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馮智活

郭教授

:

馮牧師，多謝你幫忙做口述歷史訪問。第一次基本上都是由你自己分享你歷史的經歷和社會參與的情況。開始時，可否請馮牧師你先講一下自己的生平和出生背景的資料？

馮智活

:

OK。我50年代出生，自小去教會。[郭：家人都已經是基督徒？]對，父母都是基督徒了。（我）又接受了洗禮，所以教會是我第二個家，每個星期都會去，風雨不改，教會很多活動我也參與，我那一間是較大的教堂，即聖三一堂，各方面的事都有，（如）主日學。那時社會就較窮，我也不例外，也是較貧困的，小時候。[郭：也是住在九龍城？]沒有錯，（我）住在九龍城，中學時搬到慈雲山居住，當時是所謂的紅番區，即六十、七十年代。但沒甚麼的，我們那區治安OK的，我們在半山左右，聽說（治安）較差的如球場就在山頂。讀書順利，一直讀到大學。76至79（年）就在香港大學，79至82（年）就在中文大學的崇基神學院讀神學，一直都順利的。

郭教授

:

如果回頭說你小時候，最初去聖三一堂，其實你家裡有多少個兄弟姊妹？

馮智活

:

我有妹妹的。[郭：即是你和你妹妹。]不過自小我就一個人，我很獨立的，母親要上班，所以不怎麼理我。[郭：所以父母都是⋯]所以我自小就take care我自己，妹妹也有take care少少吧。

郭教授

:

你的小學是否都在聖三一堂？

馮智活

:

沒錯，小學是聖三一堂，中學就天主教。[郭：哪一間天主教中學？]聖芳濟書院。[郭：聖芳濟好像在深水埗？]對。[郭：你從慈雲山上學不就⋯]我踩單車去的。[郭：哦，踩單車（笑）。]順便運動，又能省時間，又不用逼巴士，又能運動。[郭：很厲害啊。要踩多久？]回來才厲害，要上山，所以有時不夠力上山就推吧，一星期有一、兩次左右，踩到一半就懶得踩了。我年輕的時候很sporty，很多球類運動都喜歡玩。

郭教授

:

剛才你說到慈雲山中段比較太平，治安較好，其實你讀書的時代，有甚麼特別事嗎？

馮智活

:

一般來說我不是勤奮讀書的一類。[郭：但你也能入香港大學啊。]最害怕中文，不知是上帝保守和引領，又或者是我突然生性（笑），在會考之前的一、兩年，我就拼命讀書的。最誇張就是我入港大之前的預科，當時有預科，中六、中七，我在九龍工業學校讀書。[郭：所以你是理科的。]對，那兩年我真的是全職學生，除了去教堂，甚麼都沒有了，全部都是讀書，早午晚，早午晚。因為我知道（港大）很難入的，我知道自己是五五波的，甚至不夠五五波，不過後期我較有信心。所以我自己的經驗就告訴我，（只要）努力和專注，很多事情就能辦到。我覺得（當）你想做一件事，其實就能做到，所以不要很快下決定，說我不能了，放棄吧。[郭：你在九龍工業學校時，也是踩單車回家？比聖方濟還遠啊（笑）。]都有，平路而已。我那時很厲害的，比巴士還要快，我不讓它爬頭，因為它太大了，它爬我頭很危險的，所以只有我爬它頭（笑）。當時的車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快。有一些意外的，但上帝保守，沒甚麼大礙。

郭教授

:

你中學的時候，已經堅信上帝了？

馮智活

:

一直都很正常。我自小就嬰孩洗禮，但我中四的時候就決志，我們不是叫決志，叫堅信禮⋯有個堅振禮，就暑假按手。信仰一直都沒甚麼特別，但到港大時就有些變化，接觸到很熱心的基督徒，當時的信仰就熱熾了很多，被當時大學的基督徒影響，所以熱熾了，信仰的追求大力了很多。[郭：可否說一下你認識的基督徒朋友的名字？]名字嗎？大家都不很認識了。[郭：不要緊的。]簡單地說，我們當時有一群CA，Christian Association，其中一個是蕭壽華，他高我一屆，當時他已經很神聖，一個非常好的⋯他當時已是chairman了，在基督徒團契。[郭：港大基督徒團契。]是的，Christian Association。總之（基督徒團契）有活動，我就會參加，即適合我那些，（包括）faculty的活動、整個院校、自己班的cell group，所以我決定牧職也肯定受這個影響，不用說了，我就想在信仰再追求多一點。另外，我也看見當時教會的年輕牧師較少，[郭：指聖公會？]聖公會。我就想，那看看上帝是否要用我吧，我就ready，一直都順利。[郭：你在港大也是讀理科？]馮：（我）讀理科的，所以轉做讀神學的第一年很辛苦的，那是文科的discipline，很辛苦。

郭教授

:

為甚麼你會從港大畢業以後，就到中大讀神學？我想80年代在港大畢業都是天之驕子，為甚麼會⋯

馮智活

:

是的，母親也反對我讀神學，不希望我做牧師，快點出去賺錢吧，都是那些⋯第一，遲了三年賺錢。第二，做牧師的人工少了一截。當然，（我）為理想、為抱負、為自己的興趣，有意義的事情。我second choice是社工，神學順利便去了first choice。這很感恩的，上帝一直都看顧我，一直引領著我，為我開路。

郭教授

:

選擇中大有甚麼特別考慮？

馮智活

:

沒有，教會派的，當時大部分吧，小部分就到外國留學，大部分都在崇基讀的，聖公會支持嘛，最近才退出來的，一直都支持。

郭教授

:

你在崇基的經驗如何？

馮智活

:

簡單地說，在香港大學那三年是我的熱誠和熱切，即信仰和上帝的關連性很強，經驗和經歷感性上較強。人際間，特別是弟兄姊妹之間的相處關心很強烈，以往沒那麼強的。來到中大，差不多就不同了，理性得多，which is這件事我很開心，因為自小讀理科，我的邏輯思維也很強。在中大，簡單來說，就是釋放了我理性的追求，給予我很大的滿足，即理性的真空都填滿。我自小也是的，老師分配給我的，我都會讀，但不會完全跟足。我在圖書館做論文，這裡找，那裡翻，翻到deadline才做回老師要求的東西，所以我在崇基圖書館就很大得著，基本上是（得到）很多知識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聖公會的神學，是我自己看書看回來的。沒有人，也沒有那一科的，我們的summer term只講一點而已，說得多少呢？即補一下課吧，自己聖公會的神學生，其他的學科也是，所以很感恩，很大滿足。這也造就了我一個基礎，我出來後或我讀完書以後，讓我再追求。對我而言，這只是讀完一個學位而已，其實追求學問和經驗，特別是靈性的追求，是一生人的（課業），就繼續吧。

另一樣的dimension是我接觸不同的宗教，或夠膽多走一步，自己走出來，做宗教對話，這是其中一樣。那裡（中大）有一些其他的書，有些較liberal的書很強調宗教對話，諸如此類，所以令我有這樣的向導吧，出到來自己摸索，我自己又有興趣，又到處去，接觸不同的事物（笑）。[郭：其實你很主動。]我是很主動的，我很喜歡，只要有一點小接觸我就有興趣去知道，去接觸一下吧。其實香港甚麼都有，有很多宗教，其他小宗教，拜火教又有，其實幾好的，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卻藏著很多事物。

郭教授

:

你在崇基裡⋯即本來你在港大是CA，CA當時應該是較保守的福音派、基要派的。[馮：未到基要，福音派吧。]福音派吧。但你去到崇基時，有參與學生組織嗎？

馮智活

:

有，我一樣這麼積極的。我當時在CA就沒有擔當任何職位，只是參與多，來到中大崇基，人數少，做過神學生的學生會， 幫忙搞團契和聚會，沒甚麼其他的，都是少一點，因為新以及我想有多一點時間去讀書。[郭：但中大團契就⋯]沒有，我去到的時候，中大團契都較福音派，我在港大時就已經夠經驗了，當時就（專注）讀書吧。其實我在港大有變化的，簡單地說，第一年就很熱切，但某些經歷之後呢，不方便公開談論，我很快就不那麼福音派了，感覺上原來我與它是有些不一樣的。

郭教授

:

那麼在你不那麼福音派以後，你的追尋又是怎樣？

馮智活

:

就走社會派，或者關心社會，福音派也主要是吧，但每個人都只是得把口而已（笑），說要social concern但只得把口。我就覺得，這樣沒有用的，怕甚麼呢？下來吧，玩一下先體驗一下先嘛，覺得不對便離開吧，但每個人都很害怕，不知為何，或者不是害怕，總之不參與吧，是不喜歡。

郭教授

:

剛才你說不方便說，但我很有興趣（笑）。

馮智活

:

有興趣的話，就錄完音再說吧。

郭教授

:

好的錄完音後再說（笑）。那麼你開始覺得有社會關懷後，你又做過些甚麼呢？不論在港大也好，中大也好。你自己開始嘗試做甚麼？

馮智活

:

我在港大就接觸了當時很親中的同學，叫左派、左記，或者國粹派，我又不害怕，大家同學而已。（我）有體驗，做關社，又落區，參與非基督教的活動，這也造就我以後參與社會的。在港大的時候，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港大，我試過參與SoCo。[郭：社區組織協會。]沒錯了，當時他們很前衛，搞社會運動，（我）又偷偷的去觀摩一下。[郭：為甚麼要偷偷的？]對啊，當時我很害怕的。七十年代末，只要一拍到你，政府官就不用當了。我們的同學電視一拍到自己的樣子，就馬上遮著電視機，不讓父母知道，我的年代是這樣（笑）。

中大相對地機會多點，人也少一點，自己的經歷也傾向自由一些。我覺得福音派的範圍太窄，總是覺得不夠空間轉彎，對我而言，總是有窒礙，我就喜歡到處去，特別是社會參與。對了，我在中大的第三年，即81年，我就有變化，有參與了。當時我成立SCM，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因緣際會，SCM在81年成立，在那裡就變了很清楚積極地用基督徒身份去參與社會，那一年很開心，因為能實踐或者是可以做，能夠參與，非常具體。

郭教授

:

所以你是當時重新發起的人裡的其中一員？

馮智活

:

對，我是founding member，創會人來的。

郭教授

:

可否多談一點，為甚麼當時一群同學會⋯

馮智活

:

其實是先有一個搞手，叫廖寶泉，很不幸他在很年輕時就返到天家。他是主力，當時他正在讀碩士，還是剛剛畢業，比我們高幾屆。他很厲害，又招募成員，他又是聖公會，剛好又是中大。其實開始時，很多（成員）都是聖公會是或中大的，又或者同一間教會，甚至是聖公會某間堂。[郭：都是三一堂？]當然不是。因緣際會吧，招募起來就有一群人，一點即著。

郭教授

:

你們組在一起時，有甚麼想法嗎？

馮智活

:

我們當時不流行甚麼理論的。坐在一起討論，做什麼就在當時討論。[郭：一起討論的？]對的，關心社會也好、如回歸也好、核電廠也好、新約禮儀也好、中秋節（與）信仰的關連等等，我們沒有整套（理論）的。反正是零，在當時幾乎找不到另一群人，是基督徒關心社會，像我們這般清晰地，那個年代，我們81年開始。

郭教授

:

在開始的期間，有甚麼事件到現在還是讓你很深刻的嗎？

馮智活

:

你講我自己還SCM？[郭：兩者都可以。]說不上轟動，始終我們只是一個團體，我們有少量的出版，少少聚會，沒甚麼publicity的，又不是出名，也沒有特別顯注的社會行動，間中有聲明。我還記得一件事就是支持政府修改關於同性戀的法例，當時應該是1983年，若我沒有記錯。以我所知，（我們）是第一個基督徒團體夠膽出來支持政府改例。[郭：即非刑事化，當時應該是。]對，或者叫社會刑事化，當時福音派很強烈反對。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搞得比較明顯，就是反對核電廠。當時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還未發生，我們是以環保的角度（去反對），主要是這樣。但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以後，我自己帶起一個運動，與SCM不直接（關係），以我個人或環保團體長春社等，參與反核運動，我當時講安全較多。

郭教授

:

所以你從神學院三年級開始，一直都有社會參與的經歷，我可以這樣說嗎？

馮智活

:

大致可以這樣說。但其實我在神學三年級的時候還是斯斯文文，都是室內多過室外。[郭：你現在都很斯文（笑）。]86年就室外了，（在）街頭，要搞些事情了，那是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的聯席會議，就逼了我上街，即社會行動。

郭教授

:

可否多講一下整個大亞灣爭取的前因後果和發展？

馮智活

:

1986年4月蘇聯發生大的核電意外，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幅射就吹到歐洲，很遠的地方，甚至一、二千公里，整個世界都很害怕，幾個月來都很多新聞，特別是開頭的一兩個月。我們有一群人反對開核電廠，我們馬上提出不要建了，因為當時的提出還處於初階而已，在香港北面五十公里的大亞灣裡，有個地盤也差不多完成，剛把地基打好，那麼初階，不建可以嗎？諸而此類吧。我們一早就勸不要建的了，基於環保和後世的幅射污染。怎知道一點（火頭）就著了，意想不到的，整個香港很快就支持（運動），最後一路有團體加入，一路成立了聯席會議，幾十個（團體），最後有一百零七個團體加入，以及區議員的議員辦事處。全港搞簽名，在一個月之間已經收集了一百零四萬，不用說就是一面倒支持。那個運動是開創了全港的運動，其實是民生運動來，但沒有辦法，一定牽涉政治，但政治的成份其實很低，當然中國也有政治考慮。那時我們也知道機會不大，就盡力吧，當時《明報》的查良鏞也支持，希望不要建的，所以我們都以為有機會，是真的不建了。

（簽名）很成功，很順利，不過也很快低沉了，起得快，也低得快。[郭：原因是甚麼呢？大家都知道改變不了就不做了？]對啊，就不再堅持，沒有再繼續下去。當時與中國的交手和交往是很初步的，即大家都很客氣，不知道該怎樣做。當它說要建了，大家覺得無望了，之後都淡了。那麼我就將爭取停建轉為監察，這很自然的，有些人就笑我，你做甚麼都有人非議的，但沒有辦法的，難道我不管嗎？我不管不是更舒服嗎？唯有以我對核電的認識和一路以來的資料一直去監察。所以我一直監察到我做完立法局議員為止，即95年，95年我不做立法局議員後，那麼資料和聯繫就很難有了，所以就沒有再監察，沒有民間的監察在了。

郭教授

:

由爭取停建變成監察，其實你在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都很務實，都不是一種對抗性的⋯

馮智活

:

對我而言，這不是對抗，但對方感受又不一樣，也輪不到我們不對抗，那麼你要不要與我開會？就算真的開會，（雖然）也沒有試過，即沒有試過真的坦誠地開會，開完會我們要公開（內容），我們的立場不會變的，當然是說負面的東西。很有趣，我們當時將這一百零四萬個簽名交上北京，它又願意安排，[郭：即願意接收。]當時中旅社都有安排。[郭：這麼好？]專人安排，買機票，又招待你，像禮賓般前往，又安排酒店。[郭：都是86年？]沒錯，86年的暑假，8月時去。唯一的（問題）是接收簽名的人不夠高級，（我們覺得）這麼低職位的人，找個更高級的來吧。只有在這裡有點波折而已，我們說你不收我們就到中南海算了，其實說一下而已，當時大家都很客氣。當時你記得是中英談判以後不久，少少蜜月期，李後死死地氣上來收，跟現在不同了，[郭：副主任出來。]他找些專家與我們對話，也稍為開過會，他有他講，我有我講，他說official的話（笑）。

郭教授

:

大亞灣的爭取有影響你之後⋯

馮智活

:

絕對是很大的影響。第一，由不走到前線，就突然間走到最前的一個。[郭：怎麼被別人逼了出來？]這真的是上帝旨意。當時是86年，我剛剛三十歲，完全沒有社會經驗，不是沒有人認識，有人認識的，但不是社會那方面，譬如阿石，劉千石認識我。有幾個原因，第一，我認識核電，其他人不懂。最初講反對核電廠的不是他們，是我，這個黃毛丫頭，不怕死的（笑），有少少技術的。我們又真心不希望它建，沒有政治考慮的，初初只是環保考慮。他們找我出來做領頭的就最穩妥，大家不用那麼多顧忌，大家就舒服一點。你若隨便找一人，旁邊的人就不舒服，會說為何不是我呢⋯[郭：因為你是傳道人和牧師？所以⋯]我又沒有利益衝突，又不屬於那一派甚麼的。[郭：即當時其實除了長春社之外，還有很多所謂不同的派別在參與？]有幾個的，譬如當時教協很威風的，黃偉雄等公務員又很厲害，劉千石那些又很厲害，主要是這三個，很得意的。[郭：所以因緣際合就⋯]是的因緣際會，我又膽粗粗，不怕死（笑）。

郭教授

:

那麼之後，你怎樣走下去嗎？

馮智活

:

就這樣吧，走得那麼前了，沒道理縮回去的。其實我的心就是關心社會，88年就沙田區議會，不，全港區議會選舉，當時我在沙田服務、牧會，有地區人士叫我選區議員，其實我完全沒想過。（他們說）沒有人啊，諸如此類吧。我就說好吧，當服務吧。的確是服務的，當時八十年代的區議員，對吧？一起開會就說兩句。當時聖公會的神學思想就是你是牧區嘛，那麼就參與多一點，了解多一點吧。那也對的，多接觸這個社區，又多接觸政府部門。88年（我）就贏了區議會，如果不是86年的大亞灣，我的知名度不高，未必贏的，或未必想參與。88年贏了以後，我就有搞一些全港較特別的issues，有記者報導一下吧，你有少少知名度。[郭：是甚麼issue？]我記得當時有船民的issue，或者是反加風，即反加價。到91年就第一次立法會直選，我又是沒有想過出來選，我想的只是社會服務而已，立法會這麼厲害。但當時又是沒有人，當時是港同盟，不是民主黨，談著談著發現還差一區沒有人選，沒道理這樣的，我便嘗試下。我又想既然沒有人去，那麼就去填上這個洞吧，沒打算贏的，但誰不知又贏了。[郭：那一年好像是大勝。]那麼就洗濕了頭，愈踩愈深，這些事也沒甚麼準備，就變成這樣了。

郭教授

:

91年的時候，你已經加入了港同盟？

馮智活

:

有，所有這類團體，一成立，我就撲過去加入，支聯會也好，港同盟也是，民促會也是。

郭教授

:

如果調過來說，民促會就爭取八八直選，你當時為甚麼會考慮參與？

馮智活

:

參加推動而已，當然要推動民主。我一直參政或參與，特別91年參與立法會選舉，都是為了推動民主。[郭：民促會當時搞高山大會和簽名，你⋯]我都有參與。不過我當時選擇不上那三十人的主席台，我不希望爬太高快過頭，讓這位置給別人，其實我可以上台的。

郭教授

:

到支聯會呢？你當時因緣是怎樣的？

馮智活

:

支聯會也有，第一屆我就報了名去選。有些人說某些黨派太多人，我就無所謂，有人做我便不用做吧，意思即要我讓給其他人做。如果沒有記錯，我們要選二十個人，那麼就讓不同類型的人上位吧。

郭教授

:

你有否覺得六四前和六四後，那個社會參與氣氛有不同嗎？

馮智活

:

你說的是整個社會？[郭：整個社會，即你所感覺到的。]這裡停一下好嗎，我想先去洗手間。[郭：好。]

郭教授

:

馮牧師，剛才我們講到關於你在支聯會的參與。問到你八九六四，你有甚麼深的印象？在其之前的氣氛和參與，與之後的氣氛和參與有很不一樣嗎？對於在香港裡關心政治和關心社會，你的經歷如何？

馮智活

:

當然八九六四時很震撼，當年很多香港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和經歷，這是一個很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很震撼性的。我想很多人都以為有機會有新的中國、新的秩序出現，誰不知是不行的，還是那麼血腥。整個香港社會都震動了，不只一百萬人遊行。我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站在馬會入口的附近，站得較高，當時不知為何，我與幾個朋友在那裡一邊叫口號，一邊唱歌，一邊見人們一直進場，在那裡不是說笑都站了半天，可能四、五個小時，可能更長到晚上，都一直不斷進場，整條街都是人，所以這段經歷很深很震撼，整個城市同一心。如果有一百萬人上街，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出來。這種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的心，那種熱切和真誠真的很特別，是很珍惜的。我相信經歷過六四這類事件，對民族和國家的情懷一定很深。

郭教授

:

但也你說過在大學的時候，有去過一些國粹派的活動，你會否覺得六四這件事使你對中國的感情有一點微妙的改變？

馮智活

:

我不是國粹派的，我是dialectical的，我只是為人民的，我從頭到尾對這個政權都沒有好感，可能這受母親影響。我記得我小時候，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即我56年出生，香港的中資機構沒甚麼好買的，只有一樣東西可以買，就是毛澤東的襟章，整個公司的商場都是紅色的。我說有沒有搞錯，這可能嗎？個人崇拜強得嚇壞人，電影等等，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權是很有問題，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這慘案吧。所以八九六四，大家都有希望，特別是新的民主中國誕生。沒有了，唯有再等吧，就看看歷史怎樣演變。

郭教授

:

六四會否與你加入港同盟有關？

馮智活

:

這一定是。六四事件點燃了很多人的心，點燃了很多愛國的情懷和投入社會的熱切，所以港同盟是很順利，而且絕大部分的人都很真誠，但之後整個就慢慢變質了，在有選舉之後，有利益之後，容易變質一點。所以過程我很高興的，大家很真誠地參與，在成立不論是支聯會和港同盟時大家都很真心，很有理想，所以很多善良美好的事物都浮現，人的陰暗面都看不見的。[郭：可否舉些善良的例子。]每個人對社會和國家都懷著美好的憧景，港同盟成立時，有著所謂新的氣象，浮了很多有志之士出來，有些像雨傘。[郭：有甚麼是很深印象？]講人物？好像不太方便公開講，[郭：OK。]我很少公開講人，就是港同盟活躍那些人吧。

郭教授

:

到91（年）參選時，有沒有甚麼令你很深刻的事？

馮智活

:

如果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新的經驗，雖然我選過幾次，但這麼大面積和不同類型的地區和議題，這很新穎，也需要自己去摸索，不過我又OK，因為自小訓練都沒有人教導，自己摸索慣了，所以91年的選舉起初沒有人幫忙的，如何做完全由我自己找的，該做那裡先，如何做等等。[郭：以及沒有經驗。]也沒有先例，第一次直選，你的黨友連自己都顧不上，不能期望能顧到你，還要距離那麼遠，[郭：單議席單票制。]大埔、粉嶺、上水，幾乎是這樣。我也一直感受到上帝的照應和看顧的，又不那麼孤單的，我做的事也不太為自己，變相有力量在（支持我）。

郭教授

:

選到以後進立法局了，還在後過渡期，很緊張那幾年呢⋯

馮智活

:

我經常跟別人說，贏了那個位置還未完的，要做得好才叫贏，你要適合做那個位置。做議員那幾年做得好不好，你也要做得好才行的。議會真是一個考驗來的，也有點害怕的，第一，我沒有ready，第二，議會是那麼新，第三，那些事情很複雜。初初你反對這個，反對那個，說一句就可以了，建得好便多建些吧⋯但你到議會就不一樣了，要建在哪裡？建哪一類型？定價多少錢？建一年還是兩年？（過程）可以是非常技術性的，所以你做很多決定，不能隨口說的。責任又大，撥款都以億作單位，不是幾百元幾千元，還是公帑，你便要很勤奮。但這也是很難得的經驗，因為你走到社會當中，似乎很多事情都靠你決定，那四年的議會經驗對我而言很特殊的。

很特別的，那四年我就暫停了教會的工作，因為（用了）時間太多，而且當時已經興起全職議員。這也是選之前沒有想過的，吓，這是全職的？幸好教會也寬容，讓我可以先暫停四年，所以我很感恩的，每件事都是安排好的。這四年當然累積了接觸了不同的階層，包括很多政府人員，可以很了解到政府的運作，甚至可以影響到它的思考，很特殊的，就這樣吧。

郭教授

:

有沒有一兩件事，你覺得是很標誌性的事件？

馮智活

:

在立法會裡標誌性⋯即很成功的事情，坦白說，是沒有的，因為政府也不用你幫它多少忙的，你不要反對它就很好了。你要成功爭取，很偶然在剛剛好（的時刻）做到一點事情而已，因為港英年代的政府不算太差，重要的事情都看到做到，是回歸之後很差罷了。小的事情很有趣的，譬如我舉例，剛開始沒多久，審擬法例說甚麼呢？是禁煙，不是叫禁煙，是勸人們少吸煙。我們的草案就問，一個煙包有幾多成是廣告呢？我記得我和葉錫恩去開會，大家還是議員的時候，原來真的由我們決定煙包百分之幾是廣告，你能決定的，我就覺得幾好玩，做議員真的能決定得到，這對影響民生很大的，每個人都拿著一包煙，字體是甚麼等等。當時我初嘗權力，我很小心謹慎，也很仔細。審擬法例是這樣吧，有時候有些法例一決定了就影響整個社會。

另一件事就是遊戲機中心，打機（笑）。[郭：18歲？]對，很複雜的，有些是兒童不行。當時我不知道怎樣做，就去探遊戲機中心，以議員的身份去遊戲機中心視察，很好笑。那些記者又很有興趣，這群傻子又在（笑）。[郭：看別人打機（笑）。]很trivial的事情，但其實又很重要，如果決定得不當，（遊戲機中心）可能變成犯罪溫床也不定，你會令到小朋友⋯諸如此類吧（笑）。

第三件事最特別的就是我結婚，我93年結婚，當時是議員身份。那個婚禮很誇張，是上帝的恩典來的，如果我不是做議員的話，不會這麼誇張的。怎樣誇張法呢？人多不在話下，有些人因為你議員身份而來，記者又多到嚇壞我，未試過那麼多記者。因為你是議員嘛，政界又走來，娛樂界又走來，娛樂版生怕會錯過甚麼似的。因為很難得有一個議員，還是一個民主派，反對派的議員結婚，即又soft又硬混在一起，（覺得）這個人很好玩。然後報導呢，幾乎沒有一張報紙不報導，還要大大幅，怕會落後於其他人，娛樂版也一起登，真的很好笑。那個該死的Morning Pos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還一大張相，我們合巹交杯的時候，他們又有這個機會（笑）。這是上帝祝福和恩典，很特殊。其實還有些事情的。[郭：如果可以分享的都可以分享。]對嗎？個人的事情不必講那麼多。[郭：不是的，你想向大家分享的都可以講。]我自小有個缺點就是很少講個人的事情，還要公開講，都夠了。[郭：明白（笑）。]那個婚禮已經引起一些人妒忌了，真的，我從沒有看過報紙有婚禮那麼多報道的，有錢人很多都只是娛樂版。[郭：也不會上政治版。]單是Morning Post，當時Morning Post半版紙一張相，為甚麼呢？因為當時它喜歡用相片來吸引讀者，那個年代拍照的人都很專業的，喜歡這樣。[郭：很盛事的感覺。]對啊（笑）。沒想到的，還有訪問，不單是婚禮那一環節，又這樣又那樣，這件事也很特別的。

分工和投票的事，因為當時民主黨內是全男班。有一個範疇就是婦女權益，當時的term叫做婦女事務，由我去做，為甚麼呢？因為沒有人做，公開也這麼說，我是這樣的，經常做清道夫角色，我無所謂的，反正我又不是沒有信心，我有信心的。我處理過婦女事務，因為SCM等等。有件事只與這件事有關聯，但不好說，這事後才跟你說吧，不希望公開講。[郭：明白。]因為影響其他人，這件事又是很特殊的，不是太多人知道，黨內的人才知道，當時的議員才知道。

郭教授

:

不過都很有趣，很明顯九十年代女性參政尚未是潮流。

馮智活

:

即是有個事務關於女士的嘛，我們的黨沒有人做spokesperson，房屋有，交通有，諸如此類。當時我去北區選也是這樣的，沒有人去選我才去的，沒料到贏到而已。我想起了，在立法會我有機會和港督，當時是彭定康，同台一起吃飯。一來（他）是特殊人物，特殊身份。二來傳統英式禮儀是很有趣的（笑）⋯就與一些所謂上流人士的近距離接觸，如鄧蓮如這些，有一次吃飯是閒談式的，不是正式開會的一類。鄧蓮如很有趣的，她與民主派，有時候是特別去約的，因為沒有甚麼機會開會，就算兩局議員也是，我們不會開那些會議，即這些機會和接觸頗特殊。

郭教授

:

你對他們有甚麼評價？對彭定康和鄧蓮如。

馮智活

:

當時英國政府的一般官員是很高質素的，即忠誠又誠懇，個人的ability，即技術官僚是強的。最多都只是個別（官員）較懶，也不算很滑頭，他可能會為了少少（事）哄你一點吧，（但）你知道他本人是如此，算不上是奸猾，諸如此類。不喜歡談便不要談吧，喜歡談的便多談一點。有些甚至可以和你交心的，他信你，你也信他。當時做立法會議員，其實不同的黨派距離不是那麼差的，不像現在這般，絕對不是這樣。當時開會以後，爭辯過後，當時爭辯也很斯文，一吃飯大家就嘻嘻哈哈，官員當然是沒有架子。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政府）學習得很快，其實可能他們都尊重議員，所以我們這類新人入去⋯李永達這些，即在位也不像議員的⋯[郭：也是三十多歲而已。]即很不習慣的，但他們學得很快，也與我們一視同仁。這件事上的尊重，使我很欣賞他們，不是因為尊重我，而是因為議員特別你是民選的，所以尊重議員那種的態度，是應該如此的。現在就很不一樣了，大家像對手一般，要打倒你之類的。因為當時的政府相信議會很重要，雖然還叫consultative，但有直選之後就是民意代表了，他們是真的經常問你意見，看你怎麼樣，又會花時間說服你，又會訴說難處，是這樣的。所以整個經驗其實很開心，雖然經常開會是辛苦的。

郭教授

:

因為甚麼原因，你之後還是回去牧職，就較少在政治那一邊了。

馮智活

:

其實我沒打算不再繼續做的，主要是人手的問題而已，思前顧後都沒有人接班，我又不懂去作育人才。但有些事情發生了，我決定還是不再做下去了。上帝經常給我很多暗示和訊號（有）一些事會發生，甚至似乎都為我選好了，我就不用再選擇了。突然間叮一聲，對啊，原來我不是一定要做的。一直以來都是沒有人選（議員）就我去選，原來是不需要了，我就決定不選。整個人都輕鬆了，壓力全無，是上帝的恩典。其實做議員那幾年，特別是後來一兩年壓力極大，因為你要連任也好，每個人都注視你也好，諸如此類。做議員，坦白說，其中一個痛苦的地方是你不能完全做你喜歡或表達你自己的事，即是你要收斂一些，或是有些限制你不能做或不做那麼多，這是其中一件事吧，有些限制吧。

不選的原因，簡單地說就是黨內的支持不足，因為選舉是很費力的，如果黨內的支持不足，只靠自己的話，就死定了。你明知道死定，慘敗的，那不如不做了，既然都沒有信心，也沒有了應有氣魄和狀態，只是為了捱下去的話，捱過很多了。95年3月就區議會選舉，大埔一個區，我想去選，我的黨竟然叫我不要選，我就想不明白，有沒有搞錯，難得多點人去選吧，妨礙著我？這是第一個訊號了吧。當時我們去選很多三料的，一級一級上的，一級連接一級的，第一級就不給我上，我要跳一跳很辛苦的，而且也未必成功。簡單道理，大家都要靠選舉的，但不知為何，那麼當然有原因，不便公開講。那就卻一卻步了，5月就遇到競爭對手，很利害的，就密謀了我的位置幾年了，上次已經想贏即想出來的了。我的工程也好，想念我的工作也好，做了立法會議員根本沒甚麼時間，所以選舉工程的質素比較差，一不小心就讓他贏了，還有些（事）發生幫他的，不說太多了。咦，我的兩個位置，我當時不是區議員，又不是區域市政局議員，原來不用做了，突然間，對吧。即我不知道是責任感大，還是迷失了，因為你做了四年，其實很短而已，一瞬間就（四年了），尤其是這麼多工作要做，你沒有理由馬上停止吧，社會似乎仍需要你。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可以停了。那麼我就停下來吧，就這樣。

還有就是我的first choice，我最有興趣的當然是教會工作，我怎麼會有興趣去搞政治和社會呢？（若真的有興趣）搞就不是這樣搞法了吧，我整個training也不是，來到只是一邊做一邊學而已，我的training是神學，教會也好，這是最有興趣。到現在也很感恩，如果再多做四年就不知怎樣了，可能愈踩愈深。[郭：可能現在還在做議員。]或者慘敗，死了也不一定（笑）。

郭教授

:

不一定的。好了，你回到教會了。95年到現在，你用一個牧師的身份去關心社會，又有甚麼深刻的經驗與之前不一樣想特別分享的？

馮智活

:

牧師身份就是，我從頭到尾都不刻意的，但不刻意之中又不會隱藏，所以都是順應當時的情況。我回顧過去，原來我區議會選舉，講的是88年的時候，原來我刻意去用牧師身份（選的），因為初時沒有人認識我嘛，當時只有三十三歲。其實沒有人認識我的，即知道我的職業，但我不是因為要這樣，所以由頭至尾都是本著我自己。我的信仰，當然去愛人，去關心人，社會是一個dimension，特別是聖公會要服待整個社區，不過我們通常較沒有渠道入手。所以在立法會裡很有趣，中文就不會叫我牧師，即不會是馮智活牧師，不會的，我就刻意叫人稱呼我議員就算。但英文就無法避免，英國的傳統就一定要給你一個reverend，honorable reverend，特別長的，不記得是reverend honorable還是honorable reverend誰先了，就是連在一起的。主席叫你呢，尊重你嘛，所以經常會提醒你是牧師。在那四年，我沒有穿牧師的衣服，我是打領帶的，想融入當時的（習俗），但同事之間當然知道我是牧師，我由始至終都差不多。我覺得我的身份，我是很conscious我以基督徒的身份和原則去服待等等。95年的時候，我是斬件式地參與，參與一下電台，又參與一下和平⋯即搞和平，不要戰爭⋯推動民主。這些散件式的參與，如民促會，不，當時叫民陣。最近雨傘，特別是雨傘，我就更活躍一點。

郭教授

:

即雨傘反而是你重新出來的事件？

馮智活

:

可以這樣說吧，參與多了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認識了一群基督徒之後，（組織了）基督徒社關團契，以基督徒的身份去關心社會，這是較特別的。之前就SCM，現在就這個，一路以來都較少的（團體參與），都是個人較多（的參與），無論支聯會也好，大亞灣也好，我都是與非基督徒一同參加的，參政也是。

郭教授

:

你都會覺得基督徒社關團契是雨傘的期間嗎？[馮：是雨傘誕生的。]可否介紹一下？

馮智活

:

雨傘期間有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聚會之間慢慢認識了，以前不認識的，（大家來自）不同教會，認識以後，雨傘之後便繼續再聚。現在都是一個沒有選舉，也沒有章程，甚麼都沒有的，純粹是一個團契。[郭：但都很活躍，有很多聲明。]這樣有這樣好的，大家同聲同氣就去吧，用不著搞這麼多事情，又選舉甚麼的，這樣已經很好，很感恩。

郭教授

:

一直走這段的歷程，你覺得牧職的身份給你的是資源還是限制？

馮智活

:

（笑）又是資源又是限制吧。限制就是時間上的和身份上的吧，自己的教會也要考慮一下是否會被影響。沒有辦法的，give and take的吧，沒有辦法好處全要。到現時為止都還OK的，反而有些教牧未必這麼方便走得這麼前，所以又是上帝關顧我（笑）。我很明白的，有些人未必可以⋯特別是教牧身份⋯即未必可以走在那麼前，他想的但未必可以，無論時間和角色都是。

郭教授

:

可否給予事例，你覺得這身份給予你⋯即give了你甚麼？又有沒有另一些事例讓你明顯見到，都有困難的？

馮智活

:

年紀大了，年資大了一點吧，現在連非基督徒都叫我牧師，叫我馮牧，記者就一定這樣叫，記者通常都較年輕。以前就不是這樣，以前叫馮生也好，叫阿Wood也很多，即朋友們，現在反而在社會上多數叫（馮牧）。叫得你馮牧，當然知道你是牧師，暫時牧師的角色身份都是正面的，大致上（笑）。最近佔中九子在審訊，早幾天有一個非基督徒安排喇叭去支援，在審訊之前，九點鐘左右。他跟我說，我們要祈禱，這個時候我們要靠上帝，但他不是基督徒來的。我說，你不是基督徒嗎？他說不是。他還想邀請我每天早上9點15鐘就帶他們祈禱，很特別吧？就是這樣，就連非基督徒都覺得要祈禱（笑）。

我由參政開始或者做議員開始，我都相信這樣的。我的style是這樣，不會刻意借此傳福音，所謂傳福音，但其實我在傳福音的。人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師，即他（自己）可以這樣的，即除了個別的事還可以參與社會。我的見證就希望做得再好一些，不要失見證。另外也無形中鼓勵基督徒可以去參與，放膽點也好，鼓勵也好。我是行動型的，不是理論型，我很少寫文章，我用生命和行動見證為主，這是我強項。

郭教授

:

雖然你沒有理論，但你沒有特別的信念推動你⋯[馮：一定有。]是甚麼呢？

馮智活

:

上帝的愛、耶穌的愛是去到人的每一個環節和階層，沒有道理只在教會裡面的。不過我們有選擇，有先後次序。我自小為人不怕困難，難度高我就會去挑戰去做。社會其實是難一點而已，你不熟悉就會害怕，但其實很需要的。我們有時很功利去到一個環節，我有否機會傳福音呢？其實關心、參與同在，就已經是福音的一種了，對嗎？譬如有一個聚會，你死也不出席，人們又怎覺得你重視呢？但你去了，（人們）就會（覺得）嘩，你重視我們，與我們一起，對吧？這已經很好了。譬如雨傘時的天橋底，我們去那裡，睡在天橋那些（人就）覺得你重視，諸如此類，這就是同在。所以社會是一個一定不能被忽視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應該去涉足，將你的愛和關心帶到每一個角落。不是因為要計較有多少人去教會和傳福音，不應這樣先計較，將你的愛、關心帶去⋯還有，如果是政治黑暗，就更需要你去調和，你若不去做不就愈來愈黑，永遠就不會變白。所以我經常說，這個社會更加希望多點人從政也好，參與多一點，起碼有正面的事，起碼基督徒愛心多一點，真誠一點，所以基督徒參與社會肯定是好的。其實也是一個信仰的實踐和考驗，你說我為人如此，講就容易，一落實就有困難。接觸陌生人是困難的，不容易的，特別是對信仰沒甚麼興趣那些，你如何入手呢？這是其一。

其二，我剛才說過做議員有些限制，有時會考驗到你信仰的立場。隨便舉個例子，譬如會否支持死刑，我作為基督徒，我不支持死刑。但有些人經其他角度，（應該）亂世用重典，諸如此類，有時會有這些。幸好我很少（遇到這些情況），我當時的政黨遇上這些時，我們有彈性的投票。這個時候就可以多滲一點基督徒的觀念和價值觀（入去），在議會也好，在社會也好。

郭教授

:

談到限制，很多人都會覺得聖公會是相對地支持政府的一方，你覺得對你的參與而言，會否都是一個限制？

馮智活

:

會的，所以上帝就安排我，因為我做來做去都是同一個位置。公開都是這樣說，你搞這麼多事，當然很難升，哪裡找人來選你？你怎樣代表聖公會？就是這樣吧，所以上帝自有其安排的，我便要學習謙卑一點，對吧。你說你自己叻而已，所以我們學習任何的崗位，都要去盡心盡性去服待，就不要嫌棄這個位置。因為又困難的，你的位置要take care大的組織時，你就不能不管的嘛。舉例你做父親的，你有小孩，你沒有道理不理會他去冒險或做危險的工作，不會的嘛，可能要安全一些，不要拼了命。但如果我單身寡人，我可能做一些較冒險的工作，差不多道理。所以我跟人分享（都說），沒有辦法，又要看顧教會，體諒一下吧。所以很多人退休以後，說話都變得大膽，有些牧者都是如此，你沒有留意嗎（笑）？不是聖公會，是其他教會。[郭：聖公會是甚麼年紀退休？65歲嗎？]70歲退休。[郭：明白你的意思，香港是有些退休牧師大膽了很多。]是的。

郭教授

:

當你回顧，你年輕時就是熱心的福音派。[馮：一段時間而已。]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基督徒的心路歷程？在你回顧時，你會怎樣描述這段經歷？

馮智活

:

不能簡單地說的。入港大讀first degree之前，是一個不深吧，即很淺、簡單、循規蹈矩、被動、不主動追求、經歷不深的階段。到港大時就有經歷了，很近的，但未能整合在一起。去到中大讀神學的時候就能整合了。基本上，讀完神學後，靈性和理性可以整合在一起，給予自己信念和信心等等，也給予自己怎樣去進修和學習一些技能。然後出來工作之後就是磨練和考驗，我遇到困難的，不公開說吧，在教會和社會裡都有很多困難和挫折，每人都會有，我也有，這叫磨練期吧。到95年，即我82年事奉，82至86（年）可以說是準備期。86年大亞灣出現之後，86至95（年）就是衝刺期，社會又多事。95年就是休息期，放開以後就很舒服，大兒仔96年出生，親子關係較好，時間多了點。如果我衝刺，又少了時間（陪伴兒子）。到03、04 （年），因我比較上不那麼衝刺了，我就開始思考我的信仰和靈性好像停滯了。我怎樣可以再進步呢？這幾年上帝又開路，讓我尋找到些少（方向）。其實在04、05、06（年）左右是我信仰的跳躍期，很感恩，因為我較少參與了，時間多了一點，自己的靈性也多了一點，上帝又開路少少。當時我很幸福，做助理，不用做主任就少了很多雜務。雨傘出現，其實我一直都有關心，只是較散地去關心，雨傘出現後就參與多一點，沒有理由收起自己吧，所以到現在我都很掙扎，掙扎在於不想參與那麼多（笑），但心裡總是有些催促，（心裡就會說）死仔不要這麼懶，上帝放我一馬吧，讓我舒服一點可以嗎？但我也信服的，有需要時我就會多幫忙。

郭教授

:

剛才就形容信仰的經歷和身份，你在回顧的過程中，你覺得你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有沒有改變？即這幾十年裡。

馮智活

:

其實我很簡單的，我自己不喜歡有一套理論，覺得這會bound了自己，那麼你就給予所長吧。譬如民主，大家知道有很多個formats，民主而已吧，我不理會你怎樣個選法，我隨便投一個有甚麼所謂呢，單議席單票甚麼的，那些是細緻的事情而已。我明白每個選舉都有其特色，但我現在追求民主，我就拿著幾件重要的事情：真心的愛、真誠、為自己少一點的、犧牲些少吧、有點智慧用於形勢分析，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要把持住、不要過度。我身體健康OK的，你不要顧著外面不理自己，身體也好心理也好要健康，你要幫人，但沒有人提你的，若是牧師，靈性差不知怎麼辦了，誰會提你呢，對吧。所以要懂得照顧自己，量力而為吧，有能力有機會就去做，沒有機會就算，不必勉強。我真的不喜歡競爭，輕微地吧，沒有人做就當仁不讓，吃一點虧吧，說是吃虧但其實是得到東西的。

團體合作很重要，很多時失敗都是因為合作不了，一個人工作很強，但合作便不能⋯這不是藝術，而是要做到的。民主派甚麼都好，都需要學習怎樣與人合作團結，當然要篩選，或者篩去一些大家很尖銳的東西，大家要禮讓一點，這樣才可以嘛。明明是很簡單的事，但大家就不願意，不去做。[郭：這算是你的一種感慨嗎？]我不知道呢。對我而言，這是很容易做的事，但有些人就是很困難。譬如開完會，當然不可能一個意見大獲全勝，這裡有意見出了，那裡又有意見，可能就hybrid。hybrid中文是甚麼？[郭：是混合或混和。]對，混合了就混合了吧，又要說這樣不好，那決定了不好就照做吧，又不是死人冧樓，真的不好就再修正。通常人們就會覺得，就是不好嘛，為甚麼還要做呢？程度上不好而已，對吧？我覺得民主派在合作上要大家多點自動去做，所以雨傘等等到現在有很多失敗，便當作learning吧，learn from the lesson。如果你不懂得與人合作，成功的機會是低的，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吧？說起上來民主派或關心社會這方面是最弱的（笑）。

郭教授

:

可能剛剛是選舉過後訪問（笑），可能這就更有相關性。最後一條問題了，現在很多人會討論，到底我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定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基督徒就會加上基督徒身份。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身份？

馮智活

:

我覺得是每人各自衡量有多少percentage吧。因為我讀science，我最常用就是spectrum，即你有幾多的機會，有多重視自己的身份，你不會絕對化（自己的身份）嘛。第一，你不會完全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吧，只是有幾多成在裡面，你會先考慮甚麼。現在當然是說自己是香港人先，正常關心社會的人，因為大陸這麼腐敗，幾乎沒有一件好事，還走到外國，見證全失（笑）。我一定是基督徒身份先，但基督徒身份我就不會highlight自己是信基督教，應當highlight自己有愛心，會關心他人，即基督徒信耶穌的那一種情懷。但有些人不知為何，當然我是知道原因的，只是這樣說，即我信的是這個教（而已）。我覺得要打破這種（思維），不要經常強調自己是基督徒和中國人，這是你不能磨滅的身份，但你要突破這界限。很簡單，你只關心香港嗎？不會啊，你也會關心大陸。好了，你關心內地的人了，難道你不關心世界問題嗎？基督徒應該關心所有人，所以不應被這些身份限制自己。舉例雖然我不是美國人，但我依然關心美國的事務，我希望她好的。但不會因為我不是美國人，就不接觸美國人了，不吃美國的食物，這些是不需要的，有好的便學習吧，對吧。

香港很特別的，真的是一個東西交融的地方，所以我很感恩的。我經常向大家說，我去其他地方，說就說是又中又西，但其實沒有混和起來，但我們是真的融入了，在我們的血液和經驗裡是一部分，這很特殊的，我想全世界很難有一個都市是如此的，所以我們可以吸納到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當然我希望香港好，中國也好，特別是雨傘，是逼我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一點。

郭教授

:

最後你有沒有甚麼事，剛才是沒有談到的，但你很想和大家分享？

馮智活

:

（笑）基督徒有幾個質素很重要。第一是信心，信心當然是靠上帝，如果你與上帝的扎根是深的，你應該有信心，因為你信上帝嘛，不是信人，信人當然沒有信心，很多時候。但你對神，認為神是看顧的、神有力量、神愛我們，所以我自己也這樣，我對上帝很有信心，所以我可以大膽地說，幾乎是沒有失望和絕望過，懷有希望，但好的outcome還未出現而已，等一下吧，忍耐一下吧，這是我們體驗到的重要性。人們很快就失去信心，那麼沒有辦法了，以移民為例，大膽地說，他很沒有信心，他是適應不了或真的不行了，我就還沒那麼快。

第二是逆境應該要恭喜吧，逆境中應力求上進，多發揮潛能。做老師的給你更深的功課，恭喜你，你就能學更多了。經常疼愛著你，簡簡單單的，你不會進步，人生都是如此。所以你愈辛苦的時候，可能是祝福的時間，因為你還要再握緊上帝多一些，就這樣吧。但我覺得上帝一定保守香港的，我們要繼續有信心，去堅持，去守護香港，因為我們是大陸的門戶，當我們都沒有（信心）時，大陸就更加沒甚麼希望，所以應該藉著香港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身為香港人，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祝福。試想一下，你不在香港出生，在內地出生，你會怎樣呢？所以對這份恩典、懷感恩的心，再去發揮吧。我們受的苦，相比大陸而言，不是蚊和牛比較嗎？算得上甚麼呢，也有可能我們舒服過頭也說不定的。

郭教授

:

好吧，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吧。多謝你，馮牧師。

郭教授

:

馮牧師多謝你，這是我們第二次一起聊天。這一次就有些問題，這些問題基本上是所有訪問者都差不多，所以我們可以一起go through它們。第一條問題想問你小時候的狀況。你可否分享一下，你父母有沒有一些特別價值觀有對你造成影響嗎？如果父母沒有，你小時候有沒有甚麼人對你的某些價值觀有影響？父母又會否在你小時候，表達自己對香港和中國的看法？有這樣的經驗嗎？

馮智活

:

母親對我影響較深，父親在我兩歲的時候就離開我們了，沒有一起生活。母親在大陸出生，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中共政權沒甚麼好感，但又沒有非常強烈不滿的意見，但戰爭對影響她很深。[郭：如何呢？]特別是物質的欠缺，小時候也較窮困，譬如吃飯一定要吃光，幾乎是有汁也要吃完，不能浪費，真的要全部吃光。當時家裡沒有雪櫃，所以非常之節儉。[郭：母親其實母兼父職，要自己工作⋯]沒錯，她要打工。譬如開水喉，她有個方法，就是很慢地放水，水錶就會跳得慢一點（笑）。[郭：這樣就能節省用水。]還有其他方法如何用水的，詳細不說了，很好笑，回想起來，是很節儉很珍惜物件，所以我到現在都算是慳儉。

另外就是她對人喜惡的分別很大，但不知是我天生的性格，還是上帝的教導，我覺得她是不對的。（例如）這個人很差的，這個人又很好，這樣說人不好，我就覺得有差得這麼要緊嗎？有這麼誇張嗎？事非黑白分別對我頗有影響的，所以要判斷或要明辨黑白是非，即那些是好行為，那些是壞行動等等。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帶我去教會，她把一部分教導我的責任交給教會，這是很重要的。[郭：她來港之前有去教會嗎？]不太肯定，她好像是來到香港才洗禮。對，她是來港後洗禮的，未結婚前洗禮。

大家都明白小朋友很有趣，有時父母嘮叨是不聽的，但外人一句就很到肉。我記得教會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女士，即師奶，（年紀）比我母親大得多，很屬靈的，大家都公認的，也很慈祥，她就住在我家附近。有一次我很頑皮，不太記得詳情了，可能是懶惰，也不是一次了，是general吧。她就帶我見這位師奶，我戰戰兢兢的。這位師奶的家庭背景就較佳，有錢有沙發甚麼的，入到去就肅然起敬吧，（她）又招待我吃飯，中間就訓話，但訓話得來很有愛心的，不是責罵那一種，而是勸戒你，很舒服的，但就是很強烈的要求，頗深刻的。[郭：她勸你甚麼？乖一點？]不太記得啦，都是那一類吧，生性一點，其實我小時候不算頑皮，又不是發生一件事的，而是general這樣吧。

有一次升中一，（我）很害怕英文，突然由小學到中一，（因為）中一的所有書都是英文，中文和中史除外。有一段時間我就很氣餒和擔心，她又帶我去鼓勵，又有些作用，雖然不是馬上見效。我也不記得詳情了，我就咬緊牙關捱過去。

郭教授

:

你剛才說母親對中共政權不太有好感，你是從何得知？

馮智活

:

當然是她責罵它時知道的，不太記得了。其實母親的家庭，即她父親的家庭是有錢的，也沒有明顯、直接地被迫害，有一次我聽到，所以又沒有厭惡得很誇張，不過是知道它一些不好的事跡，看見其他人⋯[郭：母親家人都有走下來（香港）嗎？]沒有，只有一部分。母親的家庭很大，有四個老婆。[郭：嘩，這麼利害。]母親的母親是第四個太太，有十多個兄弟姊妹，所以有些還在大陸沒有下來，即我母親的兄弟姊有一部分沒有下來。[郭：那真的很大，而且應該很有錢，不然怎樣娶四個太太。]有些錢的，所以我就說，如果不是打仗，我就不會那麼貧窮了，那類吧。但家底清貧也有好處，不是一概而論的。很感恩的，上次也說過，在教會遇到的人都很正面，可能在我小時候，即小時候還未清楚人間險惡，也因為家庭的問題，只剩下母親照顧我和妹妹，所以人們特別關心我也說不定。

郭教授

:

所以你也說到你小時候也看到教會很影響你。你可否說一下年輕時，你對教會的印象？以及教會有沒有特別的氣氛讓你深刻？

馮智活

:

年輕的時候，我都是參與活動和團契。很高興的，我記得星期六就去團契為主，星期日就去崇拜和詩班等等。一至五就很平淡，星期六日才特別開心。一至五就學知識和技術，六日就學習做人的道理，例如要誠實和謙虛，即聖經教導那些，又講愛和關心，諸如此類。即說高層次一點的東西吧，一去教會就自然想到上帝想到神。

郭教授

:

通常我和與你差不多年紀的前輩聊天時，如果是福音派教會（長大的），他們就說當時教會有很多要求的，像穿衣和活動，聖公會⋯

馮智活

:

聖公會沒有的，沒有這麼貼身和仔細，所以我大膽點說，如果不是在聖公會，我分分鐘離開也說不定。因為我很喜歡自由，你可以想像的，母親上班哪有時間理我？我小學二年級就已經獨立，小學二年級除了晚上吃飯那一刻，都是沒有太多街去，所有時間都是自己控制的。我返下午校的，當時小學是半日制，所以通常放學就是傍晚，玩到第二天，差不多上學還有些時間就做功課，頂多一個多小時，好像沒有兩個小時功課那麼厲害，隨便做完就算，基本上小學都是玩的。直至到會考，即中學五六年級才真的認真讀書，知道害怕了。所以我成績最好那一科是不太需要溫習，就是數學。我靠數學那一科吃糊（笑），靠的是小聰明。

郭教授

:

當時教會⋯上一次你提到何世明法政。[郭：對，其中一個。]這是你提過一個很深印象的牧者。[郭：對，間中會來講道，聽過他講道幾次。]除了他以外和你剛提到的那位太太，還有什麼讓你很深刻？

馮智活

:

那是何世明牧師吧，幾個牧師都很好的。有一個我記得是彭恩昌牧師，當時我還小，大約幼稚園到小學低班，他是很fatherly的男牧師，差不多像是一百分的，即小朋友對著牧師⋯，剛剛（當時）父親又離開了我們。但是他不會很接近的，不會經常問你和叫你的名字，不會這樣的。之後有個女性牧師，就很利害，女性牧師嘛，當時我還是小學，說的是六十、七十年代。[郭：你讀書是甚麼時候？]我56年出生嘛，開始算下去⋯這是黃羨雲牧師，是小學到中學階段，她影響我頗深的。她較貼身、個人一點，但也不會經常問著你，不會的，但也算很留意我。

所以中四有一次就嚇倒我，我講一件趣事給你聽吧。中一、中二左右，我借同學的相機用，然後不見了。[郭：這很大件事，當時應該很貴。]當時是三、四百元左右。[郭：對啊，很貴。]沒有錢賠，母親就跟牧師說，牧師就自己拿錢出來讓我去買。[郭：黃牧師？]對，就是黃牧師。我買不到新的，就買二手當鋪裡的還給同學就算了（笑），他的相機不是新的嘛。這件事很深刻，她是這樣去幫你，所以很多人很喜歡她。

另一件事是中四時，我不覺意的，她走來跟我說，喂，你有想過做牧師嗎？不如你做牧師吧。大概是這個意思，exactly忘記了。我（當時）完全不在意，之後想了想，她只是隨口說說吧，牧師這麼神聖，我怎麼配得起？直到我大學三年級時，我才想起來，她還要提攜我。所以女性，特別是我母親自小養大我⋯以及女性做聖職對我而言是完全沒有問題，對我而言更是好的經驗。當然有人認為她有些缺點，但我不知道，那時還小。對了，她還做了小學校監。

還有一次，也順道說了。五、六年級左右，排隊聊天，當時我很talkative，很喜歡聊天。她帶我去到校監室，我不記得當時是校長還是校監（室）了。我就騰雞了，校長、校監找你，你猜她怎樣？她說，喂，馮智活，即她的語氣不是這樣⋯（她說）馮智活，你已經高年級大個仔了，要生性⋯是這樣的，所以這也是很深刻的印象。不會罵，不會揥，不會挖苦，是勸喻，提高你。你是高班來的，你要好榜樣，諸如此類，差不多意思吧。

郭教授

:

教會的氣氛又如何？你會如何形容教會氣氛？很活躍、很平淡⋯

馮智活

:

一般吧，人數又不是多得很緊要，特別是青少年人數不多。[郭：你當時的青少年團有多少人？]大致是⋯我們是一個部的，青少年部都是廿人左右。[郭：所以都是教友的子女為多？]未必是。我小學到初中有參與主日學的，主要是小學階段去主日學，中學就去團契。人數不多的，所以有些活躍的大人也留意到青少年。

郭教授

:

你說到大學時就接觸CS，你其實是怎樣與CS發生關聯？[馮：你說的是Christian Association？CA吧？]對，CA。

馮智活

:

沒有特別的，你去到大學的基督徒聚會一定是去CA。我預科時讀死書，即拼命的讀書，入了大學以後突然間就釋放，我信仰的真空就開始填滿。以前的教會沒有那麼熱切的，所謂熱切即很常看聖經和討論信仰問題，我們不是這樣，比較沒這麼religious。去到港大就變得很religious了，又講靈修、祈禱和聖經，很多聚會。祈禱又很長時間，大家都很熱切祈禱。

郭教授

:

有多長？有幾多聚會（笑）？

:

譬如說，現在都是這樣，那時大家圍圈祈禱，隨時半個小時，即每人一至兩分鐘，輪流講就半個小時了。我們以前沒有，不是這樣的，是牧師帶祈禱，幾分鐘就完的了，不會逐個人輪流祈禱的，所以開始時我都有點害怕，因為要在小組裡開聲祈禱，一班人，我們很少經驗。[郭：那麼一個星期有多少聚會？]起碼二、三次。[郭：這都頗多。]班就一次⋯我班裡的cell又是很好玩的，十個（人）左右吧，因為我們一年級，我讀science，所有課都一樣，於是經常見面。你想想大學經常見面多難得？我當時就有這個機會，又有一群基督徒，所以我們當時搞cell那班很好玩、很開心的，經常見面。那麼就cell一次，faculty一次，大又一次，就三次，最少。還有hall呢？即mini hall，還有ad hoc的小組。[郭：那真的很多。]是的，分分鐘還要約人聊天。我所有聚會都會去，所有camp也會去（笑）。所以個個都認識我，我幾乎是最活躍的一個，參與最多的一個，但我沒有擔任任何職務，因為當時很green。所以這令我大開眼界，也學了很多東西。蕭壽華是當時CA的團長，他好像高我一至兩班，當時他也很虔誠。

郭教授

:

接著你在大學裡⋯第一年你很green，以後的參與有沒有⋯

馮智活

:

我一直覺得自己在信仰路上都很green，大致是這樣，一年級就四處去摸索，不知死活。我記得一年班時有一群同學較左，即較親中的，搞了些關社的trip，我就不理那麼多又去參與，兩三日去大澳。一群人分明是左記，非常親中的，有些基督徒就覺得不應該有這種交集，但我就覺得沒有所謂的，只是交流一下，我又不害怕被他們影響，大家交流一下而已。其實我又很開心，大家很坦誠地聊天，我講我的信仰，他便說他的某某主義那些（笑）。但大部分基督徒，我認識的都不會這樣做，所以我很特別。有些覺得沒有所謂，但有些就對我有意見，（認為）為何會走了過去。[郭：那麼你怎樣應付？]沒有應不應付的，我只是做自己，我自己是開心的，把實際的情況說出來，並不如你所想那麼可怕的。所以在聖公會的傳統，我們覺得不會分這麼清楚，（認為）有的是要接觸的，有的是要隔開的，我們比較少有這種問題。（認為）有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做的，這些事很少。

另外就是關心社會。我經常覺得就算轉了衫入大學，那群基督徒都只是口講要關心，不肯真的走進去。我就調轉的，我說你講這麼多是無謂的，明明那麼近，你便先走進去嘗試一下，你可以走出來的嘛，要試過才能講，經常在外面用眼睛看，你看得多少？所以我就大膽一點去參與。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時候，高年級搞了一個基督徒甚麼社關小組，大致是這樣，不記得了。[郭：是CA下面的嗎？]不是，unofficial的，我們不是under CA，由我們自己搞的。[郭：有哪些志同道合的人與你一起？]應該不太認識的，有高年級的，有些是讀social work。較有名的就是曾家達。曾家達不是小組般活躍的，是小組顧問級別的。[郭：是顧問級？那麼利害。]一點吧，因為他當時已經在讀碩士，他是超一點，是超班的。他的花名是耶共。[郭：即是又是基督徒，又是共產主義。]對，其實他不是共產的，只是花名。如果我沒有記錯，第一次的請願，在SoCo，SoCo的中文是甚麼？[郭：社區組織協會。]沒有錯。如果我沒有記錯，是他帶我去示威，當時他好像在SoCo工作。其實那示威很簡單，就是一群老人家每人帶一把傘，在傘上寫了口號。我當時就站在對面馬路看而已，我不敢去那裡（笑），我說只是來看看而已。我記得我第一次（示威）是這樣。

原本是另一個高班同學做組長的，做了一年後便叫我做，我說我這麼green怎樣去做啊？於是勉為其難吧，大家都在學習當中，真正行動是沒甚麼的，小組裡人又少，大家又green。當時港大有兩個行動，第一個是露宿者，以我記得應該是關心艇戶事件先開始，甘仔即艇戶事件。[郭：是甚麼時候的事？]76、77年。大家知道油麻地的艇欄，有些住艇，有些住艇棚，環境很差，希望上岸，甘仔更加住在爛艇裡。於是就下去探望他們，諸如此類，爭取他們上岸。第二就是露宿者的事件。露宿者比較上有規模一點，若我沒記錯是由社會工作系的同學去initiate的，做了個調查，也去訪問和登記。[郭：那一年是？]77、78年左右，是這兩年之間的事，最多去到79（年）頭，78（年）應該就完了，若我沒有記錯。因為79是我final year，要讀書了。這件事我有一些經驗吧，以基督徒的身份去，雖然搞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我們一群基督徒較熟，所以那兩年是關心社會行動的開始吧，可以這樣說。

郭教授

:

記得有甚麼感受在裡面嗎？

馮智活

:

感受很深的。你去探艇戶⋯用不著說艇戶，就算你去探一個陌生人也很少。艇戶環境很差，那一晚是黑漆漆的，不記得是第一晚還是第二晚，我忘記了，（我們）順便也探望甘仔。有些人住這麼差的環境，很惡劣，他們不只是有衛生問題，而是他們因為住艇裡是很少上岸，所以是access不到社會的資源、政府的資源，他們不知原來有些社會服務是可以做的。小朋友更加如此，少上岸嘛，很多東西都沒有。露宿者就更加如此，住在街頭⋯你感覺到自己不是最窮最慘的一類（笑），原來你自己有能力，你已經是社會好的份子，（可以是）享受社會資源的人。

郭教授

:

當時你會覺得能影響政府去做些事情嗎？

馮智活

:

少少吧，有影響到的，實質如何我不清楚。（艇戶）快了上岸，或者是不能不理，正視了艇戶事件。第二是露宿者，也算是能正視問題的，但exactly我不是太清楚。露宿者事件還出了報告書，艇戶怎樣我不太記得了。[郭：你說你最初很害怕的，但最後為甚麼不害怕了？]不對，這些不是抗議行動來的，第一個是社會行動，即抗議。這是一個探訪和調查，舒服得多了。[郭：即用一個調查和倡議方式，而不是抗議的方式。]你抗議一個政府政策，請願示威，當然是害怕得多。

郭教授

:

你畢業後有更進一步的想法嗎？

馮智活

:

所以我便想，要不就在教會事奉，或將來做社會工作，所以first choice順利讀神學去做教會的事奉，所以這些社會參與都讓我想過做社工，一路都關心社會事。同一時間，我都關心國內的事情。76年下半年毛澤東過身，四人幫事件，所以當時還有一群國粹派的同學在，國粹派就非常親中的，所以我剛才說的是science faculty的同學有些也是這類立場，當時大學校園就出大字報，高年班有些人⋯我就住mini hall，有人找我聯署，我就說好啊，我也聯署。整張大字報只有一、兩個一年級（笑）。[郭：就是與國粹派一起聯署？]不，是一群基督徒罵國粹派，去開火，大字報之後貼在圖書館的牆外，想起也覺得幾好玩、幾有趣（笑）。[郭：罵甚麼？]不記得了，大家也是談一下政治立場也好，中國政府也好，有時會談社會問題，不一定是政治問題，所以當時我們關心社會，（除了）香港也會關心大陸，民主的演變、希望等等。[郭：所以你說毛主席過身那一件令你很深刻的事，就是大字報？還是另一件事？]其實那是一連串的事，即毛澤東未過身前（我們）都已經有大字報，是其中一件事。毛澤東過身後，四人幫事件，國粹派很快就消失了。

一直關心社會和中國問題，但在香港大學，那個年代就沒有很多參與，我剛才都說的都差不多是全部了。沒有像別人那麼威風，又有《學苑》其他的，我當時甚麼都沒有參與，其實很green的。入中文大學讀神學後，一開始時我很乖，一直讀書，怎料第三年出現了一個人物，就找我們組成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郭：就是廖寶泉？]對。組成了這個基督徒學生運動之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和心思放在社會事件上，就是這樣。[郭：廖寶泉用甚麼原因來找你？]不記得了，但是一點就著的。其實我在等待有更多參與，而且他叫的有一部分我都認識。這麼久了，公開吧，其實裡面很多是聖公會的，很多中大的，這兩個因素就較容易撮合，大家都不認識怎樣走在一起呢？他又是已經讀完一個degree，已經升了碩士，又是比較高班。當有個源頭一發起，我就很勤奮了，我還嫌自己太勤奮了。沒有他，應該成立不了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郭教授

:

初期成立時，有沒有很深刻的活動或事件？

馮智活

:

他很勤力，幾乎我們每個人做都做不了這麼多事。[郭：你可否多談一些廖寶泉？你對他有甚麼看法？]他相當有理想、有上進心學習、articulate、有哲學底，他還認識一部分佛教，他夠膽在他的教會裡搞初階佛學班，我就傻傻的去聽（笑），你說有沒有可能，他教會啊，[郭：他哪一間教會（笑）？我只知他很有名。]聖公會慈光堂。[郭：當時應該開了沒多久？]沒開多久？[郭：即慈光堂，還是慈光堂新的哪一座？]慈光堂當時在萬年大廈的一個單位，一層樓而已。當時我是在慈雲山，之前在慈雲山，後來不是，中二至中五就去慈光堂，當時是慈雲山一個單位，初初是個小堂，後來有個單位。如果是我中二的時候，它開始了大約五年，差不多吧。[郭：佛學班？]不，那家教會。我在讀⋯SCM成立之前一段時間，就是我講的這個佛學班，如果我沒有記錯，時序是這樣。

他（廖寶泉）通處去的，只要是基督教的地方他就去，即關心社會，譬如協進會、道風山這些吧，所以他找到WSCF，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找到這個WSCF，其office在香港，其實沒太多人認識，因為只有一個總幹事，一個職員，一個單位，就這麼多而已。（大家）聊著聊著，不如我們成立SCM吧，當時他在想叫甚麼名、如何做。原來SCM停了這麼多年，都停了十年八年了，不如我們就restart吧，就是這樣來的。你想知道甚麼？他是很gifted的人。[郭：無啊，我在港大看過你們SCM最初再成立一些的刊物，我看過，但好像只有一、兩期。]很多期的，不齊了。他（廖寶泉）很gifted、talented的。[郭：你有哪些期數在嗎？如果有，我就問你借（笑）。]有。但我們跟不上他，譬如寫禮文和禱文，又講中秋節的神學思想。這對當時的我們而言，我們當時只是大學生，是跟不上他的。其實有一本刊物，是他在患cancer之後，臨終前幾年寫的文，很特別，是關於死亡的。我替他輯了，他在《基督教週報》裡登出來，很簡單像小書刊般作紀念，我就叫《病室文集》。他的文章講生死，有基督教思想，加上一部分⋯我認為是吧，佛教思想在。[郭：所以你與他很熟絡？]算是吧，因為在初期時，大家幾乎每天都見，就算不是每天見也一個星期（見）三至四次，很誇張的。剛成立的時候，我們很多時間一起工作，出文也好、聊天也好、開會也好、搞活動也好。[郭：會否因為你讀神學，你畢業後就一定要回教會，沒辦法做SCM的幹事？]馮：沒那麼多而已，我也做了七年幹事，由81年開始，畢業後還可以做的，所以叫學生運動。學生的時間多一點，到工作時時間就少了。

郭教授

:

SCM這一段成立初期，你一直都有參與，回顧這段時間，你有甚麼看法？

馮智活

:

SCM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很大的突破。按我所接觸的，當時是第一個那麼活躍，以基督徒的身份團體去推動或參與社會事務。當時我們的推動有幾件事，其實也不止。第一是推動人們關心回歸。81年我們已經提及，但那時沒有甚麼氣氛，但廖寶泉就已經看見這問題，已經開始爭取，或者我們SCM爭取，要香港人有say，不只讓兩個政府自己討論。我們搞中學校際間的話劇比賽，就是以這個issue為題。[郭：很厲害，搞中學話劇比賽。]當然，很厲害的。另外就是核電的關心，91年關心核電的有多少人呢你說？三個團體。[郭：81年？]81年。SCM之外，還有兩個非基督徒的國際資源中心，因為國際化，他們那邊關心核電。我們有三個團體推動關心核電，我也是從這裡開始接觸到核電的問題。

還有些甚麼⋯其他是沒那麼明顯和突出，但都是早期的推動。譬如說禮儀的更新、神學思想的更新、與中國對話、女士身份的提高。83年，我們比較沒那麼活躍了，但當政府提出同性戀非刑事化或減刑的時候，我們SCM是出名支持政府修改法例。當時福音派，特別是蔡元雲，很大的反對。到下一次，反對的聲音沒那麼強了。到91年，小弟膽粗粗站出來，當時不是SCM，而是區議員身份，站出來支持政府，去立法局請願，以人權的角度，不是以信仰角度，呼籲其他團體聯署叫立法會改例。這三件是在社會上比較明顯和突出的事。

郭教授

:

你又會怎樣看SCM的走向？當你做不了幹事，要交班以後，你會怎樣描述？

馮智活

:

其實最主要也是因為我們人數少的問題，主要是在此handicap了，不能成為一個有一定人數的團體。即我們很fluctuated，活躍的人有時十個八個，有時兩個三個，更有時去到一兩個，有時只剩下全職幹事，因為大家都時間都難遷就，但一直都關心社會事件，而且我們這個組織與國際有聯繫的，很多地方都有SCM，有交流，特別是exposure trip。所以我自己是通過SCM去關心其他國家的人權，直接或間接吧。我的經驗是這樣，我是因為SCM而入了一個叫CCA的youth committee，CCA就是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即基督教議會。當時CCA的youth department很前衛，說的是militarization，即軍事化，很政治的，在那個年代，是因為那幹事的問題。剛剛好，我就在當時做了youth committee member，所以我們去開會就會討論很厲害的政治問題，（如）人權問題、種族衝突、那一個政府欺壓人民、極權等等，要有人民聲音⋯譬如韓國在八十年代時還是很極權的嘛，我們說的是民眾神學。台灣也是，台灣好像又不知是甚麼神學，忘記了⋯鄉土神學。八十年代對我的影響和培育也很強，那三年，我做了三年committee member，接觸到亞洲較嚴重的人權問題，當時亞洲很極權的嘛，菲律賓、南韓、台灣，就這樣吧。

郭教授

:

接下來，現在再回顧，後期你會怎樣描述SCM？除了人少之外，你剛才說人很fluctuated，即你對他們的工作和路線有甚麼感覺？

馮智活

:

怎樣描述⋯很重要、很特殊、很significant的。因為以基督徒身份，由一個信仰入去一些比較尖銳或前衛社會甚至政治事件，空間也很大，很自由，沒有籬笆使你不能做某事，從而去探索真理，當然有些冒險。所以我很珍惜我在SCM的時間和機會，人數是少了一點，但多少不是問題，而是是否真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所以到現在⋯81年我是founding member，到現在我還與SCM ExCo有聯繫，我們最近才有過聯繫，當然不是那麼多，但都會聊一下，支持下。

郭教授

:

整體來看，你會怎樣劃分自己的社會參與、社關工作或政治參與的時期？即你會有甚麼所謂的里程碑？有哪些是你的里程碑？在這麼久的參與生涯裡。

馮智活

:

未必這麼清楚，都只是大致。[郭：不要緊，有些人說沒有里程碑的，只是一個過程（笑）。]大致是大學時期那種信仰的熱切，港大的時候，人際間的親切關係⋯我開始踏入社會。到在中大讀神學那三年，是我信仰的重整，或者信仰方面的整頓。其實我之前的接觸都很簡單的，也偏向福音派一點，但去到中大，有部分重整，但solid得多，也令我接觸不同的宗派也好，社會問題也好，世界問題也好，就接觸多了，是一個準備期。到出來工作，86年是大亞灣事件，之前可以是一個準備，準備的意思是參與不算多，都是較斯文的一類，較幕後。但86年就不是了，（我）突然走到最前，成為社會的前鋒，由那裡開始就走到社會的前方。86大亞灣事件，我成為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運動的召集人，接下來是八八直選，我也有參與。之後就是八九六四，我當然也參與了。91年的選舉，我又贏了，做了議員。到95年，我開始休息了，停一停，慢了點，零星地參與一些社會事件。最近就是雨傘，就較多出現了，簡單而言是這樣。

郭教授

:

有沒有一些人，在整個過程裡，你很想提及，對你很深影響？

馮智活

:

有，先讓我想一下，有幾個是小時候的牧師。出來工作以後，印象深刻的是郭乃弘牧師，他當時是協進會的總幹事，我很受協進會和他影響。當時協進會的立場是很清楚要去關心社會，立場分明，與WCC結合。我記得很清楚，WCC在那個年代提出一個口號，很厲害，很prophetic，很先知性。要有三個向導，第一是participatory，即是參與。第二是sustainable，即可持續，關心環境和關心環保。第三是⋯一時不記得了，待會兒記得再說。有三個向導很重要，participatory其實就是民主，民主和環保，有一樣我不記得。這很前衛，當時的WCC也很活躍，（對自己）影響很大。

郭教授

:

你與郭牧師在甚麼工作可以互相⋯

馮智活

:

其實是遠距離的，非近距離。最近距離就是大亞灣，接著是八九六四，都不是合作來的，但我看他的publications，也沒有很多聚會活動，有參加的⋯最近距離就是當時一個不知甚麼關心社會的委員會，我做了委員，在大亞灣之後一兩年。[郭：是協進會的委員會？]對，是協進會裡的委員會，關心社會的，我也做了兩三年。他身邊的幹事，我認識兩個，一個是廖寶泉的太太，一個是黃碧雲，是中大神學的同學來的。[郭：她是你同學嗎？]同學來的。[郭：她不是比你低一級嗎？]我不記得了，她低我一、兩年，因為當時我是碩士，如果沒有記錯，她是學士。

郭乃弘牧師是其一。其二就是⋯譬如是李景雄牧師，當時在道風山。[郭：宗文社。]是的，他的神學思想很開放。另一個是李清詞，李清詞較後期。馮煒文就長時間不在香港，（他）關心工人，對我而言也很有impact，CIC⋯劉千石。

郭教授

:

反而⋯譬如你關心核電廠，一直以後環保的朋友，或你後來在政治的參與裡，他們那一方參與的朋友（指環保），有對你造成影響嗎？

馮智活

:

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話，就是周兆祥，到現在我們仍有緊密聯繫⋯剛才我一直想的是基督徒那一方。長春社也有些人⋯[郭：你應該很長時間都是長春社的會員？]長春社是八十年代吧，但大亞灣之後就少參與了，但我一直都有關心環保事，SCM都是關心環保的，不只是長春社⋯當然也有聯繫和合作。[郭：其實可能⋯因為你81年開始關心環保，後來大亞灣那事上了前線。]對。核電其實由環保開始，污染環境等等，及至大亞灣和切爾諾貝爾那件事，即86年，都是以安全為主。

郭教授

:

如果沒有大亞灣事件，你會否完全沒有想過會選議員？

馮智活

:

絕對會是，因為大亞灣事件就將我由較幕後走到幕前，我其實有一點不ready的，但我又很comfortable，我回看其實我已經準備⋯我意思是equip自己，無論是知識還是技能方面，所以雖然沒甚麼經驗，但出來的結果還OK，中規中矩，應對也好、帶運動也好、組織也好，又沒有大亂，在組織上大家又很和諧，諸如此類。簡單地說，洗濕了頭，又沒有理由走回去。上次我也提到，剛好88年又選區議會，有人就叫我出來選，不夠人選⋯我說好吧，參與一下，關心和服務社會嘛。當時區議員又全都是consultative，沒有甚麼權力，報紙都不會登你，當時很少登區議員的事。做區議員之後，就愈陷愈深了，91年沒打算贏的嘛，推動民主，在地區找多點人吧，推動一下港同盟⋯沒想到就贏了，是沒有計劃，甚麼都沒有（笑）。[郭：因緣際會。]是的。

郭教授

: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自大亞灣後參政，其實當時教會對回歸也很多商討，出現了幾件大事，如《信念書》和推動八八直選，還有基督徒的論政團體，先是守望社，稍後有基關，雖然它較小型但也有出來，接著郭牧師在協進會出來後又有基督徒學會。你對他們的工作，或對這些事情有特別深刻的印象嗎？

馮智活

:

《信念書》那一群教牧，我就較少接觸，那一群以福音派為主。[郭：但《信念書》剛出來的時候，你有什麼看法？]坦白說，對我而言，這很簡單，SCM比他們厲害得多。《信念書》對我而言是不夠投入，不是用身去走出來，講多過行動，我為人覺得行動比講更重要，講當然重要，討論當然重要，但要prepare自己參與，我不想批評太多。守望社現在有兩個人，大家都認識，就是李慧玲和涂謹申，另外還有一兩個。當時有些接觸，但我不太active，有參與一下吧，參與一些聚會。我覺得這一群是好的行動型，有發言、有文章之餘，起碼還有些聚會，在我印象當中，也有些聲明，如果沒有記錯。[郭：對，他們做很多事情，也全分了小組。]這很符合我的，但我沒有直接加入，只是參與活動。

基關會又很有趣，其成立的大部分人都是中文大學的基督徒，比我低一兩年左右。我當時讀碩士，又認識他們，那時雖然我已畢業了，但SCM有問題時，我有時間都會回校園，聚會也好等等，認識了他們。我當然很欣賞他們，又是行動型的。我結婚時，他們還來幫忙。[郭：那麼利害？太太與他們有關係嗎？]他們來做雜務（笑），在我婚禮很落力去幫忙，我也很感恩，很多事他們也幫忙。

郭教授

:

怎樣看學會和八八直選？

馮智活

:

我看著學會成立，看著郭牧師被DQ（笑），被趕出協進會。當然我有參與，但當時只是其中一份子，還有很多更主力的去推動。協進會主要是他的東西，然後他建立學會。學會出的文章、書和期刊都很好，但行動不算多，我希望行動多一點，但寫明是學會（笑）。這也很好，絕對是好的，影響基督徒和教會。[郭：八八直選呢，即那個很大型的行動。]八八直選基本上我是全情投入，不過沒有出名，原本我主席台的三十分之一，但我讓了給其他人，或者我不想high profile。我有很多時間用來推動民主，其中一樣是民促會，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我與老虎仔和楊森三個人，也有其他人，但我們三個比較多一點長時間，搞一些雜務。[郭：即推動民促會。]每逢搞行動，老虎仔和我主力搞很多雜務，我指的是廖成利。[郭：我知道。]我怕有些人不知道，廖成利律師。[郭：其實他在中大應該與你差不多時期的。]是的差不多，我也不是太有印象，我與他是在中大還是民促會認識的，但印象是在出來搞事的接觸較多，校園就較少，我不記得了。

郭教授

:

你參與民促會與你後來加入港同盟又有沒有關係呢？

馮智活

:

有，其實民促會有很多成員都到港同盟裡了，有⋯[郭：黃碧雲（笑）。]黃碧雲少少吧⋯張文光那一類吧⋯[郭：教協。]司徒華。其實很多都是日後港同盟的骨幹，也是八九六四民促會的骨幹。

郭教授

:

既然這樣，不如我們直接談到第六題。你覺得六四這件事最令你深刻的印象是甚麼？它對你的信仰的信念或日後參與有甚麼影響？

馮智活

:

八十年代，如剛才我所說的，接觸不同當時較極權的國家，就已經建立了我對民主的信念，我覺得（民主）極為重要，所以八九六四就更不用說了，拯救整個中國重要的一步，有民主的政制。當時自己和很多人也一樣，直接關心中國的民主。你說不政治化也不行了，之前有關心一下個別的人權人士，但一到八九六四就入獄。那件事當然對我影響很大，看到民主推進的困難，看到中國政權的無理等等，也建立自己關心中國的熱切，之前沒那麼熱切，我想很多人都一樣。[郭：但你當時是區議員。]對，我88至91年是區議員，雖然89年我在沙田做區議員，我自己搞了一個民運的集會。當時我們在沙田很強，有一群民主派的區議員，幾好的，大家在沙田搞一些聚會，還有民主女神在沙田。[郭：這麼厲害（笑）？]對的，好像是自己造還是拿入去，好像是自己造一個，也擺放了一段時間，有很火熱的心，即火紅的心。[郭：所以你最初做區議員基本上都是服務社區。]我打算是這樣。[郭：但到六四就有中國因素存在。]簡單是這樣說，因為我86年出名了，所以做區議員就較容易draw到傳媒的報導，如果我做一些全港性的事情。可以這樣說吧，八九六四就有直接參與，關心中國問題，之前當然沒這樣，是疏離一點，（後來）對祖國有較熱切的關心。

郭教授

:

回頭問一下，你在大學接觸過國粹派的同學。你畢業時直到這段時間，會否還有一些你認為較親中的朋友與你聊天或找你？因為你愈來愈出名了。

馮智活

:

很少，很少（和）不同立場的人聊天，可能都覺得只是浪費時間。[郭：即是大家都很清楚對方了。]他不找我，我更加不會找他，自己已經很忙，自己人都不夠時間了，（所以）很少接觸不同政見的人。

郭教授

:

題外一問，你說過雨傘是另外一件對你影響很深的事，雨傘與六四作對比之下有甚麼異同？這只是題外，不是我們列下（的問題）。

馮智活

:

不要緊。異同⋯六四對我而言，基本上是較少數基督徒去關心一個政治議題，我身邊的人都是⋯雖然有，譬如廖成利是基督徒，但我們不會用基督徒身份去關心。但雨傘就不是，雨傘我有機會與基督徒，並以這身份去關心。另外當然是一個是中國問題，一個是香港問題。六四你說有很多人（關心）嗎？是的，但是香港以外的問題，基本上付出的不是我們，我們只是走了出來。但雨傘是由我們付出的，現在還在審訊。六四是一個較他人的問題，對我們不太貼身，有就最好，但沒有也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影響不夠大，但雨傘就很入肉了，immediate。兩個都是一個全港性、大規模的（事件）。

有人用洗禮這個字，其實都是可以用的。六四是香港人和中國第一次的交鋒或接觸，六四對我們洗禮就是說，我們有中國人的身份也好，與中國的未來的相認也好，諸如此類。大家記得八九六四對回歸之後有影響，無論《基本法》的撰寫甚麼的，之前寫得很差的嘛，因為六四事件，我們《基本法》才較好一點，即給予我們多一點民主，保守派也爭取多一點，上面（中國政府）就退讓一點。雨傘不用說吧，大家都明白，是一個很大的洗禮。雨傘令到我們⋯到現時為止，雨傘對我們的壓力也很大，很陰沉，死氣沉沉。這也是好的，好的意思是有個歷程令自己有更深的磨練，準備另一波的開始，簡單是這樣吧。

郭教授

:

當你回顧自己在香港社運和社關的歷程，你會否總結到甚麼智慧，覺得一定要注意的事？[馮：其實我有很多的。]是嗎？那麼分享一下，講幾件事吧。[馮：但通常我就少講，覺得是很個人的看法。]不要緊的，很重要。[馮：我明白，我會分享一些，有人問我就會講，沒有人問就很少講。]

馮智活

:

第一，這個世界其實沒有失敗，只有未成功。真正的失敗，有些人說，就是你放棄的時候。對我而言，你肯再努力，肯向這個目標進發，還沒有失敗的，假以時日，愚公移山，未達成而已。你說到死的時候還未成功，有時候是天意，在上帝的手裡。今天我種一棵菜，它是否能長大你不清楚的，又要施肥又付很多心機，但不知道它能否長大。特別是雨傘，其實是一個磨練，你把它當成遊戲就可以了，當然不是這麼兒嬉，但遊戲當中的意思是，這是一個磨練，輸贏不要看得太重，太重的話一失敗就頹廢，一成功就開心過度。其實是一個磨練，意思是對每一個人的靈性、性格、道德、或技能的提升。社會很像一個波浪，有高有低，一定是的，不可能永遠高，也不可能永遠低，厲害的就順著勢而去。高潮的時候大家開心，但你不要得意忘形，還要防備，到低谷或下坡了，其實你已經順勢當回氣也好等等。現在香港節節敗退，我們就守著吧，我們是處於劣勢一點，是真的，但劣勢不等於輸，很多球賽都是，對吧？反敗為勝又可以，在劣勢贏回來也行，很多這樣的事情，體育界更多。而且我們打的是真理之戰，我們必得勝利，只是看看在甚麼時候勝利。對我而言，真理為什麼會輸？不會輸，真理不會輸，上帝怎可能會輸？不可能。黑暗勝過光明？不可能的嘛，只是得戚一陣子而已，對我來說是這樣。

另外學甚麼呢？現在我們分裂、撕裂嘛，那就對了，我們就學習怎樣與他人一起合作吧。所以自己反省也好，甚麼也好，合作永遠都是一個很深的功課。你是要放下自己一點，不只是放下自己的意見，還要放下自己的私利和私心，才是最難的對吧。所以一出來，大家開會甚麼的，不用講得這麼明白，有私心的人怎樣與他人合作？自己有另外一個agenda，我在此與你開會，想著這件事，會後就想其他事情，這就糟了，你不是交心的。

另外就時剛才說的，一個政權的腐爛一定會衰亡，對吧？看看是衰亡到甚麼程度，甚麼時候崩潰也好，甚麼時候壞得無法改變和sustain。另外香港人受的苦其實不夠，但雨傘後我們受的苦真的很輕微，與國內同胞一比就知道。我不是說一定要受苦，而是能受苦，我們就能更有力量，所以我希望我們更多人願意受苦，願意渡過這個難關，這也是心理的考驗。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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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看你這段過程，你覺得教會與你的關係如何？它支持你？還是限制你？還是大家各做各的？

馮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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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問這問題的人，教會就會是話事的一群人，話事那一群當然與自己合不來，怎麼合得來呢，大家做的事都不一樣。它影響你，你又會影響它，大家的政治立場和重點又不一樣，這是不用說的。但我的教會，大家都有空間，坦白說，到現在為止，仍未有人真的狠狠和清楚地向我說我的參與，沒有的。人們總以為你會被照肺，起碼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笑）。[郭：沒有被召見過（笑）。]所以我覺得我做事是教會所容許的，當然我識做的，不要太過分（笑），所以我很感恩，仍然有某程度上的空間，which is 我已經很開心和感恩，我知道很多牧師的傳道人沒有太多空間。

我與教會的話事人算是互相尊重和諒解，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它當然希望我不要做這麼多事吧，但（我說）不好意思，我不能這樣。[郭：明白。]如果你是教會是教友的，教友就⋯某種原因，不公開說了，我在教會很刻意不講政治和社會事務，我很刻意去做這件事。[郭：即牧養就是牧養。]由講道到團契都一樣，除非團契問我，或課題是社會問題，我不會借團契機會去說社會和政治問題。第一，反正你都知道了，怎會不知道？不想知道就算了吧，不用我來說了，看看報紙，你也知道我的立場。你問到我就一定講，但你不問，就無謂這樣了。大家都明白，在教會一講就⋯大家會有不同意見。反正是他們沒有問，他們不問即他們未必很想知道吧，為甚麼要逼別人知道呢？逼別人去討論？[郭：你這種做法很有智慧（笑）。]個別的人就會問我，甚至個別的人很欣賞我。不是的，即環境是這樣，我會這樣選擇。但如果教會是上帝，我就很感恩，一路到現在，大膽地說，我應該某程度上都是在走上帝的路，其中一個事是，祂也真的看顧著我，不過公開不說這麼多了，一路看顧我，所以到這一刻，事奉主三十多年，都很感恩。當然不是順暢的，順暢也未必是好事，人生有些波浪是好的。大致這樣吧，你還有甚麼想知道？[郭：你想講的我就想知道了（笑）。]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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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再去下一題問題吧。其實你一直關社，你對港英、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有甚麼評價？

馮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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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和大家立場應該差不多。回歸前的港英政府當然OK，但其實也可以再做好一點的，不知道呢，人總是希望可以更好，但已經很可以的了，不過不失。[郭：它有做甚麼，沒有做甚麼，讓你覺得OK。]譬如民生方面、房屋問題，建立一個很好的司法系統也好，ICAC也好等等，大家有眼可見。未好的當然是民主政制推動得慢，不太著力。譬如樓價很高，較與地產商小圈子等等。

現在的政府大家都看得見，一面倒做了打手，但又很難要求，因為權力的來源是大陸、是中共，難道你不聽嗎？不聽明天就被解僱了。但是如果我是特首，或我是政府，你做之前也要反映一下自己的意見才行。譬如可以做少一點、做慢一點、或做另一件事，起碼要先進諫，我就懷疑現在的政府是完全沒有進諫，還恨不得自己先做，我覺得是這樣。這就很不行，因為你做政府真的為本地的利益嘛，你不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官位，你的眼睛就張大一點吧，特別是現在林鄭，自己在港英做官做了這麼多年，你知道哪些政策是對香港有益的，沒有理由不知道的，所以現在這個政府非常不行。以前的港英政府我給八十分，最少都有七十五，有時去到八十五，但現在的政府當然不合格。DQ已經很離譜了，大陸叫你DQ，你就阻礙一下吧，不行的，不能DQ這麼多人，一兩個好了，（強調）我們快不行了⋯用得著這麼順手嗎？連鄉村選舉都DQ。[郭：村代表。]真的很離譜。你自己做得差，遠離群眾，豎立的力量低，那麼就自掘墳墓。

好了，中國大陸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看到，走回頭路，愈來愈極權，這也是自掘墳墓。你站的根基這麼弱，當然害怕，愈害怕便愈容易倒下。下面有多少人支持？一定是愈來愈少。現在我們要守候，我經常向別人說，希望大陸的政權可以更新。香港暫時是沒甚麼可以做，暫時是守勢，先守著吧，有朝一日有發揮的。剛看過一篇文章，沒有看內容，只看標題，有一個十歲那麼小的（孩子），就說我們雨傘運動去參與過，說we will be back 是不可能了，這樣說。我想十歲這麼厲害？我幾十歲。無論如何，有些人認為雨傘運動是沒有可能的，我跟你說是絕對有可能。現在我們是在比較低谷的時候，很簡單的而已，雨傘怎樣來的？我們被打到㷫就走出來，你不夠㷫便不出來吧，就是這樣。現在我們還夠㷫嗎？可能未夠㷫，對吧（笑）。[郭：可能開始㷫慣了。]人很有趣的，㷫慣了⋯遲一點會愈來愈差的嘛。另外一個經驗來的，下次未必exactly是雨傘，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上天一定會照顧香港的，你看看我們香港，世界那裡有一種地方和國家，可以與大陸弄得完全不一樣，天與地相比，但可以生存的。（香港）光是existence這件事已經是miracle，很感恩了。（有些東西）愈來愈少，希望守著不要失去那麼多，慢一點，上帝會看顧。（香港）不時會有大事發生，沒有辦法，我們命運如此，我認為是這樣。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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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你有甚麼特別的神學理念去指導你？

馮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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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理念其一是世俗和聖潔，或神與人之間的關聯是很強的，不應該這麼大分野，就是說社會和教會其實不是那麼分野的。你走出門口便是社會了，你怎樣去避開？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神學思想是，你不要分這是信仰，這是非信仰。這是基督徒，這是非基督徒。我做的事出乎我的信心和信仰，這些就不是，你這樣會很苦惱，which is是不行的，也不應該的，對吧？信仰應該活在所有的生活當中，我們聖公會的神學思想，其一是將崇拜的質素帶回生活，英文的崇拜是service，所以教會和社會不要那麼分割。為何會這麼分割呢？這是你的問題而已，你不懂又害怕等等，應去多學習。為甚麼我們傳福音這麼大問題？當然不是你的策略不行，當然不是你為人祈禱少，這也是其一，但更大的問題是你與他人接觸少。你都不走進社會，等人走進來，對嗎？要他人去聆聽你那一套，很多terminology，諸如此類，這當然困難得多。倒過來，你將你的愛心和關心帶進去，我希望是吧，我有將福音帶到社會。有些非基督徒看見，嘩，牧師原來可以這樣（笑），不是所有牧師都不能與我們一起（參與）社會運動。將你的愛帶到最髒的地方，你認為那裡更加需要，政治很髒的，其實很多事情都很骯髒，（政治）不是特別骯髒的。其中一個神學思想是這樣。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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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最後一條問題了。回顧香港教會的發展和回歸，你會怎樣總結自己走過的路？

馮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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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我很少做這件事，暫時吧，還未走完。尚算滿意吧，跌跌撞撞，但我現在想走靈修的路，不知道上次有否提到，我現在在搞靜禱營。[郭：上次沒有提及。]安靜的祈禱，silent prayer。靜禱就是，平時的祈禱是發聲的，就算不發聲，心裡也默禱，對吧？但靜禱就是不說話以及不思考，讓上帝說，聆聽，放下你的私念，（靜禱）是一個很深入、特殊，一種很好的靈修方式。

第二是素食，素食其實影響一個人很大。為甚麼呢？第一身體健康先吧，很多癌症是因為食肉而來，即簡單來說。時間關係，不說這麼多了。第二，對我而言更重要，就是心靈健康，不只是身體。你的靈性或愛心是真的會提升，是因為你食素，不傷害生命，連動物生命都不傷害，那麼人呢？即簡單而言，如果一個人養寵物，很疼愛寵物，應該對人更⋯[郭：敏感。]是啊，應該是這樣。第三，是對整個地球的破壞，很多人不知道的。簡單地說，現在有多少隻牛？十多億隻牛，因為我們要食肉和牛奶，是不需要那麼多牛的。全球人口只不過七十多億，你想想一隻牛不止能（餵飽）七個人，不止的，所以牛的⋯[郭：碳排放。]對，食物也好，污染也好，比全球人類更強。但牠們的（排放）是完全沒有排污系統，簡單地是這樣說。最重要的是牠們排放很多甲烷才最大件事，人沒有排放那麼多，甲烷對溫室效應的影響比二氧化碳強幾十多，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當然我最開心都是，搞靈性社會才會進步，社會進步，我不知道，可能是民主，大家當然高興，像美國一樣，大家都是你爭我奪，不等於健康，心理的健康，民主政制，對吧。一個月最少一宗開槍，我也不明白，這麼多槍幹甚麼？玩少一點不行嗎？管制一下要死嗎？我真的不明白。你喜歡久不久就有一宗連環開槍事件，那也沒有辦法，你能容忍，我寧願生活在香港（笑）。對我而言，政治和社會的事務只是game，是遊戲來的，是磨練和提升你的靈性。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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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你有甚麼想跟看你這個video的朋友說嗎？

馮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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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誰會看（笑），我想還是那幾樣吧。第一，你要勇於嘗試，一定要冒險才行，站在門外只看只聽是不行的。第二，你愈貢獻自己去參與，好像在損耗自己的時間，諸如此類，但其實你是得益最多的。譬如你幫助他人，是的，很辛苦的，但過後你是得益最多，因為你的愛心增長，通過服侍，通過幫人，你的愛心增長了。你甚麼時候可以有增長？你買旗買旗都未必那麼清楚，通過行動去（增長）。

另外是永不言敗，永不言敗是廖寶泉的銘句。我當然不只是受他影響，我自小都喜歡奮鬥，現在打機也是吧，要升等級才好玩的嘛，不然只有level one沒有人玩的，人生也一樣。香港太精彩了，很刺激的，世界各地都沒有香港那麼精彩那麼多事的，真的。本地又有，中國又有影響，回歸前我們哪裡會理中國這麼多事？現在兩個身份，加上還要理外國。你要參與，其實很多機會，當然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生活，但我希望也奉勸很多人，不要只為自己，多想一點，你的生命不只為自己一人，你的意義很低的，只有一個人，你自己嘛。為多一些人吧，你的家庭，其他人，這樣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將你的生命擴闊，那麼你的生命也將多姿多彩和豐盛。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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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多謝你馮牧師，我們就聊到這裡吧，多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