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舞台到銀幕袁雪芳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個家喩戶曉的民間故事，各個劇種大都有這個劇目，對越劇來說，「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看家戲」，是骨子老戲之一——過去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劇本記錄，都是師傅口傳下來，但是大家的腦子裏都有這齣戲。「梁祝」的劇情、唱詞，各個越劇班社也大致相同，不僅「梁祝」如此，其他的「骨子老戲」也如此。至於演出效果，那就完全决定於演員的修養了。

一九五二年，當我接到拍攝「梁祝」電影正式通知和電影劇本時，心裏非常 躊躇，因爲過去在科班時期，我雖然曾與馬樟花合演了這齣戲。及後新越劇改革的第三年（一九四四年）冬季，也和范瑞娟同志在一起演出，中間曾經過多次的硏究、修改和補充，使這個戲豐富了不少。但修改後的舞台本我沒有演過，電影受時間的限制，又壓縮了許多。電影本又吸收了川劇「柳蔭記」的一些創作。我深切體會到，同樣的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演出方法來表演，而且根據各劇種的特點和他的地方色彩，也必然會產生不同的形式，例如川劇「柳蔭記」的劇本結構，情節安排、人物塑造、表演方法等等都是反映了川劇的含蓄幽默的特點，所以很統一，我們越劇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從劇本到舞台演出，也反映了我們的地方色彩，人物性格以及語言，都比較單純明朗，假使兩者合而爲一，在風格上怎樣把它統一起來呢？我又怎麽來演電影劇本所刻劃的祝英台呢？此外，有些同志認爲：我是所謂善演悲劇的，祝英台這個角色，對我又是熟悉的；在性格上也有相似之處，祗要把我自已表演出來，就是栩栩如生的祝英台了。可是事實恰恰相反，我拿到劇本反覆閱讀之後，覺得很生疏，所謂善演悲劇，也就是容易落於原來的窠臼，在性格上的某些地方相似，也不等於叫祝英台表演我，而應該我去演祝英台。傅全香與范瑞娟同志屢次演出，給我更深地來體會「梁祝」的精神。因此對自己有進一步的耍求：「梁山伯與祝英台」本身的色彩是非常鮮明的，他們的思想行爲是單純可愛的，是一對富於理想的戀人。這對戀人的形象，是經過多少人的塑造，因此在劇本裏人物性格很生動。可是促使梁祝悲劇的主要人物祝公遠就顯得比較貧乏，對於這個人物的思想感情還缺乏深入的挖掘，因此，我們還不能很淸楚地看到：他爲什麽對女兒一方面那樣的寵愛，可是又那樣堅决地維護禮敎的傳統？我們希望能表達出祝英台對她父親的愛，然而當她父親成爲她幸福道路上的障礙的時候，她便痛苦地撕碎了父女的感情，堅决地衝破了障礙來實現她的理想。這些在舞台演出上感到疑惑的問題，在這次拍攝中，我們想努力作一些修改，但現在的成績還不是很好的。

祝英台這個人物對我不應該是生疏 的，可是又確實生疏得很！祝英台形象的片斷曾經停留在我腦子裏若干年，這些片斷是我過去演出傳留下來的，今天必須把這些不完整的片斷丢掉，我在主觀上有把這個人物進行重新創造的打算，可是拍攝的結果，還是有很大不足的地方。

「梁祝」的攝製過程是這 樣的：先把全部唱詞和說白錄好音，然後跟聲帶配畫面（我在一九四七年拍「祥林嫂」也是這樣的，常常在臨拍感到聲帶過門太長，只好剪掉，所以音樂跳動得很厲害）。

「梁祝」的全部錄音是在去年三月完成的，正式開拍是七月一日，時間的相隔和棑練中有所體 會想改進的地方事實已經不可能了，同時拍的時候的情緒，往往與錄音時有出入，也祗好遷就已錄好的聲帶了。另一方面滿懷着對祖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片的責任感，也就小心翼翼地，隨着上影攝製組實驗性的拍攝而工作下去。攝影機對於我還是不大熟悉，惟恐「出鏡頭」和防止其他問題的發生，也就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緊張。不巧正碰上大熱天，室外經常九十多度，攝影棚裏加上十幾萬華脫的燈光，氣温就比室外增加了十多度，這樣酷熱也多少影響了工作的情緖。當我年終作拍片小結的時候，內心很覺不安；在片子裏沒有完成我應該和可以完成的塑造角色的任務。作爲一個演員的我，不只是遺憾，而是不安的痛苦！除了一些客觀原因以外，主要的還是由於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的不够。假使片中祝英台有點滴可取之處，那完全是導演桑弧和攝影師黃紹芬同志對我的補救。總之祝英台這個角色，還待繼續努力，深入硏究和塑造。

影片「梁祝」祗是我們祖國五彩電影的開端。我國的藝術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和越劇同樣優秀的許多地方戲曲，將 會拍成更多更好的影片。不斷地出現於觀衆面前。我光榮地參加了祖國自己攝製的第一部五彩電影的工作，深感「梁祝」五彩片是集體智慧創造的標誌。整個攝製過程，深深地敎育了我，那種大膽的創造、硏究、實踐、挖掘潛力，是何等的可貴！它使我體會到祗有在愉快的勞動中才能獲得眞正的幸福。

（錄自一九五四年「大衆電影」第１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