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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踏飛燕(銅奔馬)

創造時間

東漢時期


基本說明

古人喜愛用馬作為主題來展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情操。馬踏飛燕是東漢時期的青銅器,高34.5 厘米,長45 厘米,寬13 厘米 [1],又稱為「銅奔馬」,1969 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的雷臺墓,該墓穴是當時鎮守張掖的軍事長官張某及其妻的合葬墓,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從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匹馬的身軀粗壯圓渾,充滿力量,牠昂首嘶鳴,步伐輕盈,體態矯健,一只腳輕輕地踏在飛翔的燕子身上,騰躍奔跑的姿態極其生動,極具美感,好像隨時都會長嘶一聲,飛奔向雲端一樣。因爲它構思大膽,富有濃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堪稱中國古代美學的經典之作,從出土以來,有關這一作品的用途和寓意一直存在著爭議。在過往的文獻中,學者普遍認爲它應該是件工藝品,主要是用來作觀賞之用的,但也有學者通過「相馬經」[2] 分析,馬踏飛燕應該是一種「相馬式」,也就是人們相馬時的模具。近年又有學者提出,「馬踏飛燕」實際上表現的就是西涼的天馬。但無論如何,「馬踏飛燕」精湛的鑄造工藝和設計技巧使它無可爭辯地成爲一件稀世之寶,1983 年 10 月,「馬踏飛燕」被國家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


歷史意義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一般認爲,中華文明的源頭有三個: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而「馬踏飛燕」出土的甘肅省河西地區正好位于黃河流域和北方草原的交界地,兩種文明在這裡融合、碰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周人在隴東創造了我國的早期農業,秦人更在渭河上游和漢水上游一帶興起,繼而東進中原,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朝。[3]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這一區域都是中原農業民族的爭奪之地,它重要的戰略位置也使這一地區戰事不斷。由於馬匹像寶劍一樣,在古代戰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不難理解,良馬在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征戰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人們養馬、愛馬、敬馬,甚至將馬神話,可見馬在當時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古代,甘肅曾經是世界文明的交匯地。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後,甘肅河西地區就逐步成為我國聯繫西域各國和西亞、南亞、北非、歐洲的重要通道,成為古代文明和宗教的交匯融合之地。河西重鎮武威、張掖等地成為絲綢之路上的耀眼明珠,經濟文化高度繁榮,「馬踏飛燕」的出土很好地印證了河西走廊文化的繁榮,也為我們了解當時的文化形態以及漢王朝的繁榮興盛提供了有價值的依據。


相關史料説明

由於地處邊疆,漢唐時期,遊牧民族為爭奪生存資源不斷滋擾中國的西部邊疆,由於這一地區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又關乎中原地區的安危,因此這裡便成爲兵家爭奪的軍事重地,朝廷也一直都會派兵鎮守。爲了有效地掌控中國西部地區,抵禦、遏制分別來自北方和青藏高原遊牧民族及其政權的進攻威脅,保證自身的安全和興盛,漢武帝時期,朝廷相繼設置河西四郡,「扼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讎合約為中國患」,同時保衛秦隴大地、聯通西域,從根本上扭轉了漢王朝與匈奴等遊牧民族之間的力量對比。在保衛邊疆的征戰中,馬作爲戰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受到人們的尊崇和喜愛,一匹好馬更可以以一當十,在戰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漢朝將軍霍去病墓園中的「馬踏匈奴」大型石雕就活靈活現地展現了戰馬在戰爭中的英姿,因此在河西地區發現以馬為造型的工藝品也是不足爲奇的。

据考證,東漢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涼州張掖盛產銅礦,因而青銅器業也很發達。漢代有尚馬的習俗,馬除了在積極開拓疆土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外,還是當時人們主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在當時的社會有著崇高的地位。由於西部地區盛產良種馬,有些馬如獨特的汗血寳馬更是馬中極品,因此西部地區的人們對馬有著更加特殊的感情,他們把工藝品做成馬的造型也體現了他們對馬的喜愛和尊重,馬不僅是西部生活的重要特色,愛馬惜馬也應當是當地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延伸研究用途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在古代還是現代,馬一直被藝術家們奉為經久不衰的主題,是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它那俊朗飄逸的形象也更能激發創作者的靈感,使作品本身更添靈動之氣。無論是雕塑、繪畫,還是文人墨客抒發情感的美文佳句,不同朝代的藝術家們用不同的材質,以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製造著馬的工藝佳品,並在作品中傾注著創作者的思想、意念甚至靈魂。但仔細比較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人們對馬的想象和創作還是有不同之處的。

作為人類最早馴服的動物之一,馬一直是古代軍事、交通和通迅的主要工具,它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成爲人類文明和進步的重要象徵。在漢朝以前,青銅鑄造技術主要用作鑄造兵器、宴會中的酒器,以及祭祀用的禮器等,較少用來製造工藝品。但隨著鐵礦的發現和煉鐵技術的成熟,鐵製品漸漸取代青銅器,青銅器因而向多元發展,出現了大量觀賞性高、實用性低的青銅工藝品,人們對馬的喜愛使馬自然而然地成爲藝術家們的創作對象。馬的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速度、力量、矯健的英姿,以及它俊朗的外表、與人類親密的合作關係、忠誠的品質、令人無法預測的神秘爆發力等等,都使它渾身散發著迷人的魅力。

在深受儒家、道家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們注重自身的品德修養,以含蓄、有禮、張馳有度為美。而在馬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美德:謙卑而有氣節,溫順又充滿力量,沉靜而不失爆發力……因此,馬在歷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與其他馴服的動物有所不同,在主僕關係上也有這較明顯的朋友關係。

早在西漢時期的文獻中,就有對戰馬尊崇的記載。在西漢名將霍去病墓的石刻群雕中,「馬踏匈奴」的造型最爲人所樂道,它在一整塊自然的石塊上加工而成,英武而有力,具有極強的現實主義的象徵意義。但到了東漢時期,伴隨著社會的繁榮鑄造工藝的進步,馬的形象設計更加傳神,也更有美學價值,以「馬踏飛燕」為例,文物充分體現了當時社會中人們對馬的美學感受。它飛奔的動作流暢、輕盈,宛如時間突然停滯的一瞬間,又充滿了動態的美感,它就像行走於天際的神馬一般,表現出了極強的浪漫主義意境,更爲重要的是,「馬踏飛燕」成功地運用了力學原理,令馬可以用一個蹄子站在一個小燕子背上,使馬的動感更加鮮明,也增添了另人遐想的神秘意境。

到了唐代,彩陶技術風靡一時,馬仍舊是彩陶器的主角之一,在著名的唐三彩陶器中,唐三彩馬的造型每一個都不一樣,它們有著各自獨特的特點,而且由於是用陶製成,容易上色,所以比純色的青銅器顔色艷麗,更容易吸引人們的眼光。但美中不足的是,由於唐三彩馬在燒製技術上的限制,作品的承重量並沒有青銅器高,所以大部分馬的造型都是「立馬俑」,馬匹的四腿是站立於長方形底板上的,沒有像「馬踏飛燕」那樣的飛奔造型。

在西方,馬也備受歷代王公貴族以及藝術家的青睞,除了大量以馬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之外,馬更是被人們用作傳達自己觀點、反映社會現象的抽象符號,可見馬在西方世界的文明發展史上同樣有著重要的價值和地位。但相比之下,西方人對馬的態度明顯沒有中國人那樣重視,而且馬的造型也與中國的戰馬不同。在大部分西方藝術品中,馬只是配角,以亞歷山大大帝的青銅雕像為例,雕像主要突出的是亞歷山大,而並非戰馬本身,可見西方人對馬的尊崇並沒有像中國人那麽高。

英國畫家喬治 · 斯坦布斯(GeorgeStubbs,1724 年出生于利物浦)擅長描繪人與動物及大自然的和諧場景,尤其擅長馬的繪畫。他的作品中所散發的熱情奔放的超自然主義繪畫風格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在他的一系列有關馬的繪畫作品當中,最常見到的就是馬主和馬相處的生活場面。現收藏於倫敦國家美術館內的名畫《Whistlejacket》,其主角就是現實中的一匹非常優秀的速度賽馬。在斯坦布斯的作品中,馬主和馬之間和諧相處,作品中充滿了大自然各種生物之間共融共生的動人美景,但馬很少喧賓奪主,我們看不到馬被尊崇甚至被神化的一面。在斯坦布斯的後期創作中,甚至出現了受到獅子驚嚇的野馬的主題等,更是將馬牢牢地定格在現實世界當中,除掉馬身上神勇的外衣,成爲自然生態中有時的弱者。

在畢加索的著名作品《格爾尼卡》中,畫的中間部分是一匹被刺傷的馬,它昂著頭,張著嘴,發出聲聲哀鳴。馬的身下躺著一名死去的戰士,他的右手握著被折斷的劍,劍旁有一朵鮮花,好像在悼念死去的戰士。畢加索用象征主義的手法展現了受難的西班牙人民所面臨的驚恐、痛苦甚至死亡的悲慘情景,控訴了法西斯的暴行。在畫面中,馬和人一樣,同樣是被塗炭的弱者,它甚至比人更無辜、更脆弱,因此它帶給人們的震撼遠遠超過其他。也正是因爲長久以來馬與人之間親密的關係,畫作中馬臨死前的無助和無奈也就更加強化了畫作想要展現的悲與痛的主題。

因此,在中國,人們愛馬、惜馬,也將馬美化甚至神化,從而產生了很多浪漫主義風格的馬的藝術品。而在西方,馬始終生活在現實當中,它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使它常常成爲藝術家們象徵主義作品的表現對象。


主要參考資料

1. 《失落的文明》編委會:《失落的文明》(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2. 杜金鵬:《國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3. 李懷順、黃兆宏:《甘寧青考古八講》(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
4. 熊也:《中國青銅器概覽》(成都:巴蜀書社,2000)
5. 李並成: 〈甘肅歷史文化的內涵與比較優勢〉,《甘肅日報》,2012 年 02 月 17 日,理論04。
6. 小娟: 〈馬,跨越時間的藝術魂 Expressive Equestrian Art〉,《胡潤百富》,2013 年03 月01 日,愛馬士144-147。
7. 〈絲綢之路三千里 華夏文明八千年〉,《福建日報》,2012 年 08 月 06 日,專版03。
8. 張克非: 〈論河西地區的歷史地位和貢獻〉,《甘肅日報》,2012 年 11 月 23 日,理論14。
9. 任會斌:《80 件最有意思的中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注腳

[1] 杜金鵬:《國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2] 杜金鵬:《國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3] 李並成: 〈甘肅歷史文化的內涵與比較優勢〉,《甘肅日報》,2012 年02 月17 日,理論04。


資料收集及撰寫 : 張凌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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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