了一群人，那群人我們…上次說過，即起初那幾年，85至87那幾年的港大和中大團契裡一些較為核心的成員，在FES 的培育下，我們又在FES聚會，當時有一些社會事件，於是我們就走在一起，後來覺得要維持一個比較長期的關注需要有一個組織，於是成立了基關會。成立後，這群人可能各自都有不同的教會生活，不過都有類似的經驗，即覺得自己的教會生活好像不太理想，後來就…[郭：走出來。]走出來了，看到道顯堂似乎挺合適，便慢慢愈來愈多人加入了道顯堂，反而是這樣子。道顯堂的出現是因為我們這群人本身就認識，然後覺得道顯堂合適才加入了這家教會。

郭教授

:

加入後，基關會與教會的生活會否結合在一起？會否變成了這樣子？

梁大輝

:

可以這樣說，我們自己就變了…基關會是我們很核心的生活一部分，等於是一個團契。所以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就不會特別再參加教會裡的團契，因為我們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團契來着。[郭：是嗎？即直情基關會那群人已經是…]應該這樣理解，我們整天有很多聚會，又開會，又討論，那裡還有空參加教會裡的聚會呢？而教會亦明白的，教會亦知道我們的存在，知道有一群弟兄姊妹熱心於社關事奉，他們亦十分支持。

郭教授

:

如果這樣問，時至今天，基關會內非道顯堂的人多嗎？或是道顯堂和非道顯堂的（成員）比例是怎麼樣？

梁大輝

:

如果是基關會裡，現在比較核心的成員之中，我想有六、七成的人都是道顯堂的，但並非全部。譬如說我們多年來，過去的十多年間，吳國明是我們的主席，他一向都不是去道顯堂的，他一直都在自己的教會裡有很好的事奉及他自己的生活，當然，他透過基關會與我們這群人很熟稔。就算有些…譬如梁偉成，或是其他基關會現任的核心成員，他們都各自有自己的教會生活。不過，確實有不少人有着既是基關會，亦是道顯堂的重疊身份。當中甚至可以這樣說，有不少早年認識甚或是結婚了，也有很多pair，即可以這樣說，在我們人生的階段，當時還是二十幾歲大學剛畢業，那裡就是我們生活一個重要的場地，亦造就了很多關係的建立。

郭教授

:

這一點很有趣。如果你回想在基關會裡一些參與，你覺得對你有影響，或是你覺得有深刻印象的人會是誰呢？

梁大輝

:

在基關會中？[郭：對，或是在基關會參與中遇過的人也可以。]如果說是比較有深刻印象，或是大家相交得比較久的，譬如趙善榮吧，我很敬佩及欣賞他。因為一開始他在基關會裡已經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即是key person，他一向在大家…雖說是同輩，但同輩之中亦公認他是智慧型的，很有想法，很有信念的人。時至今天，他離開了自己本身的IT專業去做公平貿易，我自己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信仰實踐見證，也不輕易的。他現在走的路是為着信念而生活，因此將自己的生活、事業都奉上，這點十分難得。當然，現在他有其他不同崗位的參與，我覺得善榮是個值得欣賞、respect的弟兄。

郭教授

:

他算是鼓吹整個基關會成立的人嗎？

梁大輝

:

是的，他是一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founder。

郭教授

:

你說是其中一個，除了他外，還有誰你認為是重要的？

梁大輝

:

我剛才說了，吳國明一直都是我們的（主席）。吳國明是我剛入大學時的聯合書院學生會會長，他一向對國家、社會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亦很有leadership，所以他也是基關會裡一個核心的成員。

郭教授

:

（深刻的）事件呢？

梁大輝

:

事件的話，我想就是比較早年的89年時所發生的事。我上一次也提過，89年那幾個月發生的事至六四後，我認為對整個基關會有着重要的（影響），是一個里程碑。因為整個社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大家從過去較冷感到火熱地關心祖國，到後來感到很失望，但仍有很多人繼續堅持、關注。我認為在那幾年間，大家都經歷了一個很…真的是一個大時代。我想對基關會而言，我們身處其中亦算是比較active，即我想基關會給予了我們一個場所，除了上班和基本一般的生活或教會生活外，多了一個場所是其他人沒有的，而我們這群人會很intensive地在這裡面去關注信仰和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如何看待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我認為這個場所凝聚了這群人，我覺得那幾年是很難忘的。

郭教授

:

回想起那段時間，譬如你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有沒有甚麼是指導着你們的做事原則，或是想達到甚麼目標？你記得嗎？

梁大輝

:

我認為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比較走一個信徒教育的路線，應該這樣子說，倒過來也可以說是我們懂得去做、樂意去做或是適合我們去做的，其實都不是很行動型的事情。我們這群人本來也接納自己的限制，我們並非一些很「衝」，很「落街」，又或者亦非很領袖型出來要舉行記者會，不會再走前一步去組黨參與甚麼行動之類，即不是這樣的。我們站得比較後，所以變相比較多以作為一個平信徒（的身份）去參與和實踐，默默地做一些我們覺得應該做和可以做得到的事。我自己回想起來，上次也說過，我們沒有甚麼建樹，我絕對不認為自己有甚麼建樹，只不過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感動，即上帝感動到我們，覺得在這個時代裡作為基督徒，（我們）要發聲，於是就發聲吧，這個聲音有多大，對於社會有沒有impact，其實都不重要，也並非我們的關注點。上帝的工作，其實我們一個這麼微小的聲音，我們並不關注有impact與否，我們只是在做…等於我們傳福音時也不知道福音種子的impact有多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如此簡單。可能就是因為這麼簡單，也可以這樣說，造就了我們韌力很強地維持了這麼多年。回想起來，可能有些較領袖型的弟兄姊妹，或者他們真的很想實幹地做一些事的時候，可能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地滿足，可能已經到了別的場景當別的工作，維繫一個基督徒的社關團體這種模式是較難這麼長久。

郭教授

:

你們有談過去做一些行動嗎？還是當你一直想的時候，（如）就做教育吧，就很順理成章地繼續做下去了？抑或有討論過某些路線之類的問題？

梁大輝

:

應該這樣說，我們既非參選亦非建立政黨。其實早期時，我們有會員參加區議會選舉，或是一些我們相熟的基督徒朋友是比較active地參與政黨活動，這些是有的，但是，正正我們覺得這些不是我們想做的事。至於教育以外，我補充多一點，（例如就議題）發聲吧，我認為我們多年來做的我想最…也是很重要的一樣工作，就是去發表一些立場的聲明，向公眾、社會表達一些聲音，去表達一些我們覺得應該是公義的、應當表達的，對弱勢社群，或是一些不公義的事要發聲，那些我認為是我們多年來最重要的工作。那個工作就是不知道impact有多大，不過應該要表達的就表達出來吧。

郭教授

:

所以就沒有想過要示威、抗議之類的？

梁大輝

:

其實示威、抗議也是有的，早年我們也有keep著做，譬如有時候去遞交請願信，這些全都有做。只不過現在看來就很小兒科吧，即我們當年遞交請願信、示威之類的，後期長毛做的那些我們就不做了，我們不會和他一起做抬棺材那類事情的嘛，就是這樣子吧，我們也是相對的斯文人士，就斯文地去做。

郭教授

:

所以發聲也包括遞交請願信之類的？

梁大輝

:

有的，我們有去做。當然後來我們有幹事，有時候我們自己未必能抽時間去做，可能幹事就會聯同其他基督教團體的代表去做這些社會行動。

郭教授

:

我覺得基關會和守望社有點類似，但依你看來，你覺得你們和守望社相似嗎？

梁大輝

:

我覺得是非常不相似的，[郭：是嗎？]不相似是組成方面吧。當然，我對守望社只有很皮毛的接觸，[郭：不要緊，你的看法最為重要（笑）。]我上次也提及過，當時大學還未畢業，還是個小伙子的時候，記不起來是跟着誰，好像是梁恩榮（按：宋恩榮），即跟着老大出外見識一下而已，還記得那時候…宋先生吧…我想是他們比較成熟，亦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所以當時守望社一出現已經引起社會，或起碼是基督教內很大的關注。我認為我們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是很…我們沒有star嘛，我們也不是star來着，那時小伙子、平信徒而已。只是一群別人…那些大牧也很留意我們，（他們覺得）這群年輕人挺有心，也不錯，挺難得，值得鼓勵…郭牧師、余牧師、盧龍光牧師看著我們，也叫我們努力，即這樣罷了，我們就是在那個背景下默默地一群人去做。

郭教授

:

為甚麼你不加入守望社？若這樣說回，為何自己另外成立基關會？或是當時根本沒有思考這一點？

梁大輝

:

有一段時間是兩邊都有參與來着。不過可以這樣說，基關會就是，剛才也提及過，因為本身大家的bondage比較深厚一點，正是我們本來認識的一段時間都在大學團契，一起在那個時代經歷、成長，還有大家的背景都比較接近，所以我猜基關會之所以能維繫得比較久也是可能是因為這個因素，我想是重要的。我們不單是一些事工，而是有「人」的因素在內，我們就是一個團契，有人的關係在其中。始終其他組織就是一個事工，大家在人生經歷、年紀之類都有很大差別，就會變成完了就說bye bye，再建立一個更深厚的關係就會比較困難。

郭教授

:

若你回想起來，基關會和守望社都是一群基督教平信徒的專業知識分子去關心社會，時至今天，你覺得兩方面有甚麼是可以予我們借鏡，或是你會評價他們做得好或差？

梁大輝

:

看過這個問題，坦白說，我真的不太懂得回答，即你說評價的話，真的很難講。我只能夠說真的大家有不同的感動，做了自己能力範圍所及之事，我也很難去評價那一個模式較好，從來我都看不出何為成功或失敗…很短暫的可以很成功，在那個歷史時空中發揮了應有、可以有的功能。我們沒有那般大的燭光，很微小卻持久的，亦有另一種功能，另一種見證，我認為是不一樣的。

郭教授

:

如果將問題修改一下可能會較易回答。即若你回顧往事，你看回這麼多事件，你覺得有哪些事情是應該要做的但當時沒有做的，而有些事情現在看來是可以不必去做的，你會選哪些事情？

梁大輝

:

如果你說…我上次提過，曾經有段時間我們覺得是想將信念較進一步地推廣至不同教會，連繫更多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或是有心社關的弟兄姊妹，那時候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要整所教會都是以社關為中心的話，是很不切實際，但每所教會都總有一小部分的人所關心的事情與我們的相近或是想法類近，那我們就只連繫那些人，他們可能在個別不同的教會裡感到孤單，覺得得不到支持或共鳴時，我們連繫他們就對了，即其實也是有這種想法。不過，你說回顧的話，我始終覺得礙於可以擁有的能量，如時間、財力、心力，沒有辦法產生一個這麼大的平台，有嘗試過推動的，但似乎做不好，可以說也是一種虧欠，後來就唯有無奈地接受，就做回自己吧，專注於我們這一代。當年紀也不小的時候，即三、四十歲時，人家二十多歲又覺得你年紀太大談不攏，我上次就說，後來就唯有接受，我們三十多歲就有三十多歲的人作（同伴），別人二十多歲就有二十多歲的人作（同伴），各有各不同的年代，就各有各自己…因為我剛才也提過就是這些信仰社關團體也很著重「人」，我們是一個基督徒的群體，人的關係和情感元素是很重要的，這些元素並不只是…坦白說，如果要很事工形式的去做，我直接參加政黨吧，為何要跟你搞這些不倫不類的（團體）。政黨那些實實在在的，真的是把袖口拉高就可以開打、工作了，就可能參加這些了。因為我們是基督徒群體，也是注重人際關係時，正因如此就limit了我們，有共同經歷的就只有這群人，再相隔遠一點年紀的，那個共同經歷就會少了，亦是很困難的，你強行去做或要花很大力氣去做這件事，當時我們是辦不到。

郭教授

:

依你所說，你由八十年代一直參與至現在，其實你會如何評價基督徒關社工作的效果？

梁大輝

:

我自覺是一個…我認為我做了一件基本的事情就是沒有缺席，在社會的platform裡仍然有一把基督徒的聲音，雖然可能是微弱，但起碼沒有缺席，我覺得這點叫作在歷史上算是扮演了一個角色。如果我們這群人也不發聲或少發聲的話，那股聲音就更加微弱，微弱到一個地步就會讓人覺得基督徒都不發聲的，即凡牽涉到一些較為敏感的事情上，如政治、人權議題時就不發聲，只會做服務而已，我覺得這樣子是不理想的。我們就是想在一些敏感的議題上，基督徒應該要敢於發聲。

郭教授

:

你認為對教會產生了甚麼影響？

梁大輝

: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一點，或是沒有能力去assess對教會有甚麼影響…這一點留給你幫我研究一下吧，有機會告訴我（笑）。[郭：不要緊，你的主觀想法也行，即不需要一個…覺得這樣子一定是真的…其實是你的觀感也行，即你自己的觀感覺得應該有些影響，影響在哪裡，或是不覺得有影響也可以，是你的主觀感受…]我覺得就是在一幅大圖畫裡，我們的存在就是小小的一點一滴，始終這一點一滴當然在整幅大圖畫裡只有有限的影響，但始終其存在都影響着身邊一些人，一些能夠與我們相遇的人，我猜是有一些影響的。即在不同年代中，我們也會聽到有些年輕大學生的兄弟姊妹或是信徒都會覺得，有一群師兄師姐是基關會的，他們仍在，還沒絕跡，十分難得。他們也有這些feedback，我們是知道的，我猜我們的存在是會令人覺得，原來有些人還可以堅持在忙碌的現實生活中去實踐信仰裡的信念絕非不可能，我認為就是這些小小的見證吧。

郭教授

:

我也覺得是有影響的，你昨天（舉辦）的聚會有八百多人嘛（笑），[梁：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是有影響的，有八百多人一起參加…

梁大輝

:

當然有時候社會氣氛有高有低，種子放了在這裡沒有人知道何時會發芽生長的。

郭教授

:

回想你一直關社的歷程，你對中國政府、港英政府有沒有甚麼看法？或是有沒有改變？如早期的看法與現在有些不同…

梁大輝

:

如果是對中國政府或是對國家的感覺，上次我也有提及，比起早年是變得比較灰暗的。八十年代自己讀書、畢業、投身社會時，那個年代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很朝氣勃勃，大家仍然有很多期待的時候，就算89年後，九十年代雖有很多波折，還是有所期待。但是，近這數年來，失望的事情是增加了，以致有時候真的感到氣餒。

郭教授

:

對港英和現在的特區政府呢？你有甚麼看法？

梁大輝

:

我對現在的特區政府，我自己可以這樣說吧…即屁股指揮腦袋，明白的，但只能說他們也是人在江湖，也沒有甚麼可以comment。有人會說，你坐到那個位子，是這樣子的了，你要他不是這樣子就真的要很高情操了，而確實不是每個人都有如此高的情操。至於有人說，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怎能明白擁有高情操的人、位於高位的人，或許人家有更崇高的理想及期盼呢，為國家做事或是為香港做事就是要忍辱負重，對吧？可能「689」給你罵皆因它有一個更高的理想，可能是我看不到吧。

郭教授

:

明白。那麼港英（政府）呢？在你年輕參與（社關）時，對它有甚麼印象？

梁大輝

:

當然，（我對）港英也沒有太大幻想，如覺得英國人就是好，始終是殖民地政府，至少我們的認知及了解，英國身為殖民地政府在香港有很多利益，得到不少東西。它在（統治）殖民地的過程中，（進行）教育只是想你受到它的思想所影響而已，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亦不會對它有太多與現實不符的幻想，（如）覺得它是個好人，我認為不是那樣子的。

郭教授

:

當時有沒有試過參與時與一些官員交手？

梁大輝

:

不太多。我們一般有…參與可能有時有一些諮詢工作，有時會去約見立法會議員，但真正與官員交手的接觸不多，因為當時我還年輕，資歷尚淺，上一次訪問我也提及跟隨郭牧師去港督府跟彭定康會面，當時也是跟着前輩去學習而已。

郭教授

:

順帶講一下吧，上一次也沒有多提及與彭定康會面時的反應，你如何看待那次（會面）？

梁大輝

:

彭定康我只能夠覺得…在那個年代，或是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很欣賞他，即起碼你會覺得這就是世界級的政治領袖，你會覺得他的presentation、跟群眾的互動、在香港立法會的演說、施政報告、口才，可以說是一個見識和一種享受。相比之下，我們很多官員甚至是國內官員，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當然，國內很多的主事、領袖、領導都是口若懸河的，但你會覺得彭定康所表達的魅力是有些不同。

郭教授

:

可否說一下，隨着你一直參與的社會參與，有沒有甚麼社會理論、經濟理論或是特別的神學（觀念）是你的指導來着？而這些指導和想法有沒有改變過呢？

梁大輝

:

理論就真的想不出來，我看這題目，第十二題…先前也提及過，在信仰層面上，我對於創造論的位置導致我對於管家這個角色，即這些是有一點一滴的去鋪排或是塑造自己的。對於其他的，談不上理論，因為我又不是很academic的人，但當然，對民主、人權那種信念是清楚的，那些是會有的。

郭教授

:

若這樣說，為何這幾個信念能支撐你這麼久？有甚麼原因令你覺得它們是如此重要，即民主、人權或是管家的職份，可以分享一下嗎？

梁大輝

:

我自己這樣看，即在香港社會上，其實也有很多朋友對於追求民主、保衛人權也做了很多事，有很多有心的貢獻，那些絕對是很敬重的。但我覺得正正在教會的圈子內，大家的關注比較少，我覺得正因為很多弟兄姊妹對信仰的領受不是在這個層面上，而是有其他層面，我自己既然有一個這樣的領受時，我就該盡本份、盡忠地去將我的領受實踐出來。正因為他們可能有其他領受時就不會投放很多關注於政治社會層面的事，那我們這些稍為有更多領受的就多做一點這方面的事吧，我自己覺得構圖就是如此。

郭教授

:

但為甚麼選人權、民主呢？其實社會參與可以有很多想法的嘛。

梁大輝

:

我覺得比較少信徒去參與這個area，因為這個範疇較為敏感。本質上，一般人都不是那麼政治性，香港人本身就很非政治化，這一點亦可能是我們過去在殖民地教育下長大訓練而成的，就是覺得政治這回事很…我們不懂的了，很非政治化的。可能加上我自己的背景，我也是讀政治，所以正是覺得這樣東西是需要放回一個適當的位置，社會上就應該要…[郭：不要拋棄了它。]不要將它過於污名化，或是將它放到一個不能觸及的位置，我認為又不是這樣子。

郭教授

:

如果你回首整個香港的發展、香港教會的發展，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經歷過這段時間？

梁大輝

:

不太明白這條問題。

郭教授

:

其實這是第十三條問題來的。在回歸和發展，回顧你自己走過的路，你覺得有甚麼是值得分享的？

梁大輝

:

我寫下的（回答）就是覺得很有幸能活在這個時代裡，見證了香港（經歷）一個如此大的轉變，由97年前的英國殖民地年代到特區成立，亦見證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轉變。我覺得作為一個信徒…即我想從幾個身份來說，香港人、中國人、基督徒，幾個身份的結合，我自己也覺得無愧地這幾個身份都有參與和經歷。

郭教授

:

剛剛你就回答了最後的問題，所以對你而言，你覺得這三個身份是結合在一起的身份？[梁：對。]所以既是基督徒，又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對嗎？[梁：對。]你會怎樣形容這種結合？如何結合？

梁大輝

:

即我只是想到，其實我們都是很幸福的，可以這樣說，雖然生活在香港就…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有）獨特的歷史時空，但這種獨特亦可以說是我們避開了很多不幸及苦難，這一點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人在香港生活的獨特性，我們是很幸福的一代。而我們在如此幸福的情況下，應該是可以發聲，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應該是更加一往無前，夠膽量去做這件事的。過去我們自問也有嘗試並努力去做，我覺得也是一個盡忠（的表現），但真的坦白說，也覺得愈來愈艱難和感到乏力，所謂的艱難就是開始有時會擔心未來香港已不再是以往般簡單、安全地去以為發表一些你覺得是正確的事、普世價值的事就很安全，可能再未必是這麼簡單了。這樣的話，（艱難的）感覺是增加了。

郭教授

:

那基督徒那部分呢？你又是如何加進去？即你剛說了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

梁大輝

:

上次我也是這樣說，基督徒這一點應該正是支撐着我這個矛盾或是悲觀的情義結時，應該是不用害怕的，因為我們有上天的福份，有來世的盼望，還害怕甚麼呢？其實應該是這樣子的，但有時也會有軟弱的時候。坦白說，即目擊或是參與多了的時候，就會有些疲乏，這種感覺亦相當真實。不過，心裡的信念當然仍然存在，亦依然堅持着某些東西，起碼還能分辨對錯，是比較容易分辨，因為發覺在這個時代裡，有時有些東西是愈來愈難去分辨對錯，有些人告訴你，已經不能這樣看了…我自己覺得一群信徒其實有自己的價值觀是很清楚，看到何為對與錯。

郭教授

:

最後，你還有甚麼想跟大家分享？你覺得在你一路以來關社的歷程裡，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的嗎？

梁大輝

: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所有這類的參與其實都是一些因緣際會，是上帝的帶領，亦是福份。我覺得每個人無論走過甚麼路，做過甚麼事，其實都是一些福份，都是上帝給予你可以有的經歷，我覺得是一份感恩。上帝讓你能做到這些事，遇到這些人，我真的覺得很感恩，亦不是自己達成了甚麼，即有種這樣的感覺，只能夠這樣說。

郭教授

:

好吧，謝謝你大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就此完結，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