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馮煒文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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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馮先生願意與我們分享自己的經歷，過去香港基督教的社會參與歷史。在開始的時候，可否請先介紹自己的生平、出身背景與成長經歷？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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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族當中）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父親在上海來港，但他是廣東人。三、四十年代，（中國）與日本人打仗，他先到澳門，去到廣州灣，再到廣州，接著便來到香港。在香港父親算有些小錢，沒有受什麼苦。[郭：他是做生意的嗎？]他是做生意的，在初期他做newsprint。（他）主要在南北行，大約在香港中上環那裡。在歐洲買newsprint來香港，（他）主要是印報紙的。因為父親懂英語，因此他很吃香，當時有很多與大陸非正式的貿易…共產黨與內戰…很複雜，所以他在這一行相當有地位。我的家庭是很典型的中產階級，連我自己在內，有五兄弟姊妹。[郭：你在當中排行第幾？]我排行第三，但我是長子。[郭：哦，即是兩個姊姊。]所以我從來沒有被欺負的經歷。當時做長子是一件很威風的事。[郭：尤其是在中國人的家庭當中。]對。

我母親如她的一代人那樣，從來沒有到外面工作過，讀書也很少，但她很厲害，也很喜歡西方的事物。她不懂英語，但我在還小的時候就與她一起觀看荷里活電影了。[郭：這麼厲害嗎？]對。[郭：馮先生，你介意告訴我你父親的名字嗎？]馮應雄。 [郭：母親的（名字）呢？]余婉萍。 [郭：她也是廣東人嗎？]對，廣東人。我早上才跟太太說，因為為了預備今天的interview，我重看自己的file，我發現我寫了…她過身時是1996年，我當時在禮拜堂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她。我拿著四腳的助行器…因為她未過身時就是用這個助行器，現在她離開了，我就拿回大窩口，紅十字會的寫字樓，歸還給他們。但當時我是捨不得歸還的，但我知道這是我最後要為母親做的事情。這段路程我走得很慢，終於去到紅十字會，歸還給他們。該處有位男士，很好笑容的問，（你的母親）康復？不需要助行器了？[郭：很感慨吧。]我說，她真的不需要助行器了。那個職員便送我一個紅十字會的牌。（上面寫著的）就是「與你同行」，很有意思。[郭：你這樣說，母親對你的影響是否很大？在聽到你的語氣…（在談論）你與母親的感情時…可否分享一下，你認為很重要的成長經歷？]我一直以來都有這種感覺，因為我父親不喜歡看電影，尤其是英文戲。我母親卻要看，那我就要陪她看。甚至足球，我也與她一起看。[郭：母親也看足球嗎？]對啊，那時候南巴大戰，南華對巴士。（笑）但越老越覺得自己像父親。[郭：為什麼呢？]譬如我不喜歡看醫生，我父親也是。我現在又有些新的理由，為何我不喜歡看醫生，不只是父親的原故⋯我父親就是沒有理由，總之就諱疾忌醫，但他又八九十歲。雖然現在我會去看的，但我不喜歡看。我最近看到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講的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醫生。文章指no doctor after seventy-five，說的是自己。他說當他到75歲時就不再是醫生。他很樂意讓第一個重病來take me。那篇文章寫的很詳細，甚至是什麼test會做，什麼test不做（都有寫明）。[郭：即是預備好自己。]他要一個好死。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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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你說自己是（家中）第一代在港（出生）的成員。你的家庭是多少年來港，你又是什麼時候在港出生？在成長的時候，家中狀況又如何？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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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我記得的是…六七歲左右，（我）在灣仔居住，灣仔（家中）有騎樓，但封住了。我記得一件事，就是我祖母的去世，她是在家中離逝的。出殯當天要巡街，但（下樓）不能經過樓梯，指的是那個棺木。（我們）要建一個棚，直情在樓梯，直至到街上，接著就在街上行走到殯儀館，身穿孝服。我記得很清楚，街上的人都在旁看著，（心裡想：）嘩，有錢人，這個是孫子，這個又是誰。他們認得出來，就是憑（我們身上的）孝服。我很記得當天。

郭教授

:

照你這樣說，你也是第一代基督徒？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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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也是第一代讀大學，也是第一代坐飛機，多厲害（笑）。[郭：那麼你是怎樣接觸到基督教？]我在華仁讀書。其實我在小學已經接觸到了，在協和小學，但一直都沒有印象。[郭：協和小學好像是在九龍。]對啊，在九龍。最初，（協和小學）在我就讀的時候在九龍塘的歌和老街，後來搬去亞皆老街，我就在亞皆老街畢業。讀完協和，就去讀九龍華仁。[郭：後來就在那裡接觸到天主教。]天主教。但回顧過去，（華仁對我）又好像沒有什麼影響。但在form 4時，就開始去禮拜堂。為什麼呢？因為有個同班同學，那時我們打球（認識）…我記得第一次是去團契，你知道浸信會的青年團契很旺。當時form 4，我很記得…嘩，又有DGS，又有Maryknoll，又有St. Mary，即是今天所謂的一些名校。[郭：那時已經是去尖浸？]對…那個團契叫以琳團，今天仍然存在。[郭：帶你去的同學叫什麼名字？]叫陳滿堂。[郭：哦！陳滿堂（笑）。]但不是報紙的那個，他父親是很有名的中醫，有上海街，叫陳德生，聽聞是個名醫。我和他打球相識，他便叫我一起去團契，跟我說那裡有很多女生，華仁沒有女生的（笑）。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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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團契有沒有對你有什麼影響？或者你可否形容一下那時候的氣氛？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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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當時很新鮮，這是第一次在家以外…同時所有東西都是新的，覺得很吸引，但如何吸引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不過（那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是所謂的精英。[郭：你的心態是如何？那種自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的心態）。]我想最簡單的是，每個人都穿校服返團契。[郭：哦，原來是這樣子的。這樣就像告訴別人自己是來自哪一間學校。]對，我華仁穿的是深綠色的西裝。[郭：會不會這時你也開始想對社會有特別的關懷？這種精英的心態到底是…]沒有（搖頭）。[郭：是一種身份，還是一個…]只是很喜歡跟自己同類的人一起，當時在華仁，男生們在禮拜堂認識女生…但都是那一類人來的。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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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這樣，你一路以來在中學的時期，現在回想起來，有沒有什麼在信仰上是較為深刻的經歷？還是要到大學時期，或是更後期的時間才出現？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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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現在回想過來，沒有辦法逃避。其實我的信仰，今日再回想其實加深了自己有很獨特的身份，覺得自己與人不同，是獨特的一族，甚至與外面的社會都不一樣。[郭：是。]但最近這幾年，因為香港社會變得很利害，到現在才開始回想當時的事情。其實當時在禮拜堂所學的、學校教授的、在主流報紙…當時沒所謂的主流報紙，總之就報紙吧。報紙、主流社會、政府教導的、以及所謂中國文化，在家族裡…其實所有各個不同的sources所教的東西其實都一樣的，都一樣的。[郭：是嗎？]現在才發現，這幾年…所以（當時人們）過日子很暢順的，反而這幾年感到做基督徒就辛苦得多了。但當時完全…雖然當時唱詩就唱萬世戰爭，即是外面就很邪惡，教會就是很美麗、很善良，但其實不是的。[郭：反而（人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很一致的，所謂的一致是要誠實、要勤力，要…當時又特別強調性的忠貞，要忠於你的妻子，而且要尊重權貴。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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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一些當時中學時的教會活動到現在你還記得？有沒有特別的教會活動到現在還有印象？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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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到大學的時候了。[郭：那麼就講大學吧。你是幾年入港大的？]我是61（年）。[郭：你是61年？那時你有參加大學的團契嗎？]當時有，當時CA是很厲害的。[郭：怎樣利害呢？] Christian Association，每逢星期五，在pure lab，即在工程系的lecture room…百多人…[郭：百多人？]是的百幾人。每個星期五下午就開兩三小時。每年聖誕節就在city hall就會有個choral presentation。[郭：好像當時校長也很喜歡做這件事。]校長我就不是很sure，但電視也會播，厲害成這樣，每個人都穿著braces。彭永福醫生做conductor，我現在還記得，他現在間中還會practice。[郭：所以你當時都有參加choir。]Oh yes，真的很威風的，穿著suit braces，百多人站在一排，同時又唱得好，好像唱四個聲部。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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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當時有很深的經歷…港大的聚會令你很深刻，你說了其中一樣，就是唱詩，還有其他的一些活動和事件也令你印象深刻的？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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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有很多的。這件事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不過…[郭：你有興趣就可以了。你不用考慮我有無興趣（笑）。這個是你的oral history，只要是你覺得重要的，對你有很大影響的，你就可以分享。]我想就…好吧，這樣容易很多。我是有獲得scholarship的，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沒有scholarship就有bursary。我就住在May hall，現在好像沒有了。（May hall）是很古老的，每人有一間房，但ceiling就很高的。兩件事，夜晚在那裡吃飯，有工人黑褲白衫為我盛飯，站在我身旁（笑）。每個星期有一次high table，每個人都穿著綠袍，不知今天還有沒有呢？[郭：有，今天的港大還有。]Warden和貴賓都進場，他們就黑袍，我們就綠袍。接著就會演講，多數當然是一些笑話，接下來才說些…另外一樣就是，每年都要競選做hall representative。其中我記得有一次，自己參選就…issue是《明報》，宿舍訂明報與否。開始我的一方就主張訂明報，（我們認為）《明報》是一個很開明，很重視言論自由等等。另外一方是基督徒，比較…好像有幾個基督徒，指責《明報》是色情報紙。[郭：裡面有些連載小說。]《明報》是色情報紙（笑）…結果我們贏了。你可以看見當時主流的氣氛是怎樣，很有趣。

另外一件（事）是涉及這個FES，CA…即是Christian Association，這個是亞洲的FES大會，全部都是大學生和畢業生。[郭：是多少年？]當時是60年代…67年中。[郭：當時你（大學）幾年級？]當時我做tutor。[郭：哦。即是你已經畢業了。]對，我總共在HKU 五年，三年undergrad，接著便讀master，我讀C.S. Lewis的。我一邊讀master，一邊做tutor。[郭：所以是你在做tutor時，有這個大會。]對。[郭：有什麼深刻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當時主要是亞洲的FES，另外有歐洲和美國的。這是個missionary conference，好像是三至四年一次。那一次好像就是…美國與英國的InterVarsity，就提倡我們要同日本有reconciliation。[郭：那麼你的反應是？]當時大家的反應很強烈。這個不是人們日常Christian Association處理的事，但歐洲和美國人提議，我們需要在這時候與日本…因為60年代中的時候…已經大家war settled down，大家都已經打完仗，經過一段時間，就覺得需要有些禮儀。有一次是比較ritualistic，整個學生運動要有一個和好。大家都很感動，就去做這件事。包括我們香港，還有新加坡，新加坡尤其他們曾有集中營，日本也是。但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在conference最後的一天，我們就檢討。

檢討的一個特別地方是，我今天還記得：我們到底懂不懂什麼是reconciliation。他們美國人、英國人提議…我們只是好啊好啊，然後跟隨他們。[郭：所以你們自己學生也有提出一個反省，那麼結論是什麼呢？]沒有甚麼結論，只是大家開始懷疑自己，即自己是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嗎？那次之後，對我而言，失去了天真…[郭：是嗎？]是，in a good sense。即是信仰不是…製造一些很sentimental、很愉快的眼淚。[郭：開始要懂得去問問題了，自此以後…]對。[郭：那麼在這次經歷以後，你在教會或團契當中有一些特別的、新的經歷嗎？因為可以想像，醒了是會有些艱難的…]我自己這件事完結後，再留在HKU一年多，我就離開了。我最後決定，我不是一個學者，（雖然）不是學者也能做tutor，有個master都可以做tutor的，只不過我認為這樣很無趣，終於我決定走出來。走出來做什麼呢？結果去了新法做老師任教form 6，去賺錢。今日新民黨的那個劉什麼…原來她…[郭：葉劉淑儀。]（點頭）葉劉淑儀也是如此，不過她不同，她（比我）比較遲。原來新法有這個作用，就是誰人想知道自己做什麼，就到那裡…[郭：先去教一下書。]對，先教書，（在新法任教的）薪金很多的。[郭：新法當時很厲害的。]當時新法在加路連山的。我就記得自己駕著一架Humber，（新法）提供車房給我，（對我）很優待，因為我背著HKU English Department的tutor身份。（笑）還有個什麼王子也在（新法）做我學生…鄧光榮，我教他。他經常缺課，不知道是否因為需要拍戲，但他很尊敬老師的。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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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原因又使你離開教育行業，繼續去找尋自己的理想？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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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轉機。[郭：有什麼原因呢？推動你不再在新法做老師？有什麼事發生了？]我只任教了約兩年，我想有兩個原因的。第一，當時是我開始拍拖了。當時就決定追求…就成為了今天的妻子。這一年的年尾就是五十周年，這是我最大的achievement（笑）。五十年沒有離婚真的很威風。

我認為（第二個原因）主要是negative的，即自知不想做些什麼，不想在校園（任教），當時我就自己找出路。在新法任教時，我已經開始在晚上幫一個叫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教工人英文。[郭：當時是多少年？]65、66年，晚上教。[郭：為何會到那裡教晚間的英文？是有人介紹的？還是自己熱心去的？]我當時開始想自己要做些什麼。我就知道有這個工業委員會，專做勞工教育的，我就去教英文。但自己打算結婚了，要settle down。當時工業委員會就面臨一個人事上的crisis。一向的上司是Margaret Kane，一個英國的女人，叫industrial chaplain，在英國Sheffield的鋼鐵廠做牧師。香港教會就請她來start industrial mission。當時在美國和歐洲的教會很流行這個industrial mission。主要呢，你知道教會在歐美，特別在歐洲…只談歐洲吧。你知道傳統的教會是在農村，打仗後整個社會改變了。接著就開始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人們湧入城市，那些貧民窟。教會就亂套了，不知怎辦，因其基礎在農村。Anyway，因此就start這些叫industrial mission。香港60年代都一樣，中國大躍進，餓死了幾百萬人，人們從大陸湧入香港，當時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郭：工業起飛啊。]對，（工業化）開始。這個女牧師…Margaret Kane來港的目的就是要train本地人去takeover。當時有一個姓劉的被她train，但到最後關頭，當Margaret就快要離開，回祖家時，這個姓劉的又決定要走，結果他移民到了美國。此後兩年就很慘了，馬上要找人去頂替，那就我頂上了。她train了我半年左右，Margaret extends她的stay for six months來train我，接著她就走了，於是就到我做。

郭教授

:

她用什麼方法去打動你去接受這個邀請？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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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重點是mission。當時在HKU好幾年受整個InterVarsity的影響，John Stott那些。當時的重點是宣教，要進入一個不同的環境去傳福音。（我）是懷著這個想法，不只是我，當時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我的不同之處在於我不是到外國讀神學，不是到非洲或是東南亞去宣教。但我同樣是一個mission role，由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我都是用宣教這個觀念，我現在寫這本書都是用宣…我run這個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都是用mission這個觀念，而不是社會關懷這個觀念。[郭：你覺得兩者的分別是什麼？社會關懷與mission的分別。]分別可大了，如果是社會關懷，那麼我要讀social work了，當時來說…我要聘請有social work degree的人。但當我define這工作是mission的話，目的就是要在不同文化裡要建立一個信徒群體，這樣就完全沒有限制了。[郭：明白。]結果我聘請的一些同事，有一個是journalist，有一個是…好像劉千石那樣的，他什麼都不是。[郭：工人，他直情是工人出身（笑）。]曾媛琪，當時是Poly u的副校長，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了，她就是social work的。

郭教授

:

正如你剛才所說，你在工業委員會都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你有把自己的工作在不同時期劃分嗎？如果有的話，那一年是甚麼期？你會如何形容你那一段時期的工作呢？有什麼重要的milestone嗎？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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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offhand我想稍為有三、四個milestone吧…decision making那些。[郭：你join工委是1967？]我1966年join工委，1968年就正式工委會獨立，成為一個incorporative body。最先的階段是Margaret Kane train我，主要就是去觀塘的一間工廠做了三個月，其實都沒有怎樣train，現在回想起來都很有趣。我駕著Humber上班，但我就泊到很遠，其他人不知道（笑）。

郭教授

:

在這三個月的感覺是？有什麼難忘的事嗎？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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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月是真的革命性。當時我已經是…那三個月很清楚讓我看到chaplaincy是不行的，這個運作模式是不行的，一開始我已經見到了。一開始是學英國的模式，就是牧師、傳道人進入工廠工作，目的是要將和平帶入這個工業革命。因為當時第二次大戰完結，勞資對立得很激烈，特別在歐洲，如法國、德國，英國的情況就較佳，可能就是因為有chaplaincy很強，教會很強。但無論如何都是牧師、傳道人、老闆、經理、工人和工會代表，盡量大家都能商量，坐在一起處理各樣的問題。希望盡量在聊天的環境當中建立和平，這是最終的目的。在香港卻不同，一看便能知道。最初Margaret都是用這個模式，但漸漸沒有人願意來商討，覺得沒有事好商量。其實當時香港政府和勞工處都開始推行這個東西，所謂joint consultation，就是希望facilitate勞資雙方坐在一起（討論）。它又不敢推工會，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個是政治（因素）。因為工會by definition當時而言是政治政制。一是工聯，就是共產黨，一是工團，工團就台灣的。當時沒有獨立工會，都是70年代才有獨立工會…多一些公務員工會，70年代才多一些政府expand。

郭教授

:

這三個月來你發現（舊的模式）不work了，其後你在工委如何推進你的想法呢？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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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做了工委會主任大約年多兩年左右，我就開始與board考慮用新的口號，就是站在工人那邊。我們開過幾次會，有了共識。無論如何我們都要站在工人的一方，並不是說工人一定對，他們一定是好人，他們的要求一定是公道。只是在香港這個環境，工人都是弱者。只要有起事上來，那些報紙、政府與政治部…當時有政治部，現在沒有了…首先就會假設工人是滋事者，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這樣。那麼就很好，通過了這個立場。[郭：是普遍都支持還是需要很多游說，才可以…]當時就是…循道會、衛理會，當時未合併，這兩個都同意。那麼祟真會同意，但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就暫停你的會藉，看看你們做些什麼（笑）。救世軍就決定離開，一直都不回來了，但中華基督教會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恢復了。[郭：信義會有在工委裡面嗎？]信義會有，sorry，信義會都支持。[郭：聖公會呢？]支持。[郭：都支持，所以就主要是救世軍離開了，救世軍有解釋為什麼要離開嗎？]有，它有解釋。基本上它覺得基督徒不能只站在一邊。

我認為…（思考）我還是不說他們的神學了，因為我說的未必是公道，對他們而言。[郭：明白。或者你可以分享你的神學吧（笑），你當時的做法有什麼很重要的神學想法在裡面，以致要站在工人一方，應該他們是最重要的。]有兩方面吧，一方面是我們在廠裡很想建立一些機制是工人和管理（層）可以經常坐在一起討論那些影響他們的事。但越來越難做到這件事，最先是工人無興趣，接著便是老闆沒有興趣。結果坐在那兒，就算願意出席，你望我我望你又不知道為了什麼。加上時間寶貴，如果我們工委會說要服務工人，但工人對我們沒有興趣，那麼就沒有意思了…這個第一點。我想第二點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讓我想個更好的表達方法。當時有一連串的工運，新蒲崗開始…那些人造塑膠廠…[郭：即是六七暴動。]這個工聯完全不理會，我想他們是收到了上面的指示，不能站在工人一方。工團又開始弱勢了，即是台灣的勢力，以前很強的。但到了67，68年的時候，幾乎動員不到人了。我與工人聊天，差不多沒有人幫他們。他們又不理會我們，看我們都斯文淡定，大家坐在一起喝杯茶。我就覺得這樣不行，結果一定要轉軚。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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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大約應該在76年開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轉變…（點頭）一路推進下去，會不會還有其他剛才所說的里程點？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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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個很重要，決定我們站在工人的一方…另一個就是與工聯的關係。當我們決定站在工人一方，便接著辦《工人周報》。當時很多的工潮報紙不賣，就算賣都是攻擊罷工工人，唯一例外就是《工人周報》。我們站在工人那邊嘛，從此接觸很多工人，同時我們也是第一個知道消息的，工人會打電話來，（說）派人來啊，要報道了。但當時工聯也在場，很多工潮…（工聯）也在那裡。開始我們的角色很像記者，但其實我們會給工人一些建議，給予電話號碼…這是勞工處的電話，打過去…當中與工聯也有衝突，我們在當時又要經過一輪辯論去決定…我們…盡量不公開批評工聯，當時在工委會裡有很大的辯論。特別是我們手拿聖經，說要站在工人一方，但有些較大的工潮，工聯會真是礙事的。我們很有理由，也有很動機去罵他們，公開在《工人周報》批評他們。這件事我要讚自己（笑），我能抵抗…抗拒這種（壓力）批評工聯。理由是，如果工人…沒有錯工聯是政治工具，不只是一般說話，直情工聯的經費和方向都直接受指令的。但我說OK，就算我們接受工聯是政治工具，如果工人利用政治工具得到權勢，又有何不可呢？[郭：明白，即你也覺得工聯只要站在工人一方，就應該…]對，即是（工聯）動機是什麼，做事又不夠盡、縮頭縮尾的，但如果你對工人也有好處的話都ok，我們不贊成…但罵你又如何呢？[郭：你記得這個決定大概是甚麼時候下的嗎？不記得也不要緊…]（思考）我想是73，74（年）左右。[郭：所以這個是你的第二個里程碑了，你剛才說還有幾個的。]這件事情是有後果的，雖然工聯與我們沒有合作，但我們的領導是有交往的。大家有交流對方的傾向，非正式的。[郭：那麼後果是什麼呢？]我不知道…我想後果是…（笑）[郭：因為你剛才說有後果。]有一個後果就是，在教會而言，把我們當成左派。[郭：明白。]（笑）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如果把話說得有趣一點…我們每年都有AGM的，即周年大會，在安素堂。很威風的，幾個電視台一直直播著（周年大會）。後果就是，譬如說梁愛詩每次都來。[郭：即是她很捧場，關係很好。]當然，當年的梁愛詩也不是今天的梁愛詩，我不知道啊，但當時她是一個婦女律師協會的會長。[郭：明白，這都很有趣，建立了些另類關係。]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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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再往下說，還有什麼里程碑呢？除了這兩個外。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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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就是我的離開。我做了12年，接著便是劉千石就…[郭：接任。]對，接任。這也是個里程碑，因為他與我完全不一樣。[郭：是嗎？如何不同呢？]他不懂英語的，我的英語很好。他在大陸下來，而我是香港仔，應該這兩件事已經就disqualify他了，但當時的形勢轉變了。為什麼幫工人維權要懂得英語，要大學畢業呢？要是香港仔呢？我要稱讚一下個board…[郭：劉千石也是你聘請回來的？]對。[郭：當然，你聘請他的時候總有一些想他加入的原因吧？你看中他的什麼（潛質）呢？]當時我們的工作就是做勞工教育，以及糾紛輔導，加上，這個就很要緊了，工作要寫作，其實《工人周報》只有兩個半的人負責，所以什麼事都要自己完成，阿石是可以把這些工作完成的。[郭：又可以做寫手，又可以…]因為他偷渡來香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記者。[郭：是嗎？他在哪裡做記者？]我也不知道，他沒有出聲，我就沒有問了。接著就做冷氣學徒。

郭教授

:

到你離開的時候，現在重看，你覺得在整個工委的工作裡，你覺得最值得介紹的是什麼？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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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做了十二年，我把工委會好清楚地建立在教會的圈子裡面，即是成為基督教群體的一部分，而且不只在香港，也是亞洲和全世界。用英文說，就是I manage to put CIC onto the Christian map。差不多全世界，如果你google我的名字，你就會看到（搜尋結果）不只是中文，英文，不同地方都有。很多教會，很多地方，都知道有工委會這事物。劉千石厲害的地方在於，他把工委會放在勞工的map裡，這個更厲害。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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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實下一個我就想訪問阿石，可能要請馮先生幫忙聯絡他，拜訪一下他（笑），可以讓我訪問到，因為他也是很重要的。你需要休息一下嗎？[馮：不用。]不用的話我們繼續吧，你就說你下一個階段吧。你離開工委會後，你會如何形容自己的人生？有甚麼里程碑想介紹？特別是有一段時間你離開了香港，現在回頭看，你覺得自己在該段時間裡如何看待自己與香港的關係？香港的社會？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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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委會工作了12年，接著在協進會有1年左右的transition。接著是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就邀請我去做secretary for evangelism。主要是因為我在工委會的工作，就想把工委會的工作可以放在更大的平台上。特別是一個觀念，一個神學觀念，因為你一在國際層面，其實不需要做些什麼實際工作（笑），基本上是意念上的傳遞和推動。他們對我有興趣主要因為我在工委會中學到一件事情，就是人不只是罪人，還是個被罪惡所侵犯的。[郭：sinned against那個概念。]（點頭）sinned against那個概念…也有故事去支持，不只是我作夢想到的。我回望過去，坦白說，這個觀念：即人是被罪惡所侵犯…其實我自己個人是經歷不到的，until最近的四，五年，在香港。但是，你可以說，carelessly，through工人令我感受到，可能做學問都需要一些距離也說不定（笑）。 [郭：不是啊，我覺得挺好的。]可能工人真的被罪惡所侵犯，卻因為自己在當中而不自知，便需要我這種人，來自一個中產家庭，又是長子，有個很疼愛我的母親，（我）真的沒有被罪惡所侵犯過。（我）真是through工人先知道…Anyway，所以我要再revisit這個concept，要將它…因為我現在真的覺得，整個香港都在被侵犯。[郭：明白。]

郭教授

:

當時你去WCC，將這個神學介紹給他們時，你覺得當時教會或WCC的員工或普世教會的反應如何？

馮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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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我做得很愉快，WCC給我很多的方便。譬如我有自己的office，有自己的newsletter，當時未有internet，我有自己的職員去publish這個newsletter向全世界派發，幾萬份，沒有一個其他的office在WCC有這種privilege的（笑）。 [郭：這樣非常之好。]我可以每月出一次，可以自己坐在寫字樓裡，想想有什麼話要向全世界的教會說呢…我可以這樣做的，我想去哪裡買張機票就去了。有沒有錢呢…WCC沒有很多錢，但我office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因為教會很喜歡我。為甚麼喜歡我呢？因為特別是那些在歐洲的教會，美國後來較慢，都開始明白這個想法。雖然基督教有很多神學傳統，但坦白說，每一個傳統，無論是所謂福音派、聖公會，或者Lutheran，或者是Methodist…即是每一個這些重要的神學傳統，他們的anthropology，那個人類…即他們如何看人，一開始都是人是罪人。我就覺得這樣不足夠，因為你如何看人就影響你的訊息。Anyway，我真的有很多的機會和資源。坦白說，甚至只有丁光訓主教，當他第一次公開代表大陸教會向全世界教會…他閉關了很久，演講，在New York Riverside Church，他都是抄我的想法，當然他加入了很多政治元素。他第一句說話就是，現在中國教會開始回來國際平台，我想告訴大家，這幾十年我們學到的東西，他就說，中國的基督徒就是被罪惡所侵犯。當然他沒有acknowledge我（笑），[郭：沒有加footnote（笑）。] which is all right。（笑）[郭：都是很明顯有這個…]當然他的意思是說受到西方、日本的威壓、即壓迫和國內的…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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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起來，當你在WCC工作時，你自己覺得與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和互動有甚麼很深印象的事件？

馮煒文

:

有啊，很深印象。因為當時我在80年代…81年到91年去Geneva。當時我想是WCC可能最旺的時候，現在一路差了。也是中國開放，包括教會開放的時候。我在WCC作為高級職員，有參與處理中國的事務。雖然我不是最重要的人…總幹事啊與international affairs…譬如說六四，當時八九民運，我在Geneva。先別說我個人的事了…Geneva的機場很特別，那機場一地兩檢，在飛機落了Geneva的機場，你可以有兩扇門，一個入瑞士境，另一個入法國境。相當多的民運人士，可能是百分之一百，坐飛機來到Geneva去法國，因為瑞士政府中立，他不想得罪中國，但又想幫，就容許民運人士在香港，或者我不知道在那裡…（或者）日本登上Geneva的飛機去瑞士，但不進瑞士境，直接去法國，在當時法國最supportive。我們WCC就幫忙在機場裡接待，曾經有一段日子有個fulltime的人在那裡幫忙接待…Geneva能夠這樣的…

但我想我的role最難忘的是愛德基金會，Amity Foundation。[郭：有些什麼難忘事？]那個年代開始開放，（思考）當時內地教會practice「三自」，即理論上不接受外來的金錢。但中國這麼大，就亂套了。在宣佈開放時，廣州和山東有幾個神學院，以及一些教會就想香港教會捐錢去…[郭：去支持他們。]主要是修理房產，因為他們整整十年沒有用了，但丁光訓就no，不准許，三自嘛。但愛德基金會就收，就說自己不是教會機構，是一班關心中國的慈惠工作，裡面剛好有基督徒，但不是所有都是基督徒。他們就用這個名義來向歐洲和美國的教會籌款。愛德就不是三自，但我這些會中文的人一看（笑），三自運動委員會base在上海，愛德基金委員會base在南京，那個董事完全一樣，百分之一百identical。我在WCC的boss總幹事Philip Potter要我做一個分析，因為愛德到處宣傳他們的工作，又搞孤兒院甚麼的…不單單是籌款，也歡迎外國教會派代表團去訪問他們，也接待外國教會來中國。我就分析，寫了一封內部的信，但不是說秘密，我不喜歡秘密的事。我一看，全部都是三自和愛德，愛德只不過是三自的新版本。三自當時就臭名遠播，中國教會當時已經有中國基督教協會，與它有很大tension。因為協會雖然都是被共產黨管，但它是每個省，正如政治上省與北京都有tension。同樣道理，三自已經慢慢褪色，沒有人理睬它，不論國內國外。所以他們搖身一變，變成愛德，我就這樣分析。我就說，加上現在這個時候與80年代時候開始有基督教協會，就是由各國各省的教會組成。雖然都是under統戰部，雖然都是被共產黨控制，一定是無他的，但至少它是與教會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說，我作為WCC的職員，我認為WCC作為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我們應該效忠，應該對中國教會忠誠而不是對一個甚至自稱不是教會機構的基金。如果我們支持愛德，我們也有同事將中國教會應該有的權利，即與外國教會交往而被剝奪了，因為中國基督教協會不能邀請外國教會去探訪自己，但愛德就可以…issue invitations。我就寫了這篇文出來。[郭：反應如何？]嘩…丁光訓說要炒我。[郭：是嗎？]不是，他不是炒我，而是抗議，向Philip Potter抗議。你看看Philip Wickeri的collections of essay，即他幫丁光訓compiled的，當中有那一篇在。[郭：好，這個我可以找到。]但WCC，（笑著攤手）我是這樣寫，他們對我都無可奈何，難不成要炒我嗎？[郭：而且你也是根據已有的資料…除非是指你不是base on事實。]是的是的。

郭教授

:

那你怎樣看待你回港後的參與？

馮煒文

:

我回港後，就與郭乃弘牧師一起辦基督徒學會，我想我做了兩至三年就離開了，有幾個原因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自己一生都在基督機構做事，開始有少少fed up（笑）。 [郭：可否分享一下，為何fed up（笑）？]可以，fed up 的可能（嚴）重了一些，我自己覺得差不多了。[郭：我記得好像你接著就去了立法會。]加上其實我很喜歡英語，我很想靠英語搵食，我覺得很有趣，完全沒有stress。你知道有時做教會和神學的工作有時都很stressful。而且坦白講，我需要多些錢。[郭：明白。]教會對我很好，不會餓壞我，但我…[郭：要準備退休。]是的。

郭教授

:

你在學會那幾年有什麼難忘的事想分享嗎？

馮煒文

:

有啊，（我與）郭乃弘很談得來，（他）是一個很好的拍擋。我就…他又實管實作，很擅長籌款。他做生意也很好，可惜他不去做生意，他能看到整個形勢，很快就去籌錢買下學會的大樓，（學會）才能維持得到，否則就不可以了。我就從來都不institutional。我在工委會十多年，以當時我們的成就，我們可以一早籌錢。[郭：大展拳腳。]但我們不願意，因為我永遠都是mission。保羅叫我們不要讓世務纏身，我就信到十足（笑）。 [郭：你是覺得冷嗎？]不是。Anyway，我一方面很喜歡英語，又想離開教會機構的圈子，又很喜歡英語，又想多賺個錢預備退休。那當時政府要聘請即時傳譯，我就去考了。過三關就考到了。[郭：你絕對勝任。]

郭教授

:

你進政府以後，那幾年與你之前在教會角度去關心社會，有什麼變化嗎？如看事物的方法，對教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想法有改變嗎？

馮煒文

:

我依然有返禮拜堂，這件事沒有變，而且我繼續幫學會和突破開始寫作。我在政府工作很愉快，這很特別，因為這個official language agency在政府裡是最小的部門，我們的session只有十多人。但根據王永平所說，當時他4樓排是我boss，即是boss的boss，他說你是最小的（部門），但最多AO的。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AO來，雖然銜頭不是叫AO，但rank就是AO。這樣才達到我的目的，因為當時我需要賺錢和存一些錢，又有housing。瑞士有housing給我，但我回到香港…那時都還未貴（笑）。但政府有housing，所以我就去做政府工，我做得很愉快。當時的立法會也是正經很多，沒有人在立法會講粗口。那時立法會大部分的講詞都有text的，政府就每人都有，全做好的了，我們拿著就可以。民選那些也大多數有，很英式的…[郭：做法。]現在就完全不一樣了，（立法會）像街市一樣。[郭：轉變很大。]所以我有時覺得，很難說自己是sin against（笑），因為我真的很幸運。

郭教授

:

最後一條問題了，我們都已經一個半小時了。如果讓你形容你的身份，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說，有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甚至不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你會如何形容自己的身份呢？之後，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要形容你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政治觀念，你會如何簡單說說？

馮煒文

:

我很肯定自己是香港人。如果你在1997問我，我會很肯定回答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一過97就馬上拿特區護照，我太太到現在還是BNO。尤其是那十年我在瑞士，在WCC周圍travel，我拿BNO都很順利，但我很想有個中國護照，所以當時問我…我會是…[郭：中國人。]（點頭）但現在再問我，我又不會否認我是中國人，我也會承認我是中國人，但我接下來會問自己so what？我越來越看不起美國人、中國人、日本人。[郭：即那些國族身份。]我覺得越來越不重要。[郭：但為何你說『如果你問我的話，我都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這個又是個怎樣的想法？]因為我在這裡出生，我所有的回憶都在這裡。[郭：屬於這個地方。]坦白說，加上這幾年…可能我有一種…希望是一種耶穌基督的氣質吧，真的要為那些…人真的是被罪惡所侵犯得很厲害。[郭：為受屈的人伸張公義。]我也不是要伸張公義，我覺得世上最被sinned against的就是耶穌，所以我們被sinned against…in a way是一種很榮耀的角色，也是使我們成為榮耀的人的途徑。當然這越來越meta-physical（笑）。 [郭：這些都是你的信念，很好沒問題的。我都說整個訪問是你的想法。]所以這幾年真的很艱難，對我而言，我也經常問其他人，我現在退休了，我可以做些什麼呢。[郭：你為我們記錄這個口述歷史都很重要的。我相信以後的人聽到你的分享也很好。]我也很感謝你們。

郭教授

:

還有甚麼你有預備到的你覺得今天一定要與我們分享的嗎？我見到你有所預備。

馮煒文

:

有的。我與陳冠中是頗要好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年代。[郭：哦。是嗎？]他主要是個作家，但他在香港的那段時代是70年代，他是個journalist，他辦《號外》，但之前是做記者。他寫過一篇文章，他給我看過，可能在google上還找到。文章是講70年代香港的「改良主義」，我想你Google陳冠中改良主義也找到。他有幾個points，我想（以這篇文章）作為一個context，不是講我自己。他說在60年代的香港和80年代的香港，中間是70年代，這十幾年，香港由一個好普通落後的一個地方，成為一個「善治之都」。他提到免費教育、廉署，他也提到很多勞工權益的立法和房屋（政策）。他說在短短十幾年，有這麼大的轉變，而其他地方是沒有的。他就問，我們要歸功於誰？改良主義。很多人看不起改良主義。哪一些是改良主義的代表呢？他指有當中政治公務員的進步分子，也有民間的進步分子，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士或者機構…讓我來quote他這句說話，他說工委會「為香港的完善作出不可思議的貢獻。」陳冠中。你看看這篇文章，很有意思，很快（就看完）。這不是說我的，而是一般的（整體）。

郭教授

:

感謝馮先生接受這麼長的訪問。在下次（訪問）以前我會預先send一些問題給你，我會回去做一些功課。有趣的是這個研究要訪問你兩次，這樣就可以有不同角度來了解你。第一次由你自由的去談，另一次在我看過一些資料後再問你。剛才我覺得你的幾個經歷很有趣，特別是陳冠中的那個…我也覺得這個改良主義的想法是很重要，特別是在70年代很多關心社會的人，譬如你剛才說的港台，那時的政務官，很多都有這樣。

馮煒文

:

他有談到幾個名字的：葉錫恩、陳立僑、黃夢花、胡鴻烈、錢世年、華員會…[郭：胡鴻烈他也當是改良主義？這樣頗有趣，樹仁的校監。]（點頭）（他）就提過這幾個名字，我的名字也在，也有劉千石、孟家華。[郭：孟家華也是工委的？]不是，他是勞資關係協進會。這很有趣，他與工委會是同一段時間的，他是天主教那邊。我覺得工委會做事比他多，anyway，政府就appoint他到立法會。我們聊天就會說，孟家華當然安全過…[郭：馮煒文。]（笑）但都不是的，其實結果都有appoint我去交通資訊委員會（笑）。

郭教授

:

我們下次再聊吧，謝謝你。

郭教授

:

馮先生，感謝你（接受）第二次的訪問，今次（訪問）會多問你問題，但我們也可以聊天般，（你）想講便分享多點吧。[馮：好啊。]第一條問題是，正如你上次說過的，你是家中第一個基督徒，以及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你記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父親、或者長輩是怎樣看待香港和中國的嗎？他們的想法有對你產生什麼影響嗎？

馮煒文

:

有什麼影響我就很難說。但我父親的確是因為共產黨來到而離開上海，當時他在上海做生意，做外貿。主要是因為他懂些英語，主要是當時與歐洲⋯他是做newsprint的，即是新聞紙的生意。因為他懂英語，他就去船公司做貿易，但共產黨來了他就離開上海。但他完全⋯我認為不可以說他是反共的，因為他來到香港都是做同樣的生意，同時開始export，特別是北歐的newsprint去大陸。[郭：主要是將北歐的紙運入大陸。]對，沒錯。[郭：所以和大陸有生意來往。]對，有生意來往。其實在70年代，當時文革還在，他還和我⋯即他每年都去廣州的交易會，當時70年代，（場面）很墟冚。我想這些交易會主要是中國要和外面交易，其他城市沒有的，當時（只有）廣州，當時你知道又禁運等等。有次他返大陸還帶我一同回去。我記得他是很典型的華人商人，生意歸生意，做人是另一回事。當他過身後，我看過他的遺物，我看到一個香港的紙業商會，我想是左派的，（他）有捐錢去支持60年代的暴動。我想他的支持也只是純粹捐錢⋯那你不能說⋯這就是我的父親。但在家中有甚麼觀察，我又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當我告訴他我要受浸了，他又完全沒有反對。[郭：那挺開明的。]是否開明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譬如我進了港大，我讀哪一科他也是完全沒有作聲的。我想他開明in a sense是不會要求子女走他的路。當我畢業後決定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和政府時，他也是沒有作聲的。那麼我認為，基本上，第一，他不會要我承繼他那一行，不知是否他覺得這一行沒有前途還是什麼的，我不知道。第二，他知道我是代表了一個新的世界，他自知直情是進入不了的。

郭教授

:

明白。你上次提過在你年輕的時代，即中學有返過教會，上次也有談及過你返教會的一些片段。你還記得有沒有一些很重要的教會活動和很影響自己的人嗎？你能否recall這些經歷嗎？

馮煒文

:

我想影響我的⋯其實教會是⋯所謂教會即是堂會，是尖沙嘴浸信會，一直都是在這間教會。其實我是已經信了再進去（教會）的，是通過朋友和團契。[郭：團契是學校團契？中學？]對，主要是學校團契。[郭：會不會是學校團契的印象比較深刻？]我想這點比較tricky。我接觸到基督教的確是在尖浸，但在我尖浸一年左右⋯我都⋯用當時自己的神學思想，即所謂福音派，其實我是未曾信的。後來我進了港大，在港大團契當中，我才真正你可以說是邂逅、碰到神。

郭教授

:

如果這樣說，在港大團契裡，除了這個信主的經歷之外，還有沒有一些活動或事件或人是你今日回想是很重要的？

馮煒文

:

我想我未曾試過有一個團體，像港大團契般⋯當時聚會經常有百多人，當時港大很小，有百幾個。在宿舍⋯我住宿舍的，在宿舍有十多個（參加團契的人），一個星期聚會一次，大家真的是彼此相愛，你能感覺到的。在campus三四年，我的case是五年，因為我有兩年是tutor和讀我的graduate studies。但短短三四年，竟然有二十年後三十年後我們再⋯[郭：相見。]發起約見仍然有百多人出現！[郭：那麼厲害？]又是在長州，因為當時最重要，最memorable的event就是夏令會，夏令會早期都在長洲建道神學院。所以我記得十多年前，我們最後一次reunion就在長州酒店，我不記得那家酒店叫什麼名字了，總之就很漂亮。坦白說，八九成的人都在外國的，這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我們所講的本土，我（當時）完全沒有這個觀念，反而（當時）去外國才是理所當然的事。[郭：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點頭）你不去（外國）才覺得奇怪。（這情況）在基督徒團契當中是一樣的，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宣教，宣教就是海外宣教。所以對香港有什麼calling呢？沒有的，完全沒有。只有對家庭有，要做個好的父母，要做好的丈夫妻子。工作呢，一定要有道德操守，要超過世俗的標準。這些就是當時我們所理解⋯所重視的（事情）。所以我們的model，就聖經的model，就是約瑟和但以理。這兩個⋯我很記得，經常也講這兩個（人），很少談到以賽亞（笑）。 [郭：哈，做好份工。]這兩個就靚仔，靚仔靚女（笑）。 [郭：容貌俊美。]對，讀書好，又聰明又有智慧。兩個都到外國，都在外國發達。不要用發達啦，對不起我今日比較cynical一點⋯都在外國建立他（們）的事業啊，財富啊⋯[郭：很有趣，這是你們大學生基督徒的理想，當時。]（點頭）即最經常提起的，我們覺得與我們最貼近的，很多時也說；也有其正面的一點，今天回顧，有時也可以笑一下。因為真的很貼近我們當時的情況與價值觀。[郭：今日說回來是怎樣的價值觀呢？]性的忠誠和信服權貴，但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而是你在那裡得到了地位，那你的見證就更有效。所以說，那當然我這樣interpret這兩個人，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對我們有利嘛，這樣interpret的方法。因為（這種解讀方法）能支持我們想做的事，你可以說這是一個互動，不只是我們想利用聖經去justify自己的行為，亦多少有些根據。但無可否認的，我們是很自然地ignore了、疏忽了⋯從我們的社會、傳統、家庭⋯可以說華人固有的文化和價值觀有違的，向這些挑戰的（價值觀）我們扮作看不見。[郭：但為什麼要扮作看不見呢（笑）？]不是扮作的（笑），我想一下，即當時來說是（我們）看不見（這些挑戰）。坦白說，教導我們的也是這樣教導我們，教導我們的有兩大的力量，一個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IVF，David Adeney，即⋯[郭：艾德理。]艾德理牧師，你知道尤其是英國那個evangelical movement很強，亦帶動了香港的FES啊、福音閱覽室啊⋯他們那一群人所講的都一樣，要做Baker street最棒的醫生，就在那裡傳福音就行了，你做國會議員就⋯若你重看當時IVF的書，都是這樣寫的。即是說基督徒要做精英，就是這樣而已。[郭：明白。]第二個傳統影響我們很深的，就是來自大陸逃難出來的所謂敬虔派，王國顯先生啊，胡恩德這些人物。那他們當然⋯即對於我們要去美國傳福音，也是他們的價值觀。[郭：所以就很自然就將他們教的都當成自己的了。]是的，你可以說是其實很合得來的。但今天，若我在2018年回頭看，我就發現有很多可以批評的地方。[郭：你會批評些什麼？]我看這個要（寫）幾本書了（笑）。我想基本上我們這些福音派基督徒（最大的罪是），當我們所認識的信仰是完全沒有錯的，我們不需要作任何基本上的反思。我想這是我們最大的罪，我以為我已經得著了。但其實保羅很明白地說，我不是已經得著了（笑）。我想這個拒絕反省、拒絕反思是我們最大的罪。[郭：明白。即是當日拒絕反思的狀況，今天都是這樣的情況。]即因為今天我所學到的東西，看到的事，我才知道、懂得如何去評估過去。

郭教授

:

明白。接下來我們就說你在工委，你認識Margaret Kane，你印象當中她是一個怎樣的人？雖然她不是與你工作了很長的時間，你覺得她有影響你嗎？

馮煒文

:

我覺得她有影響我。正式來說，她本來是訓練Jonathan Lau，他是中華基督教會的宣教師，特別派他來跟Margaret Kane，等Margaret完了工作後就由他來takeover，但最後幾個月他決定移民到加拿大，因此就我來做。我想Margaret最緊要的工作是她在香港建立了這個組織，以及有個很清楚的定位。（她）建立這個組織即表示她為這個組織寫了個憲章，寫了個章程，將它放在基督教協進會，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的mission的宣教部。當時有三個部門，一個宣教部，一個社會服務，即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和傳播部。結果就將工業委員會放在宣教部，這個定位很重要，即（表示了）我們是什麼來的呢。因為（Margaret）很有理由（把工委會）放到社會服務部的，但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整個工作就不一樣了。她也寫了章程，把我們定位在mission。她還很厲害，令工委會成功申請入公益金。當時開始，我忘了是剛剛開始還是開始了一兩年，她很需要更多的志願機構。其實我相信她是英國人也有些幫助的，這很重要，因為給予了一部分經濟支持，經常有，同時入了公益金，即教會和政府也覺得較安心，因為很建制，這就是Margret。我很欣賞⋯她是單身的，在香港她住在YMCA，除了工作，基本上沒有什麼了。[郭：生活很單調的意思。]是，生活很簡單。其實她在英國的Sheffield做industrial missioner，在Sheffield的鋼鐵廠十幾廿年。她是一個頗高大，甚至可以說是很masculine的女士，不愛扮靚的。我們有時會笑她有鬍子的（笑），我們（有天）受不了終於告訴她，她才知道，她本來是不知道的（笑）。但我想她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她最大的關注是在政府和工業界，也受到他們的尊重。[郭：工業界指的是老闆，還是⋯？]老闆。那教會呢，可能她是外國人吧，她不覺得自己需要做很多事。我的看法是，在英國，教會自然間就有支持。因為她本身是聖公會，聖公會在英國你知道是國教，也是industrial mission的發起人之一，所以她就用很多時間與勞工處，當時叫勞工處，和香港總商會，即federation of industries（往來）⋯所以在1968年，我們正式成立。我們第一個annual general meeting，你猜有什麼人來？鍾士元。[郭：哦，這麼厲害。]That’s right。[郭：那時候他是叫輔政司嗎？]不是，他不是政府的，他是⋯[郭：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我把鍾逸傑和鍾士元調轉了。是的，你是對的。] 同時他也是香港總⋯federation of industries的主席，也是香港一間大廠的⋯開明的戶主。[郭：這個很有趣。]不單只是他，也有Joe England是Hong Kong U的extra-mural的主理人，他在University of Warwick教工業，labour relations的，亦是在工黨裡數一數二的智囊。[郭：即是在社會上很重要的（事）都會參與。]

郭教授

:

你在工委做了這麼久，除了這次開始時（分享）的事件之外，還有什麼事件是你很深刻？

馮煒文

:

有幾件事很深刻的。我不理時序。[郭：好的。]有個女生在香港大學畢業，讀social work。我不說她的名字，因為她現在還在香港。她是基督徒，她來我寫字樓跟我說，我明年畢業了，你可以聘請我嗎？她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很想成為我們的staff，但我告訴她我們沒有錢付薪金，她就說OK。兩個星期後她再回來，（她說）這兩家教堂會支持我做你的staff，結果她做了我們的staff。我們也收到了捐錢，但不是給予她的，是給我們的。我要堅持，你不可以這樣做。不過這的確是因為她而教會支持（我們）。她拼了命為我們辦事。我記得有一次，她⋯這就是那個event令我很深刻的。她來電告訴我，今天要告假，不回來了。我說OK，我問也沒問，不回來就不回來吧。原來她哭了一整晚，因為她那次做工傷（的case）⋯她哭了一整晚，她媽媽是個⋯即她來自一個有錢家庭，在St. Paul’s Church。原來她做一個工傷的case，有個工人工傷死了，家中很困難，但他的遺孀竟然借錢聘請一群和尚、道士為他辦喪禮，當時還沒有談好補償的事，因為我們幫他是幫他談補償的事，要拿最好的term給他。後來她（指staff）向我說，她想盡辦法來勸那太太為自己著想⋯但那位太太為了親戚的面子而辦道教儀式，用了很多錢，更借錢了。她受不了就離開了，一邊走一邊哭，第二天也不敢見我們。這令我很深印象（嘆氣）。

郭教授

:

你這麼記得她，是因為一個青年人這麼有心，但最後失望而回⋯還是有什麼令你這麼深印象呢（這件事）？

馮煒文

:

（思考良久）即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或者這個case，（指這個case）一個階層的人，他們的liberation的自由⋯是真的需要很多因素在（支撐）。工業委員會的定位是mission的原因就是如此，我們看到當時的工會完全都是political的。左派完全聽新華社的話，當時沒有中聯辦，右派是完全跟工團。我這麼受感動，是因為我看到工人的運動不只是政治運動，也不單是經濟上的運動，真的要自主獨立⋯是要在基本的價值那裡才可以解放到人。我自己相信⋯因為我們的信仰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這些貢獻）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提供不了的。即不是對立的，不是說基督教在一邊，對著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但除非我們在人的價值觀念上，我們可以有影響，否則我（認為）是不樂觀的。[郭：明白。]

郭教授

:

除了這件事，還有什麼你會覺得是重要的，對你在工委會⋯

馮煒文

:

很多事很有趣的。譬如我記得汪彼得牧師，當時他是所謂基督教的教宗來（笑），在香港。[郭：對，很大影響力。]中華基督教會的總幹事，人又長得像毛澤東，當然沒有那麼惡（笑）。[郭：他做了什麼令你這麼記得他？這麼有趣？]我想第一，當我們工業委員會⋯即我做了主任，我們委員會就想我們不再站在中間了，在勞資關係當中，我們是站在工人一方。他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我們這樣⋯他來電，這樣不行的，說他馬上要停止我們的會籍。後來他回來了。OK，這不是我特別深印象的，但我深印象的是，他回來後經常來電給我，他不要我到他那裡的，但就經常打電話給我。我想這是他施壓的方式（以聯天的方式）。有一天他來電給我，（望著郭）你知道紅A吧。[郭：知道。]紅A當時很大的⋯塑膠當時是香港第一的工業，紅A的老闆姓梁，是他的教友。當時我們推動每星體要有一天的休息天，沒有薪金的。[郭：只是休息的。]對，一定要休息。不休息的話也可以，但一定要補水。當時要工作七天，只要年初一到年初三放假，在70年代。他跟我說⋯我（汪牧師）現在已經跟你說過了，這個梁老板如何如何⋯然後就掛線了。[郭：即是沒有再跟你討論下去。]沒有，以後（我們）也再沒有談過這個題目。基本上（汪牧師的意思）就是，我受壓力⋯（因為）我的教友這樣跟我說，而我跟你說過了，（他向教友）就可以有交代了。I like him（笑）。[郭：即他接著就不再向你施壓了，就像完成任務一樣。]對，就像完成了任務。但這件事也讓我欣賞這位長者。80年代初，不知是81還是80，忘記了，協進會第一次回內地，去回訪內地教會。在廣州，我現在忘了是那一間⋯但我有記錄的。在廣州我們參加崇拜，那個時候開始開放。我和汪彼得一起去，坐在一邊。一個多小時的崇拜，他哭了整個崇拜，沒有發出聲音。在香港他教會的牧師個個看見他也害怕，忽然間他（汪牧師）竟然坐在這裡像小羊般抽泣。我想他心裡有很多愛，或者很多感性，汪彼得。

郭教授

:

你剛才說80年代，我記得其中一樣你有參與過的就是使命諮詢會議，有沒有一件事是令你很深印象？你覺得想分享的？

馮煒文

:

我不太記得了。如果記得的是，就是當時那群人很團結，陳佐才牧師、郭乃弘牧師、李鼎新牧師、盧龍光⋯是協進會舉辦的。我最深印象的是那種合一，你知道60，70年代這二十年，香港教會是很polarized的，即神學上。（教會之間）沒有甚麼特別對峙，但互不理睬。所謂的主流宗派就在協進會，其他的福音派、浸信會、宣道會那些⋯也是在60年代尾有洛桑運動，接著便有華福。在華福的雨傘之下，福音派就聚集，有自己的一檔口在。但這個會竟然間⋯浸信會又來，宣道會又來⋯亦認識了蔡元雲那些人。這是第一次走在一起，正式公開的走在一起。我最記得的有兩件事，竟然大家都同意要向窮人傳福音，寫到很明白。我不知道其影響怎樣，但如果你去看中華基督教會和循道衛理的報告，似乎他們真的有在跟進這件事。另外一點是最後尾時九巴加價，我推盧龍光去發聲明，結果有個運動（發生了）。[郭：當時你是突然想做要這樣做，還是有其他（原因）推盧龍光出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推他出去的，這件事我沒有什麼記憶，是他一直說是我推他出去。我是staff，我的工作就是通知媒介，開記者招待會，預備講稿等。話說回來，這也是工業委員會所做出來的一個模式，指我們參與社會。今天就像是理所當然，但就當時而言似乎是新的（模式），也似乎是有效果的，即利用媒介，利用傳媒。他們有興趣自然會來，所以要想一下甚麼是他們有興趣的。他們只對兩件事有興趣。第一，要有些新的發現。通常就要做一個很小的所謂調查，你不必很多人（去做）的，只要有些數據在，你寫便可以了。而我就很擅長寫作，即如何去突出一些觀察。你知道當時不能示威，只要多於三個人就會拘捕你。[郭：對。公安法，公安條例。]不是今日這樣的。用今天的話來說，甚麼我們要理智、用法律手法⋯這是當時開始發展而成的。所以要不就是（手上）有些數據，另外一個就是，你要找一些新的⋯一般來說，從來都沒有滋事的人出來，我想盧龍光⋯[郭：牧師。]他是循道衛理，他（當時）帶個dog collar（笑）。我想是這樣也有可能。[郭：這是你領悟出來的工作方法，還是工委一向都⋯]工委一向都是這樣做的，因為沒有其他辦法。我們不能示威，也不只是政府在監視你，教會也未必願意接受。所以便製造了所謂改良派、改良主義⋯即學術界研究工委會的那些人這樣說。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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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來做一些行為引起別人注意（馮點頭）。如果是這樣說，你剛才說公安條例連抗議也不能，很明顯其背景就是六七暴動，（源於）左派與右派在50年代的爭鬥。到你工作的時候，你和左派和右派⋯即上一次（訪問）你也提及過，你（與兩者）都有接觸過，有沒有一些事例是你要在他們之間作周旋、或一些經驗可跟我們分享的？

馮煒文

:

這方面我想我在港大所學的東西就有用。當時（人們）對於工人權益方面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如省港澳大罷工般⋯即用盡各種方法，包括政治、用刀用槍（去擺平），這個就是六七暴動。另外一種（看法）來自西方的，即 bread and butter，一定要組織工人。這就要靠資方和政府都參與這個過程，這也是Margaret Kane她的背景。你的問題⋯即我就面臨這兩種看法。當時我不能接受這兩種看法。[郭：兩種都接受不了？]（點頭）我自己覺得，即我們站在工人的一方，如果工人有方法可以增加他們的力量，為什麼我們要批評呢？他們運用的方法未必是我們基督徒所認同的，我們便最多靠邊站。所以我們在工委會中，我很清楚地要求staffs不要公開批評左派，即工聯會。因為當時我們有《工人周報》，當時很威風的，雖然只是很小的報紙，但很搶眼，因為香港沒有這種東西。我這個要求可能是很傷staff的心也說不定，我不知道，所以我剛才說的故事，那位女同事哭了一整晚，也可能不敢去罵那些工人（笑）使用這麼多錢去請道士打齋。我現在也相信這樣，坦白說，if it''''s up to me，如果受壓迫的人要起來，要由受壓迫到平等，就我個人而言是完全沒有底線的，只要你願意付上代價便行了。我不會跟隨你，因為我也有腦，我會為自己著想。坦白說，我不是一個和平主義，非暴力主義者。[郭：但你同時對其他工人組織很容忍、很包容。]因為他們也在幫助工人嘛！可能不是最有效，可能利用工人，但在利用工人的過程當中，工人也能得到好處，那麼我就不作聲了。即我不會送幅獎旗來稱讚你，但我也沒有理由反對。[郭：倒過來說，他們有反對你嗎？]我想，沒有公開，因為我們沒有公開批評他，他也不太需要公開批評我。其實他有媒介的，一樣有《大公報》、《民匯報》，當時還有《商報》，即是左派再加色情（笑）。[郭：未看過。]很過癮的，可以去圖書館看看。《民匯報》和《大公報》就百分百是左派，沒有色情的內容。[郭：還有《新晚報》⋯]《新晚報》就較文藝。Anyway，當然我作為工業委員會的負責人，我背負的不只是自己的良心，我也背負著教會，所以我不能主張暴力。但如果只是我一個人，有另一個人打我妻子，我也會打他的！屆時就不要說非暴力。[郭：所以你當工人是你的伴侶，若你這樣形容，很親密⋯]（笑）不是親密，就算親密也只是頭腦上⋯或者情感上吧。我不是一個很情感的人，這純粹是一個⋯[郭：比喻。]是的。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好的，我有組織上的限制，我尊重的，我要在這限制當中運作。但我也可以在這限制中找到出路，即最低限度不會稱讚它，但也不會批評它（指工聯會）。

郭教授

:

說回在工委裡，你的接班人是劉千石。你會如何去形容劉千石這個人呢？而將自己與他比較時，在你們不同的主理期間，你認為相異之處在哪？

馮煒文

:

我倆是很不一樣的。我想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我會英語，而他不會（笑）。他是一個很懂得、亦是很樂意去交朋友的人，但我不是。他很懂得form alliances，即是⋯[郭：找盟友。]（點頭）他在這方面比我能幹多了。但在我那時期，我是最適合。因為開始時最重要的是Margaret在政府和商界當中建立工業委員會的地位，即人們知道工委會，接受工委會是circle內的一分子。我的貢獻就是使香港和全世界的教會知道有這個工業委員會。劉千石的成就也很大，他在香港的勞工群體當中，使工委會是其中的一分子，我想這點是最難的。所以他參加立法會選舉，最高票（當選）。[郭：他選立法會時，你已經不在港了，是吧？]我81年離開香港，去了日內瓦。[郭：所以到他選時，你已經在國外，沒有直接參與他的參選。]我想是因為我不在香港，他才去選的（笑）。[郭：是嗎？]他跟我說的，即大家喝啤酒時談到。我想他半開玩笑的，因為他可能猜到如何我還在（香港）的話，我可能會反對他（參選）。[郭：是嗎？為什麼他覺得你會反對他呢？]如果我反對他的話，我就做錯事了，現在回顧，即我是不應該反對的。但以我當時的認識，當時的馮煒文多數會反對他。[郭：是甚麼原因你反對他呢？]我想我一向的哲學（重點）都是工人、工人、工人，不要跟我談其他東西。如果你談其他的事，go ahead，但不要妨礙我。我不會反對你去幫助娼妓或者青年人，但總之不要煩到我。正因這樣，工業委員會拒絕搞社區組織，即public housing的工作，結果我們拒絕了，便另外建立了SoCo ，即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建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去辦。主要是因為我堅持服務對象是工人，特別是工業工人，所以我看到做立法會議員是一個distraction來的。

郭教授

:

明白，很有趣。（接下來）這個我真的不是很認識，最初SoCo的員工都是工委會派出去的？

馮煒文

:

不是派出去。我們派陸漢思去⋯不是代表我們的，可以說是吧，因為最初五年的funding是通過工委會⋯即是全部都是外國funding來的。

郭教授

:

明白，感謝你告訴我這些。話說回來，我一路看你的資料時，（發現）其中一個你對教會最大的討論，在80年代裡，是〈以誠栽今明〉那篇詩吧。為什麼你會寫這篇詩？你背後是有什麼想分享的感受呢？

馮煒文

:

其實這首不是詩來的，只不過很像詩而已。因為當時李思敬和另外有一位師兄，我忘記是誰了，在港大團契裡找我寫，他們要出一個中國集。當時有幾件事，首先，它不是詩。它只不過是⋯[郭：斷開句的散文（笑）。但我也把它當作詩（笑）。]直接先回答你的問題，那本書《以誠栽今明》只是一本文集而已，是（把）我這三十年間較重要的文章登出來。最初也沒有想過書名。後來，崇基神學院幫我出（書）。那個編輯就要我想個名字出來，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想。結果是李廣平編輯就說，就用這篇的名字（作書名），好嗎？我覺得挺好的，以誠栽今明。為什麼要用「誠」去栽今明，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神學家，我沒有讀過神學。我有讀聖經，有一年在芝加哥McCormick Seminary，一個不錯的長老會神學院，但因為我只去一年，所以（科目）任我選。我只讀了兩個課程，一個叫Jesus，那個教授無可挑剔，叫David Reeves。[郭：我知道是誰。]你知道嗎？[郭：知道，他頗有名的。]他又是半途出家的，像我一樣。他本來做金融的，不知為何就去了讀神學，然後就教書了。他教Jesus，我又喜歡Jesus就去跟他了。基本上就教符類福音書，那三本如何去讀。那四五個月真的影響我很大。[郭：如何大呢？]即懂得如何去讀聖經。[郭：是個什麼樣的方法？即你今日回望，那個讀聖經的方法是什麼？]我不記得了。Sorry，回答不了。

郭教授

:

回到剛才說的第一篇，即李思敬找你寫的文，為什麼你會寫這樣的一篇作品出來呢？

馮煒文

:

（點頭）這個才是你的問題。主要是我覺得自己的文集有很多涉及神學⋯我不會說是講神學，但有很多涉及神學上的問題，有很多課題都是讀神學的人會接觸到，但我沒有credential，我唯一的credential就只有個「誠」字。即我盡我的誠實去分享，我告訴你這本書就是這樣的了，你花錢買回來所得的⋯屆時不要說我騙了你，主要是這樣。自己也是的，在這幾十年做基督徒和做人都是盡量誠實，大致上我都勉強跟得上吧，所以我覺得用這個名字作書名也是對的。[郭：那你三十年前出版與書本同名的文章，為何會有這個名字？為何你寫這些內容？]當時是中國的問題，香港教會很反共。我還記得，談回《工人周報》，有一次林澤，即我的同事，他負責《工人周報》。他一年前過身了。他寫社論的，他每一期有一篇社論，有一次他寫〈向左仔學習〉。[郭：這麼激烈（笑）。]你也說激烈嗎（笑）？[郭：我用三十年前的（想法）去看。]當時我們看（這個標題）覺得不激烈，學習而已，即代表我們不是左仔吧。那我們（認為）無論作為一個做工人權益的工作，或作為基督徒，向人學習也總是對的吧。所以當時我們出這篇文後，回應很大，指的是教會反應很大，但外界卻沒有特別反應，教會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其實就算before我們出這個社論，人們都說我們是左仔，因為凡是和工會接觸的都是左仔，這是當時的大環境。另外一個環境就是在美國的華人的教會。你知道當時香港教會的移民潮一直都在繼續，所有那些大牧師⋯加上美國本來的華人基督徒，當時開始發達，即好像香港教會一樣，70年代開始⋯以前很窮的教會，好像香港一樣，但開始⋯（發達）。特別是美國，加拿大那一群（華人基督徒），一方面他們愈在美國住得久就愈愛國，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笑）。他們愈是強調自己是華人，愈是愛國就愈要向共產黨傳福音（笑）。他們對香港教會的忠告，他們又不介意自動向我們提意見，加上他們又有些錢，通過華福會⋯總之（他們覺得）苦難要來香港了，你們要預備犧牲了。香港現在70年代了，要準備了。如何準備呢？要做家庭教會，因為以後可能不能公開崇拜。就是這兩個情況了。一個極端反共的社會，同樣有一個極端反共但同時愛國的基督徒群體。而這群人我又認識的，這群人有影響香港的華人⋯有影響因為大家都是朋友，而他們較有錢。所以我就寫這篇了。[郭：即勸他們要有另一個想法（？）我記得你那篇不是向他們傳福音，似乎不是這樣⋯]我那一篇是說，拜託你要換眼鏡了，不要再用現在那副眼鏡去看中國了。這樣看中國只會看到〈獻給無名的傳道者〉那一類的東西，因為邊雲波當時是香港教會，不要說是教會了，FES、學生運動、福音運動的英雄來的，雖然我到現在都沒見過他。基本上我就認為，你不要看見別人的錯而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即只看見別人很小的刺…其實（我文章想講的是）不要有做殉道者的心態，整篇文章都是。

郭教授

:

當時的學生都紛紛回應你，在《橄欖》很多人回應你、余達心也回應你、盧龍光也有，你記得你當時的感受嗎？

馮煒文

:

我沒有什麼感受的，我連盧龍光那一篇都登出來了。我當時不知道余達心有回應我，後來我才知道的。大致上，我印象中好像不是太強烈的回應吧。[郭：（思考）不強烈的，只是想看看你今天回想起來，有什麼是記得的。]其實那一篇有兩點，第一點是，麻煩你們這群人不要再沉醉在殉道人過癮的悲情當中，因為你始終在外面。第二點是，承擔是決定你的立場，而不是立場決定承擔，這個是我的philosophy。即你決定自己要怎樣，你才在那裡建立你的立場。我決定要留在香港，我在這基礎上再想其他的，再定自己的strategy，我就想一下怎樣survive或發達，whatever。承擔決定了立場，而你們這群人用立場先行，都沒有承擔，你說你有承擔，但你在溫哥華，你不斷叫我們今天預備做殉道，真是⋯（別過頭去）。[郭：明白，就是不如不要說吧，省一口氣。]是的。

郭教授

:

那我們跳個時段吧，跳到你從日內瓦回來與郭牧師一起，郭牧師在訪問中說你很影響他。如果從你的角度去看，你會如何形容郭牧師和你與他之間的工作關係？

馮煒文

:

郭牧師從來沒有說過我很影響他（笑）。[郭：在他的口述歷史訪問當中他這樣說，我現在告訴你（笑）。]這就是做學問的人的蠱惑（笑）。我很欣賞郭乃弘，但我是個跟他很不一樣的人，所以大家互相影響是可以明白的。我寫過一篇文章，好像有收集起來，因為我認為是值得公開的。我是一個Baptist，non-institutional的人，無論是人也好，作為基督徒也好。教會的人都不知道如何classify我，他們稱呼我為神學工作者，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笑）。我又不介意，因為我不fit into⋯所以人們想不到如何形容我。Anyway，該篇（文章）也是我與郭乃弘很不同的，他是一個Presbyterian，長老宗，即是Calvin，他是Calvinist。他在深愛堂，不知道是否第一份的牧師（工作），當時的深水埗很窮。（深水埗）現在也窮，但較（以前）好。他在那裡做牧師，訓練教友。他有一個課程寫得很詳細，第一課就是Reinhold Niebuhr的責任，對他而言，基督教最重要的事就是承擔和責任。他真的活出了自己的神學，所以他是個很有責任心的人。我是個Baptist，我覺得信仰應該可以過癮些的，當然郭乃弘也會接受這說法，但在他信仰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承擔和責任，而我不可以描述自己的神學為這樣。

郭教授

:

但當你倆這麼不同的人拍在一起關心社會，或者過渡期內（處理）很多社會問題，產生了怎樣的化學作用？

馮煒文

:

我覺得幾好的。當我做工業委員會時，乃弘是我的nominal boss，但工業委員會在Margaret Kane（帶領下）是個半獨立的機構。所以郭乃弘可以算是我的上司，但不是我的boss。工業委員會是有自己獨立的章程、預算。但我們互相相識，我們在港大時就認識了，他高我一屆。他很樂意讓我自己做事，又要我參加senior staff meeting，每星期。我就在那裡報告。[郭：是學會的senior staff meeting，還是協進會的？]是協進會的senior staff meeting。（他）很有智慧的，給我機會向他報告。他從來不走來問事的，他有事就在那裡問（指senior staff meeting），但他也很少問，（因為）我又會向他報告。同時工業委員會（的情況）差不多每天的報紙都會有，那時真的很利害，好壞都出的（笑）。那所以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你也不能說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我倆⋯我在日內瓦時，當時接近97，協進會就不喜歡他了。他就離開了協進會，（自行）組織學會，而我就參加，成為founding member。他過來日內瓦兩三個星期去籌款，我與他一起，因為我懂些門路。他住在我那裡，我們談學會的理念和方向談得很詳細，那次是唯一一次這樣談法，其他時候都是各有工作，大家都很尊重大家。在神學，我就覺得不一樣，他就強調承擔，我就不太強調承擔。其實我想我也有理由不強調承擔，因為可能我看人是被壓迫的（笑），有時我也覺得乃弘是壓迫人的（笑）。[郭：是嗎（笑）？]因為他太強調承擔⋯Let me put this way，即他很樂意接受很多承擔。其實剛才（訪問）較早時我已告訴你，即我自己運作的方法是盡量有焦點，工人、工人、工人，你不要再煩我其他的人權啊、什麼社區組織啊、Billy Graham啊，你就去做吧，但不要煩到我。這就是我，就是我Raymond Fung。但郭乃弘就不是，他都有priority，但我認為他是不能say no的。所以我有時覺得他overreach自己，不單是在質方面，在量方面也有overreach。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很不快樂，也影響了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做協進會時，也兼任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的Director。[郭：嘩。]而他不是個train social work的（人）。當時產生很大的困難。但影響不了我，因為我從來不碰他人的工作，我想這是他的缺失來的，他的承擔神學（笑）。我要再強調，我不是建制基督徒，不是Calvinist。在我的神學當中，我有很多空間，像小群的Quaker那樣，坐著想念我神的美麗，我就很開心了，forget about其他的承擔，你死你事（笑）。

郭教授

:

明白。若這樣順著下去，你會如何評價工委的社會參與和學會的社會參與？

馮煒文

:

我想不用怎樣評價的。工委會服事工人是一個事實，即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可以有數得計的。學會基本上⋯我認為你這個問題不公道，因為我不認為學會是什麼社會參與，它是幫助基督徒去思考、去澄清、甚至開路，在意識上、知識上排除一些障礙去使人更容易參與社會。[郭：明白。即所以它像是一個智庫般⋯開啟性，教育性的組織（？）]我想它的服務對象是基督徒，我們不是。我認為這樣的比較不公道。[郭：明白。]

郭教授

:

再下去你會如何看待自己早期的sinned against神學，到現在你談以賽亞神學，你自己覺得這個轉變代表了什麼？或者個重點是代表甚麼？或者不是轉變，只是一個新的環境？

馮煒文

:

對，這不是轉變，其實我想這是有兩個不同的層面吧。我develop這個人是被罪者，都有兩個階段，up to now我仍然是在第一階段。我叫那本書作《傳福音的再思》，即我看到這formulation是有助傳福音。譬如說我想向你傳福音，我未開口前，我要先問自己，你是誰，你在想什麼，你的生命如何，我才可以formulate一個message，無論是用口說還是行為來把個message帶到給他，但在此前，我要知道你是誰。這就是我develop這個concept之前的問題。但經過這麼多年了，我現在可能到第二個stage，即就是這個concept，當是一個formulation：人是被罪者，不單是傳福音的策略，或者是一個step，而是整個信仰要問的問題，或者說以讀神學而言，這是系統神學的第一個問題，或者第二個，第一個是神是什麼，第二個才是人是什麼。也有人認為第一個問題是人是什麼，接著才是問神是什麼，I don’t know。我現在退休了，我現在才知道要把這（問題）當作是一個神學問題，而不是傳福音的。這個以賽亞⋯其實這不是神學來的，是一個現象。我寫這個事⋯我忘了最初是怎樣去做，我記得的，即我目前還處理的是，我是民主黨的黨員，我是泛民的，我到現在都覺得我們的路線是對的，雖然現在在Facebook上被罵得很厲害。但我覺得泛民，包括我自己和黨友們，我們有一件事是失敗的就是，我們沒有將對香港的願景告訴大家，甚至我們沒有想過，到底想香港是怎樣。即希望香港在五十年後，或者三十年後是怎樣，到底你想建立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我是基督徒，我就想不如把基督徒加入在內。以基督徒而言，坦白說，在政治上，經濟上，我們沒有什麼著數之處，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智慧可以貢獻給這個世界，但在神學上，我們有。最低限度或者最基礎的香港，應該有三件事，第一就是嬰孩不早死，第二是老人家可以壽終正寢，第三可分成兩樣，即建造房屋的可以住在其中，以及栽種葡萄園的可得享其中的果子。這三件事情，當然最基本的concept，即bring these three together，就是香港人可以互相有交代的，一定要互相問責，從而建立一個物質和社會的條件（material and social conditions）能夠達到的這樣一個東西，就是這樣。我覺得泛民沒有做到這件事，沒有拿出這個願景來，我希望我可以，但我現在開始做，反應也是很一般。不過我也沒有⋯在寫書後⋯我現在也老了。[郭：我自己的想法是，大家都還在重整中，在14年的雨傘運動後，都還在凌亂的狀態下。]是的。

郭教授

:

最後一條問題，馮先生。你回看自己的經歷，你在60年代一路走到現在，香港回歸和在教會的參與。如果你要對自己作一個簡單的回顧或者總結，你會如何分享？在你自己的經歷裡，你有什麼是很希望和大家分享的？

馮煒文

:

（思考）我想我可以用耶穌的比喻作一個reference，就是那播種的比喻。即福音的種子落在道路上，很快便沒有了；有些落在淺土上，很快就長大了，但沒有甚麼根；有些種子落在荊棘上，直頭生長不了；有些種子就落在好土。回看自己，這幾十年都在香港，我這個好土、我的泥土在香港，包括我的事業、家庭、妻子和健康。On the whole，我想福音的種子落在我身上，是落在好土上，我很grateful。香港對我的信仰而言也是好土，但what to me has been good soil is no longer good soil to 今天的年青人。我覺得是有幾個可能的，其中一個可能是，我和我那一輩的人，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享受者。即我們在好土當中吸收了很多好好的營養，又有老婆子女，又有屋，但我們沒有refertilize這個好土，或者根本上我們不懂怎樣去refertilize，因為不知道（怎樣做）。我想多數都是不知道這個好土怎樣變成壞的土。對我而言，可以做的是，我繼續做的是盡力去明白這個好土是怎樣變成壞土的，（然後）告訴他人，看看這些檢討能否將這個由好土變壞的壞土又再變回好土。

郭教授

:

明白，感謝你。我想今天我們就來到這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