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劉千石
參與團體：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劉千石先生出生於1944年，於1962年來港。1980-2006年，劉先生擔任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並於1981年成立工業傷亡權益會，同時為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立於1990年）創會主席及前會長。劉先生於1991年起擔任立法局議員，直至2008年。自七十年代起，劉先生開始參與「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更撰寫宣傳單張，奠下他一生與社會運動結下的不解之緣。曾參與之社會運動包括：籌組社會工作者總工會（1981）、爭取一百二十日有薪病假（1983）、草擬破產欠薪基金（1983）等。
郭教授
:
感謝你參與我們的口述歷史訪問。你喜歡我叫你石哥嗎？[劉：你就叫我石哥就可以了（笑）。]石哥你可否分享自己出生的一些背景？譬如什麼時候出生，出生時家裡的情況⋯你有印象的。
劉千石
:
我是和平前一年出生的，出生在一個從商家庭，有地主背景的家庭。但爸爸與叔伯一輩都是白手興家。所以到解放之後，開始政治運動包括最初的土改、鎮反、反右，每個政治運動都（對我們）有點影響。特別每個運動…因為家裡其實很有趣，可能是我們對伙計都不錯，所以每次政治鬥爭都沒有輪到與父親叔伯的，但他們就會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到自己。這種恐懼在我們家庭當中延續得很強。[郭：他們會跟你說，還是你感受到的？]（我）感受得到。因為譬如我父親56歲離開人世，叔叔40多，其他堂哥哥40歲左右。基本上他們都是憂鬱、困擾、恐懼地離開。[郭：致病地離開？]致病地離開。父親基本上可以說是嚇死的。正如剛才所說，不斷的政治運動，其實他不是被（批）鬥的人，但他是負責看守那些被（批）鬥的朋友…那些行家，他就很擔心不知道何時輪到自己。我父親當時很胖，像波叔一樣。他最後一次進醫院，在醫院樓下遇到一個隔壁的鄰舍，就與他打招呼，他是右派分子來的，當年是1960年。第二日，我爸爸只跟我說他（指父親）在二樓病房。翌日，那位鄰居就被公安抓了，父親就很害怕，第三天已經失聲了，握著我的手，不斷流淚就走了。我自己在這個家庭當中，剛才所說，不斷的政治運動，我的家人很早就離逝。（而且）讀中學的時候，有幾件事也使我印象很深。我很害怕聽到電話（響）聲，當時是（用）傳呼電話，電話不是家家都有的，上課時電話響起來很嘈吵，很怕叫名，叫名就不知道是否家人有什麼事了。
第二就是到中學時候，其實我們被派去的初中學校基本上是五類子弟學校，如果你們回廣州西關上下九路，你還可以見到那學校，基本上校舍就是個酒樓，因為解放後商業不受重視，即不是個消費的地方，那個酒樓就停（辦）了。酒樓有三層，第二和第三層的東西，如飲酒的枱和凳，碗碟都放到地上，二三樓就成了我們的課室。校舍就非常簡陋，下雨的話會滴水。為了製造一個校園環境，操場就在那家酒樓對面，那學校和酒樓現今仍在。[郭：叫什麼名字？]酒樓的名字沒有了，但就在那學校對面。[郭：那學校叫什麼名字？]三十五中。那操場基本上當時是個建築地盤。最大的感受，或者對以後的影響很深的，就在學校裡不時有老師，因為我們的老師同樣是⋯因為我們是五類子弟的學校，所以他們⋯[郭：同樣是五類。]他們都是以前國民黨的軍校系統的人，很容易在有政治運動時首當其衝。早上回校看見大貨車在門口，昨天還在授課的老師扎得像個裹蒸粽，他不是等我們，有人把他抬上車後，就以後都看不見那老師了。另外，在我學校當中，那時剛好中學時代大煉鋼，我以前也只有幾十磅，即幾十斤，也抬幾十斤的煤。因為煉鋼需要將煤煉成焦，成焦才可以煉鋼。我們的操場就（被）當作煉焦的爐，由校門搬到操場（的距離）就不算遠，大約200多米，不算太遠。但我們抬了兩回後，而且你多重就抬多重的煤，就真的很辛苦，所以後來就引致頸椎、胸椎、腰椎移位。我當年也不知道，是後來醫生看過我的X光片就問我，你小時候是否撞過車，我說沒有，他就問我為什麼你會這樣（笑），你做過甚麼呢…唯一搬過的重物就是抬煤，這也是一個很深的經驗。當時也有很多義務勞動，那個越秀東湖是用手挖出來的，插下去的泥板有膝蓋那麼深，用手將那些泥一個傳一個，傳久了就挖了一個湖出來。
這些都是當時的生活。另一個我們有義務勞動的，除了要挖湖之外，還要幫老人家的家庭清潔。當時第一沒有工具，第二也沒有去污粉和清潔劑，基本上就是手加上水。結果這個經歷是對我有幫助的，從某方面看，就是我不怕骯髒，不會說這個不行，那個不喜歡，那個又不好。這也是當時做學生的一段時間裡，又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看到老師的遭遇，以及自己當時的處境，或者從艱苦當中帶來祝福。今天我可以做任何事都不特別恐懼，這也是很好的訓練。我現在有時過年也會擺攤檔寫揮春，我經常說的，我寫字不好看，但我寫字很快，鬥快未必及我，鬥靚我會輸給很多人。其實（寫得）快在哪裡練回來的呢？就是當年反右時大家都要做自我批評，那個人不是我而是爸爸。我父親不會寫什麼，他對政治很陌生的，我當時會知道（政治）是因為上學時有政治課，那麼我就不停為他寫大字報，選一些雞毛蒜皮的來寫，因為你看不出他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可能對幹部或工人階級不夠尊敬之類，雞毛鴨血地寫，不斷寫雞毛蒜皮的事，不停寫，也就不停練字。所以回過頭來，你可以說很唏噓，但很有意思。[郭：你剛才說父親就算沒正式受到衝擊，也要不停地檢討？]每個人都要不停地自我檢查、自我檢討的，（檢討）那些就算差也不是多大的事。但（批）鬥的話，（我們）最怕被（批）鬥完後，或被放飛機，然後就被困起來，但基本上沒有試過。即我的叔伯、堂兄弟、自己的哥哥都未嘗試過，但會鬱結，即自己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明明自己沒有做過壞事，為什麼今天會這樣？這就是我童年，存在在我們的心目當中。
第二就是到中學時候，其實我們被派去的初中學校基本上是五類子弟學校，如果你們回廣州西關上下九路，你還可以見到那學校，基本上校舍就是個酒樓，因為解放後商業不受重視，即不是個消費的地方，那個酒樓就停（辦）了。酒樓有三層，第二和第三層的東西，如飲酒的枱和凳，碗碟都放到地上，二三樓就成了我們的課室。校舍就非常簡陋，下雨的話會滴水。為了製造一個校園環境，操場就在那家酒樓對面，那學校和酒樓現今仍在。[郭：叫什麼名字？]酒樓的名字沒有了，但就在那學校對面。[郭：那學校叫什麼名字？]三十五中。那操場基本上當時是個建築地盤。最大的感受，或者對以後的影響很深的，就在學校裡不時有老師，因為我們的老師同樣是⋯因為我們是五類子弟的學校，所以他們⋯[郭：同樣是五類。]他們都是以前國民黨的軍校系統的人，很容易在有政治運動時首當其衝。早上回校看見大貨車在門口，昨天還在授課的老師扎得像個裹蒸粽，他不是等我們，有人把他抬上車後，就以後都看不見那老師了。另外，在我學校當中，那時剛好中學時代大煉鋼，我以前也只有幾十磅，即幾十斤，也抬幾十斤的煤。因為煉鋼需要將煤煉成焦，成焦才可以煉鋼。我們的操場就（被）當作煉焦的爐，由校門搬到操場（的距離）就不算遠，大約200多米，不算太遠。但我們抬了兩回後，而且你多重就抬多重的煤，就真的很辛苦，所以後來就引致頸椎、胸椎、腰椎移位。我當年也不知道，是後來醫生看過我的X光片就問我，你小時候是否撞過車，我說沒有，他就問我為什麼你會這樣（笑），你做過甚麼呢…唯一搬過的重物就是抬煤，這也是一個很深的經驗。當時也有很多義務勞動，那個越秀東湖是用手挖出來的，插下去的泥板有膝蓋那麼深，用手將那些泥一個傳一個，傳久了就挖了一個湖出來。
這些都是當時的生活。另一個我們有義務勞動的，除了要挖湖之外，還要幫老人家的家庭清潔。當時第一沒有工具，第二也沒有去污粉和清潔劑，基本上就是手加上水。結果這個經歷是對我有幫助的，從某方面看，就是我不怕骯髒，不會說這個不行，那個不喜歡，那個又不好。這也是當時做學生的一段時間裡，又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看到老師的遭遇，以及自己當時的處境，或者從艱苦當中帶來祝福。今天我可以做任何事都不特別恐懼，這也是很好的訓練。我現在有時過年也會擺攤檔寫揮春，我經常說的，我寫字不好看，但我寫字很快，鬥快未必及我，鬥靚我會輸給很多人。其實（寫得）快在哪裡練回來的呢？就是當年反右時大家都要做自我批評，那個人不是我而是爸爸。我父親不會寫什麼，他對政治很陌生的，我當時會知道（政治）是因為上學時有政治課，那麼我就不停為他寫大字報，選一些雞毛蒜皮的來寫，因為你看不出他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可能對幹部或工人階級不夠尊敬之類，雞毛鴨血地寫，不斷寫雞毛蒜皮的事，不停寫，也就不停練字。所以回過頭來，你可以說很唏噓，但很有意思。[郭：你剛才說父親就算沒正式受到衝擊，也要不停地檢討？]每個人都要不停地自我檢查、自我檢討的，（檢討）那些就算差也不是多大的事。但（批）鬥的話，（我們）最怕被（批）鬥完後，或被放飛機，然後就被困起來，但基本上沒有試過。即我的叔伯、堂兄弟、自己的哥哥都未嘗試過，但會鬱結，即自己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明明自己沒有做過壞事，為什麼今天會這樣？這就是我童年，存在在我們的心目當中。
郭教授
:
你什麼時候覺得要離開大陸？
劉千石
:
我離開大陸不是因為大陸的政治恐懼，這當然有生活的壓力。譬如我們當時知道美國（的狀況）都是從《人民畫報》裡看到，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有報導或有套紀錄片看到。但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工作是被控制的。你的工作可能是終身和世襲，你要有新的工作岡位是非常之少的，何況有所謂黑五類分子，成份不好的小朋友。當時因為我是順德人，我有些親戚就到香港做馬姐。[郭：當時還有？]做馬姐的一般情形就是她們沒有讀過太多書，但我們又覺得她們可以擔起整個家庭的生活。大飢荒時，還能左一擔、右一擔帶食物回去的大多數以馬姐為多。我們當時的想法就很簡單，她連字也不會多個卻能有錢，能養起整個家庭，差不多整村的人。我懂兩個字，來到香港也能找到一份工作吧。當時又有些親戚在香港做生意，父親又自小培養我做生意，希望我繼續做生意，所以有些親戚朋友回來廣州時，父親也會帶我去見他，拜託他日若果有一天（我去香港）就照顧一下我，給我機會。那自不然就想，我沒有工作，黑五類的子弟想找工作也很困難，怎麼辦好呢，就會想到走，結果就離開中國（大陸）。基本上，當然你說政治因素背後有無呢，一定有的，但主要想法是我需要一份工作，而香港能給我一份工作。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也是的，整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一條路，就是釋放了人工作的權利。當工作不受控制時，人們就可以自由工作，基本上社會是比以前開放了。人的活力就出現。
郭教授
:
你下來時有和家人商量過嗎？
劉千石
:
沒有，完全沒有。母親一個字也不懂的，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她身體也很差，隨時暈倒，對小孩子的教導以打為主，對我們很嚴格，有好有壞吧，當然童年生活少不免恐懼，所以一到假期就會逃到叔伯家裡。有個好處就是你不會找人打架，因為有什麼冬瓜豆腐，你被人打完後回去，母親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打你一餐，不用談的（笑）。她不會選擇地方來打你，會令你有甚麼後果，不會的。我有個妹妹當時若有事發生後回家，她都還未踏入閘門，頭就被撞去鐵閘那裡。母親就是這麼暴力，但她對我們相對來說是很關心的。父親離開後母親很厲害，差不多沒有大病過，一直到103歲。離世時也很有趣，早一個星期前對我們說，你們不用擔心，我有什麼事情也不會拖累你們，也不會拖累自己，結果在睡夢中離開了。[郭：她很有福氣，很平安。]感謝主。[郭：（你）也沒有向其他的親人討論過？]沒有。因為其實我與我大哥那一輩，無論是叔伯或者自己哥哥也相隔十多年（指年紀），我是斷了一大段（指相隔的年紀）兄弟姊妹才到我的。其一是那時的工作是（被）分配到東南西北，可以看見他們的機會很低，其二也因為年紀相差太大，也沒有什麼好談的。所以到我來了香港，有一年哥哥寫信給我，我也覺得很陌生。反而這幾年大家會好很多。
郭教授
:
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劉：1962年。]可否形容一下你初來到時的情況和感覺？
劉千石
:
（來到香港後）與來之前（的想像）有些落差。因為我有親戚（堂哥）在香港做生意，做生意都是比我來香港早一個多月，我來到時他們已經在經營商店，那麼我就在他的店裡（工作）。以前大家（的關係）很密切，來到（香港）以後，就覺得很疏離。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告訴我們要艱苦奮鬥，辛苦一段時間。所以我們當時在舖頭…那家是臘味店，現在拆了，就在上環街市，就是那座，現在已變了文娛中心的那座大樓裡。那時候晚上（親戚）也沒有問我們有沒有帆布床睡、睡那裡之類的事，我們睡覺就用報紙鋪在地上睡覺。因為他們做臘味，有很多滴下來的油，我就選個地方是沒有油滴下來的（去睡）。因為是一家商店，所以沒有特定的洗澡地方。他又沒問我或安排我有什麼工作，可能是想先讓我吃一下苦頭，別以為來到香港就很好。
終於等了一段時間，我想是兩三個月左右吧，我就到堂姐姐那裡（工作），在荃灣，那個地方有個好名字，叫鹿野苑，三疊潭。[郭：有聽過。]它在荃灣地鐵站上面，一邊是圓玄學院，一邊是這個地方，所以三疊潭，一潭一個⋯不夠這裡那麼大的水潭（指受訪的課室）。有一間在上面的坪房，大概住了十戶八戶，一個廚房就每一家人都有火水爐，有一個像這樣的櫃（指著旁邊的櫃）⋯[郭：放東西。]不對，是洗澡的，放水後煲滾就可以進去輪流洗澡。我們住的那個房間沒有這裡那麼大（指著受訪的課室），自己人有一張碌架床，下層住著我姐姐、姐夫和他們的小孩，他們的小孩出生沒多久，（睡）三個（人）。上層住著我兩個姨甥女，我就開張帆布床頂住就到房門口，早上便拆了那張床。我姐夫當時在紗廠裡做領班，我就去那裡做化驗工。做化驗工我的工作時間朝七晚六時半，十一個半小時。一般紗廠是三班制，就7－3、3－11、11－7。與我做同一種工作的就$5.5一天，我只有$4.5，我比他們多做三個半小時，就少一元。$4.5是什麼意思呢？午餐，我們的工廠門口搭了一個棚，有做午餐（生意的人）的，（如）牛腩飯和大肉飯，一碟大肉飯就大約$0.95到$1元，我人工就只有$4.5，而且做才有人工，休息是沒有的。我又在這裡做了一段時間，因為我也要回去探望母親，結果做了一段時間後就沒有再做了。
之後（我）就去了紅磡做冷氣學徒。因為當時我有個哥哥經常教導我，他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未夠四十歲就離開了的哥哥，在解放初期他是工商聯的執委，可能也是有壓力的（指早逝）。然後他經常對我說，你千萬不要執筆，一定要學一門技術，而且（這門技術）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的，而你執筆卻未必需要你的。因為當時冷氣剛剛開始，所以（我）就選擇學冷氣，他曾建議我們可以修理汽車。但因為當時（有家）冷氣舖的店主是父親的朋友，可能是這個原因就特別安插我們在那裡，他們剛開始時也很艱難，我晚上也睡帆布床睡在店舖內。我們當時在做什麼呢？紅磡對面是政府的樓，是公務員的住宅，樓底是相當高的。當時剛剛開始裝冷氣，冷氣很大架，我們的一個工作就是如何托住冷氣讓其他人去裝。其實我當時很瘦削，其實我來香港時有照X光，每一個人來到香港都要照X光的。當時（驗到）是肺結核，我在廣州就身體很弱，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會咳會冒冷汗也容易頭暈，結果check到是肺結核。每一天去西營盤醫院打針，打足45天，那就OK了。我記得當時我是很瘦，只有100磅左右，而冷氣很重。但當時很幸運的是父親有個舊伙計在蕪湖街工作，他是製作臘腸的。賣冷氣的時候多數天氣熱，相反臘腸就不用做，轉為賣唱片，他對我們說如果我們要托冷氣、裝冷氣時，就叫他過來幫手，他很強壯的。他說（幫忙的）原因是我母親對他很好，在（父母店裡）工作時，衣服有破損都是母親替他補的。變相是當他知道我體力不行就幫我，我很記得他。做過冷氣後，我又覺得自己做不了這一行，只要是用手用腳的工作，我總是比別人差。比如我上一顆螺絲，我是很努力想去做一個好的冷氣學徒，因為有時除了幫人裝冷氣，也會幫酒樓去修理雪櫃。整雪櫃是何時整呢？時間通常都是（酒樓）關門後才過去修理，雪櫃有時膠邊爛了，就把膠邊換了，膠邊下面要如何呢？就要睡在底下才能裝，但我這類工作很差，我很努力去試，不怕辛苦，但做起上來總是比別人差，就算上一顆螺絲，我也上得不直。
我就轉工作了，開始在一個毛織廠裡工作，做不同的部門也學不同的部門，在毛織廠裡體驗得比較多的是經常倒閉。每一次倒閉並不表示⋯[郭：拖員工薪金。]對，沒有薪金，但也不表示它消失了，接下來可能二樓轉三樓，再開又可能二三樓一起重開。他們怎樣去維持生意呢？當然他們當時是頗艱難的，但（維持生意的方法是）他們將新的機器拿走，找一個舊機的人來。因為如果被銀行封（廠）而要拍賣，原本廠房有的較好的東西都會被拍賣，但當時他們很容易就給錢一些執達吏，後樓梯就收藏一些新的（機器），然後換些舊的進來，再把新的牌換在舊的（機器上）。於是就愈開愈大，但終歸都是不行。（我）有經歷過這些打工沒有薪金、被困在廠裡三天三夜要你工作，我都經歷過。又見過女孩們拿家姐、母親的身份證登記去工作，都經驗過，輾轉間才偶然地參加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終於等了一段時間，我想是兩三個月左右吧，我就到堂姐姐那裡（工作），在荃灣，那個地方有個好名字，叫鹿野苑，三疊潭。[郭：有聽過。]它在荃灣地鐵站上面，一邊是圓玄學院，一邊是這個地方，所以三疊潭，一潭一個⋯不夠這裡那麼大的水潭（指受訪的課室）。有一間在上面的坪房，大概住了十戶八戶，一個廚房就每一家人都有火水爐，有一個像這樣的櫃（指著旁邊的櫃）⋯[郭：放東西。]不對，是洗澡的，放水後煲滾就可以進去輪流洗澡。我們住的那個房間沒有這裡那麼大（指著受訪的課室），自己人有一張碌架床，下層住著我姐姐、姐夫和他們的小孩，他們的小孩出生沒多久，（睡）三個（人）。上層住著我兩個姨甥女，我就開張帆布床頂住就到房門口，早上便拆了那張床。我姐夫當時在紗廠裡做領班，我就去那裡做化驗工。做化驗工我的工作時間朝七晚六時半，十一個半小時。一般紗廠是三班制，就7－3、3－11、11－7。與我做同一種工作的就$5.5一天，我只有$4.5，我比他們多做三個半小時，就少一元。$4.5是什麼意思呢？午餐，我們的工廠門口搭了一個棚，有做午餐（生意的人）的，（如）牛腩飯和大肉飯，一碟大肉飯就大約$0.95到$1元，我人工就只有$4.5，而且做才有人工，休息是沒有的。我又在這裡做了一段時間，因為我也要回去探望母親，結果做了一段時間後就沒有再做了。
之後（我）就去了紅磡做冷氣學徒。因為當時我有個哥哥經常教導我，他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未夠四十歲就離開了的哥哥，在解放初期他是工商聯的執委，可能也是有壓力的（指早逝）。然後他經常對我說，你千萬不要執筆，一定要學一門技術，而且（這門技術）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的，而你執筆卻未必需要你的。因為當時冷氣剛剛開始，所以（我）就選擇學冷氣，他曾建議我們可以修理汽車。但因為當時（有家）冷氣舖的店主是父親的朋友，可能是這個原因就特別安插我們在那裡，他們剛開始時也很艱難，我晚上也睡帆布床睡在店舖內。我們當時在做什麼呢？紅磡對面是政府的樓，是公務員的住宅，樓底是相當高的。當時剛剛開始裝冷氣，冷氣很大架，我們的一個工作就是如何托住冷氣讓其他人去裝。其實我當時很瘦削，其實我來香港時有照X光，每一個人來到香港都要照X光的。當時（驗到）是肺結核，我在廣州就身體很弱，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會咳會冒冷汗也容易頭暈，結果check到是肺結核。每一天去西營盤醫院打針，打足45天，那就OK了。我記得當時我是很瘦，只有100磅左右，而冷氣很重。但當時很幸運的是父親有個舊伙計在蕪湖街工作，他是製作臘腸的。賣冷氣的時候多數天氣熱，相反臘腸就不用做，轉為賣唱片，他對我們說如果我們要托冷氣、裝冷氣時，就叫他過來幫手，他很強壯的。他說（幫忙的）原因是我母親對他很好，在（父母店裡）工作時，衣服有破損都是母親替他補的。變相是當他知道我體力不行就幫我，我很記得他。做過冷氣後，我又覺得自己做不了這一行，只要是用手用腳的工作，我總是比別人差。比如我上一顆螺絲，我是很努力想去做一個好的冷氣學徒，因為有時除了幫人裝冷氣，也會幫酒樓去修理雪櫃。整雪櫃是何時整呢？時間通常都是（酒樓）關門後才過去修理，雪櫃有時膠邊爛了，就把膠邊換了，膠邊下面要如何呢？就要睡在底下才能裝，但我這類工作很差，我很努力去試，不怕辛苦，但做起上來總是比別人差，就算上一顆螺絲，我也上得不直。
我就轉工作了，開始在一個毛織廠裡工作，做不同的部門也學不同的部門，在毛織廠裡體驗得比較多的是經常倒閉。每一次倒閉並不表示⋯[郭：拖員工薪金。]對，沒有薪金，但也不表示它消失了，接下來可能二樓轉三樓，再開又可能二三樓一起重開。他們怎樣去維持生意呢？當然他們當時是頗艱難的，但（維持生意的方法是）他們將新的機器拿走，找一個舊機的人來。因為如果被銀行封（廠）而要拍賣，原本廠房有的較好的東西都會被拍賣，但當時他們很容易就給錢一些執達吏，後樓梯就收藏一些新的（機器），然後換些舊的進來，再把新的牌換在舊的（機器上）。於是就愈開愈大，但終歸都是不行。（我）有經歷過這些打工沒有薪金、被困在廠裡三天三夜要你工作，我都經歷過。又見過女孩們拿家姐、母親的身份證登記去工作，都經驗過，輾轉間才偶然地參加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郭教授
:
是什麼原因令你有這樣的轉變？
劉千石
:
其實（原因）很簡單的，就是看到《70年代雙周刊》上有一個論壇，我看見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我不懂英語的。我在中學很常讀俄文，凡是有外國文字的科目我都特差的，到香港時更加覺得，怎麼連收到一封信也是英文，不論其他公司來的（信）也是英文。那我就覺得怎麼門框會這樣，明明這是一個華人社會，為何會這樣呢，就去了論壇。去完論壇後，負責的其中一個牧師就舉手，問我們有誰願意留下工作做某個職位，而最沒有人做的就是做司庫，我在工廠裡就學過簿記，因為每個部門我都做過嘛，而且工人的工資如何複雜我也知道。當時除了底薪以外，還有免花貼、交通貼、又有回工，五花八門的，那麼我見沒有人做就舉手了。結果進去之後與大家聊天，（大家覺得）應該搞一個工學聯盟，當時的運動本身是醫生和學生推動先的，學生會、學聯、港大學生會、黃夢花醫生、何冬青校長他們推（動的）。但70那群人就會想（運動的）影響很深，而對工人（的影響）更深，他們（工人）本身不懂英文，不只是說在華人社會裡為什麼搞這樣（的運動），而是實質上的影響對他們最大，要搞一個工學聯盟。當時參與論壇的很多都是有低下階級背景的人，於是就組織一個工學聯盟。
郭教授
:
那位牧師是誰？
劉千石
:
張兆融牧師，聖公會的。現在（他）應該還在，是否在港就不清楚。[郭：找一下。]接著是我們就開始需要派傳單，然後（預準）如何寫如何印。當時是70（年），吳仲賢還在的，他就說不如你先嘗試一下寫吧。我便試一下寫了份傳單，這是我第一次寫傳單，寫完讓他看，他說就這一份吧，你寫得比我好，接下來就籌錢。[郭：找得到嗎？那份傳單。]要找可能找得到的，但現在我手頭上沒有。[郭：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都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郭：你用筆名的嗎？]不，傳單不用寫名字。那麼就有回郵地址，那一次大概印了幾萬份左右，但我相信回收回來的有七千五百多份，我相信現在是不會再有這樣子的了，他們（指回信的人）是連地址也有填的。開始就分區開會，分區開會就要有人約眾人討論，有些是借他人的家，我們九龍經常沒有地方開會，有人就提議不如去找天主教大專同學會，即明愛那邊，界限街。那裡令我認識了余理謙神父，他對我的影響相對好深。[郭：是儒家的儒？]不，是人未余。[郭：是中國人來的？]不對，是意大利人，（他）早一兩年才回到意大利。我們怎麼認識的呢？我想借地方，借地方的時候，在詢問處有些負責借地方的人，他說沒有了，都借滿了，我就打算離開。神父進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問我怎麼了，我說想借個地方，他說做甚麼的，我說中文運動有些人想坐下聊天，他就過去看了看那張表，說這些同學你可以叫他可以改另一個時間，讓他們用吧（指劉千石等人）。他給的訊息很清楚，即是同學可以找到另一個地方，而他也可找到其他地方和時間，但我們的選擇相對地少，他應該讓出來給我們。這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在報紙上也寫過這個男生。到我在工業委員會工作時，我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放出去用的，這觀念對我而言很清楚，地方是要來用的，所有地方都是要用來的，不是要來擺東西的。無論你是政治逼迫、經濟剝削、種族歧視，不論你是香港人、內地人、台灣人、南亞人、中東人，都可以用我的辦事處，甚至是有些紀念人的悼念會，擺得像個靈堂也試過（笑）。然後台灣施明德被捕，他的太太在香港在我的寫字樓宣佈他被捕的，都是這樣用。他（指余神父）給我一個很清楚的印象去做這件事。
中文運動之後，就接著是保釣、盲人工潮這一類的事件，然後又很偶然71年時基督徒工業委員會出了一個《工人周報》請人。它其實不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請人，而是幫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請人。那時SoCo還未有職員，就有個亞倫斯基的徒弟過來香港應眾教會的邀請在香港辦一個社會組織的工作，就登報請人，《工人周報》裡應該可以找到那段請人的啟示。（那啟示）很有趣的，中學程度，不需要有宗教信仰，有做過工人背景，有組織經驗，不需懂英語，中學程度，我就覺得全部很適合我，沒多沒少。有很多人其他都符合，但懂英語，它卻不需要我懂（英語）。它又要求我做過工人背景，而很多人又未做過，組織經驗我又有，我有辦過工學聯盟。然後就…我想就去試一試吧。見那時⋯[郭：你是自己看報紙的？]是的看報紙，《工人周報》而已。《工人周報》也是請人的啟示只為SoCo登過一次而已，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到我那時都未試過登報請人。第一次就看到的當然是那位亞倫斯基的學生，加一個翻譯，然後Raymond馮煒文在場，陸漢思牧師在場，四個人見我。見我第三次時，那個美國人亞倫斯基的學生就問我，如果我請你時要如何溝通？我當時就有點不開心，我覺得你已經講明不需要懂英語嘛，不然我不會來見工。我就問了一句，我說現在我們怎樣溝通（以後）就怎樣溝通吧，他有翻譯嘛，我就已經知道凍過水了（笑）。我就覺得有少許不太開心，你的要求與實際不一，根本不需要有第二次（面試），你第一次（面試）用點別的理由整鬼我就好了。完了之後，其實我很相信上帝呼召帶領，接著Raymond馮煒文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時我不是有什麼偉大的抱負，只是工作顛沛流離了好一陣子，這裡做一下那裡做一下，我也不覺得那些工作裡給我有⋯即你作為一個內地來的人，工時長工資低，也試過與其他普通工人一樣，因為做工人所以被欠薪。即很多很多這些事情，所以我只是想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他就問我，你要來嗎？我就回答來啊。（他說）你暫時沒有薪水的，有工作我就先找你做住先，到有錢就請你吧，大概是明年二月，當時是71年的年中左右。[郭：即是做半年（笑）。]他（工作）不是很頻密，有工潮才叫我去。
我第一次去的工潮是一家電子廠，當時的勞工處在金鐘，老實說，什麼是摸著石頭過河呢？一張白紙這就是我了。我當時真的什麼都不懂，其實勞工法例在大學也沒很少人讀，當時沒有什麼勞工法例，以及讀來無用，工人不會有錢請你打官司，讓你做律師。我去的時候，完全是憑自己有限的認識去分辨什麼是合理，那裡有點不妥。最重要的作用是，其實我覺得就是，當工人無論是被解僱或是其他情況，是有人與他同行，這對我而言很重要。有時你未必能幫得上忙，但他知道尚有人關心他們，尚有人肯聆聽他們的說話，以及想一些辦法去幫助他們處理問題。當時也不是對法例有什麼認識，因為沒有什麼法例，當時是72年年頭，我就開始進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工委會裡我當時是做些什麼呢？一個是《工人周報》的記者，一個是組織電子工會，因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時看到電子業剛剛興起，他們有個原則，現有工會的他們是不會去搞那間工會，因為電子業工會在國際上屬於五金工會的一部分，但五金工會是多數是男性，年紀比較大，但電子當年多數是女性、學生，因此想組織一個電子工會。但當年做《工人周報》時，其實我是預備替岑逸飛的，因為我二月進去，他九月走，我就準備替他做記者，做記者令我很深印象的是知道了更多香港的勞資關係和工人狀況。因為當時我們說，我在工廠裡很多時無糧出，或者是開工拉埋閘做幾日幾夜不讓你走，以為是自己特有的，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你要病，是自己倒霉而已。但後來發現（自己）並不是獨特的事，工人普遍的狀況是這樣。接著我在73年處理了一間新麗製衣廠的工潮，我記得當時我與葉錫恩一起帶著工人上去布政司署，那是欠薪五個月至七個月，人數相對也不少，那個新麗製衣廠的欠薪事件。我都看到香港整體的勞工狀況，真的沒有什麼保障，於是就開始工業委員會的工作。
電子工會讓我開始懂得怎樣去組織工人，當時很多做電子的美資工廠在觀塘，（我）開始（學到）怎樣去接觸他們，在他們廠門口派發單張，主要討論他們的廠賺多少錢，工資多少，為何不合理。（例如）這家廠本來是做軍火的，諸如此類的。當時的勞工處⋯九龍區比較…在新蒲崗，都頗有趣的，但也很可怕，當工人比較嘈，有些勞工事務主任較（兇惡的），就會叫雜差進來說再嘈我叫他拘捕你，現在當然不行。但我們在的話，他們會較收歛，都是這樣一個狀況。做《工人周報》時，因為它每個星期都要出，岑逸飛帶我去那些印刷廠，當時用鉛粒的，就教我如何校對，諸如此類。接下來我在的那段時間，其實工業委員會人數很少，寫字樓初期只有五、六個人。接下來Raymond去外國讀書，Hans即陸漢思牧師就會返瑞士，因為他是瑞士人，他每一年都回去半年，然後就剩下我一個同事叫林澤，他做了兩年就離職了，他太太，那時他談戀愛，她是工業委員會的秘書，他們倆去度蜜月，《工人周報》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做（笑）。當時我們有時會請part-time幫忙，有個同事叫梁寶霖，她在《華僑日報》做記者的，就來《工人周報》做part-time幫忙，有時就做其他事，最少的時間是只有一個半人做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也出一份報紙。那一段時間我認為頗好的，因為沒有一個歷練你可以像這樣。過了這段時間後，我們也開始舉辦一些所謂勞工教育的班，譬如認識勞工法例和權益，諸如此類的，或者有些活動給他們（指工人），因為《工人周報》會辦旅行給他們，那麼就有更多（機會）和工人聚在一起，就這是在工業委員會初期。
中文運動之後，就接著是保釣、盲人工潮這一類的事件，然後又很偶然71年時基督徒工業委員會出了一個《工人周報》請人。它其實不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請人，而是幫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請人。那時SoCo還未有職員，就有個亞倫斯基的徒弟過來香港應眾教會的邀請在香港辦一個社會組織的工作，就登報請人，《工人周報》裡應該可以找到那段請人的啟示。（那啟示）很有趣的，中學程度，不需要有宗教信仰，有做過工人背景，有組織經驗，不需懂英語，中學程度，我就覺得全部很適合我，沒多沒少。有很多人其他都符合，但懂英語，它卻不需要我懂（英語）。它又要求我做過工人背景，而很多人又未做過，組織經驗我又有，我有辦過工學聯盟。然後就…我想就去試一試吧。見那時⋯[郭：你是自己看報紙的？]是的看報紙，《工人周報》而已。《工人周報》也是請人的啟示只為SoCo登過一次而已，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到我那時都未試過登報請人。第一次就看到的當然是那位亞倫斯基的學生，加一個翻譯，然後Raymond馮煒文在場，陸漢思牧師在場，四個人見我。見我第三次時，那個美國人亞倫斯基的學生就問我，如果我請你時要如何溝通？我當時就有點不開心，我覺得你已經講明不需要懂英語嘛，不然我不會來見工。我就問了一句，我說現在我們怎樣溝通（以後）就怎樣溝通吧，他有翻譯嘛，我就已經知道凍過水了（笑）。我就覺得有少許不太開心，你的要求與實際不一，根本不需要有第二次（面試），你第一次（面試）用點別的理由整鬼我就好了。完了之後，其實我很相信上帝呼召帶領，接著Raymond馮煒文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時我不是有什麼偉大的抱負，只是工作顛沛流離了好一陣子，這裡做一下那裡做一下，我也不覺得那些工作裡給我有⋯即你作為一個內地來的人，工時長工資低，也試過與其他普通工人一樣，因為做工人所以被欠薪。即很多很多這些事情，所以我只是想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他就問我，你要來嗎？我就回答來啊。（他說）你暫時沒有薪水的，有工作我就先找你做住先，到有錢就請你吧，大概是明年二月，當時是71年的年中左右。[郭：即是做半年（笑）。]他（工作）不是很頻密，有工潮才叫我去。
我第一次去的工潮是一家電子廠，當時的勞工處在金鐘，老實說，什麼是摸著石頭過河呢？一張白紙這就是我了。我當時真的什麼都不懂，其實勞工法例在大學也沒很少人讀，當時沒有什麼勞工法例，以及讀來無用，工人不會有錢請你打官司，讓你做律師。我去的時候，完全是憑自己有限的認識去分辨什麼是合理，那裡有點不妥。最重要的作用是，其實我覺得就是，當工人無論是被解僱或是其他情況，是有人與他同行，這對我而言很重要。有時你未必能幫得上忙，但他知道尚有人關心他們，尚有人肯聆聽他們的說話，以及想一些辦法去幫助他們處理問題。當時也不是對法例有什麼認識，因為沒有什麼法例，當時是72年年頭，我就開始進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工委會裡我當時是做些什麼呢？一個是《工人周報》的記者，一個是組織電子工會，因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時看到電子業剛剛興起，他們有個原則，現有工會的他們是不會去搞那間工會，因為電子業工會在國際上屬於五金工會的一部分，但五金工會是多數是男性，年紀比較大，但電子當年多數是女性、學生，因此想組織一個電子工會。但當年做《工人周報》時，其實我是預備替岑逸飛的，因為我二月進去，他九月走，我就準備替他做記者，做記者令我很深印象的是知道了更多香港的勞資關係和工人狀況。因為當時我們說，我在工廠裡很多時無糧出，或者是開工拉埋閘做幾日幾夜不讓你走，以為是自己特有的，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你要病，是自己倒霉而已。但後來發現（自己）並不是獨特的事，工人普遍的狀況是這樣。接著我在73年處理了一間新麗製衣廠的工潮，我記得當時我與葉錫恩一起帶著工人上去布政司署，那是欠薪五個月至七個月，人數相對也不少，那個新麗製衣廠的欠薪事件。我都看到香港整體的勞工狀況，真的沒有什麼保障，於是就開始工業委員會的工作。
電子工會讓我開始懂得怎樣去組織工人，當時很多做電子的美資工廠在觀塘，（我）開始（學到）怎樣去接觸他們，在他們廠門口派發單張，主要討論他們的廠賺多少錢，工資多少，為何不合理。（例如）這家廠本來是做軍火的，諸如此類的。當時的勞工處⋯九龍區比較…在新蒲崗，都頗有趣的，但也很可怕，當工人比較嘈，有些勞工事務主任較（兇惡的），就會叫雜差進來說再嘈我叫他拘捕你，現在當然不行。但我們在的話，他們會較收歛，都是這樣一個狀況。做《工人周報》時，因為它每個星期都要出，岑逸飛帶我去那些印刷廠，當時用鉛粒的，就教我如何校對，諸如此類。接下來我在的那段時間，其實工業委員會人數很少，寫字樓初期只有五、六個人。接下來Raymond去外國讀書，Hans即陸漢思牧師就會返瑞士，因為他是瑞士人，他每一年都回去半年，然後就剩下我一個同事叫林澤，他做了兩年就離職了，他太太，那時他談戀愛，她是工業委員會的秘書，他們倆去度蜜月，《工人周報》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做（笑）。當時我們有時會請part-time幫忙，有個同事叫梁寶霖，她在《華僑日報》做記者的，就來《工人周報》做part-time幫忙，有時就做其他事，最少的時間是只有一個半人做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也出一份報紙。那一段時間我認為頗好的，因為沒有一個歷練你可以像這樣。過了這段時間後，我們也開始舉辦一些所謂勞工教育的班，譬如認識勞工法例和權益，諸如此類的，或者有些活動給他們（指工人），因為《工人周報》會辦旅行給他們，那麼就有更多（機會）和工人聚在一起，就這是在工業委員會初期。
郭教授
:
你覺得這個初期到什麼時候叫做告一段落，再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劉千石
:
其實我沒有甚麼界線，是很自然進入某一個階段，開始就因為我們也要有一個幾好的反省就是，我們一定是沒有一個龐大的計劃，這是初期與後期都一樣。我覺得以及我的同事也認同一件事就是，即一個龐大的計劃可能是人的計劃，而我們應該讓神作為我們所有計劃的主，所以我們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計劃，只因應隨時如何運用我們有限的資源、有限的人力做有需要的事，我們一路以來貫徹的原則都是這樣。我發覺我們做一件事情發現有新的事情，而當新的事情與舊的事情，若我們覺得（舊的事情）要畫上句號時就做新的事，不停都是這樣。接下來我們辦些課程，有新同事來，就開始辦勞工教育，我們請很多（人幫忙搞勞工教育）⋯因為這個同事來自香港大學社工系，他就有很多教會、同事的網絡來幫忙做導師。其實都很多有名的人士也曾協助過我們，也斯有協助過我們，馬仲幫過我們，蘇文欣幫過我們。我們建立了不同的課程，課程當中很重要我們認為是工人們本來有他們自身一套的工作與生活經驗分享，可能導師給予他們的是令他們較有條理，但很多事是導師也不清楚的。我們有些經濟學的課程，對我剛才說工資的制度，一間工廠的工資的複雜性遠比一個經濟學教師所認識的多，它複雜到暈，他可能想不到這是公司裡的事情，可以減可以加，可以沒有可以新增，為何有為何無，可以有很大的變化。以及在過程當中，也讓他們（指工人）更自信，你不比一個大學生差，甚至也不比一個導師不如，你有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經驗累積當中，你可以有很多東西說出來。以及發覺他們（指工人）也可以組織和他們自己可處理到一些事情，譬如婦女的有薪假期，也是當時有個婦女班的工友學員，然後如何在工廠裡做問卷，在醫院裡做問卷，去推動婦女分娩有薪假期，也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這個模式隨後因為是我們製作了一套東西出來是可以讓人們去使用，於是接下來就在社區中心，教會裡有些基層工作，也開始辦這類的課程。我們又開始轉變了，轉做工會教育，勞工教育就讓他們做，我們接著做工會教育。[郭：直情入工會裡協助他們嗎？]開始有些工會加入我們，我們就有課程給他們，搞工會教育。搞工會教育很有趣的我都認為很多事是上帝自己安排。
有一年我與陸牧師、一些同事去歐洲，去WCC，然後馮煒文已經在80年初期就去了日內瓦，我們有到日內瓦，有去探WCC自不然也會和宣教士工部的總幹事坐下討論。他提出一件事，有一個新加坡工會的秘書長在那邊，可以與他討論一下。因為當時由香港到歐洲多數，或者不是多數，想較省錢的話就乘飛機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轉機的機票會較平，我們通常這樣走。回頭時他問我們（走的）路線怎麼走，因為我們這樣走，他就讓我們找這位秘書長聊天，當我回頭時就在新加坡見這位朋友。他就開始與我們說應該推工會教育，就一拍即合，回來香港後就推工會教育，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又聯絡不同的工會，包括右派和獨立工會搞工會教育。[郭：左派呢？]左派他們在其他的⋯我記不太清楚工會教育裡有沒有左派在，但在建立工會教育中心之前，當時是78、79年，我們開始辦勞工團體聯席會議，首先是辦工業安全，當時左派右派獨立工會都有在一起。因為當時經濟起飛，工業意外很多，我們覺得應該更多工會一起做些事，使政府監管工業安全，或者使一些工業安全的條例更加可以保障工人，我們就是做這些事。[郭：這是工委拉大纜的？]對，當時有左派工會。對工會工傷，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我不太記得。接著80年代開始因為有四個現代化，當時例如工聯會那些慶祝會慶的活動，我們也較受他們重視，他們也邀請我們，又會請政府官員⋯當時很少請政府官員，比起其他界別的人士我們會開放得較前。接下來我們也有推動他們進入勞顧會，當時他們的秘書長梁漢開相對是較開放的人，當時工聯會覺得他們不會承認殖民地的條例，我們要靠工人自己組織。但我們的看法就是，為工人提供基本保障就需要在法例方面立法，而兩者不是衝突的，我覺得他們也應該要參加。可能因為48年，也在六七暴動之後，他們也需要改變形象，都是比較開放的人，很自然我們大家就醞釀一些人參選勞顧會，基本當時上我們全勝。他也有代表去，工會也有人進去。
然後到工會教育，一路做工會教育⋯當時我們也算做了…其實到73年我們做了反對電話加價，當時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電話公司的利潤管制更改了。然後又在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期搞過反對兩巴加價，接下來就轉到上監管公共事務委員會，（我們）當中有參與過這樣的事件。在70年代我們主要做的工作，除了工會教育、工人權益之外，也很著重做勞工立法。因為在1970年，香港才有無薪的休息日，當時也不容易，因為顧主都反對，而反對理由與現今的都大同小異。[郭：物價成本吧。]因為你沒有資源，就靠人力，不能有太多勞工福利。但因為當時中華總商會的會長是基督徒。[郭：叫什麼名字？]莊重文。[郭：哦，莊氏家族。]我們在教會門口派傳單，老闆需要星期天做崇拜，敬拜神，固然也需要一下。[郭：他是哪家教會的？]不記得了。[郭：他好像是浸信會。]好像是，甚麼潮語的。[郭：莊氏家族應該是，不過可以查一下。]他很快就不作聲了，沒有頂著這件事，因為法例改變了。當時休息日無薪嘛，有薪就不得了。接下來才有遣散費、失業援助、七日有薪假期，到80年代初就有了婦女分娩有薪假期。當時也有很多工商條例是改變了，但在70年代當中，我們也遇到很多⋯正如剛才所說的，73年有新麗製衣廠欠薪，我不記得自己是1980或81年接手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做主任，這也是很奇怪的。[郭：我倒杯水給你。]足夠了。我（說得）太久了。[郭：不是，聽你分享很享受。]我說得沒有條理，你把它整理好吧（笑）。[郭：不要緊，這就是你的故事，口述歷史訪問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故事。]我想到那裡就講到那裡。
因為基督教工會本身是一個城市及農村宣教的一部分，是幾國際性的，而你很難想像是由一個不懂英語、沒有宗教訓練的人做主任，由一個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做這件事，當時這件事真的不可想像。有其他人選的，但不知為何結果就選了我（笑）。不過有些舊同事可能沒有興趣做這件事，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離開了。[郭：甚麼不同看法呢？]我想是可能有些神學上的，每個人有不同理解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結果就我做了主任。其實在我做主任之前，我也take著工業委員會的，因為有些同事離開了以後，Raymond也去了協進會，之後又去了瑞士。他在協進會時基本上都是我主持工委會。因為我們做很多個案，我們在個案裡看見一件事，這不是個別性的（事件），而是普遍性的，怎樣令社會關心這件事，我覺得是需要的。譬如工業意外，當時很多說法是工人不注意使用（器材）安全的事項，如頭盔和安全帶。但如果整個升降台跌下來就保什麼也沒有用，對吧？這不是工人的問題，你一跌下來也不是一個人（受傷），可能是一群人（受傷）。[郭：我也記得有幾件意外（發生過）。]可能你印象很深的是當時灣仔的旋轉餐廳，旋轉餐廳便是整個跌了下來，當時我們與他討論那個殮葬，但談不來。當時很多人覺得，用不著吧，動不動就把放棺材放在門口。我也不會這樣做的，即我們談不下去了，你連殮葬費也不願付，你要那群人怎樣？這不只是對事件的責任，也是對家屬的安慰和尊重，沒辦法就抬棺材到那裡，那個是很公道的。棺材就全放在那個地盤口，上面就是旋轉餐廳，對面是他們的寫字樓。然後六時半就做即場新聞，對社會轟動很大的，對它影響也很大。為什麼一個人活生生去工作會丟了性命回來，對吧？以及通常做這些工作的人多數是年輕的，多數是小孩子較多，因為家庭負擔大，沒一定體力的也不會去做這麼辛苦的工作，變相那個家庭就很大打擊。當時我也經常覺得，很多事情不是純粹做過（就算了），一定要看背後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同時剛才也說過，也要令到人們覺得你與他們在一起，他們需要你與他們一起去克服未來很多困難，我當時發現這樣的好多，都是這樣的。可能很多爭吵出現，（指斂葬）男家覺得你應該要多做些事情讓他上天堂也好去那裡也好，女家就希望盡量省點（錢）去養兒育女，諸如此類。當中又會出現住屋問題、有些要上樓、有些覺得不想再在某地住下去，要換過一間屋、有些又撥了一筆錢，有人教做生意，很快沒有了，怎樣去應對、小孩子的教育如何，以後生活如何，這是一個很長期的跟進，我覺得這些很需要。
所以我剛才向你提過滕近輝牧師，他有參加過我們這些工業傷亡的祈禱會，他有來講道。[郭：哦，是嗎？]講道後，他就很深刻地跟我說，這些就是主耶穌的工作。所以我不會分開什麼工作叫做是基督教的工作，我自己覺得聖經中有甚麼指示最清楚呢？就是盡心盡性盡力愛主的上帝，其次是愛人如己，其實是很簡單直接的。其他事情我覺得，who cares？只要做好這件事就是了。你是否撒馬利亞人所講的被鞭傷的鄰舍呢？被鞭傷的（鄰舍）是那些人呢？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你是否當時那些工傷的人的好鄰舍呢？其實這些⋯信仰對我來說，我不是一個由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基督徒，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基督徒是沒有人教我的，因為我進去（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時是不需要有甚麼信仰的（笑）。我信仰的經驗就是經過工業委員會一段時間，當時也常與Raymond爭論，他沒有逼我的，他自己說要悔改要認罪才可以釋放自己。我經常提毛澤東說的，只要全人類解放才能解放自己（笑），他又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然後我去緬甸的那次（經歷）我很深印象，是我為什麼信主的其中一個因素，一個導火線。我在緬甸時感覺很像舊的中國，整個地方是像突然停止了的，然後生活、整個經濟很蕭條，由軍人統治，佛教背景的。基督教本身在那裡又很有生命力，沒有人走去緬甸的，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都沒有。我們當時就陳佐才牧師做我們的團長，帶領一個學習團到緬甸和泰國，所以我第一次在出面就是緬甸和泰國。[郭：是什麼時候？]1974年。在那裡一直有教會接待我們，也唱好聽的詩。在臨走那天，基督教協進會緬甸的總幹事就與我們說，沒有人會進來看他們，他們又不能離開，除非偷渡離開。但他說，雖然我們被隔絕，但我們並不孤單，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當時我很大感動，我們可以隨時出入，要到緬甸就到緬甸，其他地方也是，也可以互通電話往來，想怎樣就怎樣，很多人又喜歡來香港。但是我們雖然沒有被隔絕，但很多時候很孤單。這令我當時與陳牧師說，我會決志，我會信主。緬甸回來後就去禮拜堂洗禮，這是1975年。那年之後我大病一場，在QE足足七個月，很多人說你信主後才病，但我解釋，幸好是我病了信主，否則我會捱不下去（笑），這樣我又捱過了。
接下來到了80年代搞工會，如果那行業沒有工會我們就組織工會，包括地鐵工會、隧道工會，然後到89年民運，其實民運我們是⋯如果我提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應該提到陳立僑醫生，他是我們的主席。他給予我們很多空間辦事，我覺得沒有一個委員會，相當於董事會，會給予職員這麼大的空間。你知道我辦事是不過夜的，所以事情也不會過夜，因為我很知道人們找我們是對我們一種信任，他們的問題是需要你與他一起處理的。我們未必一定能為他們爭取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不一定的，可能真的爭取不了，但最重要的是你能告訴他，你會和他一起面對這件事，所以我不會令事情過夜才做，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什麼工業委員會能以這麼少的人力和資源能完成…[郭：這麼多的事情。]做到一些事情吧。所以江大惠寫過一篇文章，說當你想到香港社會，就應該記念這群人。當時我們的人力和資源很有限，還有一個很大的工聯會，我們如何才能夠使整個勞工運動有一個變化出來呢？而且我們不是靠錢多，也不是靠有多少人，我們的同事從來都很少超過十個人，我自己就覺得上帝在我們當中，我們只不過與祂同步。
談回陳立僑醫生，他給予我們很大的空間。很多時新聞報道我們的事，我有一段時間與他住在一起，我住在他的診所對面，都是他的地方，我們做工人教會時試過有一段時間。他經常說的，阿石，你做什麼時可否先跟我說一聲啊，讓我知道，讓別人問我時我都不知道，我說好好好⋯但隔天我做完之後他才知道。他卻從來沒有禁止我這樣做，不准你如何如何。八九時我想我們是一個寫字樓裡差不多可以幫忙的人都落水了，都幫忙做這項或那項，如果他攔一攔，或問一問，或者叫我們如何如何，我們已經做不了。所以我早前突然夢見他，我就追了出去，攬著他哭成淚人（笑）。所以我現在也說，我現在也擔任工業傷亡權益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我經常說執行委員會要來幹什麼的？是要來讓同事可以很有空間去辦自己的事，我們是個保護網，去保護他們，而不是干預他們的工作，實際做事是他們的人。當然有什麼事時可以分享自己看法，譬如覺得這樣那樣如何，但絕對不是攔阻他們做事。所以我覺得沒有陳立僑做主席，亦沒有工業委員會那段時間⋯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公共事業的監管、工會教育中心、八九民運，都不可能，當然背後我經常覺得是神自己揀選我們，這很重要，因為你很難想像很多…我中學⋯我高中還未讀完，只讀了一兩個月，我到現今為止還是不懂英語的。我是做過港大社會服務團的副團長足足7、8年，做過港大校董超過十年，我什麼都去做，又做議員，我覺得神真的是⋯我體驗到⋯我絕對是平凡，我沒有什麼長處（笑），但（神）在某個領域使用他…我整天覺得…可能很多人覺得這是很偶然，是奇蹟，但我覺得不是。當你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愛人如己，就可以了。
有一年我與陸牧師、一些同事去歐洲，去WCC，然後馮煒文已經在80年初期就去了日內瓦，我們有到日內瓦，有去探WCC自不然也會和宣教士工部的總幹事坐下討論。他提出一件事，有一個新加坡工會的秘書長在那邊，可以與他討論一下。因為當時由香港到歐洲多數，或者不是多數，想較省錢的話就乘飛機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轉機的機票會較平，我們通常這樣走。回頭時他問我們（走的）路線怎麼走，因為我們這樣走，他就讓我們找這位秘書長聊天，當我回頭時就在新加坡見這位朋友。他就開始與我們說應該推工會教育，就一拍即合，回來香港後就推工會教育，成立了工會教育中心，又聯絡不同的工會，包括右派和獨立工會搞工會教育。[郭：左派呢？]左派他們在其他的⋯我記不太清楚工會教育裡有沒有左派在，但在建立工會教育中心之前，當時是78、79年，我們開始辦勞工團體聯席會議，首先是辦工業安全，當時左派右派獨立工會都有在一起。因為當時經濟起飛，工業意外很多，我們覺得應該更多工會一起做些事，使政府監管工業安全，或者使一些工業安全的條例更加可以保障工人，我們就是做這些事。[郭：這是工委拉大纜的？]對，當時有左派工會。對工會工傷，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我不太記得。接著80年代開始因為有四個現代化，當時例如工聯會那些慶祝會慶的活動，我們也較受他們重視，他們也邀請我們，又會請政府官員⋯當時很少請政府官員，比起其他界別的人士我們會開放得較前。接下來我們也有推動他們進入勞顧會，當時他們的秘書長梁漢開相對是較開放的人，當時工聯會覺得他們不會承認殖民地的條例，我們要靠工人自己組織。但我們的看法就是，為工人提供基本保障就需要在法例方面立法，而兩者不是衝突的，我覺得他們也應該要參加。可能因為48年，也在六七暴動之後，他們也需要改變形象，都是比較開放的人，很自然我們大家就醞釀一些人參選勞顧會，基本當時上我們全勝。他也有代表去，工會也有人進去。
然後到工會教育，一路做工會教育⋯當時我們也算做了…其實到73年我們做了反對電話加價，當時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電話公司的利潤管制更改了。然後又在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期搞過反對兩巴加價，接下來就轉到上監管公共事務委員會，（我們）當中有參與過這樣的事件。在70年代我們主要做的工作，除了工會教育、工人權益之外，也很著重做勞工立法。因為在1970年，香港才有無薪的休息日，當時也不容易，因為顧主都反對，而反對理由與現今的都大同小異。[郭：物價成本吧。]因為你沒有資源，就靠人力，不能有太多勞工福利。但因為當時中華總商會的會長是基督徒。[郭：叫什麼名字？]莊重文。[郭：哦，莊氏家族。]我們在教會門口派傳單，老闆需要星期天做崇拜，敬拜神，固然也需要一下。[郭：他是哪家教會的？]不記得了。[郭：他好像是浸信會。]好像是，甚麼潮語的。[郭：莊氏家族應該是，不過可以查一下。]他很快就不作聲了，沒有頂著這件事，因為法例改變了。當時休息日無薪嘛，有薪就不得了。接下來才有遣散費、失業援助、七日有薪假期，到80年代初就有了婦女分娩有薪假期。當時也有很多工商條例是改變了，但在70年代當中，我們也遇到很多⋯正如剛才所說的，73年有新麗製衣廠欠薪，我不記得自己是1980或81年接手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做主任，這也是很奇怪的。[郭：我倒杯水給你。]足夠了。我（說得）太久了。[郭：不是，聽你分享很享受。]我說得沒有條理，你把它整理好吧（笑）。[郭：不要緊，這就是你的故事，口述歷史訪問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故事。]我想到那裡就講到那裡。
因為基督教工會本身是一個城市及農村宣教的一部分，是幾國際性的，而你很難想像是由一個不懂英語、沒有宗教訓練的人做主任，由一個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做這件事，當時這件事真的不可想像。有其他人選的，但不知為何結果就選了我（笑）。不過有些舊同事可能沒有興趣做這件事，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離開了。[郭：甚麼不同看法呢？]我想是可能有些神學上的，每個人有不同理解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結果就我做了主任。其實在我做主任之前，我也take著工業委員會的，因為有些同事離開了以後，Raymond也去了協進會，之後又去了瑞士。他在協進會時基本上都是我主持工委會。因為我們做很多個案，我們在個案裡看見一件事，這不是個別性的（事件），而是普遍性的，怎樣令社會關心這件事，我覺得是需要的。譬如工業意外，當時很多說法是工人不注意使用（器材）安全的事項，如頭盔和安全帶。但如果整個升降台跌下來就保什麼也沒有用，對吧？這不是工人的問題，你一跌下來也不是一個人（受傷），可能是一群人（受傷）。[郭：我也記得有幾件意外（發生過）。]可能你印象很深的是當時灣仔的旋轉餐廳，旋轉餐廳便是整個跌了下來，當時我們與他討論那個殮葬，但談不來。當時很多人覺得，用不著吧，動不動就把放棺材放在門口。我也不會這樣做的，即我們談不下去了，你連殮葬費也不願付，你要那群人怎樣？這不只是對事件的責任，也是對家屬的安慰和尊重，沒辦法就抬棺材到那裡，那個是很公道的。棺材就全放在那個地盤口，上面就是旋轉餐廳，對面是他們的寫字樓。然後六時半就做即場新聞，對社會轟動很大的，對它影響也很大。為什麼一個人活生生去工作會丟了性命回來，對吧？以及通常做這些工作的人多數是年輕的，多數是小孩子較多，因為家庭負擔大，沒一定體力的也不會去做這麼辛苦的工作，變相那個家庭就很大打擊。當時我也經常覺得，很多事情不是純粹做過（就算了），一定要看背後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變，同時剛才也說過，也要令到人們覺得你與他們在一起，他們需要你與他們一起去克服未來很多困難，我當時發現這樣的好多，都是這樣的。可能很多爭吵出現，（指斂葬）男家覺得你應該要多做些事情讓他上天堂也好去那裡也好，女家就希望盡量省點（錢）去養兒育女，諸如此類。當中又會出現住屋問題、有些要上樓、有些覺得不想再在某地住下去，要換過一間屋、有些又撥了一筆錢，有人教做生意，很快沒有了，怎樣去應對、小孩子的教育如何，以後生活如何，這是一個很長期的跟進，我覺得這些很需要。
所以我剛才向你提過滕近輝牧師，他有參加過我們這些工業傷亡的祈禱會，他有來講道。[郭：哦，是嗎？]講道後，他就很深刻地跟我說，這些就是主耶穌的工作。所以我不會分開什麼工作叫做是基督教的工作，我自己覺得聖經中有甚麼指示最清楚呢？就是盡心盡性盡力愛主的上帝，其次是愛人如己，其實是很簡單直接的。其他事情我覺得，who cares？只要做好這件事就是了。你是否撒馬利亞人所講的被鞭傷的鄰舍呢？被鞭傷的（鄰舍）是那些人呢？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你是否當時那些工傷的人的好鄰舍呢？其實這些⋯信仰對我來說，我不是一個由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基督徒，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基督徒是沒有人教我的，因為我進去（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時是不需要有甚麼信仰的（笑）。我信仰的經驗就是經過工業委員會一段時間，當時也常與Raymond爭論，他沒有逼我的，他自己說要悔改要認罪才可以釋放自己。我經常提毛澤東說的，只要全人類解放才能解放自己（笑），他又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然後我去緬甸的那次（經歷）我很深印象，是我為什麼信主的其中一個因素，一個導火線。我在緬甸時感覺很像舊的中國，整個地方是像突然停止了的，然後生活、整個經濟很蕭條，由軍人統治，佛教背景的。基督教本身在那裡又很有生命力，沒有人走去緬甸的，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都沒有。我們當時就陳佐才牧師做我們的團長，帶領一個學習團到緬甸和泰國，所以我第一次在出面就是緬甸和泰國。[郭：是什麼時候？]1974年。在那裡一直有教會接待我們，也唱好聽的詩。在臨走那天，基督教協進會緬甸的總幹事就與我們說，沒有人會進來看他們，他們又不能離開，除非偷渡離開。但他說，雖然我們被隔絕，但我們並不孤單，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當時我很大感動，我們可以隨時出入，要到緬甸就到緬甸，其他地方也是，也可以互通電話往來，想怎樣就怎樣，很多人又喜歡來香港。但是我們雖然沒有被隔絕，但很多時候很孤單。這令我當時與陳牧師說，我會決志，我會信主。緬甸回來後就去禮拜堂洗禮，這是1975年。那年之後我大病一場，在QE足足七個月，很多人說你信主後才病，但我解釋，幸好是我病了信主，否則我會捱不下去（笑），這樣我又捱過了。
接下來到了80年代搞工會，如果那行業沒有工會我們就組織工會，包括地鐵工會、隧道工會，然後到89年民運，其實民運我們是⋯如果我提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應該提到陳立僑醫生，他是我們的主席。他給予我們很多空間辦事，我覺得沒有一個委員會，相當於董事會，會給予職員這麼大的空間。你知道我辦事是不過夜的，所以事情也不會過夜，因為我很知道人們找我們是對我們一種信任，他們的問題是需要你與他一起處理的。我們未必一定能為他們爭取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不一定的，可能真的爭取不了，但最重要的是你能告訴他，你會和他一起面對這件事，所以我不會令事情過夜才做，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什麼工業委員會能以這麼少的人力和資源能完成…[郭：這麼多的事情。]做到一些事情吧。所以江大惠寫過一篇文章，說當你想到香港社會，就應該記念這群人。當時我們的人力和資源很有限，還有一個很大的工聯會，我們如何才能夠使整個勞工運動有一個變化出來呢？而且我們不是靠錢多，也不是靠有多少人，我們的同事從來都很少超過十個人，我自己就覺得上帝在我們當中，我們只不過與祂同步。
談回陳立僑醫生，他給予我們很大的空間。很多時新聞報道我們的事，我有一段時間與他住在一起，我住在他的診所對面，都是他的地方，我們做工人教會時試過有一段時間。他經常說的，阿石，你做什麼時可否先跟我說一聲啊，讓我知道，讓別人問我時我都不知道，我說好好好⋯但隔天我做完之後他才知道。他卻從來沒有禁止我這樣做，不准你如何如何。八九時我想我們是一個寫字樓裡差不多可以幫忙的人都落水了，都幫忙做這項或那項，如果他攔一攔，或問一問，或者叫我們如何如何，我們已經做不了。所以我早前突然夢見他，我就追了出去，攬著他哭成淚人（笑）。所以我現在也說，我現在也擔任工業傷亡權益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我經常說執行委員會要來幹什麼的？是要來讓同事可以很有空間去辦自己的事，我們是個保護網，去保護他們，而不是干預他們的工作，實際做事是他們的人。當然有什麼事時可以分享自己看法，譬如覺得這樣那樣如何，但絕對不是攔阻他們做事。所以我覺得沒有陳立僑做主席，亦沒有工業委員會那段時間⋯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公共事業的監管、工會教育中心、八九民運，都不可能，當然背後我經常覺得是神自己揀選我們，這很重要，因為你很難想像很多…我中學⋯我高中還未讀完，只讀了一兩個月，我到現今為止還是不懂英語的。我是做過港大社會服務團的副團長足足7、8年，做過港大校董超過十年，我什麼都去做，又做議員，我覺得神真的是⋯我體驗到⋯我絕對是平凡，我沒有什麼長處（笑），但（神）在某個領域使用他…我整天覺得…可能很多人覺得這是很偶然，是奇蹟，但我覺得不是。當你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愛人如己，就可以了。
郭教授
:
你剛才提到民運，工委做了很多事情。這會否是你們所謂的一個分水嶺，或者里程（碑）？民運前後做和你們做的事情和想法會否很不一樣？
劉千石
:
其實民運之前和之後⋯民運之前可能很強調工會之間的合作，不另辦工會，到民運之後我們覺得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工會，然後以工人的利益為優先，這是民運前後的區別。所以90年就成立職工會聯盟，其實當時憑信心而已，大家一群人有想法我覺得應該要實行。（我們）做了兩件事，第一，將我的同事撥去職工盟那邊，包括李卓人、梁寶霖、李啟明、我、陸鳳娥那一群，主要的人，我只留下了一個工傷權益會，其他撥過去。第二樣，原本是我發現的事，關於勞工的就過職工盟那裡。我這個決定沒有經過董事局傾過，但董事會沒有反對。[郭：為什麼你要把工作重心差不多很大部分轉去職工盟那邊？那個想法是甚麼？]因為很簡單，當時工業委員會是如日中天的，如果我發言，基本上都是勞工發言，工盟不可能有覺醒，有些事情必須放下，要給另一個組織去做，這個組織應該由它自己去面對它的群眾。我們畢竟是有宗教背景的，雖說我們沒有限制，但我們有些事情不可能像他們做得那麼闊。我們留下甚麼呢，我們留下了最需要的，就是工傷的工作，我們就做這樣。（我）接下來參選立法會，當時有很多爭吵，我參選很畸型的，我一向都對這件事沒有興趣，從你那地方行政選舉的區議員開始，我都是做一個支持者，我沒有下去選過的，我沒有下過場的。我可以說直至今日為止，我都是支持人選舉最多的那一個，我最多的時候支持百多人，百多人揹著我的名字去選舉，甚至有些選舉時，我的名字比候選人的還大。到91年，當時有想法的，我為什麼最後去選呢？就是林鉅成醫生當時代表港同盟選，當年游說他選時，基本上他有一個近似的附帶條件，如果他能說服我選，他才會選，這我後期才知道。他一路遊說我，到我最後一日報名時，有一個做記者朋友找我聊天，他說我應該選，因為他說那區基本上是所謂的紅區，區議會主席和其他人都是，覺得應該要有不同顏色的人在。我當時有個很奇怪的想法，我覺得在中國地方如何與一個共產黨背景的候選人較量一下呢？都頗有趣。當然也有很多聲音，覺得要進去為工人說話，因為在議會裡工人的聲音很少。我最後一天報名參選的。然後就進議會了，工業委員會的工作開始家偉的角色就重一點，他開始多做內地勞工的工作，因為本地勞工已經由工盟做了，空間在哪裡呢？可能中國、與傳福音有關的方面，就開始那方面的工作。
郭教授
:
這很有趣，你們是如何展開內地的工作？
劉千石
:
其實因為當時也有一些玩具廠大火，我們開始聯絡到那群玩具廠的人，覺得他們的工作環境、賠償、和所引起的各樣問題，我都應該關心他們，就以他們為開始，我們開始進入中國做勞工的事情。其實中國這方面，另外我在82、83年開始入台灣，因為一個瑞芳煤礦的礦難，我開始關心煤礦的人，認識了一群原住民的朋友，不記得在84或85年在台灣成立了有兩個中心，一個在台北成立，山地勞工福音之家，然後在高雄交通區成立的勞工中心也有教會背景。因為台灣在80年代初期剛剛開始起飛，他們當時做的世貿大樓、市議會、酒店都主要由原住民（建成的），他們的工作環境十分差。我們也是一個原則，當時剛好很有趣就是那邊的宣明會，但他們的名字好像叫展望會，請我過去說話，有一群山地的牧師來聽我說，就辦了個山地勞工音之家，以後他們有些是立法委員，現在有一個在蔡政府裡做山地原住民委員會的主委，都是那邊的同事，有一段時間就是柯P，台北市原住民的主委都是當時人。[郭：嘩。]我不停說同一件事，我們要關心那些有需要有欠缺的人，因為這杯水是給那些小子喝的。宣講都是很簡單的訊息，當時你知道台灣有統獨的問題，我完全不碰統獨的問題，我只關心那些需要我們照顧的人，你統也好，獨也好，你也要照顧這群人。這對以後的勞動基準法的設立有一定推動的作用，亦導致我在88年至93年期間，試過（被納入）兩地的黑名單，即台灣的黑名單和中國大陸的黑名單。
郭教授
:
你怎麼知道自己在黑名單內？
劉千石
:
因為當時入台灣要簽證蓋印才能進去的，他不給我蓋印，我問完後內政部長只回覆我一封信。我先給他一封信，問為什麼不讓我進去。因為其實給我進去，當時我第一次進去是（由）右派的工會團體，當時彭震海，棉總的主席，他相當開放，要我帶團進入台灣，帶勞工團去訪問，僑委會接待我們。我第一次由高雄入，由高雄入第一天已經被監視了，被情治單位監視，但因為我代表團體去，對我沒什麼影響的。直至我開始個人去，又開始不停發言（笑），當時有一份《人間雜誌》，負責的人是陳映真，他去年在北京去世，我也有送花圈給他。他用攝影來反映人的生活情況，這很有意思。我與他大家一起關心過一個山地的同胞，他進入台北市一家洗衣店工作，因為與僱主有衝突，殺了僱主一家人，他要判處死刑。然後陳映真覺得他的情況、他的背景造成的原因可能有一個槍下留人的⋯[郭：情形。]然後我進入台灣時與他有聯繫，我們說服不同的人，而山地勞工福音之家⋯因為他是山地的人，去推動這件事。我直至到最後一次見這個青年上庭，出席時看見他，他與我握手，我以為判決是他沒有事，但結果他還是被判死刑。他出來時還說，哎呀，我應該要慶祝一下，我們知道結果不是（這樣），但當時做了很多功夫，包括那小孩的家人都⋯[郭：原諒他。]（點頭），我其實在香港禮拜堂講道也有說過這個故事。結果他給了我一封信（於台灣被拒入境時），那封信去了那裡我不記得了，他不讓我進去（台灣）的理因是，煽鼓群眾與政府作對，同時又有個天主教神父同樣不允許他入境。中國你知道吧，因為八九，我開始不允許入境，但中國沒有解釋理由。但我當時深信終有一日，兩個政府都會歡迎我再次回去，事實上是的，我也得過台灣的人權獎項，2003年。
郭教授
:
你進入議會後的經歷如何？
劉千石
:
我覺得在議會的工作…我不喜歡議會的工作，其實原因是我不喜歡開會，簡單來說，我很怕開會。我做工盟的主席做了十多年，不是連選連任的，（本來）是做兩屆，因為要過渡到97，結果就改了會章就連選連任。過了97後，我做得太久了，不行了，我說一個組織裡不能說一個人終身做（主席），而且你自稱民主，我一定不選，就辭去主席的位置，他就給我一個會長的位置，即升我上神臺，做了兩屆後我就又沒有理由⋯我認為不可以這樣，我又把會長職位辭去了。其實我退下主席後，我沒有再怎樣碰工運的事，因為很簡單，我是個強勢的主席，我差不多說話是一言九鼎，結果大家都會…我主持時不覺得這有很大問題，以及我很希望會議不要超過兩個小時，因為我整天覺得，就算教父那類的電影超過兩小時了也是很沉悶，開會更加如此，要有智慧和集中精神，都不能超過這（時間）。所以每次這些委員會開會，若不是我主持的，我都會問（會議），究竟今日打算要開多久，讓我們心裡有個準備。如果這麼久的話，我會說這真的不行啊。
郭教授
:
那你在議會裡怎麼辦（笑）？
劉千石
:
在議會裡真的很沉悶。到我做主席時，我是做關於勞工方面的主席，直至現時為止，也是我做這個主席的任期是最長的。由教育及人力至勞工及福利，都是我做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做得最長，我都是做一件事，我（開會）都是約兩個小時，我很少開特別會議的，因為我覺得我們開會是用來解決問題。我也考慮到有選舉，有選舉很自然人們要表達立場，我就建議一件事，看大家同意與否，我給每個人五分鐘，每一個發言就是五分鐘，用作罵政府也行，用作罵自己也行，用作提問讓他人回應也行，就看大家是否同意五分鐘就要畫上句號，你就自行善用，大家是同意的。當然有些問題解決不了就交給我，我也解決不了你就解僱我，我解決到就OK。我可以開一些不是電視機看著的會議，那些可能是做事的會議，譬如最低工資，我們有前期工作的會議，然後找齊那些想有興趣、相關的東西與政府達成協議，自然可以做得到。
直至現在最低工資的會議開始時，主席和政府官員，或者其他的代表，有時我們幾個人討論這委員會應如何辦時，我提出幾件事。第一，這一定是閉門的會議，這是個尋求共識的會議，你不能用投票來決定，因為這是沒有用的，你回到立法會是不行的。為什麼閉門呢？因為有電視機拍攝的話，你就在說對著電視機講的說話。我覺得這個會議一定要可以讓大家暢所欲言地說，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以及（會議）是要保密的，不能說各人分別說了什麼話，然後大家洩密，這樣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慢慢建立信任。結果我覺得這是個比較成功的委員會。[郭：很不容易，有這樣的信任。]是的（點頭），即大家做好這件事是最緊要的，當然有些爭拗，你未必完全滿意，對方也未必完全滿意，但我們當時最低工資的薪金在市面上只有$13-14元，你跳到$28元是一個頗大的起步點，當然很多人也覺得最近兩年的調整有點慢，這點我也同意。
直至現在最低工資的會議開始時，主席和政府官員，或者其他的代表，有時我們幾個人討論這委員會應如何辦時，我提出幾件事。第一，這一定是閉門的會議，這是個尋求共識的會議，你不能用投票來決定，因為這是沒有用的，你回到立法會是不行的。為什麼閉門呢？因為有電視機拍攝的話，你就在說對著電視機講的說話。我覺得這個會議一定要可以讓大家暢所欲言地說，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以及（會議）是要保密的，不能說各人分別說了什麼話，然後大家洩密，這樣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慢慢建立信任。結果我覺得這是個比較成功的委員會。[郭：很不容易，有這樣的信任。]是的（點頭），即大家做好這件事是最緊要的，當然有些爭拗，你未必完全滿意，對方也未必完全滿意，但我們當時最低工資的薪金在市面上只有$13-14元，你跳到$28元是一個頗大的起步點，當然很多人也覺得最近兩年的調整有點慢，這點我也同意。
郭教授
:
你如何看待你與政黨之間的瓜葛？
劉千石
:
我猜大體上在人力事務委員會這麼久，這個（委員會）比較複雜，因為是真的涉及利益。僱員固然希望得到合理的東西，僱主就（希望）最好維持現狀，對吧？然後僱員又有很多不同派別的工會和組織的，我估一定要讓他們想說的話有機會在電視機裡說出來。第二是你真的要讓他覺得是能夠辦得成某些事情的，讓他信任你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因為他也有不同的政黨的人在，這是我最關心的事情，其他事情可能不是我完全做得到的事。
郭教授
:
接著我想這是我的問題，我自己做資料搜集時做漏了。我記得你應該是與港同盟有些關係？
劉千石
:
我是港同盟的發起人。當時是八九民運開始，其實在民運之前我也覺得香港應該要有政黨，但當時很多人都不贊成，我是少數覺得應該要有政黨的人。到八九時，我們十多人坐在一起開始去討論組黨的問題，我是其中一個。然後到民主黨，我都是創會的黨員之一，接著我又覺得有些人沒有在政黨當中，我們便又辦了個前線，我當時有雙重身份，結果因為這雙重身份，幾年後，民主黨覺得不准有雙重身份。我又覺得我有這個身份是我加入時你沒有反對的，但現在你要我除掉一個，我就覺得我選擇不了。他們就說，既然你有雙重身份，你就離開民主黨吧，這樣子罷了，並不是有什麼十大冤仇（笑），只是因為雙重（身份）。
郭教授
:
你會如何形容自己在九七後的經歷？
劉千石
:
今時或之前都好多人覺得九七之後會有很大的自由等影響，我都曾經這樣說，你可以說一國兩制有受到影響，甚至有些地方你可以形容為削弱，但你說是摧毀，我就覺得如果當情況真是如此的話，我們應有相對的行動，不是說過後坐下來便算了，你說摧毀是很大件事的。摧毀要不就你離開，因為都摧毀了，要不就你和對方拼命，不要說過後就（完事了）。不過我自己對打壓的看法是，如果你說共產黨打壓人，你要先看到當年我們在大陸生活時受打壓是什麼意思，是真的令你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我記得當年《文匯報》的社長徐鑄成，他說過一段很辛酸的說話。他說自己共產黨的監獄與國民黨的監獄都坐過，坐國民黨的監是皮肉之苦，坐共產黨的監未必有皮肉之苦，但你的精神是受凌辱。他說當你出來時，家人也不會來認你，你轉過頭來人們會走的。國民黨的監坐過後，被人打到死出來，人們可能會尊重你，他說分別在這裡。
很多人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指的是她的變化很多時與國際準則差距很遠，如人權等。但我的看法是，她從不斷的政治運動與不斷的階級鬥爭，到今天是另一個起步點來的。我再回到中國時是2000年，我十一年沒有見過媽媽了。我回去那一年，不是有特別安排的，到我離開時，記者們捉到我，他們在地鐵車廂裡看見我，拿著相機去影我時，都有人過來送我東西。因為當時的階段，（大家）聽電台會聽到，覺得你是在為市民發聲，對方送東西給我，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現象是很少見，因為有記者在拍攝，他就算很喜歡你也不會過來。但他有記者在拍攝也過來，我完全不認識的。他說是參觀完一個展覽後，將那份東西送給我。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當年我在任何時間回到大陸，而我在做現在這些事情，基本上是沒有人敢碰我的，家人也怕我的。但當時我的感覺有很大改變，很多人在街上會向我打招呼，我認為這對我而言，是相對於物質的改善，我有另外不同的感受。我又想，對中國的看法，有些人任何事都覺得很反感，很多人也會覺得很好。兩極的人是有的，有人中國做任何事都是壞的，有人中國做任何事都是好的。但我覺得當你回到中國大陸裡，你會覺得你所認識的同學和親戚，他們今日有覺得比以前更好嗎？笑容是多是少？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量度尺。當然這不是說一定對，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我自己的體會。
很多人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指的是她的變化很多時與國際準則差距很遠，如人權等。但我的看法是，她從不斷的政治運動與不斷的階級鬥爭，到今天是另一個起步點來的。我再回到中國時是2000年，我十一年沒有見過媽媽了。我回去那一年，不是有特別安排的，到我離開時，記者們捉到我，他們在地鐵車廂裡看見我，拿著相機去影我時，都有人過來送我東西。因為當時的階段，（大家）聽電台會聽到，覺得你是在為市民發聲，對方送東西給我，我覺得在香港這個現象是很少見，因為有記者在拍攝，他就算很喜歡你也不會過來。但他有記者在拍攝也過來，我完全不認識的。他說是參觀完一個展覽後，將那份東西送給我。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當年我在任何時間回到大陸，而我在做現在這些事情，基本上是沒有人敢碰我的，家人也怕我的。但當時我的感覺有很大改變，很多人在街上會向我打招呼，我認為這對我而言，是相對於物質的改善，我有另外不同的感受。我又想，對中國的看法，有些人任何事都覺得很反感，很多人也會覺得很好。兩極的人是有的，有人中國做任何事都是壞的，有人中國做任何事都是好的。但我覺得當你回到中國大陸裡，你會覺得你所認識的同學和親戚，他們今日有覺得比以前更好嗎？笑容是多是少？我覺得這是最大的量度尺。當然這不是說一定對，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我自己的體會。
郭教授
:
最後，你參與工運，（也在）政治裡有很多的參與，你有沒有什麼是最深刻，然後想跟我們想分享的？
劉千石
:
我覺得每一刻都是深刻的，沒有什麼很特別。我經常很感動，在我做勞資糾紛和工潮時，工人欠薪，我們去為他們追討，追討不了，然後在我寫字樓等派錢，我看見一個年紀很大的婆婆在玩扭計骰，我問她多大了，她說差不多八十九十歲了。我再問她，為什麼要玩那顆骰？原來她在工廠裡剪線頭，她說我想保持手的靈活性。我覺得很感動，因為一個年紀這麼大，她沒有因為這個低微的工作，沒有因為無糧出的挫折而變得灰心，她還是很尊重那份工作，還希望做得好，這是一個很卑微的人偉大的一面，同時我也看到，為什麼八九十歲還要去做剪線頭的工作，她沒有退休的嗎？其他呢？我自己就很感動，也令我很反省，香港真的要保障老人家，我也覺得這不是一段時期的工作，可能是一生一世的工作，可能我們歌頌的那些甚至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我覺得我們要歌頌這個婆婆，她對工作的那種尊重，而令我們應該尊重她。
郭教授
:
多謝你，好享受聽你的分享，很多很感動的事。
郭教授
:
多謝劉先生第二次與我們一起聊天，今天的問題是之前給過你的可以慢慢聊，當然如果你覺得有些問題可以多聊少聊，或者談別的，都沒問題的。我首先想問你出生的日子、地點、與來到香港的時間。
劉千石
:
我在1944年在廣州出生，62年來港。[郭：你在廣州時，父親做生意的。]對。[郭：你可否介紹一下他的店舖？]我太公那一代就在順德教書，可能是太公的爸爸，接下來爺爺在順德賣米的，舂米然後賣掉，然後到我爸爸那一輩，就開始下廣州做生意。初時做打金行，即金行那一類，從打金開始，再做臘味，再做與飲食有關的工作。做得較多的是臘味，有一段時期在廣州的臘味的批發佔了八成，我爸爸與叔伯父都是做臘腸臘肉那一類，他們每個人都各有一件事在行頭裡做得最好最快的。[郭：嘩，是嗎？]我伯父是與店舖住在一起的，下面是工場，閣樓是放廠衣的地方，原先三樓又是一個工場，有一部分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郭：哦，即是你在你伯父的地方（出生）？]對。因為一起在同一個地方做，再上一層就是伯父住的地方。因為臘腸在日間時要拿去曬，吹北風，晚上不能有露水，就要收入來放進室內，放在那些叫火櫃，其實就是碳的盤，然後放臘腸進去，上下高低。我記得有件很有趣的事，因為（臘腸）下面不能背得太久，上面背不了，我伯父通常就會凌晨兩三點鐘起身上去火房裡背臘腸的房內，把上面的換下來，下面的換上去。他這麼早起床吃什麼呢，他就用熱水倒進前一晚的冷飯裡當早餐吃，所以是一個很勤儉、很勤勞的人。他覺得臘腸如果看得不緊，沒有這樣上下換轉足夠的話，可能就會有些乾過頭，有些濕過頭。如果依靠別人，其他人就要三更半夜起床，他就自己做。他們一眾伙計，不論我爸爸的店舖也好，伯父的店舖也好，叔叔的店舖也好，他們多數請的都是自己鄉下的人…[郭：鄉里。]鄉里來到就有工作。所以後來為什麼我提到，基本上我的家族在各個運動中都未被鬥爭過，只是擔心幾時被鬥到自己呢，就是這樣了。
當然因為生意做得好，諸如此類，自然就買田買地，特別在自己鄉下裡買田租給別人收租，變成地主，這就變成又資本家又地主，變成了黑五類份子當中佔了幾類。但當中與其他人相處，大家關係都很密切，無論是租我們地的、或者是自己的伙計、甚至是客人。譬如我爸爸喜歡在自己開的一家很小的飯店裡，他雖然有其他的店舖，他喜歡守在一家很小的飯店裡，與客人聊天。他自己坐櫃面，旁邊都坐滿⋯[郭：朋友。]客人，大家很親密。我因為自小跟爸爸出店舖，可能他也希望培養我跟他做生意，自小便開始與伙計和客人接觸，收銀又有，拿餐給人，收餐都會做，什麼都做。[郭：即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做了？]很小，幾歲便開始做。[郭：幾歲就開始出來工作（笑）。]因為我們有些店舖在河南，有些在河北，河南河北不是大陸的河南河北。[郭：對，我知道。]是廣州的河南河北。[郭：是，我知道，珠江的河南河北。]我們有些店在河南，那些店舖四季都賣不同的商品，天熱就變冰室，秋天就變成燉品、雲吞麵之類，冬天就賣臘腸。其實臘腸可以看得見時代的轉變，以前有兩種的會，一種叫月餅會，用作送禮，一種是臘味會，天冷送禮。兩種東西雖然賣的時候很短，但基本上可以維繫到一間商店整年的生意。譬如有些臘味舖做過冬季之後，其他時間就賣皮蛋、咸蛋、或者火腿一類的，一個臘味季節基本上整年都⋯因為我們的臘腸又大（笑）。
當然因為生意做得好，諸如此類，自然就買田買地，特別在自己鄉下裡買田租給別人收租，變成地主，這就變成又資本家又地主，變成了黑五類份子當中佔了幾類。但當中與其他人相處，大家關係都很密切，無論是租我們地的、或者是自己的伙計、甚至是客人。譬如我爸爸喜歡在自己開的一家很小的飯店裡，他雖然有其他的店舖，他喜歡守在一家很小的飯店裡，與客人聊天。他自己坐櫃面，旁邊都坐滿⋯[郭：朋友。]客人，大家很親密。我因為自小跟爸爸出店舖，可能他也希望培養我跟他做生意，自小便開始與伙計和客人接觸，收銀又有，拿餐給人，收餐都會做，什麼都做。[郭：即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做了？]很小，幾歲便開始做。[郭：幾歲就開始出來工作（笑）。]因為我們有些店舖在河南，有些在河北，河南河北不是大陸的河南河北。[郭：對，我知道。]是廣州的河南河北。[郭：是，我知道，珠江的河南河北。]我們有些店在河南，那些店舖四季都賣不同的商品，天熱就變冰室，秋天就變成燉品、雲吞麵之類，冬天就賣臘腸。其實臘腸可以看得見時代的轉變，以前有兩種的會，一種叫月餅會，用作送禮，一種是臘味會，天冷送禮。兩種東西雖然賣的時候很短，但基本上可以維繫到一間商店整年的生意。譬如有些臘味舖做過冬季之後，其他時間就賣皮蛋、咸蛋、或者火腿一類的，一個臘味季節基本上整年都⋯因為我們的臘腸又大（笑）。
郭教授
:
令尊翁的名稱你可否介紹一下？
劉千石
:
劉國，或者叫劉國恩也可以，國家的國，恩典的恩。[郭：你剛剛說另外還有一個更短的名字，除了劉國恩之外，是劉⋯]劉國。[郭：就這樣叫劉國。店舖就有很多間，名字就不一樣了。]他坐那一間叫德棧，我們的臘味店叫永安。[郭：德棧都是在河南？]德棧在河北，河南那一間叫晏心棧。[郭：你有沒有聽過父親怎樣談社會，談政治？他有跟你說過這些東西嗎？]政治絕無講。對社會他教我應該如何待人接物，你一定要顧客至上，一定要給予最好的服務，出品一定要捉得緊，如果顧客有任何異議，不談投訴了，馬上收，馬上換，不容許在餐桌面前辯論食物是否好，多數都收回來，總之先換另外一碟給他或換另外的食物給他，使他覺得滿意為止，也不會讓其他食客指出有些什麼問題。其實當然有些（時候）可以做得更好，有些（顧客）可能是吹毛求疵，但他也不容許在這方面有爭辯，反而有任何問題時，他會想是否真的需要改良，如果不是，可能是這個客人要求高而已。
郭教授
:
你覺得父母對你有甚麼影響？
劉千石
:
我父親的話就是待人接物。他給予人一個親和感，讓人覺得很友善。不論你是販夫走卒也好，他都一視同仁，因為都是客人。我母親就相對嚴厲，她會採取一個方法就是打，她會動手。而我爸爸就從來不動手，事情調轉了，一個是嚴母，一個是慈父。不過我爸爸在世時體弱多病，隨時倒下來，然後貼到滿頭薑，到我爸爸走的時候，大病沒有，小病也沒有，直到一百零幾歲才離開。
郭教授
:
你在來港之前，當你回想有什麼重要的人和事對你有影響？你自己又怎樣看政治？
劉千石
:
我自己當時看政治不怎麼去⋯因為我接觸的範圍就只有中國、日本，解放前的事情因為我太小了，印象很模糊。解放後的事，你會覺得是一個相對而言較恐懼的生活環境裡，因為我們的家庭背景不好，家人經常很憂鬱然後很早就離開了，就在這樣一個狀態當中，所以我說我小時候能夠憶起開心的事很少，因為環境很緊張、很有壓迫感，包括在學校讀書，你遇到的老師會突然被拉了，你聽到鈴聲就可能是家人病危等這一類的事。然後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有工作做，對前景很茫然。小時候有個老師，小學三年級時，他使我寫字寫得很快。他教我語文，由一上堂開始，就中心思想主題都寫在黑板，由右手邊寫到左手邊，我們急急要抄，接著就刷掉再寫過，你就不停地追，如果你趕不上、抄不到你那天就很麻煩了。他不停訓練我們，訓練了我們一年，所以我寫字就特快。而且他對同學很嚴厲的，如果你較壞，小則就（用手）鑿你的額頭，再不是就叫你把腿放在椅上，用尺敲你腳眼，都是非常嚴厲，但能逼你學到某件事，這也是我記憶較深（刻的一件事）。
我另一個老師也很好，在我剛讀初中時她從教育學院出來，她是個教體育的女生，我們的同學較壞，經常撩她。她回頭也會用粉刷擲她，可能都是玩吧（笑），但（她）轉過頭不知道是誰之類的。我剛才都說過我媽媽很嚴厲，有一次體育堂之後，她說要捉我去見家長，我當然嚇得魂飛魄散，死定了這次。不過她去到時，不是向我媽投訴我多麼的不聽話，反而是讚我，當然沒有讚到天上有，但說這個孩子還可以接受。我覺得這個老師（笑）⋯這可能是收服一個學生的好方法，未必需要使他被母親打一頓他都會服她。她當時做我的班主任，可惜一年之後可能受不了我們的同學，就調去第二班，我們就少了見面。其實在內地生活的環境⋯我猜而已⋯當時我高中時我考到了法中。[郭：廣州法中。]廣州法中⋯培英是法中的前身，所以香港的培英都視我為校友，與李鵬飛飛哥都是校友，去沙田培英分享時，他都當（我）是學長去招待我們。這間學校當時算是頗大的學校，足球場都有幾個，宿舍離開飯堂要走一段路，當你敲響食飯鐘時，你由宿舍跑到飯堂可能（午飯）都沒剩下多少，當時還是憑糧票食飯，整個宿舍環境都很差，木蝨和蚊多到不得了，所以現在看見木蝨也會害怕，就好像一隊隊坦克一樣，咬你全身。[郭：但法中應該是重點（中學）來的。]其實它有樣東西是好的，整間學校很大，只是當時木蝨沒有辦法處理，他們有想過辦法去處理的。譬如當時吃大鍋飯，鍋真的很大，就滾了水叫我們抬床板去烚。好了，你能烚到床板，但烚不了床，碌架床是木架的嘛，碌架床的木架沒有辦法拿去烚，死了，夜晚（木蝨）咬得你更厲害，你烚我的兄弟（笑），所以是很慘的。你放把傘和木履在都會有木蝨，木蝨又帶回家就很麻煩。當時的環境可以說是笑的時間不多。
我另一個老師也很好，在我剛讀初中時她從教育學院出來，她是個教體育的女生，我們的同學較壞，經常撩她。她回頭也會用粉刷擲她，可能都是玩吧（笑），但（她）轉過頭不知道是誰之類的。我剛才都說過我媽媽很嚴厲，有一次體育堂之後，她說要捉我去見家長，我當然嚇得魂飛魄散，死定了這次。不過她去到時，不是向我媽投訴我多麼的不聽話，反而是讚我，當然沒有讚到天上有，但說這個孩子還可以接受。我覺得這個老師（笑）⋯這可能是收服一個學生的好方法，未必需要使他被母親打一頓他都會服她。她當時做我的班主任，可惜一年之後可能受不了我們的同學，就調去第二班，我們就少了見面。其實在內地生活的環境⋯我猜而已⋯當時我高中時我考到了法中。[郭：廣州法中。]廣州法中⋯培英是法中的前身，所以香港的培英都視我為校友，與李鵬飛飛哥都是校友，去沙田培英分享時，他都當（我）是學長去招待我們。這間學校當時算是頗大的學校，足球場都有幾個，宿舍離開飯堂要走一段路，當你敲響食飯鐘時，你由宿舍跑到飯堂可能（午飯）都沒剩下多少，當時還是憑糧票食飯，整個宿舍環境都很差，木蝨和蚊多到不得了，所以現在看見木蝨也會害怕，就好像一隊隊坦克一樣，咬你全身。[郭：但法中應該是重點（中學）來的。]其實它有樣東西是好的，整間學校很大，只是當時木蝨沒有辦法處理，他們有想過辦法去處理的。譬如當時吃大鍋飯，鍋真的很大，就滾了水叫我們抬床板去烚。好了，你能烚到床板，但烚不了床，碌架床是木架的嘛，碌架床的木架沒有辦法拿去烚，死了，夜晚（木蝨）咬得你更厲害，你烚我的兄弟（笑），所以是很慘的。你放把傘和木履在都會有木蝨，木蝨又帶回家就很麻煩。當時的環境可以說是笑的時間不多。
郭教授
:
那你剛來香港，起初在工廠工作，對香港有什麼印象？
劉千石
:
我最大的感覺是，以為來港很容易搵食，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在我想像當中，當時因為順德有些所謂馬姐，他們梳大長辮，做家庭傭工。然後看見她們每年都是一擔擔東西回大陸，（給予）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親戚朋友、同鄉的人，就覺得她們字都不會也能搵食，我都會一點字，應該也可以，然後發現工作性質和工作情況很不一樣。因為她們在打工的家庭裡吃飯和住，都不用錢的，她們能剩錢。她們關心鄉下和自己的親戚朋友，她可以剩下的一擔擔東西拿回去。但你來到香港要找工作，要找住的地方，要吃的，還需要把錢寄回家。因為我原先是做生意，很自然人們就會認為你應該有親戚接濟你，自不然在找工作上遇到的困難都大。我又完全不懂，又沒有工作過，初來香港時，要找工作時當然要找親戚介紹我去做，但因為當時又要回鄉，事實上工作又不是一定適合自己，也轉過幾份工作。我最大的體會是，第一，當時我們從內地來的人，同一份工作，時間長，做同樣的事，但薪金低過本地工人。我在紗廠做時的長約做十一個半小時，$4.5一天，但如果你是香港（人），你是八個小時$5.5一天，時間短而且工資比我們高。我去到另一間工廠做毛織的工作時，當時每趕落貨就關閉廠門，可能三天、兩天，三天三夜⋯[郭：不讓你離開。]自不然家人就找自己的女兒，慣常這樣，又有人拿著母親或姐姐的身份證登記就去工作，廠又很容易倒閉，倒閉完又重新開業，然後又倒閉。當時又沒有說無糧出該怎麼辦去找誰，就算了，認命吧，再找過另一份工，但可能都是同一個老闆，都是轉來轉去。到我日後在工業委員會工作所接觸、見到的事，才認知到這不只是我一人遇到的事情，當時的社會環境很多人都一樣，可能加班不斷，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可能無糧出，關了廠門，你又投訴無門，接著間廠又用另一種方式再經營，你再做，然後再倒閉，又無糧出。
郭教授
:
有沒有什麼人是那個階段令你很深印象的？
劉千石
:
當時在工廠裡大家地位差不多的很容易就好像兄弟幫一樣，幾兄弟互相照顧大家，有什麼事就幫忙，所以看到不同部門，大家的感情相對是好。特別可能是十多歲、二十歲左右的一群人，讓人感覺很義氣仔女的，這很影響我工作和人生的態度，很容易會覺得大家需要互相幫助，有困難要共同解決，包括分享與分擔。[郭：當時你有沒有接觸到左派工會、工運的人、或學生運動的人，有機會接觸到他們嗎？]早幾年沒有，我們知道，特別是紗廠時期，知道那裡有左派工會右派工會，但因為我工作那間是試驗間，很接近廠長室的，所以這一類的事情很少碰到我們的。[郭：為什麼呢？他們是秘密收人的？]不是，他們不會走到那裡收人，他們不會走到⋯明知道廠長⋯看見有廠長室就不會再走到那裡去收人，我猜在下面車間就會。他們都有左派右派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為收人為政治理念什麼的，但這類事情我們當時阻止不了的。
郭教授
: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參與工運，你提過你曾參與法定中文運動，你是何時開始接觸工運、社運、保釣，當中是有什麼因緣？
劉千石
:
應該是1969年左右吧，因為中文運動開始，《70年代雙周刊》，開始有個論壇關於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然後報攤裡有它的刊物，封面很大有個論壇，是法定語文運動。我就看見有個論壇，是法定中文運動，我不懂英文，我感覺也頗強烈就是，對啊，為什麼一個所謂中國人社會，一個華人社會，為什麼中文不是法定語文呢？為什麼收到無論政府或公共機構所有的東西都是英語呢？原先只是想去聽一下而已，接下來就會問，有誰有意見或願意留下來繼續幫忙辦事，有不同的（工作）問可否幫忙。當時我為一間廠做簿記的事，他問有誰可以幫忙做司庫，我就舉手，開始參與這個運動。進入這個運動之後，有些負責人跟我說，為什麼（運動）只有學生和專業人士之間（進行）呢？明明最受影響的是打工仔女，即不是專業人士，因為專業人士和學生不會不懂英文。他（指論壇負責人）就覺得應該要搞一個工學的聯盟，即學生與工人一起聯合起來，開始搞一個工學聯盟。我們開始預備寫第一份傳單，再派發傳單，其實當時我們派發傳單派得很厲害，派傳單又要批准又要什麼的，派傳單要拘捕你也有可能的。我想當時壓力較大的就是如果這是政治的話，你可能有機會⋯最大的擔心是帶你回大陸（笑）。我記得在灣仔碼頭派傳單時，有警車有警察在旁看管著你，雖然沒有動手，但你都會很害怕，其實只有兩個選擇，要不繼續派下去，要不就扔下一切離開，我選擇了繼續派下去，反應很好。[郭：為什麼你會選擇派下去呢？]第一，覺得既然自己寫了一份（傳單），自己又想做，沒有理由就此離開，還是要派下去，就繼續派了，你知道就越派越膽大（笑），就算被拘捕了我也能回來擔保你回來。之前如果發生這些事，你想不到可以找誰幫忙。但效果就很好，派傳單出去，收回來七千多個有地址可以跟蹤到的，可以找回這些人，這是一件好事。[郭：很厲害。]（那次以後）到現在都沒有出現過了。
郭教授
:
當時你記得運動裡重要的領袖有誰？
劉千石
:
重要的有吳仲賢、莫昭如他們，較後期的有岑建勳，都是差不多時間，還有包雲龍。
郭教授
:
會不會是因為你認識了他們，你就慢慢對工運有興趣？
劉千石
:
其實他們學生運動較多，對社會的關心較多，工運⋯是因為跟隨著當時有休息日的條例，我們覺得又對，做三天三夜只要把廠門關上便是了，哪裡會有休息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要工作的，（我們）就開始覺得應該關心這些事情，然後又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看見《工人周報》，看見他請人的廣告，幫社區組織協會請人，我就走去應徵。
郭教授
:
所以你接觸《工人周報》是在與這群學生舉辦過運動後才慢慢知道的，有興趣去看定還是如何？即過程是怎樣的？
劉千石
:
因為做中文運動以後，你自不然會發現除了《70年代雙周刊》之外，還有其他周刊周報，自不然會看⋯譬如《工人周報》，（你會發現）咦，這很有趣。以及它當年登過我們關於工學聯盟參與中文運動的消息，自不然你會買來看，所以就看到那招聘廣告。我知道當時《工人周報》都有些活動去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是由另一班工友去舉行。
郭教授
:
剛才你提的那批學生，即參與中文運動的學生，你覺得這群人對你日後有什麼影響？
劉千石
:
其實他們已不是學生了，（他們）已經在搞一些社會運動、或者在辦雜誌。當然我們接觸了很多當時參加運動的學生，包括學生會長、中學生小組的人，譬如以前陳毓祥、Q仔（黎則奮），他們整班人都是這段時間出現的。
郭教授
:
你剛才談到《工人周報》，你接觸了工委會，你第一次接觸基督教又是在工委會嗎？
劉千石
:
不對，我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是租一個地方住，那個屋主是基督徒家庭，那麼我就教他的孩子游泳，他就整天游說我到禮拜堂去做禮拜，我就跟過他去做禮拜，但那次給我印象是很有趣的，因為我禮拜一完結時，我就看見下面的會眾與台上的人吵起上來。[郭：吓？]給我的感覺⋯[郭：不太舒服。]對，但也不是很大的反應，因為我不打算去認識這件事，或者這件事好像與我沒甚麼關連，所以沒有什麼。但這是我在香港第一次參加教會的經驗。
我覺得進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神的帶領，因為我本來不是到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是應徵到社區組織協會。聘請我以後，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沒有要求我要有一個信仰關係，我就開始在那裡工作，但它有個清楚（指示），在這裡工作的人都要認同一件事就是服務工人，這是大家的共同點。其他的（像）你有沒有信仰，你信什麼，種族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每個星期都有職員會，有時都會提出基督教的東西出來，我們有時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經常談到，毛澤東說的，只有全人類解放，最後才解放自己。他們可能說，人要認罪悔改，但沒有因為這些看法而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郭：整個辦公室只有你不是基督徒？還是都有其他？]當年最初的時候，正式的職員來說，我不是基督徒，還有秘書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指工作的職員，就我一個不是基督徒，有一個part-time都不是基督徒，其他都是，有牧師，Raymond Fung馮煒文，有林澤，也是基督徒。頭一年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為我進去時就岑逸飛離開，有同事回瑞士度假，有些到外地學習，有些結婚，只剩下我一個帶著一個part-time同事，幫手處理《工人周報》和工人的事務。（我）很明白當時什麼是摸著石頭過河（笑），什麼是從零開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沒有可能再有機會再讓我這樣開始過。
我覺得進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神的帶領，因為我本來不是到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我是應徵到社區組織協會。聘請我以後，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沒有要求我要有一個信仰關係，我就開始在那裡工作，但它有個清楚（指示），在這裡工作的人都要認同一件事就是服務工人，這是大家的共同點。其他的（像）你有沒有信仰，你信什麼，種族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每個星期都有職員會，有時都會提出基督教的東西出來，我們有時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經常談到，毛澤東說的，只有全人類解放，最後才解放自己。他們可能說，人要認罪悔改，但沒有因為這些看法而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郭：整個辦公室只有你不是基督徒？還是都有其他？]當年最初的時候，正式的職員來說，我不是基督徒，還有秘書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指工作的職員，就我一個不是基督徒，有一個part-time都不是基督徒，其他都是，有牧師，Raymond Fung馮煒文，有林澤，也是基督徒。頭一年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為我進去時就岑逸飛離開，有同事回瑞士度假，有些到外地學習，有些結婚，只剩下我一個帶著一個part-time同事，幫手處理《工人周報》和工人的事務。（我）很明白當時什麼是摸著石頭過河（笑），什麼是從零開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沒有可能再有機會再讓我這樣開始過。
郭教授
:
你是怎樣摸法，當時用了什麼方法？
劉千石
:
最大的方法是接觸工友時，他們能給予你他們的經歷或者他們的處境，讓你知道可以譬如你要寫些什麼，或者是你要做些什麼，（這些事物）不是在想像當中的。例如在一個工潮裡，在一個勞資糾紛裡，你會真正明白那群人的處境如何，他們的渴求是什麼，需要什麼，你有什麼是可以讓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團結起來，這不是你想出來的，而是你走到人們當中明白到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因為很多事…特別當時沒有法例的，勞工法例在70年開始才有無薪的休息日，方法又沒有誰會寫下來給你（指導），完全是自己一個探索，究竟你覺得自己在這麼一個處境當中，有什麼可能性令這個情況改變，出現新的可能性，僅此而已。第二樣是你如何看得出來，這件事不只是你所面對的工友很突然，很特殊的個案，或者特殊的情況，這其實是普遍社會都存在著這類問題，而是社會看不出來呢？怎樣令社會去知道，原來我們今天的社會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處理和改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郭教授
:
你剛才說方法是要摸索，如果你現在要總結，你摸索到什麼方法嗎？
劉千石
:
我覺得有幾件事。第一是一定要聽，我時常說，對打工仔而言，很少人願意聽他們說話，老闆不會聽，老闆只會說你要做些什麼。第二是在他們很多的經驗和認識當中，其實是能讓你找到方法去怎樣處理問題，這很重要，只要你肯多聽多思想多尊重他們的經驗，你就可能找到一條出路。同時很寶貴的是他們對工作的看法，他們的辦事態度令你改變很多。譬如我記得有位工友，他一直以來都需要定時回內地探望親人，他的親人在內地發生了些事，他需要換一份工作，我們便為他找，找到了他卻不換了，問題在哪裡呢？調轉原來是他走了老闆找不到人，很難。調轉來看，他覺得原先工作有些事對他是很不公道的，例如工作時間很長，請假要找比他高人工的去補他請假，才能有人替他工作，他才可以回內地探親。但當他有另一份工作時，他考慮的不是就此離開，他會調轉頭想，他的僱主不是對他特別好，但他仍然覺得對他有個責任在，（考慮就此離開）會對僱主（造成）影響，我覺得這是很純樸的一個低下階層的心態，這是很寶貴的，不是在書本上學到。
郭教授
:
你覺得你這個發現，或看到的方法，會否與工委會之前做的事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劉千石
:
我覺得（我）在工委會沒有什麼特別大衝突的地方。我們經常說要改變工友自己，一定要站起來，我們經常強調的是，工友還沒有起來，我們一起行走，我們強調一件事是要起來，另一件事是一起行走，不是你掉下我，不是我掉下你。第二件事是，我們處理矛盾衝突時，不是說我不理你死活，我作弄你。譬如你對我很差，我就把你機器當中的螺絲拆掉，讓你的機器壞掉。我依然對這份工作好像那個（工友），雖然我想離開，但我離開了你就很麻煩，那麼我不離開了。但我又會用一個集體方式去告訴你，為什麼我們的工資不能改善？為什麼我們的工作條件不能改善？我們用這個方式，而不是用一個所謂趁你不注意踩你兩腳，或者在背後攻擊你。我覺得在整個過程或策略當中，有一件事就是要光明正大。
郭教授
:
話說回來，為什麼你會信耶穌？
劉千石
:
我做了兩三年，都覺得自己很棒（笑），人們又很喜歡我。但有時回想，自己覺得有些事情不知道可以對誰說。當時有個旅行團去泰國與緬甸，不知道上次有沒有提起過？[郭：有，有提起過，那時說過那過程。]當時與陳牧師一起，當時他是協進會的助理總幹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牧者，帶領我們全團去，當時我們住同一間房，在緬甸仰光那些YMCA的條件很差，那些風扇不停搖讓人熱得要命。那裡是個很匱乏的地方，臨走時緬甸的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那一段說話影響我很深，我們雖被隔絕，但我們並不孤單，因為上帝永遠與我們同在。我們很多時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你可以探望他人，他人也可以探望你，就以為自己很自由，但很多時你雖沒有被隔絕，但你很孤單，這是我當時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接著我就信主。接下來大病一場，很多人覺得信仰對你有什麼用呢？但我經常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信仰我就捱不下去了，好在我信主了，不然死掉了（笑），就是這樣。
郭教授
:
你信（主）這麼久，有沒有牧師或基督徒對你影響很深？
劉千石
:
其實很多的。陳牧師是一個，陳立僑醫生是一個，他給我一個很開放的空間去工作，如果沒有他⋯我相信沒有一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會給你這麼大的自由去工作。馮煒文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給我們很多挑戰，他定下我們站在那裡，站在工人階層那邊是很重要的，是我們工作的基礎。陸漢斯牧師，他是一個很好牧養⋯我與他共用一張寫字枱，因為我們當時地方很小，我們的寫字枱一人一半對了幾十年，他時常給予安慰的訊息我，從不給予壓力。滕近輝牧師，一個香港的大牧，當他來到我們的工作裡，欣賞我們的工作，這真的很不容易。還有就是汪彼得牧師，他曾經退出工業委員會，但他再來看我們工作時，他跟我說，要派幾個牧師來學習，以及會捐錢給我們，可惜的是他在一年後離世了。還有一個是何天佑牧師，何牧師給我們很深的印象，他當時討論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否要離開基督徒協進會獨立。他當時在週會討論，（他）想工業委員會離開獨立，就邀請我去協進會去解釋和（表達）我的看法，我就說我覺得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香港教會的一部分，我不認為應該離開協進會。他當時的說話使我很感動，他說為什麼要你們獨立呢？他以為獨立可以讓我們有更自由的空間工作，但既然你（指劉千石）有另一種看法，我們就不會要你離開。他當時是旺角堂的主禮牧師，我們向他借禮拜堂通常都能借到，我們那些工友活動。他病到最後時，我去探望他，他握著我的手跟我說，工運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是很大的期待與勉勵，我覺得這些牧師應該在工委會的歷史過程當中留下印記。
郭教授
:
談到協進會，你會如何形容工委和協進的關係？特別是過渡期的時間裡。
劉千石
:
其實協進會在我所印象當中的總幹事，即實際上執行做事的人，與工委會，特別與我之間的關係很好。他們也是本著一件事，就是給予空間你辦事，不會阻礙你，無論陳佐才牧師、董建德牧師、郭乃弘牧師、Dr. Wong（黃永熙博士），差不多所有的牧師都是這樣，對我們都是給予空間辦事，有什麼事情我們去擔當，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關係，因為當時建立工業委員會是在工人的福音見證裡，在工人的宣教裡，他讓這個機構放手去工作，而不是說這個機構用來控制你的，這個心懷是很重要。所以從某個角度講，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如果有任何的成就，不單單是那些同事，同時是教會那群人用一個很放任的態度，很自由地讓他們工作，也有教會的肯定，包括白約翰會督，包括很多牧者都覺得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香港教會的良心，就這樣吧。
郭教授
:
在過渡期裡，其實協進會內部對於民主那些都有張力，對工委有影響嗎？
劉千石
:
對我們沒有影響的。基本上它很少去⋯可以這樣說，除了70年代初期有些教會因為工委會所做的事退出，包括中華基督教會，當時汪彼得牧師，但後期⋯我剛才也說過後期他離開的一些故事。我自己相信一件事，當你的工作被社會看到，被社會認可，教會是會欣賞。以及你有機會讓他們的看到，知道你所做的事，他們會給予你恰當的位置，不需要我們特別去想自己要與教會發展關係等等。我經常覺得我們根本沒有這樣的資源和能力來不停地與教會商討，你要如何，我又要如何，這是不行的。如果我們人手很多，可以有個幹事或同事專做與教會發展關係，這樣我就覺得可以，但我們⋯三九不夠兩丁七人，在當年的香港社會當中走出這條路，我覺得沒有這樣的人去處理這部分的事，但後來因為沒有去處理，亦使我們可以在香港社會的勞工工作或社會公義的部分做到些事情以見證到上帝。
郭教授
:
這非常之不容易。如果你這樣說，當你回顧，七十年代是一個年代，八十年代也是一個年代，九十年代又是另一個年代，你在這三個時期裡，要你選一些在工委裡令你印象很深的人和事，你會選擇什麼？
劉千石
:
其實人剛才已說過。[郭：就是那群人？]當然我們也有同事在，無同事有…其實在背後幫我們工作的工友一直到現在仍在幫忙，有些在某部分做緊⋯[郭：直情是工友？]對，工友，做緊工作的。有些在工權會工作，有些在工盟工作，他們在不同的崗位工作，也做得很好，他們很有心以及委身去做這種（工作）。[郭：如果是工友，是義工嗎？]不，現在從義工慢慢轉變為職員。因為我們…怎樣說呢，歷史上，我們聘請同事⋯我亦不是登報請的，因為我應徵是另一個會的（指SoCo），我去是自己自大去應徵的（笑）。到我做工業委員會的主任時，我聘請人的方法是好人就要，不問學歷也不會問，只是覺得他做這份工時看到他能否有能力和委身，我們要他回來後才慢慢思考給他做什麼工作，怎樣找資金去支持他，就是這樣。因為我自己沒有學歷，所以我也不要求要有什麼學歷才能進入（工委會），要有什麼去應對這職位，我沒有的。後來我聘請一些工友，他從參加訓練開始，到做義工，到聘請回來，有些做了二、三十年。當然工作有長短，但我自己的看法是，我期望那些人可以做久一點，我不介意，因為接觸工人要累積經驗，也要累積人脈關係，如果他們願意做三十年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你在新的工作裡有否看見新的亮光，有的話他會做得很開心，在過程中很多事情可以發展自己。
有時我也在想，職員的特質如何在工作當中發展出來，這很重要。每人都有其長處，你不可能要求每個職員都用同一個模式去發展你的事，總之你覺得這個同事可以利用他的長處去服務自己的工作，我覺得他會開心，做起上來又活潑，而且有所成果，這樣就好。
有時我也在想，職員的特質如何在工作當中發展出來，這很重要。每人都有其長處，你不可能要求每個職員都用同一個模式去發展你的事，總之你覺得這個同事可以利用他的長處去服務自己的工作，我覺得他會開心，做起上來又活潑，而且有所成果，這樣就好。
郭教授
:
剛才你提到一個在工權會和工盟，它們的名字可以提供一下嗎？
劉千石
:
一個是職工會聯盟，另一個是工傷權益會，即工業傷亡權益會。兩個工作都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同事交出去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我們沒有考慮到他們走了，即離開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後我們還剩下甚麼？我們不會從這個角度。我們不就變成空心老棺？我們的組織不就散了嗎？我只是覺得建立一個新機構或新工作時，這個新的工作就等於要想工業委員會只剩下一兩個人怎麼辦？我們沒有從這角度想。幸好的是執行委員會又容許我們這樣做，很多都不容許，第一是連我自己都不容許，當年坦白說可謂如日中天，大概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在傳媒的曝光率可以比港督更高，但當一有職工會聯盟和工傷權益會時，很自然就（把工作）分了出去，以及你需要退下來，對我而言，我個人接受這件事的，不用背負這麼多事情更好。但委員會，特別是執行委員會願意接受這件事我覺得是不簡單的，很多人會覺得，有沒有搞錯，這群人這樣你容許被調到那邊？你如何交代？但沒有這件事（發生）。我覺得這是聖經撒種的比喻，麥子掉在地上又有新事物生長。
郭教授
:
這是人才的栽培和新的機遇，那麼你參與過的事件呢？
劉千石
:
有不同類別的事件。一種是你覺得某事成就了某東西，另一種是某事成就了某人。成就某人也有兩個角度看，一個是在被壓迫的過程裡成為一個可以站起來幫助被壓迫的人，這是一個例子。另外有些是成就事件的，某事情是讓人很頭痛的，譬如老闆走了無糧出，特別是70年代，我們遇過的勞資糾紛很多都是這樣的。70年代也建立了很多不同的勞工法例，包括休息日，年假，甚至80年代初期，婦女分娩有薪假期，71年的遣散費等等這些事情。但有時（我）會想，工友出來工作最重要的是工作，即有無糧出，當你工作完成後無糧出，工友不是出來買花戴的，他們是靠收入來養妻活兒的，你（指僱主）走了根本沒有辦法追怎麼辦呢？有一段時間我們就與同事討論覺得不能這樣，我不容許這樣一個缺失的地方，所以作為一個公關，可以這樣說，因著一個玩具廠的工潮，就讓我們去衝開這件事。當時我也與很多不同的朋友，特別是大學的朋友去討論，到底如何針對這些老闆逃跑欠薪，應用什麼方法解決呢？結果這時候開始有欠薪保障基金。這也因為當時有一間玩具廠，千多人的玩具廠叫勵利玩具廠，他們也付出了他們的東西，而令政府真的有了欠薪保障基金。
郭教授
:
若你重看70年代自己與不同的人或與政府的關係，到80、90年代與他們的關係，（當中）有什麼改變嗎？
劉千石
:
終歸我覺得要想一件事，你做勞工的事，一定要爭取更多朋友支持。工人的事或窮人的事，是數人頭靠人多的，一定是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現在的問題是勞工方面大家不同背景的團體之間的分歧很深。這不是一個良性競爭，我經常說一支竹和一扎竹，一隻筷子和一扎筷子，你屈曲起上來哪個難些？當然是一隻筷子容易斷，一支竹容易斷。但如果我們為了基層的事或者打工仔的事，不只是勞工團體本身，其他的團體也應該大家團結在一起。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應對，特別好像這幾年間勞工方面權益的進展是慢的。我經常覺得選舉使大家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因為大家要爭取自己的群眾，不只是勞工方面，僱主也是的，也是分開互相競逐，對抗性便越來越強，你如何為僱員爭取更多和更合理的事呢？這不能單打獨鬥，我覺得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郭教授
:
我想插一句，我覺得很特別，因為我想我們在外看起來的感覺是，工運或者爭取民主都有種抗爭性。但你剛才的分享（使我）覺得聯合和溝通性是很重要的，這個（想法）你是怎樣來的？
劉千石
:
在過去不同的時間我都辦不同的聯席會議之類的，希望不同政治背景和勞工團體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機會，我們可以將某些事情放下，某些事情一起完成，我們不可能所有想法都一樣，但我們要為某件事可以找到共同點，我們為何不做呢？而且我也覺得一個社會的進步不是強調各人的不同，而是要找共同的事一起處理，如果我只是說我與你的分別，這個社會要進步，我想一定會有很多阻滯，但如果我們反過來思考，我們可以為不同放下，我們為共同的事可以一起的話，我認為這個社會才有進步。我記得南非大主教屠圖說的話，「我們為我們的差異而喜悅。」這句話很深遠的，不只是求同存異，他說我們是不一樣的，男女是不一樣，種族是不一樣，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上帝所造的都是不一樣的，但我們欣賞之餘也覺得開心，是的，我們是不一樣，但我要強調，他的膚色與我不一樣，工作又不一樣，你是男我是女又不一樣，這樣衝突就多了。我們不停去處理這類事情時就會遺忘有些事情人們是可以一起完成的。
郭教授
:
你覺得70年代到90年代政府對你們的態度有沒有不一樣？
劉千石
:
70年代是殖民地時代，有些所謂監察我們的政治部，又有其他監察組織。[郭：你怎樣知道政治部監察你？]有幾件事的，一個是之後英國有報告被爆出來，指明要看管我們一類的團體，他也承認了。當時都知道的，特別是偷聽，拆信件什麼的，尤其像我們這麼敏感的團體，他也不否認。有一段時間當政治部處理某事件時，也向我們暗示他們會做某些行動，又提醒我們某事情，當政治部解散時，有些事情就更容易知道了。但我時時刻刻也說，當時一個殖民地政府，很自然我們反過來也要監察你，我們沒有秘密議程（笑）⋯所有東西，你監察我幹什麼呢，就這樣。但我們有些同事，可以是工作所帶來的悲劇，有些人覺得外出被跟蹤。[郭：嘩！這麼要緊。]這個我覺得有真實的一面，有些是穿鑿附會也不定。舉個例，很簡單，你一路走，突然覺得有人跟自己，你回過頭去看，後面的人會停一停，你就認定那個人在跟蹤你，你每天在這個恐懼當中就可能進青山了。你想像當中是可能發生，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但你改變不了。我有個舊同事住在啟德機場附近，有些工友上去探望他，工友就經常望著外面的啟德機場，他就開始懷疑這個帶上去的工友是蘇俄的特務，他在看機場什麼的，這是可能，但不是事實，那麼你就活動這種恐懼當中，這是頗悲涼的。
郭教授
:
那麼80年代，90年代呢？會不會較放鬆了？
劉千石
:
80年代，你說很放鬆⋯怎麼說呢，都有這類問題的，政治部還在。70年代到80年代，人們最大的恐懼就是（被）帶回大陸或台灣，就有點有冤無路訴，他沒有解釋的。當然到90年代之後，恐懼的事不同了，有人會認為不要到深水埗，那裡有很多有船隨時被帶回大陸，這都是說說而已。我經常說，那些人都認識你（的名字），在街口叫你，難道你不回過頭去看他嗎？你每一天都這麼怕。我記得當時八九六四那段時間，香港的警方告訴我們要小心被暗殺，晚上你們進來（警局）我們保護你。我與張文光傾，他問我，我說中國人有什麼可怕，要怕也怕不了。對面彌敦道就是那些大廈，我們在這裡開會，他們用槍就射死你了，你能有多怕？躲也躲不了多少天，早上也要外出，我不理了，就過去了。[郭：所以港英又有政治恐懼，另一方面又有政治恐懼。]我覺得這個恐懼，在心裡如果根本不把它當成是一回事，我覺得基本上是不需要重視。[郭：明白。]你想的事情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不是事實，就自己玩死自己。所以我覺得（要從）信仰裡學一件事，如果你有兩個（指擔心而不肯定的事）你寫給神，神會來幫助你，第一樣。第二樣，你記住自己在做什麼，你在做的事情如果是應該做的，就不需要有什麼顧慮。
郭教授
:
由工運到加入政黨，你考慮了什麼？
劉千石
:
當時我覺得⋯即未有政黨之前，未有八九民運之前，我比較傾向有政黨的一個，當時很多人覺得不應有政黨，我則覺得有政黨無妨，但當時沒有太多人理會，都是三兩個（人）自己討論一下。[郭：你有鼓吹過？]有，一直都有政黨。最初我與陳立僑醫生和鄭宇碩有辦過一個民主公義協會，然後催生民協，然後一路到八九民運出來，有十多人想組織港同盟，我當時是發起人之一。直至後期港同盟演變成民主黨，我都是創會會員。[郭：你之前認識港同盟的那班發起人嗎？]我認識他們，這個圈子其實很小，當時做工運或社會的事或關於香港前途的事，來來去去都是那群人。有些曾幫助勞工的事，有些就幫另一些事，大家都有些工作上互相的交集接觸，一起工作。[郭：有沒有一些人是對你有特別有影響，印象深刻的？]我們當時組織港同盟的一群人比較上是認識較深，張文光、楊森、李永達、李柱銘、何俊仁、司徒華那一群人，甚至沒有進入到港同盟的馮檢基等，都有某程度上的合作。70年代譬如有楊森，他當時在我那裡實習。何俊仁當時幫我打勞工的官司，張文與華叔都因工會之間的關係，譬如辦一個聯席會議，都會一起（合作）。馬丁（指李柱銘） 就較後期，他對中英前途很熱心，也很多這方面的來往。
郭教授
:
三個身份，政治家、工運家、基督徒，都放在你身上。你覺得自己如何分別它們？你怎樣看待這三個身份？
劉千石
:
我覺得其實歸根結底都是一件事。你做工運也好，做所謂政治家也好，都是一件事。你的目標都是為了有需要有欠缺的人，或者用聖經的說話就是給予那小子一杯涼水，歸根結底都是回到盡心盡性盡意愛主愛上帝，同時也愛人如己。這個的貫徹不論是工運，在政治⋯都是這個基督徒的身份、準則是讓你做這兩件事。其實我不覺得當你做工運以後，這個身份就消失了，當你做政治時…我覺得不會，所以我覺得不會說我做政治（這個想法）就消失了，可以不擇手段，不理會他人死活，但我又不是（笑）。反過來我覺得做基督徒很划算，當你遇到什麼事情，你可以寫給神，又有人說衪會擔起這件事，這件事比起沒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自在得多。
郭教授
:
你差不多有三十多年的經驗，若現在要你回望作檢討，你覺得最好（的事）或者覺得可以從頭再做過的就會再做過（的事是）？
劉千石
:
五十年了，不是三十年（笑），我也想還有二十年，現在五十年了。我想沒有什麼重新來過會有甚麼（結果），或者是怎樣⋯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真實的，都不能回頭的，再走過會怎樣呢？可能我會這樣走…沒有開始，沒有接觸，沒有這些經驗，不會發展到現在，每一段的事情我認為都是不可磨滅的，都很寶貴，特別是與人的相處。你在那裡經驗到很多，問題在於你願不願意聆聽，願不願意去反省，願不願意去尊重對方的看法。
郭教授
:
你覺得工委會的工作對教會或者社會有什麼影響？
劉千石
:
我可以這樣說，好像教會領袖說的，工委會是社會的良心。如果說得有趣一點，如果香港教會沒有工委會，就沒有那麼香港教會。[郭：嗯，意思是缺少了特色。]好像缺少了某些東西，我不會說工委會等於香港教會的全部，一定不是這樣。但如果香港教會缺少了工委會那段歷史，香港教會就好像少了些東西，只能這樣說。
郭教授
:
如果現在要你回望，而去評價在你的參與歷程當中，你會對港英和中國政府有什麼評價？
劉千石
:
我相信每一個時期裡，每一個政權，都有其處理與民眾的方式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或者我們覺得需要改變。在這個過程裡，我覺得我們也要站在民眾方面去想，也要看你所做的事其實是上帝同步，你並不孤單。我一個很卑微很小的人在香港社會裡做出極不平凡的事，我只能說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我們不需要考慮那一個政權那一個社會，這是一個什麼時候，我覺得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郭教授
:
現在香港叫作回到中國的懷抱，你最初就從國內走出來，你自己怎看現在的中國和以前的中國？
劉千石
: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一個實例就是以前回到中國，像我們這類所謂多事的異見份子，你都不容易在上面被公開尊重，家人都視你為陌路。但現在你看到，回到內地，有人敢向你打招呼，有人向你表示欣賞，我覺得這是頗大的改變，這是真實感受到。另一個昨日與今日最大的分野是，以前是不斷的政治運動，不斷的階級鬥爭，今天基本上都停止了，人在恐懼當中基本上是跳出來了。當然我們可以想像當中她（指中國）依然有很多問題，依然很多缺點，有人稱讚（中國）的每一樣（事物），有人則每一樣也批評。我相信大部分人，我們所認識的人如何感受才是最重要。
郭教授
:
香港教會在回歸中國的過程裡，你有什麼感受和評價？
劉千石
:
我較少去接觸和看這方面的事，正如我剛才說我很少去想我與教會的關係如何，因為自己工作的原因而令教會另眼相看，所以在這方面的觀察，我沒有什麼能說，說他們的變化如何。但我也相信上帝會自己帶領我們。
郭教授
:
你總結一下，你做這麼久的工運，有什麼重要的信仰原則？
劉千石
:
愛人如己。[郭：有變嗎？現在回顧，一路走時有什麼新的（原則）嗎？]我覺得沒什麼變，如果你可以一路以來⋯依然去看自己是否一個被鞭傷的人的好鄰舍呢，你就會問現在在現實社會裡，哪些人是被鞭傷的，你與他的關係如何？你可以時刻提醒自己，以及很多事，你見到應該做的事情就應該做，不需要想（自己）能否做得來這麼多，對不起，我看見這些便做這些。
郭教授
:
現在經常談到身份問題，如果要你形容自己的身份，你會形容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香港中國人、還是中國香港人？為什麼你會這樣形容？
劉千石
:
我覺得我是中國的香港人。一個是這個地方有獨特的社會制度，但我不可以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只是一個香港人，我總離不開我真是一個中國人，我又不能說自己只是中國人。[郭：但你為什麼不形容自己是順德人、廣州人？如果讓你選。]我想順德人你指的是一個籍貫，廣州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今天生活在這樣一個制度下的香港，這個不是生我的地方，但這是養我的地方，讓我成長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比出生的地方，屬於那一個鄉下更重要，但我總不會忘記我流的是中國人的血。
郭教授
:
你還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嗎？除了我們剛才所問的，你很想與大家分享你的感受。
劉千石
:
我認為我們不需要去想很多事做了如何，不做又如何。我覺得可以放開自己的懷抱，因為其實很多機會讓我們在人生路上能完成一些事，或者人生路上有很多機遇與上帝同工，要把握。
郭教授
: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