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士：余妙雲
參與團體：工業福音團契
余妙雲姑娘出生於1951年，分別於台灣及加拿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回港後於日校及夜校教書，後者使她接觸到很多基層人士，深感當時教會未有積極關心工人，後受神感動，於1977年加入工業福音團契當義工，自此與工人關係密不可分。余姑娘於1989-2015年擔任工福總幹事，為工人轉型及基層市民提供不同服務，如師友計劃及戒賭服務等。
郭教授
:
余姑娘，謝謝你願意接受我們這個口述歷史的訪問。這次是第一次的訪問，基本上就是要你講一下你人生中的一些故事就OK了，你喜歡說甚麼也可以。你可以介紹一下你出生的資料和年幼時發生的事嗎？
余妙雲
:
我出生於香港。不過我的家庭…爸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家鄉一個人出來（到香港）的。在家鄉的時候，他已經有兩個兒子，在家鄉出生的。但由於十分貧窮，在台山（長大）。還有就是他…因為我祖母是單親、獨力撫養我爸爸的，所以當他出來時，祖母就跟他說，你一定要去香港，你在這裡生活不了的，因為有戰爭之類的。他就獨自一人到了香港，當了學師，木工學師。幾年後，我媽媽和兩個兒子又出來了，在香港定居。然後，我的祖母也從台山出來（到香港了）。他（爸爸）在香港合共生了九個子女，我排在中間，第五。我認為我們的成長（背景）都是十分基層的，亦很窮困，也經歷過前鋪後居（的生活）。後來，爸爸開始學師才開始有點能力自己做生意，前面是店舖，後面就是…[郭：是繼續當…]也是當木工，即刨木那些。弟弟們全都住在後面，前面就是用來刨木。（那時候）體會到，其實環境既嘈雜又狹窄，更是住在地下和閣樓。不過當中我們又體會到父母的愛，雖然他們沒有太多學識，媽媽也就是小學一、二年級（的教育水平），爸爸也是小學（教育水平），但他們一直都全心全意地…媽媽負責照顧我們，有時候也會幫助爸爸，我們也需要幫忙幹活，有時候幫忙撿一下刨柴、木糠之類去賣。
貧窮過活的時候…由於我們住在灣仔，有循道衛理香港堂，那時候我們稱呼它做灣仔堂，他們會派一些麵粉、奶粉、麵條等等，我們會定期…我知道我媽媽及祖母會去拿，因為我們實在沒有足夠的糧食。當拿了回來以後，我們就會很高興，因為每當拿到那些供給品回來時，我們就知道那天會有薄罉…[郭：有好吃的。]用麵粉做的薄罉、麵條之類的，不用餓肚子了。其實一直經歷的都是很辛勞的（生活），前面（店鋪）有些工友，以及聘請回來的伙記在前面幹活，（弄得）很骯髒和混亂。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但我爸爸時常鼓勵我們要（用功）讀書，要盡量…要是不想像他那樣子打工的話就一定要努力，所以家裡也有機會讓我們讀書。讀書期間，我們主要就是幫忙照顧年幼的弟妹，不用煮飯之類的，就是婆婆和媽媽負責煮飯。[郭：也挺開明的，女孩子也可以（讀書）。]對啊，但我們要照顧小孩子嘛。我要照顧弟弟，年幼時就是我的哥哥和姐姐照顧我，就是這樣子，要負責照顧他們，接送往返學校之類全都由哥哥和姐姐負責。我想那時候體會到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困難吧，但看得到出路的。我看到我的爸爸很努力地工作、學習，他的生意是慢慢能夠愈做愈好。
貧窮過活的時候…由於我們住在灣仔，有循道衛理香港堂，那時候我們稱呼它做灣仔堂，他們會派一些麵粉、奶粉、麵條等等，我們會定期…我知道我媽媽及祖母會去拿，因為我們實在沒有足夠的糧食。當拿了回來以後，我們就會很高興，因為每當拿到那些供給品回來時，我們就知道那天會有薄罉…[郭：有好吃的。]用麵粉做的薄罉、麵條之類的，不用餓肚子了。其實一直經歷的都是很辛勞的（生活），前面（店鋪）有些工友，以及聘請回來的伙記在前面幹活，（弄得）很骯髒和混亂。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但我爸爸時常鼓勵我們要（用功）讀書，要盡量…要是不想像他那樣子打工的話就一定要努力，所以家裡也有機會讓我們讀書。讀書期間，我們主要就是幫忙照顧年幼的弟妹，不用煮飯之類的，就是婆婆和媽媽負責煮飯。[郭：也挺開明的，女孩子也可以（讀書）。]對啊，但我們要照顧小孩子嘛。我要照顧弟弟，年幼時就是我的哥哥和姐姐照顧我，就是這樣子，要負責照顧他們，接送往返學校之類全都由哥哥和姐姐負責。我想那時候體會到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困難吧，但看得到出路的。我看到我的爸爸很努力地工作、學習，他的生意是慢慢能夠愈做愈好。
郭教授
:
好到甚麼地步呢？
余妙雲
:
就是（他）開始學師的時候，他經常說學師時是沒有收入的，只提供兩頓飯及住宿，就是跟着師傅，你要幫他洗衣、煮飯，甚麼也要做。他的師傅可能比較懶惰，甚麼都要他來做，甚至工程也要他跟進。他（爸爸）很勤力，慢慢的就學會了很多。接着，他自己租了一個鋪位，然後就前鋪後居，開始自己做生意了。慢慢努力之下，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亦頗有名氣。[郭：（公司）叫甚麼名字，可以說嗎？]當然可以，叫余康記造木工程公司，時至今天仍能找到的。[郭：是嗎？是你的家人主理嗎？]對的。父親離任後就到我的哥哥及兩個弟弟主理，現在就是由我弟弟主理，爸爸退休了。一直的過程中，他（爸爸）的wood work company是可以接到一些大工程的，他也十分proud of，例如地鐵內有關木器的他也有參與，荃灣大會堂內後方全部木制的部分也是他處理，[郭：很厲害。]還有學校，例如Maryknoll，甚至是一些較舊的學校，迪士尼倒沒有參與…還有地利根德里一些大廈之類，全都是大工程。隨着他的事業發展，我們也看到生活改善了。我看得到他真的很努力，他常跟我們說…即我們長大後不時也會去旅行，他就常跟我們說，我都還沒去過旅行，我第一次去旅行就是在我退休後，才可以乘飛機去。他在週日也工作，一直工作沒有假期。他也沒有抽煙、賭博的習慣，畢竟從前很多人也有這些嗜好，有些伙記下班後就立即開賭，天九、麻將、十三張之類的，就在工作桌上賭博，但爸爸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所以也就能撫養我們九兄弟姊妹成人，九個當中有多過一大半能考上大學，甚至是碩士之類。無論是男是女，也有機會讀書，我們五男四女皆有機會出國或是讀大學。讀書方面，他說無論如何也得中學畢業，這是他的理念。我覺得昔日（爸爸）真的是白手興家，很努力，而且很誠實，我認為他們做生意真是很誠實的。我看過他們支薪的手寫記錄，某人某時支了多少錢，全都十分清楚，（有誠信）的生意人。這導致我一直都受到爸爸很大的影響，媽媽主要就是看顧我們，亦（培養了）一種對基層的關注。因為我們讀書的時候也只是蹲坐在樓梯口或是天井附近，沒有舒適的地方學習，更不用說補習之類的了。不過，因為爸爸時常跟我們說唯有讀書才有出路。
到有機會念大學的時候，我是在台灣念的，台灣東海大學。畢業後，我馬上到加拿大完成了碩士課程。我是主修經濟的，爸爸也覺得要是有機會讀書的話，無論多麼辛苦也會供養我們。那時常看到媽媽…甚麼標會啊，以致有錢去買機票。那時候挺有趣的，人情味特別濃。我沒有錢但你有的話，大家可以集資去幫助沒有錢的。[郭：標會也就是講個信字吧。]對，就是一個信字，但那時候真的可以做得到，亦因為有這些團體才幫助到不少家庭，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其實我的家庭沒有信仰基督教的，也是民間宗教為主，會拜神、拜祖先之類的，但沒有很嚴謹的信仰，如佛、道之類，總之他們拜神，但沒有人信基督教的。我們首次接觸基督教的教會就是通過循道衛理，就是領取麵粉…救濟之時。（我們）也覺得基督教也挺好的，因為每次吃（救濟品）時就知道是教會提供的，是很好吃的。因為媽媽把救濟品帶回家的時候，在我們還年幼時，那時的確家裡很窮，她會用上很多材料，做得很漂亮，就是糕點、薄餅、麵條之類的，所以我們對基督教的印象挺好的。
後來念中學的時候，在香港真光中學念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可能是自己都對基督教有好感吧，很自然地就參加了團契，亦有上聖經課，因為真光也是一所很著重基督教教育的中學，所以也就認識多了很多。我是大概在中四時信主的，但不是在佈道會決志，主要就是在團契當中慢慢感覺到宗教是好的，我們的主是好的，是會幫助我們的，亦思考到人生的盼望及依靠。一直到中六時，我就…其實過程當中，家人不太喜歡我信靠耶穌的。我還記得當時信主的過程中，家人有時候也不太想我去教會，就是說你要讀書，不要去了，快讀書，不然就沒有機會念大學了…就是有些壓迫，我就騙他們說，我去教會大家會一起學習（笑）。其實也不是假的，也是事實。那時候我們的學生團契及學生工作也做得很好…[郭：我記得你是去北宣的吧？]起初是叫宣道會灣仔堂的，就從真光走到鵝頸橋那兒，就有一所北宣開的分堂，那兒有很多真光的學生及附近中學的學生。不過後來到我領洗的時候，我想大概運作了幾年吧，在我中學時，我到那兒大概兩年吧。接着，那所教會就結束了，就要去宣道會北角堂了。
中六由於要到台灣讀書，於是在那之前我就有一個心願。由於不知道到台灣後情況會如何，而我亦信主了，那時在學校的學生團契也有擔任職務，我就決定領洗。於是便跟滕牧師說了，其實我也沒有上過洗禮班之類，因為很趕急，差不多只剩一、兩個星期就要離港了。於是滕牧師就說一直都看到我忠於信仰，就說我不用上洗禮班了，只上一課，只是那個星期的一課，就讓我領洗了。其實我也是瞞着家人去領洗的，我覺得我都要離開香港了，他們也管不了。後來，他們莫明其妙地知道了就罵我，但我已經領洗了。他們那時就說，算了，你是女生，我想是重男輕女的觀念都有吧，你是女就算吧，家裡的男生（父母）都不想（他們）信主，我是第一個信主。接着，我便到台灣讀書了。
在外地時，我成長了許多。台灣東海大學是一所很好的基督教大學，那裡有門徒訓練，也join了。當中有十個被牧師挑選出來一起學習的學生，全都參與事奉了。[郭：牧師是怎樣挑選（學生）的？]當時…我不太清楚。大概是還未到大學二年級時，牧師就鼓勵我加入這個門徒訓練小組，羅德麟也是我們小組的。於是出來的全部人後來都成了傳道，即事奉得很好。我認為這些事都給予我很深的影響，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那種影響吧。另外在台灣那時傳福音的風氣很流行，很積極的。我們用很多機會，無論是甚麼機會，都得去傳福音。我們搭乘火車時就教我們，（因為）每逢搭乘火車都得花上四個小時，從台中到台北，在旁總有一個人吧，（導師就要我們）不要一起坐，單獨坐就可以跟旁邊的陌生人傳福音。還有在街上、學校怎麼傳福音也有教導，就是很重視傳福音，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後來，我們在台灣就建立了僑生團契，與盧龍光牧師一起，以及李廣生。
到有機會念大學的時候，我是在台灣念的，台灣東海大學。畢業後，我馬上到加拿大完成了碩士課程。我是主修經濟的，爸爸也覺得要是有機會讀書的話，無論多麼辛苦也會供養我們。那時常看到媽媽…甚麼標會啊，以致有錢去買機票。那時候挺有趣的，人情味特別濃。我沒有錢但你有的話，大家可以集資去幫助沒有錢的。[郭：標會也就是講個信字吧。]對，就是一個信字，但那時候真的可以做得到，亦因為有這些團體才幫助到不少家庭，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其實我的家庭沒有信仰基督教的，也是民間宗教為主，會拜神、拜祖先之類的，但沒有很嚴謹的信仰，如佛、道之類，總之他們拜神，但沒有人信基督教的。我們首次接觸基督教的教會就是通過循道衛理，就是領取麵粉…救濟之時。（我們）也覺得基督教也挺好的，因為每次吃（救濟品）時就知道是教會提供的，是很好吃的。因為媽媽把救濟品帶回家的時候，在我們還年幼時，那時的確家裡很窮，她會用上很多材料，做得很漂亮，就是糕點、薄餅、麵條之類的，所以我們對基督教的印象挺好的。
後來念中學的時候，在香港真光中學念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可能是自己都對基督教有好感吧，很自然地就參加了團契，亦有上聖經課，因為真光也是一所很著重基督教教育的中學，所以也就認識多了很多。我是大概在中四時信主的，但不是在佈道會決志，主要就是在團契當中慢慢感覺到宗教是好的，我們的主是好的，是會幫助我們的，亦思考到人生的盼望及依靠。一直到中六時，我就…其實過程當中，家人不太喜歡我信靠耶穌的。我還記得當時信主的過程中，家人有時候也不太想我去教會，就是說你要讀書，不要去了，快讀書，不然就沒有機會念大學了…就是有些壓迫，我就騙他們說，我去教會大家會一起學習（笑）。其實也不是假的，也是事實。那時候我們的學生團契及學生工作也做得很好…[郭：我記得你是去北宣的吧？]起初是叫宣道會灣仔堂的，就從真光走到鵝頸橋那兒，就有一所北宣開的分堂，那兒有很多真光的學生及附近中學的學生。不過後來到我領洗的時候，我想大概運作了幾年吧，在我中學時，我到那兒大概兩年吧。接着，那所教會就結束了，就要去宣道會北角堂了。
中六由於要到台灣讀書，於是在那之前我就有一個心願。由於不知道到台灣後情況會如何，而我亦信主了，那時在學校的學生團契也有擔任職務，我就決定領洗。於是便跟滕牧師說了，其實我也沒有上過洗禮班之類，因為很趕急，差不多只剩一、兩個星期就要離港了。於是滕牧師就說一直都看到我忠於信仰，就說我不用上洗禮班了，只上一課，只是那個星期的一課，就讓我領洗了。其實我也是瞞着家人去領洗的，我覺得我都要離開香港了，他們也管不了。後來，他們莫明其妙地知道了就罵我，但我已經領洗了。他們那時就說，算了，你是女生，我想是重男輕女的觀念都有吧，你是女就算吧，家裡的男生（父母）都不想（他們）信主，我是第一個信主。接着，我便到台灣讀書了。
在外地時，我成長了許多。台灣東海大學是一所很好的基督教大學，那裡有門徒訓練，也join了。當中有十個被牧師挑選出來一起學習的學生，全都參與事奉了。[郭：牧師是怎樣挑選（學生）的？]當時…我不太清楚。大概是還未到大學二年級時，牧師就鼓勵我加入這個門徒訓練小組，羅德麟也是我們小組的。於是出來的全部人後來都成了傳道，即事奉得很好。我認為這些事都給予我很深的影響，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那種影響吧。另外在台灣那時傳福音的風氣很流行，很積極的。我們用很多機會，無論是甚麼機會，都得去傳福音。我們搭乘火車時就教我們，（因為）每逢搭乘火車都得花上四個小時，從台中到台北，在旁總有一個人吧，（導師就要我們）不要一起坐，單獨坐就可以跟旁邊的陌生人傳福音。還有在街上、學校怎麼傳福音也有教導，就是很重視傳福音，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後來，我們在台灣就建立了僑生團契，與盧龍光牧師一起，以及李廣生。
郭教授
:
是你們自己建立的嗎？
余妙雲
:
其實是有校園團契支援的，當時應該是李秀全協助我們建立團契，在那裡主要就是向大學做一些福音工作。所以我認為在台灣的經歷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即屬靈方面，從我洗禮開始，是一個很大的成長。之後我就到了加拿大Ottawa，又是另一種環境，在那邊我也是上宣道會，有宣道會渥太華堂，是剛剛開展的，我就在那裡幫忙，有好幾個人，就是核心分子，慢慢地就創堂了。
郭教授
:
你可以補充一下是何時進大學及到加拿大的嗎？
余妙雲
:
我是在1970年入台灣讀大學的，1974年畢業及前往加拿大，1976年完成碩士課程後便回港了。那時也有挺多考慮的，因為我很多家人都移民到加拿大了，我的姐姐、哥哥、弟弟都在加拿大。那時候我就在思考…他們都叫我不要回香港了，就留在加拿大吧。但是我一直有一個很強的心願，自我領洗到台灣讀書再到加拿大（也有這個心願）。我是家裡第一個信主的人，我覺得我應該要回去…我相信上帝希望我回去並將福音傳給家人，就是至少有個基督教在家裡，所以最後我決定回香港。還有就是，那時候也有一個挺大的異象，因為七十年代的香港我覺得也是處於復興的時期，我們教會在加拿大有很多出版，我們自己教會有幾個人出版了一份叫《佳美地》，我記得這個名稱也是我創立的，即大家想的我想的，然後就當編輯去出版，就是將我們這群留學生的經歷、被呼召的經歷、掙扎的想法分享出來。當時校園團契和校園雜誌也有很大影響力，那時候加拿大也有《橄欖》之類的，類似這些的查經班，於是就有很多夢想和去思考屬於自己的使命是甚麼。最後，我便決定了回香港。
回港後，我當時就投身教育。在香港的確是…那段時間剛剛有…完了第一屆華福後，1976年，大家都在談論…還有1974年的洛桑，提及社關、基督徒信仰，還有我們生命和生活的結合之類。於是我回來後就感到很大的衝擊，讓自己再一次思考應該做甚麼。回港後，我先到了宣道會，北宣。那時候我們剛開展…印象很深刻，黃碩然和另外兩個傳道就開展了監獄佈道，特別是大欖涌女子監獄。當時我覺得自己還未投入個別事奉，但我覺得這個範疇相當特別，在女子監獄中向囚犯傳福音。為甚麼最後我會選擇參與這個事奉呢？蘇恩佩當時寫了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例如〈她們也有靈魂〉、〈我能為這個城市做甚麼〉、還有九龍寨城內吸毒相關的之類，我想是整個環境很自然地…（使）我被引導去思考前路，雖然我當時正在教書，但我亦應該思考如何去事奉，於是我便選擇了到大欖涌女監事奉。
我們每月進去一次，當時也挺辛苦的，下車後還要走一個多小時才到，[郭：走一個多小時嗎（笑）？]是的，因為車輛不准入，到不了那裡的，畢竟是七十年代。但我們覺得在監獄中與…我們稱她們為姊妹，大家互相認識，她們當中有部分獲釋後會與我們間中相約飲茶。不過在過程中，其實我的家人是不喜歡我去做這些的。[郭：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總是覺得你跟這些人結交…有一次，我們與一些已獲釋的姊妹相約吃晚飯，大家在酒樓裡坐在一起，大家聊到高興時，很自然便提高音量，夾雜髒話，[郭：會講些不太斯文的話。]是的，也有很多粗俗的說話，即外人聽起來會想，這群是甚麼女人來的，活像一群妓女這樣子。怎料被一些親戚看到我坐在其中，便跟我父親說。於是，我父親便問我為甚麼與那些人為伍？（父親說）雖然你不幹那種事，但別人會覺得你也不是好人。但我想我沒有被他的話影響，我有跟他解釋，也有繼續事奉，繼續探望女囚，後來更拿了通行證可以隨時進入監獄探望她們。在當中體會了不少，其實她們…即整個社會怎樣接納這些在囚人士呢，她們也有很多很苦的經歷，其實每個女囚都有自己的故事。於是，我繼續參與其中。
然後過程中，可能是大家都有共同理念的大學畢業生，就遇上劉達芳，我們都是住在九龍城，還有遇到阿橙陳惠嫦，就我被帶了去跟陳天祥聊天，那時是77年。在那裡被劉達芳叫了去幫忙門徒訓練，因為她知道我在台灣進行過門徒訓練，帶精兵團。陳天祥就讓我去幫忙補習，因為他有一些夜校學生，那時候的學生都很勤奮，都是準備想會考的，希望獲得一紙證書，好讓他們脫離工友生涯，於是他們很多讀夜校，但成績很差，因為沒有時間學習。於是，我們當時工福星期日下午就借了一所教會，我還記得在慈雲山，好像是錫安堂之類的，每個週日下午都讓工友們上來補習，我們讓他們做功課，教他們，跟他們談話，那時候我是主力做這個義工。我覺得這個事奉相當好，當中一直…因為我本來就是教書的，在那裡教導他們繼續溫習，我覺我是沒大問題的，但有很多感受。因為他們真的連一些很淺易的內容都不會，因為他們有些在讀中三，有些在讀…即中一到中五都有，拼命地幹活，啃着麵包就上班去了。到後來我就覺得…因為當時陳天祥也有一個夢，就是他很想辦一所夜校，因為有很多工友上不到（白天的學校），所以他想辦一所夜校。於是又被他說服，他就讓我去夜校教學。
我想想都好的，因為那時還年輕嘛…（於是決定）好吧，我就在夜校教吧。於是我便負責教其中一班，當時我負責教高年級，就是準備會考的一群。因為我在中學也是教準備會考的，所以就比較容易入手吧。教夜校那段時間真的令我有很多感受，看著他們真的啃着麵包、急步回來上課、上課時會打嗑睡因為很累、有很多內容都不會…[郭：這是工福辦的夜校？]不是，工福從未開辦夜校，開不到…[郭：即是陳天祥希望而已？]希望而已，他有嘗試辦過夜校團契，但辦不到夜校，因為的確是挺困難的，但那時候有很多學校…[郭：夜中學。]對，夜中學，有些甚至是政府辦的。那時候我教的是私立的夜中學，但也有很多夜校學生，很多是工友，也不僅是工友，有些是會考失敗想重讀的。第一個學期時，我已體會到他們…因為我一直教他們，沒有離開過，到聖誕節時，即第一個學期從九月到聖誕節，他們已經跟我說，Miss Yu，你知道嗎…（余說）即學校很多科，我是教經濟的…（學生說）其他老師全都走了，只有你一個還未走。[郭：（教師）轉變得很快。]轉變得很快，因為老師們根本不當夜校是…可能只是兼職，不會投入在其中，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原來這樣他們也有回應。聖誕節時，我跟他們講聖誕的意義、耶穌基督，在課堂中跟他們傳福音。我就問他們有沒有聽過耶穌，有多少人信主，沒人舉手的。因為那段時間做工廠工作根本不會有機會聽到福音，教會不會接觸他們，他們亦沒有時間聽（福音）。於是我將這些過程跟工福討論，我認為這些也成為我以後去讀神學及投身工福的過程。
回港後，我當時就投身教育。在香港的確是…那段時間剛剛有…完了第一屆華福後，1976年，大家都在談論…還有1974年的洛桑，提及社關、基督徒信仰，還有我們生命和生活的結合之類。於是我回來後就感到很大的衝擊，讓自己再一次思考應該做甚麼。回港後，我先到了宣道會，北宣。那時候我們剛開展…印象很深刻，黃碩然和另外兩個傳道就開展了監獄佈道，特別是大欖涌女子監獄。當時我覺得自己還未投入個別事奉，但我覺得這個範疇相當特別，在女子監獄中向囚犯傳福音。為甚麼最後我會選擇參與這個事奉呢？蘇恩佩當時寫了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例如〈她們也有靈魂〉、〈我能為這個城市做甚麼〉、還有九龍寨城內吸毒相關的之類，我想是整個環境很自然地…（使）我被引導去思考前路，雖然我當時正在教書，但我亦應該思考如何去事奉，於是我便選擇了到大欖涌女監事奉。
我們每月進去一次，當時也挺辛苦的，下車後還要走一個多小時才到，[郭：走一個多小時嗎（笑）？]是的，因為車輛不准入，到不了那裡的，畢竟是七十年代。但我們覺得在監獄中與…我們稱她們為姊妹，大家互相認識，她們當中有部分獲釋後會與我們間中相約飲茶。不過在過程中，其實我的家人是不喜歡我去做這些的。[郭：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總是覺得你跟這些人結交…有一次，我們與一些已獲釋的姊妹相約吃晚飯，大家在酒樓裡坐在一起，大家聊到高興時，很自然便提高音量，夾雜髒話，[郭：會講些不太斯文的話。]是的，也有很多粗俗的說話，即外人聽起來會想，這群是甚麼女人來的，活像一群妓女這樣子。怎料被一些親戚看到我坐在其中，便跟我父親說。於是，我父親便問我為甚麼與那些人為伍？（父親說）雖然你不幹那種事，但別人會覺得你也不是好人。但我想我沒有被他的話影響，我有跟他解釋，也有繼續事奉，繼續探望女囚，後來更拿了通行證可以隨時進入監獄探望她們。在當中體會了不少，其實她們…即整個社會怎樣接納這些在囚人士呢，她們也有很多很苦的經歷，其實每個女囚都有自己的故事。於是，我繼續參與其中。
然後過程中，可能是大家都有共同理念的大學畢業生，就遇上劉達芳，我們都是住在九龍城，還有遇到阿橙陳惠嫦，就我被帶了去跟陳天祥聊天，那時是77年。在那裡被劉達芳叫了去幫忙門徒訓練，因為她知道我在台灣進行過門徒訓練，帶精兵團。陳天祥就讓我去幫忙補習，因為他有一些夜校學生，那時候的學生都很勤奮，都是準備想會考的，希望獲得一紙證書，好讓他們脫離工友生涯，於是他們很多讀夜校，但成績很差，因為沒有時間學習。於是，我們當時工福星期日下午就借了一所教會，我還記得在慈雲山，好像是錫安堂之類的，每個週日下午都讓工友們上來補習，我們讓他們做功課，教他們，跟他們談話，那時候我是主力做這個義工。我覺得這個事奉相當好，當中一直…因為我本來就是教書的，在那裡教導他們繼續溫習，我覺我是沒大問題的，但有很多感受。因為他們真的連一些很淺易的內容都不會，因為他們有些在讀中三，有些在讀…即中一到中五都有，拼命地幹活，啃着麵包就上班去了。到後來我就覺得…因為當時陳天祥也有一個夢，就是他很想辦一所夜校，因為有很多工友上不到（白天的學校），所以他想辦一所夜校。於是又被他說服，他就讓我去夜校教學。
我想想都好的，因為那時還年輕嘛…（於是決定）好吧，我就在夜校教吧。於是我便負責教其中一班，當時我負責教高年級，就是準備會考的一群。因為我在中學也是教準備會考的，所以就比較容易入手吧。教夜校那段時間真的令我有很多感受，看著他們真的啃着麵包、急步回來上課、上課時會打嗑睡因為很累、有很多內容都不會…[郭：這是工福辦的夜校？]不是，工福從未開辦夜校，開不到…[郭：即是陳天祥希望而已？]希望而已，他有嘗試辦過夜校團契，但辦不到夜校，因為的確是挺困難的，但那時候有很多學校…[郭：夜中學。]對，夜中學，有些甚至是政府辦的。那時候我教的是私立的夜中學，但也有很多夜校學生，很多是工友，也不僅是工友，有些是會考失敗想重讀的。第一個學期時，我已體會到他們…因為我一直教他們，沒有離開過，到聖誕節時，即第一個學期從九月到聖誕節，他們已經跟我說，Miss Yu，你知道嗎…（余說）即學校很多科，我是教經濟的…（學生說）其他老師全都走了，只有你一個還未走。[郭：（教師）轉變得很快。]轉變得很快，因為老師們根本不當夜校是…可能只是兼職，不會投入在其中，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原來這樣他們也有回應。聖誕節時，我跟他們講聖誕的意義、耶穌基督，在課堂中跟他們傳福音。我就問他們有沒有聽過耶穌，有多少人信主，沒人舉手的。因為那段時間做工廠工作根本不會有機會聽到福音，教會不會接觸他們，他們亦沒有時間聽（福音）。於是我將這些過程跟工福討論，我認為這些也成為我以後去讀神學及投身工福的過程。
郭教授
:
話說回來，你認識陳天祥時，他已經是工福的總幹事吧？[余：對。]劉達芳就應該是訓練…[余：同工，稱為幹事吧。]那你要帶精兵團契嗎？[余：要啊。]她也要你一併負責嗎？
余妙雲
:
要啊。當時只有幾個同工，好像是三個，劉達芳、李金麗及陳天祥，已經可以說是高峰的時候了，好像還有一個負責印刷之類的葉德邦，他後來更成為牧師，當時是做印刷的，因為當時出版甚麼也要自己印刷的，要寫鋼板，[郭：然後油印。]是的（笑），所以變相人手並不充足。但看到…77年開始，其實76年末，劉達芳就開始辦精兵團，因為她覺得開始有些工友信主後，教會不能提供訓練，教會亦不能提供主日學予他們，因為當時（教會）仍是偏向中產及關注學生居多，很少工友。他們（工友）不喜歡去教會，也入不了教會（的圈子），那如何令他們可以屬靈有成長及打穩他們的屬靈根基呢？於是便提出一個叫精兵團的計劃，一直鼓勵（工友）信主後便能參與，或是慕道也歡迎的。高峰期也有四、五十人，[郭：挺厲害的。]對，還借了一所學校，不過倒閉了，在土瓜灣（笑）。借的是私立學校，那時候有很多私立學校，就租借了那所學校每個週日的下午舉行。（精兵團）會分組，每組八個人左右，我擔任其中一組的組長，是精兵團的組長。[郭：其實也需要不少人幫忙當組長吧？]要啊，所以劉達芳那時候很有精力和魄力去招募很多人，以我為例，認識她不夠一、兩面已被她牢牢捉住了。但在當中的確很能了解工友的情況，後來我們更出版《齒輪》，是培育工友靈性的刊物，亦有舉辦研討會。即我認為那時候大家對這個趨勢都有目共睹，因為工友愈來愈多，這是無可否認的。七幾年開始，工廠和工友就愈來愈多，但他們信主的機會卻十分稀少，而教會又不會關心，於是才有工福出現了，希望將這個信念帶下去。起初是我們自己負責居多，例如精兵團這些訓練到現在…有一個我在77年帶的一組人中，最少也有一對夫婦，即後來他們結婚了，婚後到現在仍與我有密切聯繫。[郭：有四十多年吧…]四十多年了，對，非常難得，亦由此可見他們很長情。
精兵團後，劉達芳就離開了，接着到我（負責）。其實我自己很喜歡辦門徒訓練的，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我過去被trained的一個訓練，亦很想透過這樣的訓練，能讓生命像這般逐個讓他們可以去成長，（希望）真的能帶領及影響他們。所以後來我們也有一直舉辦領袖訓練、工廠宣教士培訓，很多不同的名堂但其實都是門徒訓練。回想起來，時至今天我仍然有一組人，即昔日由七幾年到八三年那一群，接近十幾、二十人，都現在仍每兩個月會有一次聚會，就是查經之類。他們大多已不再是工友…已經退…不過值得感恩的一點是，他們全都有在教會裡服事，不少更是當上了傳道人。即感覺到…誰說基層人沒有出路？不是的，是有的，上帝會使用他們。甚至時至今日，他們仍然投身於基層的事奉工作當中，雖然環境已經改變了，對象可能不一樣了，以往是工廠裡，現在不是工廠了，而是行業裡，甚至是家庭裡，這（事奉）仍然存在。
精兵團後，劉達芳就離開了，接着到我（負責）。其實我自己很喜歡辦門徒訓練的，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我過去被trained的一個訓練，亦很想透過這樣的訓練，能讓生命像這般逐個讓他們可以去成長，（希望）真的能帶領及影響他們。所以後來我們也有一直舉辦領袖訓練、工廠宣教士培訓，很多不同的名堂但其實都是門徒訓練。回想起來，時至今天我仍然有一組人，即昔日由七幾年到八三年那一群，接近十幾、二十人，都現在仍每兩個月會有一次聚會，就是查經之類。他們大多已不再是工友…已經退…不過值得感恩的一點是，他們全都有在教會裡服事，不少更是當上了傳道人。即感覺到…誰說基層人沒有出路？不是的，是有的，上帝會使用他們。甚至時至今日，他們仍然投身於基層的事奉工作當中，雖然環境已經改變了，對象可能不一樣了，以往是工廠裡，現在不是工廠了，而是行業裡，甚至是家庭裡，這（事奉）仍然存在。
郭教授
:
所以其實是劉達芳離開工福後，你便接任了？
余妙雲
:
我是80年加入工福，但我早於77年當義工，78年入中神修讀神學，我是讀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MCS)，所以只需讀兩年。80年畢業後，我就直接加入工福了。
郭教授
:
有甚麼鼓勵你去修讀神學？
余妙雲
:
當時修讀神學就…因為當時已經在做很多義工工作，我認為自己對勞工宣教是很有承擔的，即是（對）基層（宣教）。（由於）自己也是出身於基層，也目睹不少伙記、工友所面對的困難、壓力、經濟（負擔），或者他們的嗜好僅是賭錢，玩牌九…我們全家耳濡目染之下，全都玩得挺厲害的（笑），麻將、天九之類的。因為無他的，我們小時候有甚麼做呢…[郭：就看着他們玩。]他們不只一張枱在玩，每次都最少兩、三枱。那我們做甚麼呢？就看着他們玩，另外他們會叫你幫忙買吃的，會給點錢獎賞你這樣子，我們就幫他們買吃的回來。到我們長大一點時，更試過暫時充當玩家，[郭：是嗎？即他們去洗手間的時候。]是，去洗手間或是聽電話，或是有別的事要做時，就會讓我們暫時充當玩家，像麻將館似的。所以就是經歷過基層的難處，以及那種出路…但我們那時一直都覺得一定是有出路的，因為看到爸爸就是這樣找到出路的，也見到很多伙記、姨媽、姨丈全部也是基層或是從鄉下出來，雖然他們是基層，但亦看得見是有出路的，所以這也成了一個對我很大的影響。第二點就是信仰。經常也問，一直當我洗禮後，到台灣或是加拿大讀書時，有一班屬靈的群體，大家可以一起為着自己的信仰，為着時代去思考一些事。[郭：是一些甚麼人來的？]就是門徒訓練的那群人，那組的組員，我們經常一起讀書、看聖經，一起做一些外展服務，譬如到一些工作營，到台中附近的鄉村幫助他們收拾或是清潔。[郭：這些工作都很有意思啊。]對啊，就是一個工作營，是整個星期到埔里或一些山區傳福音。
郭教授
:
其實是怎樣發起的？即學生們為甚麼想到做這些呢？
余妙雲
:
有啊，以前是很多的。每逢假期（都有），所以後來我都…起初第一年，寒假、暑假時我都會回港。到第二年開始，一年我便只回港一次了。到寒假時，我便參這些工作營，或是其他假期、暑假前（也會參加），或是參加一些讀經營、查經班，當時的校園團契也經常舉辦這些活動。所以其實也就造就了我的成長，給予我挑戰。以及在七十年代時，存在主義在台灣很流行，我們讀過很多存在主義的書，大家一起辯論，（例如）別人挑戰信仰，我們該如何辯論呢？這造成了不少的影響。再加上（思考）如何關心社會，在那段時間我們的門徒訓練組，甚至是我們的團契，以至台中市，或是整個台灣一起的退修會和讀經營都會探討這方面，以及一些書刊雜誌，《校園》影響了我不少。當時蘇恩佩的《校園》雜誌的確是一本好書，即很多很好的昔日的《校園》的總幹事，或者可能不稱作總幹事的…他們也做很多的影響。
郭教授
:
你回想《校園》有何吸引之處？
余妙雲
:
《校園》吸引我甚麼…我們的僑生團契其實是《校園》來幫忙建立的。回想起來，李秀全牧師及他的太太，我們稱作甚麼姐姐。兩個都是《校園》的，因為他們一定要夫婦一起同工的。他們十分用心，真的帶領着…即真的委身，即我們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去問，我們都管叫他們做哥哥姐姐，突然忘記她的姓氏（李秀全太太）…一直帶領着我們。另外我覺得…即我們的小組中有一些高年級的，我加入時大概是大一尾，有些是大四的，羅德麟當時就是大四的，還有陳潭，他也是香港僑生來的，他後來在台灣東海大學擔任工學院院長，他們在那裡也建立了很多教會。還有劉富理，他後來到美國當了工人神學院院長，他的妻子也是我們組的。另外，東海現在…簡春安，你認識嗎？[郭：知道。]亦是我們小組的。[郭：好像是台灣中信的…]他是台灣…社工系博士，出版了很多書，講述家庭相關的，他的妻子曾是我的roommate。即當時我們那一群是願意委身，而且很想探討自己如何走不同的路，所以對我的影響也很大。當時《校園》舉辦很多讀經營，讀經營對我也很…即讀經營真的是很專心讀經、查經的，是很多同學連續數天住在一個地方，互相分享，有不同學校、院校、大專，就是大專讀經營，這也給予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認為這些都是給予我在台灣成長的過程。
郭教授
: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在工福的發展可以算是一種延續抑或是新的發現？
余妙雲
:
我認為是延續的，延續之下但範疇及領域不一樣。譬如在中學時，其實中學也對我有很多影響，我十分欣賞何中中校長，對我而言，她是一個重要的model。她以身作則，為人正直，是其是非其非。她讓你做的事，自己也必然做得到。她本身也很愛學生，是一種委身，把所有時間都投放在學生身上，她（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所以何中中對我的影響是去到大學和加拿大…加拿大當時主是要一起建立教會，如何去接觸人…[郭：傳福音。]對，傳福音，也是一個影響。然後回到香港，遇到那群…即我回看是人的影響、時代的影響、地域（的影響），再加上自己與神的關係，要去探討前路如何。
郭教授
:
你加入工福後，是1979年吧？[余：不，其實我早於1977年便在那兒做義工了。我一回港就在工福做義工了，一直到修讀神學時都在做義工，到80年就正式成為工福的同工。]你可否談一下，即80年至今已經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你退休是於… [余：2015年，四月。]你認為在這段很長的時間當中，有甚麼重要的事…
余姑娘，回到剛才，（其實你投身事奉）亦一段長時間了，由79年，[余：77年。]77年開始，80年回港，到退休有三十幾年吧。[余：其實我有好幾年都不在香港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歷嗎？特別是譬如對工人的關心、基督教的社會參與方面，這麼多年來，你認為有甚麼事情是值得與我們分享呢？
余姑娘，回到剛才，（其實你投身事奉）亦一段長時間了，由79年，[余：77年。]77年開始，80年回港，到退休有三十幾年吧。[余：其實我有好幾年都不在香港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歷嗎？特別是譬如對工人的關心、基督教的社會參與方面，這麼多年來，你認為有甚麼事情是值得與我們分享呢？
余妙雲
: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都出版過好幾本書。回想起來，每本書出版時都反映了當時的一些轉變，或者從這個角度去講會比較容易。[郭：好的。]第一套出版的書應該是《基層門徒訓練》，一套四本。[郭：甚麼時候出版的？這本我還未讀過。]應該1990左右，不對…對了，是我後來回來後才出版的，因為是1989年我正式擔任總幹事後才出版的，在那以前的一些文章我就不計算在內了。（這本）真的自己寫，當時應該是1992年左右，連續兩年，共出版了四冊，即分別這樣子。
郭教授
:
不如你講一下…雖然我（以前）訪問你也聽你說過一遍，但聽眾可能還未聽過。你可否講一下你何時正式在工福事奉，去到那一年短暫離開，然後又回來。
余妙雲
:
好的，我在80年加入工福。甫加入時，劉達芳便離開了。我八月加入工福，她九月就去了美國。那時候我也有向她抱怨說，為甚麼哄我加入後自己又離開呢？然後就在那段時間，所以很快的，工福需要去定立一些管理（方向）。我剛加入，當然不能成為負責人。於是，就找來了三個人，像是三頭馬車般，組成了一個核心，我亦是其中一個核心，就是一個董事委派下來兩個同工。我一入去，我80年入去，84年時就離開了工福，因為我兒子在83年出生，（因為）過程中我很想親自撫養他，於是在1984年正式離開工福。離開工福後，但那時正好開辦基層神學訓練，[郭：基福。]是的，由於我從一開始80年入去就負責這個計劃，眼見我離開了工福，於是便找我帶一組導修及教授一個科目。我認為這樣子比較輕鬆，沒太多負擔，亦有奶奶幫忙分擔撫育兒子，變相我也可以繼續跟。接着，我女兒出生了，所以直至89年，我才重新加入工福。我是89年年初加入工福，重返工福後，我擔任東九龍中心主任一職。其實，由於離開多年，我對很多工作都感到陌生，雖然平時都有替他們工作，（如）寫查經資料之類，但始終覺得…重返時，其實他們亦想我接任總幹事，因為那時候總幹事一職依然懸空。89年重返之時，羅志麟應該正在擔任總幹事，但由於他早於兩年前已經離職，於是職位便一直懸空，但我拒絕了立即接任，便當了中心主任。直至89年九月，我才正式接任總幹事，一直到2015年…總計二十六、七年吧，即擔任總幹事，但在此之前亦零星地（在工福）工作了幾年。
郭教授
:
話說回來，你剛才提及可以用你的出版作為標誌性的…
余妙雲
:
是的。其實我還未離開工福時，也是負責門徒訓練的，亦有很多體會，其中一個體會就是我自己需要跨文化。譬如我要認識一些工友，他們說話大聲的原因是他們原來身處的環境多半十分嘈雜，你不要覺得他們是（沒禮貌），不要經常用自己作為教師的心境去命令他們不要做這樣那樣，他們亦不會受教的。再者，要經歷對他們的愛是顯而易見的，你不能跟他們說太多道理，甚麼救恩、救贖、未來如何上天堂之類的，根本沒人理你，最主要是讓他們覺得你是否真的關心他們。還有的是與他們查經或是門徒訓練時，不能用自己是學生時候的那一套（方法）。我們一直帶領…但也不能沒有課程，於是便將我和一些同工帶領時的經歷整理成一套書，就是《基層門徒訓練》，由它（開始）稱為「生命」系列，從起初信主到成長及被栽培，最後是幫助別人，即是一個cycle，其實就像成長百科一樣，不過我集中於基層（訓練），增加了一些遊戲。以及整個編排就是…甚至每次門徒訓練開始時，我們都會有靈修，包括靈修的經文是甚麼、唱的詩歌是甚麼、敬拜，內裡的問題都會清楚列出，然後每日的靈修是甚麼都會仔細列出讓他們跟進。所以不能夠太理念化，如提出問題讓他們自行思考，他們需要一些（規則）去跟從和一些遊戲去玩，諸如此類。我認為這都是由我讀完神學後加入工福，在第一個階段自己所獲得的經歷，即歷程，而在其中亦反映到工友信主的原因，他們與福音的關係，跟他們傳福音的關注點，（例如）不要用太多屬靈名詞，諸如此類。即在接觸的過程中，也為我自己在該階段裡產生了不少經歷。在89年，在我剛回到工福的那段時間，我們經常也會討論馮煒文的文章。
郭教授
:
為甚麼栽培又會與馮煒文有關係？
余妙雲
:
因為當時他提出不少工人神學方面的理念，我們認為這些理念都很好，所以當時我當義工轉而成為同工的階段，我們經常用被罪者（概念）及何謂站在工人那一方等話題討論，（不論）同意與否，我們都會討論，變相亦擴闊了自己的眼界。當時工福也有一個讀書組，成員包括梁家麟…當時我們稱之為研究小組…家麟，我一定會記得他的，他現在的太太也是在工福認識的，還有梁應安、倪貢明 …我們當時一群人經常都會一起討論有關工人神學的問題，我認為這個階段大大影響到我對基層是甚麼的認知。那時候也會嘗試界定何為基層，例如你做那一行、收入多少等等，（但）有時候我們也不是用這些準則界定的，而是真的看見他們的處境，或在他們當中，自己思考如何親自進入到他們生命當中，並影響改變他們。接着，我寫的第二本書是《走過勞工宣教路》，大約2000年出版。其實我在1996年有一年的安息年假，那年我去了崇基跟隨盧龍光牧師，擔任副研究員進行研究。當時也是…因為我也覺得一直在事奉的過程中，我發覺有關工人的…即為何開始有工人工作、為甚麼要關心之類，到底其歷史性及延續性是怎樣呢？這些問題當時也沒甚麼資料能回答。於是我覺得很想…快將2000年了，所以我便覺得會否把過程記錄下來比較好呢？我也採取了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一些人物，訪問了十個人，追溯從50年代至2000年的一些人物。
在這個階段中，對我而言亦是一大經歷就是工人的轉變，香港工業的轉型帶來的震撼。剛踏入80年代初時，正值高峰期，有很多工友，接着工廠北移，工人數目便一直下跌，那麼他們需要面對甚麼呢？他們的困難是甚麼呢？所以變相在那段時間裡，我想對我而言就是去研究…不是說工廠沒了就可以不用幹了，不是的。當你觀察他們（工友）是一個人的時候，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他們背後的經歷，你會發現原來工業轉型並非導致失業而已，而是在背後帶來很多身心社靈的失落及轉變，以致工友前面的那一步要如何走呢。所以在這一點上，我體會到那種轉變以致到在事奉過程中，譬如工福，我們在80年代就開始探討行業團契。由工廠團契，即是第一階段，到衰退後便到行業團契，包括司機、飲食業、三行、院舍，當時我們有探討這些（行業）。時至今天，司機團契和飲食業團契我想已經獨立並發揚光大了，所以在那個階段看到轉型接著帶來失業的問題。90年代時，他們（工友）失業，不再做工友時，便看到他們的生活愈來愈差。他們的環境、所擁有的及收入愈來愈差，所以「邊緣勞工」一詞亦衍生了。於是，我們便思考如何幫助他們再培訓。因此當時我們也加入成為培訓機構，可以舉辦培訓課程。其實之前我們亦有舉辦過很多勞工教育課程，所以我們從勞工教育課程轉至培訓課程的困難並不大。後來，我們也成為再培訓局的培訓機構，一直到現在也是。
96、97年時亦開始面對回歸新移民的問題。那時候不是說，回歸後將有數百萬新移民蜂擁而至嗎？[郭：單程證…]對，單程證的問題，每日會有150人持單程證來港。因此，我們又體會到家庭的問題，即是勞工家庭的問題。我認為這段時間給予我深刻體會是那種…這個群體（工友）其實離開工廠後帶來的是更慘，更悲涼，更貧窮，遇到的問題更大，我想這是第二階段。到了第三階段，我出的書應該是《貧窮人的福音》，於2014年出版。書中描述的是另一個環境，就是2000年後香港所面對的貧窮的問題，包括新移民的貧窮、基層家庭的貧窮、賭徒、兒童等等，所以變相這本書包含了其中兩個挺重要的researches。其一是戒賭，我們在2000年時開始了戒賭工作，因為勞工賭博，無論是司機、飲食業，即基層人…自己也曾體會過，以前那班基層唯一的娛樂就是賭博，但賭博會導致家破人亡，再加上當時政府推行賭波合法化，我們也經歷了這方面。於是我們開始建立問題賭徒復康中心、亦有兒童發展基金、師友計劃等推出，很多，諸如此類。
在這個階段中，對我而言亦是一大經歷就是工人的轉變，香港工業的轉型帶來的震撼。剛踏入80年代初時，正值高峰期，有很多工友，接着工廠北移，工人數目便一直下跌，那麼他們需要面對甚麼呢？他們的困難是甚麼呢？所以變相在那段時間裡，我想對我而言就是去研究…不是說工廠沒了就可以不用幹了，不是的。當你觀察他們（工友）是一個人的時候，每一個人，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他們背後的經歷，你會發現原來工業轉型並非導致失業而已，而是在背後帶來很多身心社靈的失落及轉變，以致工友前面的那一步要如何走呢。所以在這一點上，我體會到那種轉變以致到在事奉過程中，譬如工福，我們在80年代就開始探討行業團契。由工廠團契，即是第一階段，到衰退後便到行業團契，包括司機、飲食業、三行、院舍，當時我們有探討這些（行業）。時至今天，司機團契和飲食業團契我想已經獨立並發揚光大了，所以在那個階段看到轉型接著帶來失業的問題。90年代時，他們（工友）失業，不再做工友時，便看到他們的生活愈來愈差。他們的環境、所擁有的及收入愈來愈差，所以「邊緣勞工」一詞亦衍生了。於是，我們便思考如何幫助他們再培訓。因此當時我們也加入成為培訓機構，可以舉辦培訓課程。其實之前我們亦有舉辦過很多勞工教育課程，所以我們從勞工教育課程轉至培訓課程的困難並不大。後來，我們也成為再培訓局的培訓機構，一直到現在也是。
96、97年時亦開始面對回歸新移民的問題。那時候不是說，回歸後將有數百萬新移民蜂擁而至嗎？[郭：單程證…]對，單程證的問題，每日會有150人持單程證來港。因此，我們又體會到家庭的問題，即是勞工家庭的問題。我認為這段時間給予我深刻體會是那種…這個群體（工友）其實離開工廠後帶來的是更慘，更悲涼，更貧窮，遇到的問題更大，我想這是第二階段。到了第三階段，我出的書應該是《貧窮人的福音》，於2014年出版。書中描述的是另一個環境，就是2000年後香港所面對的貧窮的問題，包括新移民的貧窮、基層家庭的貧窮、賭徒、兒童等等，所以變相這本書包含了其中兩個挺重要的researches。其一是戒賭，我們在2000年時開始了戒賭工作，因為勞工賭博，無論是司機、飲食業，即基層人…自己也曾體會過，以前那班基層唯一的娛樂就是賭博，但賭博會導致家破人亡，再加上當時政府推行賭波合法化，我們也經歷了這方面。於是我們開始建立問題賭徒復康中心、亦有兒童發展基金、師友計劃等推出，很多，諸如此類。
郭教授
:
其實在哪個年代裡多人做師友計劃嗎？
余妙雲
:
在早期…視乎是那一個年代吧。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即（因為）有不同做法。怎麼說，2005、2006年時，我們當時與深水埗區社會福利署合作推行師友計劃。師友計劃的做法是我們找來一些mentors，社會福利署可以接觸到很多…[郭：有需要的街童。]比較特別、有需要的（人士），譬如有問題出現的家庭。那些家庭希望除了社署提供物質援助外，亦希望教會能給予一些生活上的陪伴，於是我們就有了師友計劃。是我們去找…我們以教會為單位，每所教會派出幾個人去帶領一個家庭，是這樣的。那時候辦得不錯的，社署也覺得不錯，我們也做了兩至三期。後來便開始強調不要一組對一組或是一群人，而是提議一對一，我們亦嘗試…第二階段時，我們也不是採用一對一的方式，因為我們覺得群體也是重要的，所以採用兩個帶領兩至四個，然後成為一組的模式，我們也是拿了funding去做的。但到2007年時，陳清海博士在一所學校中推行師友計劃，他採用了好像是紀律部隊為mentors去帶學生，是一對一的。他非常主張一對一的方式，也寫了很多著作…他是一個很好的導師，於是他在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推行這個計劃。因為我們過往有經驗，所以我們把經驗集中在一起，於該網絡上以區劃分成四區，推行一對一。每一區五十人而已，五十個mentors帶五十個社區中的小孩子。當時包括了深水埗區、天水圍區、東涌區及油尖旺區。後來政府看到計劃的成功，於是推出了兒童發展基金，將這個計劃放在兒童發展基金中作為其中一個元素。不光是叫你儲蓄和學習，還有一對一的師友計劃。一直推廣至今，政府已投放了好像六億在其中，總共超過兩萬人完成了師友計劃。首推社區，次推學校，在學校裡推行，但用的人不再限定基督徒了，而是任何有心的人也可以了，就是這樣。所以變相在我寫的那本書中也有提及這些，貧窮兒童、家庭、單親，我用了很多故事去說明，因為我經歷了很多真實的人的故事，[郭：狀況。]所以我在書中有六十多篇故事，融入了這本書裡。這就是我的第三階段。
後來，我又出版了一本比較偏向個私人性質的書，名為《行雲流水》，其實那也對我在工福有很大的震撼。在2009年末，潘Sir突然離世，我認為這也是很大的打擊，不論是對我、我的家人、工福、戒賭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亦需要面對及處理。我很感謝《時代論壇》找我和兒子進行了這樣的對話，因為我發覺我們三個，即我跟我的兒子和女兒…潘先生走的時候他倆還未結婚，我們也有很多不明白及未處理的事情，但正行剛好在修讀神學，在崇基讀二年級。女兒則任教師，剛開始第一年出來當教師不久，教中學。而我仍在工福…潘Sir（幫忙進行）戒賭（服務）到了（第）十年，去到高峰，一直非常有經驗，一直推廣及訓練了很多同工，卻突然離世了，我們有很多事要去處理…其實（我）自己可能也有很多未處理的事情，但又要馬上處理工福的同工安排等等各方面，都是十分困難的。在那三年間，我發現有機會跟兒子對話，對話當中雖然大家有不同話題，但很多時候都會互相抒發一些（心底話）出來，就成就了《行雲流水》一書。
之後，在16、17年，我在《基督教週報》有一個專欄，[郭：好像是寫歷史的吧？我記得，我讀過（笑）…]對，是《從貧說起》。首先，我是寫《從貧說起》的，每星期一篇，寫了一年幾。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心願，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在人世了，可能這些經歷或經驗就沒了，所以我就從50年代香港的基層情況，不論是天台屋、寮屋…即很多那時經歷的一些基層的體會，例如難民那些，我就一直寫，直至我離開（笑）。每篇一千字左右，其實本來有很多註腳的，但我沒有放進去。接着就一直寫了…一年還是一年多，我忘記了，總之是由2015、16年之間吧，應該有一年多吧。[郭：共計應該有接近一百篇吧？]總共…後來我2017年時又寫了半年，應該有一百篇，就整理後寫了出來，這也是我期望將東西…後來因為我生病了，我在2016年…2015年末，快要寫完，即到年末…本來我會繼續寫的，2016年頭也會繼續寫《從貧說起》，但我跟它（《基督教週報》）說我不能再寫了，因為在2015年末我發現自己患上cancer，所以寫到年末就要（停止），要去接受治療。我在2016年初，一月時就進行了手術，到三月…四月時進行電療，所以我跟Suki說我要休息，便停止了一切活動。到七月時，她又勸我繼續寫。其實我在那之前已經把好幾篇文章交給她了，[郭：還未出版（笑）。]對，一定要給他們的，因為很快就踏入下一年了，每個星期一篇。她就說，我有你五篇文章了，我幫你出版，你繼續寫吧。所以我在七月，就是下半年的時候就繼續寫。繼續寫的時候，我就不再是寫《從貧說起》而是《從沉溺說起》，是關於戒賭的。雖然是短短的…從2000年至那時是十多年的時間，但戒賭治療是基督教首創的，因此我覺得應該把honour歸於教會，歸於基督教。我認為這是該寫的，於是就寫了半年，至2016年末，我覺得有點辛苦了，也被家人罵我說，說你以為你是康復了嗎？你得趕緊（休息）了，所以我在2016年末便不再寫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經歷。
這麼多年來我們（工福）的經歷也很多的，試過被別人淋紅油，元朗惠群天地那裡，最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郭：好像是2000年後發生的？]2008年左右吧，這亦是一大震撼。我們的中心從二零…其實那時候跟神召會合作，先在它們教會，後來用了它們的學校，即有一半的學校是它們租借回來的。我們投放了很多心血，把它裝修得很漂亮，發展成惠群天地，讓區內的人使用，又可以服事少數族裔、新移民和貧窮家庭，亦充當戒賭中心。這個位於元朗的中心一直都發展順利，怎料突然有一晚，風雨交加的一晚，凌晨時分時有人進去淋紅油，破壞得相當嚴重，又放火燒我們的辦公室。後來也知道原因了，其實早就有跡可尋，（有人）常常叫我們搬遷等等。[郭：但哪裡是學校來的（笑）？]那兒是私人地方。挺有趣的，惠群學校分成三部分，中間部分是政府的，就是課室、雨操亭等等，後面的部分是籃球場，是神召會的，前面的部分，因為恰好面向唐人新村路是屬大街的。因此，開始建校時就有一個新界的家族把它租借給神召會，成為神召會惠群學校。當時租約仍未滿，租約亦一直續期，每次十年，租期可說是相當長。最後在大概2006、2007年時因為學生不足的原因，便要殺校，全部都停了。由於這個地方租約仍然生效，神召會亦有繳交租金，又不想浪費（地方及金錢），租約好像是還剩好幾年，大概是二零一幾年才完約。於是便打算用作社區中心，大展拳腳，與我們合作。我們提供同工協助，替它們搞很多，它們（神召會）提供地方而已。由於中心旁就是教會，大家便一起合作，開辦了很多活動。後來因為當時正值討論骨灰龕（位）的問題，因為骨灰龕（位）相當昂貴，很多（人）都想收購那片土地作骨灰龕場之用…[郭：私型骨灰龕場。]對，於是那些人便找些…總之就是要收回土地，他們覺得這麼便宜租借給我們不划算。他們便用盡一切辦法…由於租約未滿，沒有理由給他們，因此便用上了很多骯髒的手段，例如張貼大字報叫我們搬遷，說我們不合法等等，亦有與神召會教會商討讓我們離開不要再做，但我們堅持不離開，因為租約未滿。由於我們堅決不離開，他們就…[郭：很激烈的手段。]用很激烈的手段想把我們嚇走。本來神召會也勸我們離開，它們亦認為十分危險，但我們覺得要是有危險便走，就相當於永遠不用工作。因此我們決定不走，繼續留守，然後當然要報警等等。因為我們是社會服務，社署其實也知道我們的困境。我們中心亦因這次事故出了名，街坊知道後亦議論說，是那群人不對，怎能這樣對待這麼好的中心，開始多人知道了。於是附近警方也派遣警車來保護中心，社署、民政署亦因此知曉中心的存在。[郭：因禍得福。]對，因禍得福。所以到後來我們申請學校的中間部分…因為租約期滿必須交還予他們嘛，免得和他們（發生衝突），但我們也得有地方繼續發展，便向政府申請中間的部分，政府亦批准了。
後來，我又出版了一本比較偏向個私人性質的書，名為《行雲流水》，其實那也對我在工福有很大的震撼。在2009年末，潘Sir突然離世，我認為這也是很大的打擊，不論是對我、我的家人、工福、戒賭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亦需要面對及處理。我很感謝《時代論壇》找我和兒子進行了這樣的對話，因為我發覺我們三個，即我跟我的兒子和女兒…潘先生走的時候他倆還未結婚，我們也有很多不明白及未處理的事情，但正行剛好在修讀神學，在崇基讀二年級。女兒則任教師，剛開始第一年出來當教師不久，教中學。而我仍在工福…潘Sir（幫忙進行）戒賭（服務）到了（第）十年，去到高峰，一直非常有經驗，一直推廣及訓練了很多同工，卻突然離世了，我們有很多事要去處理…其實（我）自己可能也有很多未處理的事情，但又要馬上處理工福的同工安排等等各方面，都是十分困難的。在那三年間，我發現有機會跟兒子對話，對話當中雖然大家有不同話題，但很多時候都會互相抒發一些（心底話）出來，就成就了《行雲流水》一書。
之後，在16、17年，我在《基督教週報》有一個專欄，[郭：好像是寫歷史的吧？我記得，我讀過（笑）…]對，是《從貧說起》。首先，我是寫《從貧說起》的，每星期一篇，寫了一年幾。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心願，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在人世了，可能這些經歷或經驗就沒了，所以我就從50年代香港的基層情況，不論是天台屋、寮屋…即很多那時經歷的一些基層的體會，例如難民那些，我就一直寫，直至我離開（笑）。每篇一千字左右，其實本來有很多註腳的，但我沒有放進去。接着就一直寫了…一年還是一年多，我忘記了，總之是由2015、16年之間吧，應該有一年多吧。[郭：共計應該有接近一百篇吧？]總共…後來我2017年時又寫了半年，應該有一百篇，就整理後寫了出來，這也是我期望將東西…後來因為我生病了，我在2016年…2015年末，快要寫完，即到年末…本來我會繼續寫的，2016年頭也會繼續寫《從貧說起》，但我跟它（《基督教週報》）說我不能再寫了，因為在2015年末我發現自己患上cancer，所以寫到年末就要（停止），要去接受治療。我在2016年初，一月時就進行了手術，到三月…四月時進行電療，所以我跟Suki說我要休息，便停止了一切活動。到七月時，她又勸我繼續寫。其實我在那之前已經把好幾篇文章交給她了，[郭：還未出版（笑）。]對，一定要給他們的，因為很快就踏入下一年了，每個星期一篇。她就說，我有你五篇文章了，我幫你出版，你繼續寫吧。所以我在七月，就是下半年的時候就繼續寫。繼續寫的時候，我就不再是寫《從貧說起》而是《從沉溺說起》，是關於戒賭的。雖然是短短的…從2000年至那時是十多年的時間，但戒賭治療是基督教首創的，因此我覺得應該把honour歸於教會，歸於基督教。我認為這是該寫的，於是就寫了半年，至2016年末，我覺得有點辛苦了，也被家人罵我說，說你以為你是康復了嗎？你得趕緊（休息）了，所以我在2016年末便不再寫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經歷。
這麼多年來我們（工福）的經歷也很多的，試過被別人淋紅油，元朗惠群天地那裡，最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郭：好像是2000年後發生的？]2008年左右吧，這亦是一大震撼。我們的中心從二零…其實那時候跟神召會合作，先在它們教會，後來用了它們的學校，即有一半的學校是它們租借回來的。我們投放了很多心血，把它裝修得很漂亮，發展成惠群天地，讓區內的人使用，又可以服事少數族裔、新移民和貧窮家庭，亦充當戒賭中心。這個位於元朗的中心一直都發展順利，怎料突然有一晚，風雨交加的一晚，凌晨時分時有人進去淋紅油，破壞得相當嚴重，又放火燒我們的辦公室。後來也知道原因了，其實早就有跡可尋，（有人）常常叫我們搬遷等等。[郭：但哪裡是學校來的（笑）？]那兒是私人地方。挺有趣的，惠群學校分成三部分，中間部分是政府的，就是課室、雨操亭等等，後面的部分是籃球場，是神召會的，前面的部分，因為恰好面向唐人新村路是屬大街的。因此，開始建校時就有一個新界的家族把它租借給神召會，成為神召會惠群學校。當時租約仍未滿，租約亦一直續期，每次十年，租期可說是相當長。最後在大概2006、2007年時因為學生不足的原因，便要殺校，全部都停了。由於這個地方租約仍然生效，神召會亦有繳交租金，又不想浪費（地方及金錢），租約好像是還剩好幾年，大概是二零一幾年才完約。於是便打算用作社區中心，大展拳腳，與我們合作。我們提供同工協助，替它們搞很多，它們（神召會）提供地方而已。由於中心旁就是教會，大家便一起合作，開辦了很多活動。後來因為當時正值討論骨灰龕（位）的問題，因為骨灰龕（位）相當昂貴，很多（人）都想收購那片土地作骨灰龕場之用…[郭：私型骨灰龕場。]對，於是那些人便找些…總之就是要收回土地，他們覺得這麼便宜租借給我們不划算。他們便用盡一切辦法…由於租約未滿，沒有理由給他們，因此便用上了很多骯髒的手段，例如張貼大字報叫我們搬遷，說我們不合法等等，亦有與神召會教會商討讓我們離開不要再做，但我們堅持不離開，因為租約未滿。由於我們堅決不離開，他們就…[郭：很激烈的手段。]用很激烈的手段想把我們嚇走。本來神召會也勸我們離開，它們亦認為十分危險，但我們覺得要是有危險便走，就相當於永遠不用工作。因此我們決定不走，繼續留守，然後當然要報警等等。因為我們是社會服務，社署其實也知道我們的困境。我們中心亦因這次事故出了名，街坊知道後亦議論說，是那群人不對，怎能這樣對待這麼好的中心，開始多人知道了。於是附近警方也派遣警車來保護中心，社署、民政署亦因此知曉中心的存在。[郭：因禍得福。]對，因禍得福。所以到後來我們申請學校的中間部分…因為租約期滿必須交還予他們嘛，免得和他們（發生衝突），但我們也得有地方繼續發展，便向政府申請中間的部分，政府亦批准了。
郭教授
:
回顧昔日不同的經歷後，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在當中的角色？或當你現在回想，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做的事？
余妙雲
:
第一，我覺得這是上帝的calling，祂要我們於世上作鹽作光，作見證，要我們…要將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認為這是我們的責任，就是看到社會有需要的、有不公的、有傷心的、有孤單的，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要察覺到，但不僅是察覺，因為你可以不做任何事然後離開的嘛，你必須參與其中，你不可能只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或者是說我為你祈禱，而是你真的要實際上做一些事，如何讓他們於孤單中再次站起來，經歷到群體的存在或是盼望，即在絕望中經歷到很多生命的改變。因此，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於過程中是在回應上帝的呼召，以致在地上讓上帝的國可以建立在人間，而這個國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而是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一樣，走進人群當中，讓人目睹並得到改變。他們的生活可以改變…生活至少可以改善，生命也是可以改變的，這是我一直以來於過程中的（體會）。當然這樣做的其中牽涉到很多的確可能是要爭戰的事情，我回顧過往社會關懷以致參與的過程中，我發覺到…譬如很早期，我回顧自己一直的經歷，應該是一九七幾年的洛桑條約對我有很大影響。然後到八十年代（開始）基督教協進會的諮詢會議，那時我剛加入工福當同工，所以有很大的…其實於1979年尾已經有一個預備會議，1980年是正式會議。我於1980年加入就代表工福參與這些諮詢會議，就發覺到開始看到大家要合一，大家要關心貧窮人…那時候的主題好像也是與關心貧窮人有關係，即有甚麼策略去關心當時貧窮人。
更加在那次的諮詢會議的最後一天，巴士公司加價，九巴加價，即是兩巴加價。當晚的聚會中馬上便提出，大家不只是講了，已經討論好幾天了，倒不如研究如何參與，就真的發展成一個行動，組織了「反對兩巴加價大聯盟」之類的會，然後就開始call了。當時自己看著它成立，亦有份參與其中，包括舉手大家作決定，亦有出席委員會及參與一連串的行動。九巴（事件）後…有《信念書》，開始面對回歸的問題。我於1980年加入工福作同工，後來更擔任…那時還未是總幹事，是執行幹事，亦是我要負責，只是由三個人變做一個人，當時幾年時間…所以我變了做執行幹事，但亦要出版很多這些東西。《信念書》當時討論到回歸的問題，與一群教牧大家亦有討論，余達心等等他們一群人。我不是發起人，但要call meeting時或是要大家提供意見、簽署、聯署時我都有參與，甚至工福亦有參與其中。
《信念書》後就到八九（民運）了，那時我剛回到工福擔任總幹事，亦目睹整個國內政治的情況及進行支援。[郭：你是在九月回到工福的吧？回去時（八九民運）已結束了吧？]其實我為何願意接手總幹事呢，其實六四給我的挑戰很大。其實我之前回去的時候，工福已希望我擔任總幹事一職，但我不願意，所以一直婉拒。但六四後，我就發覺有時候我們都是計較得太多了，但看到北京那群學生毫不計較，他們直接挺身而出，為了國家、公義、社會及貪腐問題站出來，甚至最後犧牲性命。突然之間…給予我一個…所以當我接任總幹事時也撰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為何我願意接任的原因，就是不要再計較太多了，有的時候需要豁出去。雖然我亦思考了不少，如子女還小，或是潘仁智當時於教會牧會…我們這麼多事累積起來，即使聘請工人就搞不好吧等等，很多這類的事情。以及會考慮自己的能力，因為把職務放下了一段時間，當家庭主婦五年之久，很多事情也不…但後來就覺得不要再（計較）。當看到有需要而旁人又認同時，為甚麼不嘗試一下呢？即使是冒險也可以去試吧。所以八九六四時期，整個工福都相當投入。我還很記得端午節的時候，我們與工友一起出海旅行，就做了不少banners掛滿船身，[郭：很利害（笑）。]是的，（寫道）「支援北京學生」、「我們要反對暴力」、「官倒」之類的，掛滿了。六四當晚，很多工友一起外出，大家都落淚等等…即變相認為是一個…若你問當時為何會可以讓你參與這些，可以嗎？沒甚麼的，當時很自然就參與了，我從來也沒有問過董sir會否批准。只不過大家自然覺得要表達意見，所以當時在任何行動中，我們都會表達，例如我們要抗議甚麼之類的。
六四後，就面對90年代，開始（面對）失業及貧窮問題。我們那時候的參與就是舉辦「基督徒關懷失業行動」，應該是在2000年…我看一看，我有寫下的（翻查資料中）。最先在1998年有「主愛基層運動」，然後由「主愛基層運動」…即一群聯合的基層機構大家一起去關心當時在98年時面對的金融風暴、又有很多危機及失業，就開始察覺到貧窮問題很嚴重。於是在2000年時，便有「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出現，就有關懷基金幫助因失業而需要援助的人。我們向教會籌募經費，當時李健華牧師也有參與其中。接著2002年，即兩年後，我們就成立了「教會關注失業行動」，當時的失業問題亦是相當嚴重。當時更是籌募了不少創業基金支持他們創業，亦有失業熱線，幫助他們配對工作等等。於社會上回響亦不錯，又舉辦過記者招待會之類。接着，「教會關注失業行動」後來便於2006年轉化為「教會關懷貧窮行動」，即「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亦延續至今，這些就是那段時間推出的行動的過程。
更加在那次的諮詢會議的最後一天，巴士公司加價，九巴加價，即是兩巴加價。當晚的聚會中馬上便提出，大家不只是講了，已經討論好幾天了，倒不如研究如何參與，就真的發展成一個行動，組織了「反對兩巴加價大聯盟」之類的會，然後就開始call了。當時自己看著它成立，亦有份參與其中，包括舉手大家作決定，亦有出席委員會及參與一連串的行動。九巴（事件）後…有《信念書》，開始面對回歸的問題。我於1980年加入工福作同工，後來更擔任…那時還未是總幹事，是執行幹事，亦是我要負責，只是由三個人變做一個人，當時幾年時間…所以我變了做執行幹事，但亦要出版很多這些東西。《信念書》當時討論到回歸的問題，與一群教牧大家亦有討論，余達心等等他們一群人。我不是發起人，但要call meeting時或是要大家提供意見、簽署、聯署時我都有參與，甚至工福亦有參與其中。
《信念書》後就到八九（民運）了，那時我剛回到工福擔任總幹事，亦目睹整個國內政治的情況及進行支援。[郭：你是在九月回到工福的吧？回去時（八九民運）已結束了吧？]其實我為何願意接手總幹事呢，其實六四給我的挑戰很大。其實我之前回去的時候，工福已希望我擔任總幹事一職，但我不願意，所以一直婉拒。但六四後，我就發覺有時候我們都是計較得太多了，但看到北京那群學生毫不計較，他們直接挺身而出，為了國家、公義、社會及貪腐問題站出來，甚至最後犧牲性命。突然之間…給予我一個…所以當我接任總幹事時也撰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為何我願意接任的原因，就是不要再計較太多了，有的時候需要豁出去。雖然我亦思考了不少，如子女還小，或是潘仁智當時於教會牧會…我們這麼多事累積起來，即使聘請工人就搞不好吧等等，很多這類的事情。以及會考慮自己的能力，因為把職務放下了一段時間，當家庭主婦五年之久，很多事情也不…但後來就覺得不要再（計較）。當看到有需要而旁人又認同時，為甚麼不嘗試一下呢？即使是冒險也可以去試吧。所以八九六四時期，整個工福都相當投入。我還很記得端午節的時候，我們與工友一起出海旅行，就做了不少banners掛滿船身，[郭：很利害（笑）。]是的，（寫道）「支援北京學生」、「我們要反對暴力」、「官倒」之類的，掛滿了。六四當晚，很多工友一起外出，大家都落淚等等…即變相認為是一個…若你問當時為何會可以讓你參與這些，可以嗎？沒甚麼的，當時很自然就參與了，我從來也沒有問過董sir會否批准。只不過大家自然覺得要表達意見，所以當時在任何行動中，我們都會表達，例如我們要抗議甚麼之類的。
六四後，就面對90年代，開始（面對）失業及貧窮問題。我們那時候的參與就是舉辦「基督徒關懷失業行動」，應該是在2000年…我看一看，我有寫下的（翻查資料中）。最先在1998年有「主愛基層運動」，然後由「主愛基層運動」…即一群聯合的基層機構大家一起去關心當時在98年時面對的金融風暴、又有很多危機及失業，就開始察覺到貧窮問題很嚴重。於是在2000年時，便有「基督徒關懷貧窮行動」出現，就有關懷基金幫助因失業而需要援助的人。我們向教會籌募經費，當時李健華牧師也有參與其中。接著2002年，即兩年後，我們就成立了「教會關注失業行動」，當時的失業問題亦是相當嚴重。當時更是籌募了不少創業基金支持他們創業，亦有失業熱線，幫助他們配對工作等等。於社會上回響亦不錯，又舉辦過記者招待會之類。接着，「教會關注失業行動」後來便於2006年轉化為「教會關懷貧窮行動」，即「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亦延續至今，這些就是那段時間推出的行動的過程。
郭教授
:
「教關」原來是工福帶頭的？
余妙雲
:
對，它註冊的地址亦屬我們所有。我們亦有派出同工於早期幫助…因為整個「失業行動」都是用我們的地方當作一個失業支援中心，電話熱線亦屬我們所有，熱線有社工接聽，然後那段時間有僱主可以提供職位讓我們配對。[郭：很厲害。]我覺得在過程當中…加上我們是再培訓機構，所以可以得知勞工處有提供甚麼職位或我們可以接觸到一些僱主，即有僱主親自致電來提供職位，當時我們也鼓勵很多基督徒僱主（提供職位），又提供創業基金等等，一直轉型至2006年，我認為當時我們對失業方面是有所參與的。後來到戒賭、反賭波。反賭波時，我們直是通宵在立法會祈禱，遊行很多次，後來更組成了「反賭波大聯盟」。雖然最後於2003年（賭波合法化）還是通過了，雖然反對無效，我們發覺這行動帶起了關注賭徒的治療工作，政府亦開始來visit我們的機構，參考我們的做法推出了平和基金及建立戒賭中心，一直運作至今天。
郭教授
:
剛才我們一直談，社會的發展似乎會影響你去思考工福及你的工作角色，但其實亦滲有一些你自己個人的反省，你會怎樣看待這兩個因素？即在甚麼時候其中一個會多一點？還是它們是有某些特定的pattern，還是未必的，而是有所感動引發而致？即不同影響之間的交互關係是如何的？
余妙雲
:
我覺得有時你身處甚麼崗位是有其重要性的。因為我一直擔任總幹事，雖然在我之上有董事會，但由於我已效力工福很久，所以董事會亦十分信任我。以及一issues是即時的，當你面對有需要時，你可以如何讓…因為工福都是一個關心貧窮人的機構，你如何讓實踐真的能在關心貧窮之人中（可以實踐）。所以我覺得生活與信仰是結合的，有時候我感覺到我沒有把個人身份和工福身份分開思考（笑）。
郭教授
: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已經投入其中了。
余妙雲
:
沒錯。當然，有時你去遊行示威就以自己名義吧，譬如六四期間有很多遊行示威，那些不能以工福名義參與，便以個人名義。但當你以個人名義參與時，其實你也是作為一個榜樣予其他同工，其他工友會仿效你去參與。你明白嗎？當你站出去的時候，其他人也會覺得有所必要站出去，但可能是用自己時間…我認為分別在於，甚麼情況下我們可以用工福的名義，甚麼情況下我們不能用工福的名義而用個人的名義。我覺得這些是應該做的，但很多時候又很…還記得在80年代，因為工福一直較傾向福音，特別在早期，主要是傳福音，最主要讓工友得到福音和信主。但我們發覺到不能只說的，或是你不能用旅行、興趣班作為手段讓他們信主，或者最後的ends是要你去信，或者這些只是means來的…我們發現工友對這一套不太接受，（工友會認為）原來我來這裡是被你利用的這樣子。當中我們亦有所衡量，比較激烈的就不幹了。譬如爭取勞工假期，或者工傷意外你要站出來為工友爭取公義，或是面對社會上一些財團遣散工人，你會否站在工人那邊為他們爭取。即很多這些問題，要是我們只考慮做means而效果不大，可能便不會參與某些行動了，但這些正是工友的痛來的。
所以變相到80年代時，當時由於很多工廠搬遷導致遣散問題頻生，又是面對工人的痛的問題，我們就大膽在工福成立了一個「社會關懷小組」及同工，專門參與這些事件，以及帶動聯署、出報等行動，這個合作當時我們甚至與工委也有很多聯繫，因為它們做很多這些的…變相那段時間內，我們便有這樣的一個角色，而董事也覺得這是必要的。我認為董事方面，最主要是要向他們解釋清楚在那個時刻所面對的問題是甚麼。我認為我們的激烈並非拋石頭、縱火那些（行為），而是真的站出來為工人的需要做事。80年代時，我們也做過不少相關工作。後來，可能牽涉的問題複雜化了，例如八九民運之類，很多其他的事，變相有一點以工福名義參與行動時可能就要先諮詢一下，但其實要諮詢就趕不及參與了，就是這樣吧，你明白嗎？但有時亦需要彼此尊重吧。有些事我覺得董事亦十分尊重，譬如我認為要參與的他們大多都同意並會承擔，亦知道我們所做的是合乎中道，並非要搞破壞。我們當時亦曾登報，「主愛基層運動」的時候。恰好是首次爭取到勞動節假期時，那天我們以機構及工友的名義出版了一段廣告或是稱為聯署，就是爭取工資（保障），那時候還未稱為最低工資，而是稱為合理工資及工時，還有關顧勞工及其意外之發生，主要就是進行這些活動。
所以變相到80年代時，當時由於很多工廠搬遷導致遣散問題頻生，又是面對工人的痛的問題，我們就大膽在工福成立了一個「社會關懷小組」及同工，專門參與這些事件，以及帶動聯署、出報等行動，這個合作當時我們甚至與工委也有很多聯繫，因為它們做很多這些的…變相那段時間內，我們便有這樣的一個角色，而董事也覺得這是必要的。我認為董事方面，最主要是要向他們解釋清楚在那個時刻所面對的問題是甚麼。我認為我們的激烈並非拋石頭、縱火那些（行為），而是真的站出來為工人的需要做事。80年代時，我們也做過不少相關工作。後來，可能牽涉的問題複雜化了，例如八九民運之類，很多其他的事，變相有一點以工福名義參與行動時可能就要先諮詢一下，但其實要諮詢就趕不及參與了，就是這樣吧，你明白嗎？但有時亦需要彼此尊重吧。有些事我覺得董事亦十分尊重，譬如我認為要參與的他們大多都同意並會承擔，亦知道我們所做的是合乎中道，並非要搞破壞。我們當時亦曾登報，「主愛基層運動」的時候。恰好是首次爭取到勞動節假期時，那天我們以機構及工友的名義出版了一段廣告或是稱為聯署，就是爭取工資（保障），那時候還未稱為最低工資，而是稱為合理工資及工時，還有關顧勞工及其意外之發生，主要就是進行這些活動。
郭教授
:
其實這一連串事情的背後有沒有信仰的資源支撐着你？
余妙雲
:
有，當然有。[郭：是甚麼來的？]聖經記載了許多啊（笑），很簡單例如行正義，好憐憫、存謙卑之心，與神同行，《詩篇》中亦常提及公平、公正、公義、誠實、慈善、良善等等，又說平時要實踐之類的。舊約亦有提及很多的，如《申命記》中提到應如何關顧貧窮人、不要摘取所有成果，要留待一些予有需要之人、不要想着最大獲利、要如何關顧、不要逼貧乏之人奉還、借助給有需要之人、要與人分享等等，即有很多…整本《聖經》提及到大量與貧窮，鄰舍關係，與人建立一種以良善、正直、公義、公平…像天秤一樣去建立根基的關係。耶穌基督更是道成肉身走下世間，祂行的神蹟，例如行五餅二魚神蹟，祂教導我們不要…即祂命令門徒分食物予群眾，門徒回答說僅有五餅二魚，耶穌就命門徒把所有都拿過去，這就是在教導我們應着眼於擁有的而非缺少的。我認為我們有時所面對的狀況也是類似，如基層擁有的很少，但我們都會鼓勵他們要為着擁有的感恩，要從此處出發，不要經常比較或妒忌，我想這些都是耶穌的教導。又例如耶穌怎樣對待那個淫婦，祂所展現的寬恕及愛。祂治病時與病人面對面及touching等等這些教導。祂怎樣面對不公義之事，如潔淨聖殿，祂又指出安息日的真義是甚麼，責斥僭建條文的法利賽人，即有點像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意義的分別，究竟何為法治精神，若當中不包含愛，就僅是依靠權勢去控制及箝制人罷了，是不合神的心意。你看到…衪既在安息日時醫病，又喜歡與罪人同桌一起吃飯。即我認為這些都是莫大的支撐，同時啟發了我思考今日我們生活於地上，是需要見證甚麼呢，或者我的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又是甚麼，即我如何去排呢，我想這些都成為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個元素。
郭教授
:
這些都是你關心社會的重要理念，亦明顯與信仰有關，那又有沒有一些與信仰無關的呢？譬如有些人背後有一套政治社會理論支撐著，你有類似的所謂的社會理論一直支撐著你在工福的工作嗎？
余妙雲
:
社會理論當然是有啦。其實社會性層面都很強調法律、法治、普世人權、國際法、環保，即要消失的東西，或者天災人禍（應對）…即我認為這些都是一些理念。特別近這十年來，香港出現的事情完全違反了…先不論違反信仰，即聖經所提及的，只談違反了常理，根本是完全不合理，完全是荒謬的。縱使我並非基督徒，縱使我沒有…也必需站出來抗議，例如最近的人工島（計劃），其背後明顯有很多陰謀的，做這種事都底是為了甚麼呢？這些（計劃）都不是站在香港人那邊考慮，我認為是不公義的。你DQ劉小麗有甚麼根據呢？她犯了甚麼錯或是罪呢？僅是為了控制選舉而幹了這種事，但問題是《基本法》也列明我們有參選權，那算是甚麼來的？譬如民族黨都是的，（認為）是非法的，你去取締它，但連週邊的人皆受影響，即這些事都是違反邏輯常識，即很common sense來的，而做出這些（行為），即我認為這些理念都（違反了）。又例如環保方面，是否我們能不顧一切地填海，以致到整個世界都變得愈來愈差？我們的下一代或是再下一代怎麼辦？我認為這些皆有很大影響，我覺得這些都成為我重要的理念。
郭教授
:
如果按照你剛才提及的價值及理念，其實你又怎樣看待自己？怎樣形容自己？
余妙雲
:
怎樣形容自己？不太明白你的問題（笑）…
郭教授
:
譬如你提及要關心工人，就如上帝亦關心貧窮的人。於政治上要擁護普世價值及人權希望它實踐等。你回首過往數十年的參與，你會如何看待自己所做的與擁護的價值之間的狀況？
余妙雲
:
我認為兩者是吻合的（笑）。所以雖然現在退休了，例如在佔中時，自己的立場是甚麼…譬如教牧他們有輔導，我亦有參與過幾次，與人們聊天，的確是有效的，真的有人…[郭：關心他們。]是的，真的有人和他們聊天，（譬如他們說）我很不開心令到我不能上班…即上不了班他認為是整個情況令到…非交通的問題（令他不能工作）…而是令到他的心境變很激憤、很憂鬱等等，我認為自己的確能夠聆聽（其他人的心聲），我亦會盡自己所能，希望能做到一些事。譬如有些集會，我認為自己需要出席就一定會出席。雖然年紀大了（笑），很多事情都…很多時候我仍然會繼續表達自己的立場。不過我真的總會覺得…即到現在我仍不會放棄（香港），雖然家人開始有時會談到下一代移民的話題，是否開始要想想了，即他們可能為下一代吧開始要思考這些了。（家人認為）現在的香港變成這樣，已是沒法理可言，政府想說甚麼就甚麼，它認為OK便OK，剷除異己等行徑，（指派）甚麼人做事等等，開始像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之時，（家人）他們就會有這種想法。但我也跟他們說，（在香港）已經數十年了，生命亦只剩下一小部分而已，我說我會繼續留在這裡吧，這也是一種感情吧。告訴你其實我是很愛中國的，可能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念的是中文學校，變相對中國…我亦喜歡讀中國歷史、外國歷史，這些都成就了我…由很早期時，我已經自覺是中國人。
還記得回歸時，我與丈夫寫了兩封信給兒子及女兒，蓋了個1997年7月1日回歸的郵印。信當然要有內容，我寫給兒子和女兒都是雷同的。經過很多年，早一陣子，我的兒子把信post到facebook上，他說媽，你還記得自己1997年時寫了甚麼嗎？我說我都不記得了，（他說）你跟我們說回歸是好事，因為我們有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了。你鼓勵我們要做中國人，要緊記中國人身份，要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在將來要努力學習及貢獻國家，令中國真的能強大起來，在回歸後我們看到的都是正面形象…接著他又在facebook上寫道，媽（笑），（他說）你要我們現在做個中國人真的很不簡單，還要我們做個勇敢的中國人，怎樣做得來（笑）？其實我自己一直也…回顧我也覺得自己有所轉變。我所看的中國真是民族性的，我們的確有中國血統。到後來中國的香港人（的概念出現），回歸後的確發現我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而香港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再到香港的中國人，再到現在，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即中國的味道（變淡了），因為太強調中國等於共產黨了。我認這一點是我不能認同，中國不等於共產黨。中國有五千多年歷史，共產黨只有數十年歷史，所以我覺得中國不是共產黨。但今時今刻，現在所談及的中國是甚麼呢？就是共產黨。我認為我不能認受這一點。
還記得回歸時，我與丈夫寫了兩封信給兒子及女兒，蓋了個1997年7月1日回歸的郵印。信當然要有內容，我寫給兒子和女兒都是雷同的。經過很多年，早一陣子，我的兒子把信post到facebook上，他說媽，你還記得自己1997年時寫了甚麼嗎？我說我都不記得了，（他說）你跟我們說回歸是好事，因為我們有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了。你鼓勵我們要做中國人，要緊記中國人身份，要做個勇敢的中國人，在將來要努力學習及貢獻國家，令中國真的能強大起來，在回歸後我們看到的都是正面形象…接著他又在facebook上寫道，媽（笑），（他說）你要我們現在做個中國人真的很不簡單，還要我們做個勇敢的中國人，怎樣做得來（笑）？其實我自己一直也…回顧我也覺得自己有所轉變。我所看的中國真是民族性的，我們的確有中國血統。到後來中國的香港人（的概念出現），回歸後的確發現我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而香港有很多值得欣賞的地方。再到香港的中國人，再到現在，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即中國的味道（變淡了），因為太強調中國等於共產黨了。我認這一點是我不能認同，中國不等於共產黨。中國有五千多年歷史，共產黨只有數十年歷史，所以我覺得中國不是共產黨。但今時今刻，現在所談及的中國是甚麼呢？就是共產黨。我認為我不能認受這一點。
郭教授
:
你也回答了我們最後一條有關國民身份的問題了，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談到這裡吧。[余：好的。]或者你有沒有一些話在停之前很想說的？[余：沒有了（笑）。]好的，那謝謝你，我們就停在這裡吧。
郭教授
:
余姑娘，謝謝你（接受訪談），這是第二次一起去聊天，聽你口述歷史一些的資料。首先，我想請你詳細地講一下你出生年份、月份及你出生時家庭相關的…特別是父母給你的印象，還有你覺得他們對你有甚麼影響。
余妙雲
:
我在1951年十月出生。出生時，父母及祖母都已居於香港，我對上還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姊姊。爸爸來到香港前都是在鄉村地方長大，相當貧窮，亦覺得在村裡沒甚麼出路，再者爺爺早已去世，我們也沒有見過爺爺，變相祖母認為爸爸若有機會便要離開村子。因為其實我們是台山人，台山亦有不少人到了美國金山，有些到了古巴，我的爺爺其實也是於古巴去世。因為爸爸出生不久後，由於生活艱難，爺爺就跟着別人到古巴工作，怎料卻於古巴染上病症，很快便去世了。因此，我爸爸在年幼時已見不到爺爺。（家人）在那段時間，國內變化很大，首先經歷了日本軍侵佔…他們到香港時應該是二戰前後的時間吧，爸爸說是在二戰前來港的，因為那段時間國內已經相當混亂。來港後，中日戰爭便開始了。爸爸對我的影響相當大，他是一個十分勤奮、誠實、努力的人，雖然他讀書不多…可能是獨生子及家貧的原因，在鄉下時曾被人取笑…你知父親早逝就很容易被別人說成是命理不好，於是我爸爸就常想着為自己找一條出路。他的希望在哪裡呢？當時很多人都說要來香港，於是祖母無論多麼艱辛都要把他送到香港，他來到香港後就獨自打拼。他很勤奮，從學師開始一直發展上去。我出生時爸爸應該仍是十分貧窮，就是介乎於學師及開始自己置業之間。所以我們當時住的房子是一間地鋪，前面用作工場之用，後面便是民居。木工十分嘈吵，但我們幾兄弟姊妹都是在這般環境生活的。至於媽媽則是後來才到香港的，即爸爸先到香港後，她才過來的。來港後，她便產下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均是在大陸出生，我則是第三個女兒，若是51年的時候。
媽媽要照顧我們，但亦要幫（爸爸），因為爸爸剛創業，所以我們和她也要幫忙執拾刨柴，或是清潔及買東西，成長過程中也要幫忙穿膠花或拿洋娃娃回來做以賺取外快。我的祖母來到香港後情況便好了些，因為她會幫忙煮飯、洗衣及照顧我們，畢竟當時還是手洗衣服的年代，沒有機器的。所以過程中，爸爸的勤奮，他一直工作，亦教導我們…他對女兒可能沒有那麼嚴厲，但對兒子就十分嚴厲了，如果有任何差錯，他都會相當嚴厲地對待他們，他就覺得你要是不當一個好人的話，就很難有未來可言了。他亦一直鼓勵我們讀書，所以我們小時候都不太會做家務，只管讀書。[郭：是嗎？不用做家務啊。]對，因為有媽媽和祖母（做家務），她們覺得我們…因為那時候的廚房很骯髒，以前是燒柴的嘛，我們做的就是幫忙撿起刨柴到廚房去，所以我們小時候連生火也不會的。後來，我的妹妹們也陸續出生了，我們總共有九兄弟姊妹嘛，很厲害的。隨着年紀稍增，我便開始要…我是由哥哥照顧成長的，輪到我長大後就要照顧最年幼的弟弟了，就是這樣子。爸爸一直都鼓勵我們努力讀書，要是不想當學師和體力勞動的話就一定要讀書，他非常鼓勵我們（讀書）。因為由於他從事木工，即wood work，但慢慢學會了則師的工作。有機會的話，他都會把子女送到好的學校念書，如聖若瑟、聖方濟各，即是一些他有份參與了建築工程的學校，他就會找門路把子女送進去，可見他十分看重我們的學習。他亦樹立了一個好榜樣予我們，他從不抽煙，酒也只是輕嚐，絕不至酒醉，亦不打麻將及任何賭博。他就一直工作，連週末都工作，在家中也是經常在工作，在寫東西、計數、看圖等。雖然他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是在鄉村的書齋唸，但後來他卻能與一些外國則師對話。[郭：這麼厲害（笑）？]非常厲害，連看圖看則也懂得看。我們能目睹他有所追求，對家非常重視，畢竟要養活這麼多人，需要不少金錢。同時也看到我們過去的生活是貧窮的，即爸爸在鄉村時經歷過貧窮的生活，在香港我們也經歷了貧窮的生活，我們亦曾領取過救濟品，也曾被人追討債項，在沒錢的時候更要向人借錢或籌錢，媽媽在沒錢的時候要去標會，這些我們都看在眼內。
爸媽其實也沒有時間教我們讀書，因為他們忙，而且他們學歷也不高。不過他們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他們，即爸媽永遠都在，不管有甚麼問題，都可以找他們。雖然他們很忙碌，但他們總會留在我們身旁，即經常看見他們，這亦成就我們感到家的重要性。每天晚上，我們一家十二個人都會圍着圓桌吃飯，之前更有一些伙記跟我們一起吃。後來生活改善後，我們就搬遷到別處，不用再前鋪後居，擁有自己一個單位於（工場）附近。以及爸爸對伙記亦十分友善，所以很多很好的老伙記都留任。他工作的手工亦十分慬慎，例如造一隻木門時，他很著重標準，桌子和櫃亦是如此，我們常說他造的傢俱是五十年不變。即我認為從這些細節中，我能體會到他為人的態度。但他很少跟我們說國內的事情，他都不會談及，只有當我們問及，他才會說。他有幾個習慣後來我們發現相當有趣，他在自己的房間裡，到現在也是，我爸現在一百零一歲了，他會在房內放三袋白米，一袋八公斤。我們跟他說，不用再這樣子放置的了，會有蟲的，他說不能不放，因為他說昔日戰爭時，他們曾捱餓，覺得白米很重要，很貴買不起。所以他經歷過捱餓後，當他略有家財之時，第一時間就會去買白米，到現在也改不了這習慣，所以他的房間裡總有三袋白米（笑），我們唯有命工人定時把白米換掉，即他的安全感就依附在那裡。他亦曾跟我們提及，不單是白米，一些糧食、油、甚至是麵等，他都會存起來，他說因為我們還未嚐過樹皮、樹根的滋味，而他說戰亂時他就吃過，悲慘得很。再者，他是寡婦之子，與母親根本沒有得吃，總是被人趕、被人欺負，所以導致他對這些事十分緊張，我們都對此都十分明白。他真的很少主動跟我提及國內的事情，但他十分看重家（的觀念）。
所以在他大約七十歲時，就是退休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鄉…他沒有房子的，因為窮以前沒有錢買…所以之後他就買一片土地，在自己村內最後一個很美的地方，背山面水（庫）的地方，就是風水常說的鳳尾，即鳳頭鳳尾…鳳尾村…買了一片土地，建了一所房子，由他自己設計及督工。他把加拿大…因為他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了…他把加拿大的房子倒模般重建於那，所以那所房子有自來水，可以開水喉的，他挖了一口井，把水泵到位於天台的水缸再導引至全屋，又有七個洗手間，全部都是坐廁，又有廚房，共計三層，做得相當精緻。又有一片大草地，望向前有水庫，後方則是山，這是他的心願。他覺得要回鄉建房子，因為過去他從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房子，因此要建於那裡。第二點是他建了屋，他就希望子女們常回去那裡，即認知他曾住過那裡，曾在那裡寄人籬下。他亦捐贈了一筆金錢重建祠堂，好讓祖母能在那裡被供奉。由於他建的房子需要一條路通往村子，於是便出資建了一條路，私家車可以駛進他房子前。即我們體會到，雖然他很少說，但從他做的事上，我們能體會到他需要抒發自己的心境。
到現在他都跟我們說…因為早陣子，他立遺囑時預留了百分之五作為基金予家鄉的房子維修之用，以及要我們不時回到那裡，因為我的媽媽及祖母均下葬於內地。他害怕子女四散各地而不回家鄉，便預備好一切，他是一個預備周全的人。他真的很愛家庭，他很愛我媽。我很記得媽媽…她糖尿病很嚴重，由於生育了九個子女，以前的人身體又很弱，變相她很早便患上糖尿病。到後期即六十歲後，她每天都要注射兩回，即注射胰島素。爸爸剛退休，便充當了她的私人看護。他有很多本子都是…把與媽媽患病相關的都記錄在本子裡，例如何時要覆診、每日驗血糖、注射胰島素、打針後要吃些甚麼藥等都記錄得相當清楚，如甚麼時候注射幾多，用了幾多ml等。所以他每次帶媽媽覆診時都把本子給醫生看，醫生也覺得他像一個私人看護似的。其實我媽媽患了不少病，包括糖尿、高血壓，心臟也有毛病，但她也活到八十四歲才離世，我們都覺得是爸爸的功勞。[郭：即照顧得她很好。]對，他是一個做事仔細的人，亦是一個很愛家庭及家人的人。雖然他經常跟我們說，子女之多讓他沒有足夠時間抱過所有子女，亦常說沒有抱過我們，孫子倒是有抱過。他就說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不是不想疼我們，但我們很能夠感受到他的愛。其實他有時也會說道自己不喜歡共產黨，因為昔日他們要遠走他方及在鄉下遇上很多困難，其實都是由於國家混亂而至。但可能是由於他們在鄉村地方都沒有機會接觸到國共之類的，但他們在讀書過程時也覺得（國共）不是好東西，便決定無論如何都要離開，不論是到美國、古巴、東南亞、香港或是澳門，也得離開（內地），即他有個這樣的觀念，但他很少跟我們提及這些。
媽媽要照顧我們，但亦要幫（爸爸），因為爸爸剛創業，所以我們和她也要幫忙執拾刨柴，或是清潔及買東西，成長過程中也要幫忙穿膠花或拿洋娃娃回來做以賺取外快。我的祖母來到香港後情況便好了些，因為她會幫忙煮飯、洗衣及照顧我們，畢竟當時還是手洗衣服的年代，沒有機器的。所以過程中，爸爸的勤奮，他一直工作，亦教導我們…他對女兒可能沒有那麼嚴厲，但對兒子就十分嚴厲了，如果有任何差錯，他都會相當嚴厲地對待他們，他就覺得你要是不當一個好人的話，就很難有未來可言了。他亦一直鼓勵我們讀書，所以我們小時候都不太會做家務，只管讀書。[郭：是嗎？不用做家務啊。]對，因為有媽媽和祖母（做家務），她們覺得我們…因為那時候的廚房很骯髒，以前是燒柴的嘛，我們做的就是幫忙撿起刨柴到廚房去，所以我們小時候連生火也不會的。後來，我的妹妹們也陸續出生了，我們總共有九兄弟姊妹嘛，很厲害的。隨着年紀稍增，我便開始要…我是由哥哥照顧成長的，輪到我長大後就要照顧最年幼的弟弟了，就是這樣子。爸爸一直都鼓勵我們努力讀書，要是不想當學師和體力勞動的話就一定要讀書，他非常鼓勵我們（讀書）。因為由於他從事木工，即wood work，但慢慢學會了則師的工作。有機會的話，他都會把子女送到好的學校念書，如聖若瑟、聖方濟各，即是一些他有份參與了建築工程的學校，他就會找門路把子女送進去，可見他十分看重我們的學習。他亦樹立了一個好榜樣予我們，他從不抽煙，酒也只是輕嚐，絕不至酒醉，亦不打麻將及任何賭博。他就一直工作，連週末都工作，在家中也是經常在工作，在寫東西、計數、看圖等。雖然他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是在鄉村的書齋唸，但後來他卻能與一些外國則師對話。[郭：這麼厲害（笑）？]非常厲害，連看圖看則也懂得看。我們能目睹他有所追求，對家非常重視，畢竟要養活這麼多人，需要不少金錢。同時也看到我們過去的生活是貧窮的，即爸爸在鄉村時經歷過貧窮的生活，在香港我們也經歷了貧窮的生活，我們亦曾領取過救濟品，也曾被人追討債項，在沒錢的時候更要向人借錢或籌錢，媽媽在沒錢的時候要去標會，這些我們都看在眼內。
爸媽其實也沒有時間教我們讀書，因為他們忙，而且他們學歷也不高。不過他們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他們，即爸媽永遠都在，不管有甚麼問題，都可以找他們。雖然他們很忙碌，但他們總會留在我們身旁，即經常看見他們，這亦成就我們感到家的重要性。每天晚上，我們一家十二個人都會圍着圓桌吃飯，之前更有一些伙記跟我們一起吃。後來生活改善後，我們就搬遷到別處，不用再前鋪後居，擁有自己一個單位於（工場）附近。以及爸爸對伙記亦十分友善，所以很多很好的老伙記都留任。他工作的手工亦十分慬慎，例如造一隻木門時，他很著重標準，桌子和櫃亦是如此，我們常說他造的傢俱是五十年不變。即我認為從這些細節中，我能體會到他為人的態度。但他很少跟我們說國內的事情，他都不會談及，只有當我們問及，他才會說。他有幾個習慣後來我們發現相當有趣，他在自己的房間裡，到現在也是，我爸現在一百零一歲了，他會在房內放三袋白米，一袋八公斤。我們跟他說，不用再這樣子放置的了，會有蟲的，他說不能不放，因為他說昔日戰爭時，他們曾捱餓，覺得白米很重要，很貴買不起。所以他經歷過捱餓後，當他略有家財之時，第一時間就會去買白米，到現在也改不了這習慣，所以他的房間裡總有三袋白米（笑），我們唯有命工人定時把白米換掉，即他的安全感就依附在那裡。他亦曾跟我們提及，不單是白米，一些糧食、油、甚至是麵等，他都會存起來，他說因為我們還未嚐過樹皮、樹根的滋味，而他說戰亂時他就吃過，悲慘得很。再者，他是寡婦之子，與母親根本沒有得吃，總是被人趕、被人欺負，所以導致他對這些事十分緊張，我們都對此都十分明白。他真的很少主動跟我提及國內的事情，但他十分看重家（的觀念）。
所以在他大約七十歲時，就是退休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鄉…他沒有房子的，因為窮以前沒有錢買…所以之後他就買一片土地，在自己村內最後一個很美的地方，背山面水（庫）的地方，就是風水常說的鳳尾，即鳳頭鳳尾…鳳尾村…買了一片土地，建了一所房子，由他自己設計及督工。他把加拿大…因為他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了…他把加拿大的房子倒模般重建於那，所以那所房子有自來水，可以開水喉的，他挖了一口井，把水泵到位於天台的水缸再導引至全屋，又有七個洗手間，全部都是坐廁，又有廚房，共計三層，做得相當精緻。又有一片大草地，望向前有水庫，後方則是山，這是他的心願。他覺得要回鄉建房子，因為過去他從未擁有過屬於自己的房子，因此要建於那裡。第二點是他建了屋，他就希望子女們常回去那裡，即認知他曾住過那裡，曾在那裡寄人籬下。他亦捐贈了一筆金錢重建祠堂，好讓祖母能在那裡被供奉。由於他建的房子需要一條路通往村子，於是便出資建了一條路，私家車可以駛進他房子前。即我們體會到，雖然他很少說，但從他做的事上，我們能體會到他需要抒發自己的心境。
到現在他都跟我們說…因為早陣子，他立遺囑時預留了百分之五作為基金予家鄉的房子維修之用，以及要我們不時回到那裡，因為我的媽媽及祖母均下葬於內地。他害怕子女四散各地而不回家鄉，便預備好一切，他是一個預備周全的人。他真的很愛家庭，他很愛我媽。我很記得媽媽…她糖尿病很嚴重，由於生育了九個子女，以前的人身體又很弱，變相她很早便患上糖尿病。到後期即六十歲後，她每天都要注射兩回，即注射胰島素。爸爸剛退休，便充當了她的私人看護。他有很多本子都是…把與媽媽患病相關的都記錄在本子裡，例如何時要覆診、每日驗血糖、注射胰島素、打針後要吃些甚麼藥等都記錄得相當清楚，如甚麼時候注射幾多，用了幾多ml等。所以他每次帶媽媽覆診時都把本子給醫生看，醫生也覺得他像一個私人看護似的。其實我媽媽患了不少病，包括糖尿、高血壓，心臟也有毛病，但她也活到八十四歲才離世，我們都覺得是爸爸的功勞。[郭：即照顧得她很好。]對，他是一個做事仔細的人，亦是一個很愛家庭及家人的人。雖然他經常跟我們說，子女之多讓他沒有足夠時間抱過所有子女，亦常說沒有抱過我們，孫子倒是有抱過。他就說因為根本沒有時間…而不是不想疼我們，但我們很能夠感受到他的愛。其實他有時也會說道自己不喜歡共產黨，因為昔日他們要遠走他方及在鄉下遇上很多困難，其實都是由於國家混亂而至。但可能是由於他們在鄉村地方都沒有機會接觸到國共之類的，但他們在讀書過程時也覺得（國共）不是好東西，便決定無論如何都要離開，不論是到美國、古巴、東南亞、香港或是澳門，也得離開（內地），即他有個這樣的觀念，但他很少跟我們提及這些。
郭教授
:
媽媽呢？
余妙雲
:
媽媽是正宗鄉下人，我媽媽嫁給我爸時才第一次見到他。[郭：是嗎？真的就是媒人安排？]對。很有趣的，在台山是以村為單位。這條村子是姓余的，下面那條村子是姓馬的，到適婚時，媒人就會提出人選。我爸因為家貧及是寡婦兒子的原因，到了適婚年齡時亦沒有人肯下嫁予他，所以其實我相信當時亦經歷了一些（困難）。後來，我媽願意與他成親，我猜他是有種感激之情。還有就是，我媽很漂亮的，絕非醜陋之人，是位高挑漂亮的女子，於十七歲時下嫁予我爸。雖是成親時才第一次見面，但他們這麼多年一直十分恩愛。我還記得他們六十鑽婚之時從加拿大回到香港，我們就跟他們辦了一個鑽婚的儀式，場面非常開心，看到他們之間的恩愛，爸爸如何照顧媽媽，媽媽又幫爸爸捱過很多苦的日子，替他打工，甚至送貨、訂貨、訂木等，一些粗重功夫等都是這樣做，又照顧九個（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可以照顧到九個那麼多（笑）。一直以來，他們給予的教導各方面都十分好，所以我們九兄弟姊妹至今仍健在，有一大半都是大學、碩士畢業的，其他的亦起碼是中學或預科畢業。因為爸爸認為無論如何…即他一定供我們讀到中學畢業，可以繼續唸、有能力讀大學的一定讓我們去讀，雖然經濟拮据，但他亦願意為我們籌機票，例如我姐姐到了加拿大讀書，我哥哥、我、還有很多其他兄弟姊妹都到外地讀書去了。他不僅為我們籌募學費，更不時寄錢給我們。雖然我們有目共睹他辛苦之處，但這是他的為人原則。第一，他整天認為為何他的工作能夠穩定是因為他對人誠實，他計數、落標及用料方面都循規蹈矩。他為人亦很仔細，很緊張、關心自己的工作，所以逐漸為人所知，直至一些大建築公司都找他合作，一些大工程，如地鐵、大會堂、豪宅等，都有他參與在其中，這些事都能看見他為我們所樹立的榜樣。
郭教授
:
你能否分享一下中學生活嗎？特別是在你那個時代，你對教會的印象及氣氛如何，或是有否一些很重要的人？
余妙雲
:
其實我全家都是拜神的，即我想沒有特別信甚麼教，而是拜祖先，在鄉村裡亦是這樣做，所以一定會有祖先神位、地主。到我唸小學時，就在賽馬會官立小學就讀。我記得有趣的是，我沒有讀過幼稚園，因為當時家貧，以及（父母）認為沒必要讀，因為這麼多子女，一唸就唸一年班，我只讀過特別班，我還記得在德明學校的特別班就讀。它是幾時上課呢？就是在下午四時至六時上課。[郭：哦，即別人下課後的時段才上課？]對，沒錯。別人放學後，那裡亦有夜校的，在夜校還未開始上課的兩小時裡，稱為特別班。唸特別班就是唸一年班的，其實也跟幼稚園沒兩樣，都是學習基礎的東西，畢竟每日只上兩個小時，我就上那些課，一直在那裡上課。但其實都挺好的，前面（同學）全都是街坊，當時因為大家都家貧，街坊就在那裡上課。變相同學們上午沒有課的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玩耍（笑），跳飛機、射馬紙，就是到處跑。其實五十年代我覺得是個挺開心的年代，玩跳橡筋繩，去一些樓房探險，不一定是舊樓，總之就是樓房吧，上天棚又到別人的天棚…（玩）兵捉賊之類的遊戲。我就跟着兄長們及街坊一起玩，然後就一起上課。上課挺輕鬆的，也沒甚麼功課，課堂只教授一些很簡單的東西。一路直到…在灣仔，以前我住在灣仔，第一所官立學校建成了，就是賽馬會官立（小學）。於是很多人都去申請，因為官立嘛，採用了攪珠方式，像六合彩一樣。是的，得知我能入學後，我媽十分開心，像中了馬標般高興。[郭：也挺像的，攪珠嘛。]因為學費很便宜，那時候都要交學費的，交很少學費，接着就在那兒讀書，每天都是我哥哥送我上學。那個年代，我家給每個上學的人一毛錢，用作吃飯及零用錢。但我哥哥很狡猾的，每次拿着屬於我的一毛錢帶我上學的時候，附近有很多店舖賣豆腐花或小食或粥，賣斗零一碗，總會把我的部分吃了一半（笑），但還是挺開心的。
直到會考時，我們叫作升中試，我姐姐的年代是會考，我的年代則是升中試。考升中試後就派位，有趣的是它劃分成很多類別。我是有中學學位的，但是需要在許多選擇中選其中一所學校，盡快入學便行了，像與別人爭一樣。但我媽沒有空跟我們一起去選學校，唯有是我姐姐和我去，我姐姐比我大一年多而已，她就帶着我到處找學校。所以我覺得當時的情況挺厲害，甚至過海找中學，因為名單上列有三十多所學校供選擇。當時基本上已經考上中學了，即有資格可以入讀政府資助的中學，即政府給錢的中學，（於是）到處找學校。最後選擇了香港真光，就進去讀書了。香港真光，我從中一開始唸，它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我到那兒才真正（開始）接觸基督教。以前就只是吃（教會派的）東西，即知道這是循道衛理派的麵粉，有時候到那兒排隊，但沒聽過福音，到真光後，就開始接觸福音。
真光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我的校長，何中中校長，她是一個以身作則的人。當時的校服是一件寬闊的旗袍（用手比劃），校長也跟我們一起穿這種旗袍，老師們也（一起穿）。[郭：很老派的。]是的，很老派的服飾。旗袍的摺還要十分長，下面還要有鈒的，即使坐着也張不開的。還有必須留短髮，不能蓋過長衫的領位。可是，校長亦和我們一樣遵守這些規則。當時也有些學生反對這些規則，（說）為甚麼別人的旗袍比我們的漂亮得多。但沒辦法，這是校長的要求，大家只能跟隨。她定立很多規則，但每條規則她都必先自己遵守，才叫我們跟着做。以及她也是一個在學術界很了不起的學者，加上她真的是一個很委身，幾乎將整個生命都投放在學校及學生上。她每週的早會都會教導我們很多為人的道理，她相當愛主，亦十分愛戴學生。雖然她的樣子嚴肅，很古肅的樣子，但私下跟學生接觸時，卻表現出很關心及愛我們，也常跟學生談話。她也是個十分民主的人，我們的學生會是由學生自己選的，有學生團契，有社，即每個年級有社，有「姐姐班」帶領，例如中六帶領中三、中四帶領中一，兩級兩級這樣子。學校（學生）的歸屬感也很強，我們有傳燈禮，即每年由畢業生傳給下一屆。當有新生的時候就會搞迎新活動，即她是一個很看重學生及學校生活的校長。我很喜歡（這些活動及傳統），因為與小學完全不同，既不用讀書，我（對小學）亦沒太多印象了，只記得哥哥帶我上學時「詐騙」我的零錢（笑），但中學給我形象卻十分深刻。
中學一定有宗教課，中一就已經有，由宗教老師教授。又有學生團契、查經班，每年也有佈道會之類不同的活動。她（校長）很能鼓動基督徒同學在校內關心其他同學。所以我其實大概中二…中一時我也不太清楚何謂基督教，後來才開始接觸聖經。到中二的時候，鄰座同學就邀請我參與團契。到中三時，有佈道會，還記得一次佈道會是蔡元雲，蔡醫主講的，在真光…[郭：他當時應該還很年輕。]很年輕，但也是比我們年長嘛。[郭：是的，我懷疑他當時應該…]剛大學畢業，從外國回來。當時大概是中四左右吧，他應該…總之就是有機會他回港後和我們主講佈道會，或者是聚會，總之就是蔡醫…我對此印象挺深刻的。還有就是我的宗教老師，姓黃的，後來好像到了基督教文藝處（出版社）工作，黃甚麼呢…[郭：黃碩然？]不，黃碩然是到建道工作，是個男（老師），到了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郭：我要查考一下。]對，你查一下吧，是有一位（老師），他是我們的宗教老師，也是個很好的人，過程當中一直帶領着我們。我在中四那年信主，但我信主並非於特別場合（決志），而是真的感受到自己那份…即經過薰陶後，覺得信仰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亦體會到教會當中一些…即（感受到）同學對我的照顧和關心，大家亦參與在團契當中。雖然當時我還未接受洗禮，但信任感已十分充足，也能在其中幫忙事奉，大家一起建立（屬靈生活）。再者，到中四、五的時候，我已經開始上教會，到宣道會灣仔堂，由北宣建立的。在當中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學生工作，宣道會在這方面都比較強。除真光之外，還有聖保祿，附近一些學校，華仁等等，即都會…[郭：很多學生。]是的，很多學生，其實我們當時主要以學生工作為主。
直到會考時，我們叫作升中試，我姐姐的年代是會考，我的年代則是升中試。考升中試後就派位，有趣的是它劃分成很多類別。我是有中學學位的，但是需要在許多選擇中選其中一所學校，盡快入學便行了，像與別人爭一樣。但我媽沒有空跟我們一起去選學校，唯有是我姐姐和我去，我姐姐比我大一年多而已，她就帶着我到處找學校。所以我覺得當時的情況挺厲害，甚至過海找中學，因為名單上列有三十多所學校供選擇。當時基本上已經考上中學了，即有資格可以入讀政府資助的中學，即政府給錢的中學，（於是）到處找學校。最後選擇了香港真光，就進去讀書了。香港真光，我從中一開始唸，它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我到那兒才真正（開始）接觸基督教。以前就只是吃（教會派的）東西，即知道這是循道衛理派的麵粉，有時候到那兒排隊，但沒聽過福音，到真光後，就開始接觸福音。
真光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我的校長，何中中校長，她是一個以身作則的人。當時的校服是一件寬闊的旗袍（用手比劃），校長也跟我們一起穿這種旗袍，老師們也（一起穿）。[郭：很老派的。]是的，很老派的服飾。旗袍的摺還要十分長，下面還要有鈒的，即使坐着也張不開的。還有必須留短髮，不能蓋過長衫的領位。可是，校長亦和我們一樣遵守這些規則。當時也有些學生反對這些規則，（說）為甚麼別人的旗袍比我們的漂亮得多。但沒辦法，這是校長的要求，大家只能跟隨。她定立很多規則，但每條規則她都必先自己遵守，才叫我們跟着做。以及她也是一個在學術界很了不起的學者，加上她真的是一個很委身，幾乎將整個生命都投放在學校及學生上。她每週的早會都會教導我們很多為人的道理，她相當愛主，亦十分愛戴學生。雖然她的樣子嚴肅，很古肅的樣子，但私下跟學生接觸時，卻表現出很關心及愛我們，也常跟學生談話。她也是個十分民主的人，我們的學生會是由學生自己選的，有學生團契，有社，即每個年級有社，有「姐姐班」帶領，例如中六帶領中三、中四帶領中一，兩級兩級這樣子。學校（學生）的歸屬感也很強，我們有傳燈禮，即每年由畢業生傳給下一屆。當有新生的時候就會搞迎新活動，即她是一個很看重學生及學校生活的校長。我很喜歡（這些活動及傳統），因為與小學完全不同，既不用讀書，我（對小學）亦沒太多印象了，只記得哥哥帶我上學時「詐騙」我的零錢（笑），但中學給我形象卻十分深刻。
中學一定有宗教課，中一就已經有，由宗教老師教授。又有學生團契、查經班，每年也有佈道會之類不同的活動。她（校長）很能鼓動基督徒同學在校內關心其他同學。所以我其實大概中二…中一時我也不太清楚何謂基督教，後來才開始接觸聖經。到中二的時候，鄰座同學就邀請我參與團契。到中三時，有佈道會，還記得一次佈道會是蔡元雲，蔡醫主講的，在真光…[郭：他當時應該還很年輕。]很年輕，但也是比我們年長嘛。[郭：是的，我懷疑他當時應該…]剛大學畢業，從外國回來。當時大概是中四左右吧，他應該…總之就是有機會他回港後和我們主講佈道會，或者是聚會，總之就是蔡醫…我對此印象挺深刻的。還有就是我的宗教老師，姓黃的，後來好像到了基督教文藝處（出版社）工作，黃甚麼呢…[郭：黃碩然？]不，黃碩然是到建道工作，是個男（老師），到了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工作。[郭：我要查考一下。]對，你查一下吧，是有一位（老師），他是我們的宗教老師，也是個很好的人，過程當中一直帶領着我們。我在中四那年信主，但我信主並非於特別場合（決志），而是真的感受到自己那份…即經過薰陶後，覺得信仰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亦體會到教會當中一些…即（感受到）同學對我的照顧和關心，大家亦參與在團契當中。雖然當時我還未接受洗禮，但信任感已十分充足，也能在其中幫忙事奉，大家一起建立（屬靈生活）。再者，到中四、五的時候，我已經開始上教會，到宣道會灣仔堂，由北宣建立的。在當中我們有很多其他的學生工作，宣道會在這方面都比較強。除真光之外，還有聖保祿，附近一些學校，華仁等等，即都會…[郭：很多學生。]是的，很多學生，其實我們當時主要以學生工作為主。
郭教授
:
為甚麼能吸引到這麼多學生？
余妙雲
:
為甚麼能吸引到這麼多學生，我回想起來，因為那時我家中環境迫澀，有時不能好好溫習，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沒有人教，父母及哥哥姐姐們很多時都無辦法教導你。可是，當一群人（學生）聚在那裡（教堂），我們不光是讀聖經，也會溫習。每天放學後，教會有一段時間會開放給大家溫習，就像讀書的地方一樣，自修室。這樣子自然就吸納了一群學生放學後到那裡溫習，還有的是不單是一所學校，還有其他學校。那種感覺就是很…[郭：能認識很多人（笑）。]對，能認識很多人，很高興的。以前也沒有很多…[郭：活動。]又沒有電視，更沒有手機，大家的感情關係很（容易密切起來）。即吸引到大家放學後很想到那裡（教會），因為大家能一起切磋、做功課，亦有導師帶領大家，其實黃碩然都是那時的其中一個，她既是真光的宗教老師，亦有在北宣帶領我們，她有幫忙的，所以亦（對我）有所影響。
教會的一些姑娘亦是十分友善，像母親一樣。由於每個家庭都有很多子女，有時候不是父母不想關心子女，他們都很疼愛我們，但問題在於總會忽略一些細節及物質沒有那麼多，但教會在物質上就很充足。例如大家買個麵包都能分到，有資源就多貢獻，所以變相學生團契的工作十分盛行。當時後來家人知道我去教會就不高興，不讓我去。有時週末時，特別是週六參加團契時，或平時放學後，我會跟家人說是去溫習，他們就覺得都好的（笑）。我想可能因為這個原因，當時很自然很多家長都放心讓子女去教會，以及會覺得只是一群學生（聚在一起）。可是一到洗禮，就會有很多禁止了。以我為例，我應該是家中第一個領洗的。我是在北宣領洗的，由滕牧師負責。當時我已信主近兩年，從中四到中六，讀畢中學準備到台灣讀大學時才決定領洗。當時我跟家人談及，他們堅決不允許我領洗，（說）你可以去教會，但不可以領洗，（大家）也吵架了，即大家都起過爭執，跟母親等等。有些覺得我的成績也未符合要求，考不到香港的大學，有點像質詢似的，怪責我是因為太經常到教會。但當我決定要離開香港到台灣讀書時，反而又開始有點擔心信仰方面的問題了，對新環境一無所知，於是我覺得我需要領洗，我要正式告訴別人我是基督徒（笑）。當時滕牧師也開了…即本來是要上一連串的慕道班（才可以領洗），但我趕不及了，所以我只需要上了兩課。滕牧師說他知道我真的已經在主當中，就讓我領洗。領洗一星期後，我便離開香港。領洗後，其實我沒有告訴家人，不知道是同學…有趣的是當時我的同學跟我家人關係很好，我父母認識…起碼我媽媽都知道我跟甚麼人來往，他們會到我家，我也會到他們家。所以他們都知道我（領洗），不知怎樣的就把這消息傳到我母親耳中。我媽就大發雷霆地罵我，（她說）就是不允許你領洗，幹嘛不聽話…（母親）說了很多。（她）又說領洗後，他朝你就不會拜祭我了之類的中國觀念吧。（母親說）他朝我死後沒有人燒衣紙給我，你也不會拜祭我們的神位或是摺衣紙，全個家族只有你第一個信主…罵了我一頓。我只能回答，沒辦法了，我已經領洗了又能怎樣，而且很快便離港了。我還記得我爸說，算了吧，你是女生。如果你是男生就絕不允許了。[郭：那就過關了。]是的，就過關了。他們（父母）有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嘛，只是其中一個女兒信主罷了，就算吧，即這樣子，後來我就到台灣了。其實我認為整個過程中，中學階段對我的信仰是一個很大的啟蒙。回首看來，由於我姐姐是在聖方濟各讀中學，[郭：天主教（學校）。]天主教（學校），當時由於一定是姐姐負責看顧妹妹，她下課回來常教我們背誦聖母經、天主經，我們都有點常識知道是甚麼來的，例如彌撒是甚麼之類，即有一點認識吧，並不完全，因為我姐姐也沒有信教…中學生活是很歡樂的。
教會的一些姑娘亦是十分友善，像母親一樣。由於每個家庭都有很多子女，有時候不是父母不想關心子女，他們都很疼愛我們，但問題在於總會忽略一些細節及物質沒有那麼多，但教會在物質上就很充足。例如大家買個麵包都能分到，有資源就多貢獻，所以變相學生團契的工作十分盛行。當時後來家人知道我去教會就不高興，不讓我去。有時週末時，特別是週六參加團契時，或平時放學後，我會跟家人說是去溫習，他們就覺得都好的（笑）。我想可能因為這個原因，當時很自然很多家長都放心讓子女去教會，以及會覺得只是一群學生（聚在一起）。可是一到洗禮，就會有很多禁止了。以我為例，我應該是家中第一個領洗的。我是在北宣領洗的，由滕牧師負責。當時我已信主近兩年，從中四到中六，讀畢中學準備到台灣讀大學時才決定領洗。當時我跟家人談及，他們堅決不允許我領洗，（說）你可以去教會，但不可以領洗，（大家）也吵架了，即大家都起過爭執，跟母親等等。有些覺得我的成績也未符合要求，考不到香港的大學，有點像質詢似的，怪責我是因為太經常到教會。但當我決定要離開香港到台灣讀書時，反而又開始有點擔心信仰方面的問題了，對新環境一無所知，於是我覺得我需要領洗，我要正式告訴別人我是基督徒（笑）。當時滕牧師也開了…即本來是要上一連串的慕道班（才可以領洗），但我趕不及了，所以我只需要上了兩課。滕牧師說他知道我真的已經在主當中，就讓我領洗。領洗一星期後，我便離開香港。領洗後，其實我沒有告訴家人，不知道是同學…有趣的是當時我的同學跟我家人關係很好，我父母認識…起碼我媽媽都知道我跟甚麼人來往，他們會到我家，我也會到他們家。所以他們都知道我（領洗），不知怎樣的就把這消息傳到我母親耳中。我媽就大發雷霆地罵我，（她說）就是不允許你領洗，幹嘛不聽話…（母親）說了很多。（她）又說領洗後，他朝你就不會拜祭我了之類的中國觀念吧。（母親說）他朝我死後沒有人燒衣紙給我，你也不會拜祭我們的神位或是摺衣紙，全個家族只有你第一個信主…罵了我一頓。我只能回答，沒辦法了，我已經領洗了又能怎樣，而且很快便離港了。我還記得我爸說，算了吧，你是女生。如果你是男生就絕不允許了。[郭：那就過關了。]是的，就過關了。他們（父母）有五個兒子四個女兒嘛，只是其中一個女兒信主罷了，就算吧，即這樣子，後來我就到台灣了。其實我認為整個過程中，中學階段對我的信仰是一個很大的啟蒙。回首看來，由於我姐姐是在聖方濟各讀中學，[郭：天主教（學校）。]天主教（學校），當時由於一定是姐姐負責看顧妹妹，她下課回來常教我們背誦聖母經、天主經，我們都有點常識知道是甚麼來的，例如彌撒是甚麼之類，即有一點認識吧，並不完全，因為我姐姐也沒有信教…中學生活是很歡樂的。
郭教授
:
在台灣讀書時，你還記得那時的學生團契是怎樣的嗎？在大學基督徒生活裡，對你影響最大的又是甚麼人或甚麼事？
余妙雲
:
其實到台灣後，那裡可以說是另一個環境，畢竟我從未出過門（離港）。[郭：你是讀東海大學吧？]對，東海大學。語言也不通，怎會懂得國語，我們當時叫國語，完全不懂。不過由於我的二哥是台大畢業的，他一直跟我說…甚實為甚麼我會去台灣呢？其實我可以不用去台灣的，香港浸會（學院）也錄取了我，但我最後還是選擇到台灣。我二哥很常告訴我台灣很美，特別是東海大學，你要選擇學校的話就一定要選東海大學。（他說）首先，東海大學是所基督教大學，正適合你了（笑）。第二點就是，因為他在台大讀書時要服兵役的，有幾個月的時間是要…行軍一定是去東海大學，他就說那裡很漂亮，校舍很大，教堂很漂亮，宿舍亦相當精緻，他說女生宿舍用的是落地玻璃，一個房間只供四人居住，而且是單人床，因為他以前住台大是雙層床…亭台樓閣似的，相當美麗。他又說，學生也不多，全校只有數百人，[郭：只有那麼少人？]是的，幾百人而已，而且收生要求高，所以他讓我第一志願選擇那裡。最後，我就進了東海大學。我入學那年，全校共計僅八百人。我念的是經濟系，系內只有三十多個學生，我的班只有大概三十五人，四年都是那三十五人，所以大家的關係各方面（比較緊密）。還有就是，所有老師及學生都住在學校。因此，很多老師的家都開放給學生，讓我們到他們家聊天。再者，那個年代的老師很多都是宣教士，從美國過去的，到了台灣也進行教學工作等等，變相他們所樹立的榜樣，即（有一種）宣教士的精神和對學生的關心，以及不辭勞苦的態度。加上我們學校有一個行動名為勞作，我們要做勞作。[郭：是真的要勞動哪種？]要勞動的。我們入讀的那個年代，每個學生入學都要做足四年（勞作）。每個學生每星期都必須做滿某個時數的勞作，會安排你去清潔，整個勞作制度相當完善。如果你其他科目都十分出眾，但勞作不及格，你也不能畢業，所以大家都十分緊張。做的工作是甚麼呢？包括清潔課室、清潔廁所、掃樹葉、清潔學院不同的地方等。學校是沒有聘請清潔工人的，全都由學生負責。
但我認為這個勞作制度十分好…因為其實東海成立的原因是國內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在撤退後，United Board of Asia…可能國內也有一點賠償給他們吧，因為全數大學都被趕離，基督教味道被徹底清除了。他們就手持着一點資金，於1951年離開，因為1949年解放嘛，就在1950至1951年間，先於香港建立崇基，應該是1953年左右吧，崇基就成立了。同時，United Board在台灣一手一腳建立了東海大學。建立的時候，他們用自己的錢，亦用上了很多自己基督教的理念。首先是小班制，其次是一定要有教堂，第三是強調基督教信仰，還有彼此之間…有點像現在的博雅教育那樣的理念亦有所強調，所以我們十分享受那裡的讀書生活。此外，基督教的文化十分濃郁。甫進去，很自然就…由於有校牧，他會聯絡所有新生…其實我當時也挺可憐的，只有我一個是從香港而來的學生，我那一屆的僑生就只有我一個，其他地方如馬來亞、印尼、越南來的學生倒是有。由於學校不大，群體之間的關係也不錯，宗教氣氛也很濃郁。當時的校牧叫劉富理，劉富理牧師現在應該…後來成了基督工人神學院的院長，現在照計應該已退休了，他就帶領着我們。其實那年他也是剛到東海大學，他開辦了一個門徒訓練小組，他就召來一群不同年級的學生，由一年級到四年級，大約十多人。他就真的把我們當成是他的門徒，帶着我們每個禮拜去佈道、新生接待等等，一起學習，他對我的影響挺大的。而且這個小組裡，整群人的組合都相當…即大家雖然來自不同學系，但都相當委身於事奉，包括有劉富利及他的太太，後來他們結婚了，王仁美，她當時並非學生而是校內職員。另外有簡春安及他的太太，她太太就讀歷史系，更是我的房友。羅德麟，他是僑生，但我入學時他已四年級。其實林國亮也是同一時期。陳潭，他太太亦是東海歷史系…大約就是這十多人，他（劉富理）就在這四年間帶領我們。然後由我們再拓展一些門徒小組，即我們再發展分支，但我們像是核心般被他帶領及看顧。然後受訓練後，我們又再向外拓展，就是這樣子，這亦是對我的一大影響。還有他真的那種照顧特別…我想僑生很多時候有很多事…由於不熟悉環境、有時會思鄉，或是對新環境的陌生，各方面他都十分關心的，即能夠幫助及帶動我們。
另外，校園團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在學校中影響力不凡的，即在不同大專都設有很多大專團契。在東海大學，由於是基督教學校，本來就有學生團契，所以就沒有在我們那兒設立大專團契。可是，整個台中區有來自不同學校的僑生，來自中興大學、靜宜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等等，就組成了僑生團契。僑生團契是在我大二時開始的，它們召來了好幾個人，包括我、盧龍光、李廣生、李秀全、林靜芝，即的他太太，因為在校園一定要夫婦一起工作的。[郭：但李秀全應該是同工來吧？不是學生吧？]他是同工，不是學生，林姐姐也是同工，他們夫婦都是同工，即校園派遣了他俩協助我們創立僑生團契。僑生團契就是在那兒創立，之前是沒有的，大概是於1972年成立。變相這一群人亦成為了…因為我們要去搞這件事，要去學習…那時候也非常強調傳福音，又舉辦讀經營、冬令會、青年宣教大會等，[郭：很忙碌呢（笑）…]校園團契舉辨很多這些活動的，的確很忙碌，是供全台灣參與的，不只是…不過有些活動是以區域劃分，中區、南區、北區這樣子…即（自己）也有參與（這些活動），也閱讀很多校園的刊物，校園團契的刊物，那個年代都有很多學生會留意這些刊物的，《（校園）文選》之類的，當時蘇恩佩也有參與其中。
但我認為這個勞作制度十分好…因為其實東海成立的原因是國內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在撤退後，United Board of Asia…可能國內也有一點賠償給他們吧，因為全數大學都被趕離，基督教味道被徹底清除了。他們就手持着一點資金，於1951年離開，因為1949年解放嘛，就在1950至1951年間，先於香港建立崇基，應該是1953年左右吧，崇基就成立了。同時，United Board在台灣一手一腳建立了東海大學。建立的時候，他們用自己的錢，亦用上了很多自己基督教的理念。首先是小班制，其次是一定要有教堂，第三是強調基督教信仰，還有彼此之間…有點像現在的博雅教育那樣的理念亦有所強調，所以我們十分享受那裡的讀書生活。此外，基督教的文化十分濃郁。甫進去，很自然就…由於有校牧，他會聯絡所有新生…其實我當時也挺可憐的，只有我一個是從香港而來的學生，我那一屆的僑生就只有我一個，其他地方如馬來亞、印尼、越南來的學生倒是有。由於學校不大，群體之間的關係也不錯，宗教氣氛也很濃郁。當時的校牧叫劉富理，劉富理牧師現在應該…後來成了基督工人神學院的院長，現在照計應該已退休了，他就帶領着我們。其實那年他也是剛到東海大學，他開辦了一個門徒訓練小組，他就召來一群不同年級的學生，由一年級到四年級，大約十多人。他就真的把我們當成是他的門徒，帶着我們每個禮拜去佈道、新生接待等等，一起學習，他對我的影響挺大的。而且這個小組裡，整群人的組合都相當…即大家雖然來自不同學系，但都相當委身於事奉，包括有劉富利及他的太太，後來他們結婚了，王仁美，她當時並非學生而是校內職員。另外有簡春安及他的太太，她太太就讀歷史系，更是我的房友。羅德麟，他是僑生，但我入學時他已四年級。其實林國亮也是同一時期。陳潭，他太太亦是東海歷史系…大約就是這十多人，他（劉富理）就在這四年間帶領我們。然後由我們再拓展一些門徒小組，即我們再發展分支，但我們像是核心般被他帶領及看顧。然後受訓練後，我們又再向外拓展，就是這樣子，這亦是對我的一大影響。還有他真的那種照顧特別…我想僑生很多時候有很多事…由於不熟悉環境、有時會思鄉，或是對新環境的陌生，各方面他都十分關心的，即能夠幫助及帶動我們。
另外，校園團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在學校中影響力不凡的，即在不同大專都設有很多大專團契。在東海大學，由於是基督教學校，本來就有學生團契，所以就沒有在我們那兒設立大專團契。可是，整個台中區有來自不同學校的僑生，來自中興大學、靜宜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等等，就組成了僑生團契。僑生團契是在我大二時開始的，它們召來了好幾個人，包括我、盧龍光、李廣生、李秀全、林靜芝，即的他太太，因為在校園一定要夫婦一起工作的。[郭：但李秀全應該是同工來吧？不是學生吧？]他是同工，不是學生，林姐姐也是同工，他們夫婦都是同工，即校園派遣了他俩協助我們創立僑生團契。僑生團契就是在那兒創立，之前是沒有的，大概是於1972年成立。變相這一群人亦成為了…因為我們要去搞這件事，要去學習…那時候也非常強調傳福音，又舉辦讀經營、冬令會、青年宣教大會等，[郭：很忙碌呢（笑）…]校園團契舉辨很多這些活動的，的確很忙碌，是供全台灣參與的，不只是…不過有些活動是以區域劃分，中區、南區、北區這樣子…即（自己）也有參與（這些活動），也閱讀很多校園的刊物，校園團契的刊物，那個年代都有很多學生會留意這些刊物的，《（校園）文選》之類的，當時蘇恩佩也有參與其中。
郭教授
:
你說很多學生留意，也包括非基督徒學生嗎？
余妙雲
:
其實主要是基督徒，但非基督徒學生亦會去批判。因為當時存在主義的風氣盛行，1970年代初，談尼采之死、《瘟疫》之類的，我們讀很多這類型的書，討論很多有關存在主義及很多人物，一時想不起名字…他們很多批判基督教的文章，例如「上帝已死」等等。變相亦會有人批判你寫的文章，所以《校園》亦有受人攻擊，我們亦會看再作出討論，這些都是當時的學生，即基督徒及大學生常常談及的話題。（話題）亦會談及夢想…其實在東海大學讀書很歡樂的，因為校園地方大，有一個「夢谷」供人到那兒發夢，很大的一個地方，現在全部沒有了，都改建成學校了（笑），也有燒烤場，又可以在教堂附近的大草地供人望天觀星及談天說地，很多不同的事物。到寒假或暑假時，我們會有很多工作營，就是到一些貧窮的地方幫忙。[郭：很有意思呢。]對啊，因為台中附近很多山區，我們到過嘉義、埔里。我們的工作人員更是去到山區裡幫助當地的人民，包括建房子、刷油漆、清潔等等。當時我們走的路是山路，很危險的，而且要揹着東西上去（在頭上），山地人真的揹著東西都能走得很快，但我們卻要拉着繩子慢慢走，這些經歷都很深刻。我在東海大學的第一年時，寒假及暑假都會回香港。到了第二年，我只有暑期回港，寒假就不回港了，去了很多…到過金門、阿里山、環貫公路，七天七夜這樣子，還到過玉山…即很多這些活動，很開心的。可是，到這些地方又不是只有嬉戲，而是很多時真的去工作及關心附近有需要的人。我相信我的社關在大學時已經開始積聚，覺得自己能做甚麼就以行動表達。
郭教授
:
到加拿大時期呢？當時的團契及信仰氣氛是怎麼樣？又有甚麼人（深刻）…
余妙雲
:
到加拿大又是另一個世界了。那個世界就是…因為當我要離開…其實我在台灣畢業後，九月就（在加拿大）入學，即緊接着沒有空隙。但那兩個月暑假，我在香港其實也有很多經歷。在香港時，我和黃碩然、蕭壽華，因為我們都是北宣團契的，很多其他北宣的弟兄姊妹，還有滕牧師的兒子滕磯華等等。很多我暑假回港時，我們便會一起去旅行、退修、談及未來事奉的前景、了解監獄佈道…當時北宣開始進行監獄佈道。[郭：所以你暑假就去監獄佈道？]我有跟隨他們前往，但仍不是長期參與，因為我仍會離港讀書。（但）開始與（北宣的）傳道人熟稔起來，大家一起談及理想和未來前景，同時問到我以後的打算，即有很多期望這樣子吧。
當我抵達加拿大後，其實之前已有人提醒我到加拿大後就要尋找教會加入，因為畢竟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還有就是七十年代時加拿大的學生工作做得很好，可說是非常盛行，很多都是從查經班演變而成。別人就提醒我要加入當地教會，然後很快就能安定下來。再者，我的哥哥、姐姐及弟弟都已移民至加拿大了。到了加拿大，因為我在Ottawa，一個比較小的地方，不是大城市，雖然是首都，但亦是一個小的地方，而且很冷。到了那兒後，莫名奇妙的，很自然就聯絡上…對了，因為前往加拿大前，宣道會就跟我說到加拿大後可以找宣道會渥太華堂的一個傳道，賴建鵬，[郭：有聽說過。]後來他亦當上了牧師，賴建鵬牧師。於是抵達當地後，很自然我便聯絡他，然後他們便立即找他，因為（渥太華堂）與學校十分接近。過程中，得知這個分堂是賴牧師在Ottawa新建立的，他需要一個班底，所以他就找來幾個基督徒，在Ottawa幫助他，即作為班底吧，我是其中一個。
當時像要開荒似的，一開始只有很少人，二十多人，接着就一直開荒，慢慢愈來愈多學生加入。我們有出版刊物，我很記得該刊物名為《佳美地》，名字是我取的，引用了《詩篇》的話，上帝賜給我們的地是最美的，是佳美之處，我們就自己寫，有點兒像《橄欖》吧（笑），刊物一季出版一次，大家就寫文章，而我則擔任編輯。我亦有幫忙查經，甚至是協助翻譯，（如）國語翻譯至廣東話，或是廣東話翻譯至國語，類似這些吧，因為我台灣過去，於是便一直事奉下去。他（賴建鵬）可說是對我適應有一定影響的，因為到加拿大時，我很需要加入教會及被接納，以及有很多其他的群體一起在那裡成長，變相感覺上就不會感到孤單。另外呢，其實當時在那裡的教會並不多，所以差不多Ottawa University很多undergraduates及graduates都會到渥太華堂。譬如我住的地方是舊式三層的木樓，一人一個房間，共同租住，當中有三家都有去渥太華堂的。我們有時候都會在房子內進行查經及接待。所以在屬靈生命上，這些都幫助了我。但由於那兩年都待在小城市，反而對四周的社會事件沒太多注意，而且加拿大也十分平和、平靜，最多也只是到多倫多逛一下而已。但在那邊也鍛鍊了…因為家庭拮据的關係，家人只能支付機票及學費，日常生活費也不能提供給我了，於是我在暑假當過babysitter，真是 live-in的，[郭：很困身的。]真的住進別人家中，暑假整整兩個月替人照顧嬰孩，但我覺得（這種經歷）挺好的，可以了解當地生活。我也當過chambermaid，就是在hotel裡整理房間。其實當時我手持student visa是不太可以工作的，不過都…[郭：必需工作吧。]一定要做，當時七十年代的政策都比較寬鬆，所以就去工作了，我住的房子的人大家都會去找工作。其實我覺得這也鍛鍊了…即你能體會到勞動工作的經歷。直到那之前，其實我也只是一直在讀書，這些給予我一些很不一樣的體會。
當我抵達加拿大後，其實之前已有人提醒我到加拿大後就要尋找教會加入，因為畢竟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還有就是七十年代時加拿大的學生工作做得很好，可說是非常盛行，很多都是從查經班演變而成。別人就提醒我要加入當地教會，然後很快就能安定下來。再者，我的哥哥、姐姐及弟弟都已移民至加拿大了。到了加拿大，因為我在Ottawa，一個比較小的地方，不是大城市，雖然是首都，但亦是一個小的地方，而且很冷。到了那兒後，莫名奇妙的，很自然就聯絡上…對了，因為前往加拿大前，宣道會就跟我說到加拿大後可以找宣道會渥太華堂的一個傳道，賴建鵬，[郭：有聽說過。]後來他亦當上了牧師，賴建鵬牧師。於是抵達當地後，很自然我便聯絡他，然後他們便立即找他，因為（渥太華堂）與學校十分接近。過程中，得知這個分堂是賴牧師在Ottawa新建立的，他需要一個班底，所以他就找來幾個基督徒，在Ottawa幫助他，即作為班底吧，我是其中一個。
當時像要開荒似的，一開始只有很少人，二十多人，接着就一直開荒，慢慢愈來愈多學生加入。我們有出版刊物，我很記得該刊物名為《佳美地》，名字是我取的，引用了《詩篇》的話，上帝賜給我們的地是最美的，是佳美之處，我們就自己寫，有點兒像《橄欖》吧（笑），刊物一季出版一次，大家就寫文章，而我則擔任編輯。我亦有幫忙查經，甚至是協助翻譯，（如）國語翻譯至廣東話，或是廣東話翻譯至國語，類似這些吧，因為我台灣過去，於是便一直事奉下去。他（賴建鵬）可說是對我適應有一定影響的，因為到加拿大時，我很需要加入教會及被接納，以及有很多其他的群體一起在那裡成長，變相感覺上就不會感到孤單。另外呢，其實當時在那裡的教會並不多，所以差不多Ottawa University很多undergraduates及graduates都會到渥太華堂。譬如我住的地方是舊式三層的木樓，一人一個房間，共同租住，當中有三家都有去渥太華堂的。我們有時候都會在房子內進行查經及接待。所以在屬靈生命上，這些都幫助了我。但由於那兩年都待在小城市，反而對四周的社會事件沒太多注意，而且加拿大也十分平和、平靜，最多也只是到多倫多逛一下而已。但在那邊也鍛鍊了…因為家庭拮据的關係，家人只能支付機票及學費，日常生活費也不能提供給我了，於是我在暑假當過babysitter，真是 live-in的，[郭：很困身的。]真的住進別人家中，暑假整整兩個月替人照顧嬰孩，但我覺得（這種經歷）挺好的，可以了解當地生活。我也當過chambermaid，就是在hotel裡整理房間。其實當時我手持student visa是不太可以工作的，不過都…[郭：必需工作吧。]一定要做，當時七十年代的政策都比較寬鬆，所以就去工作了，我住的房子的人大家都會去找工作。其實我覺得這也鍛鍊了…即你能體會到勞動工作的經歷。直到那之前，其實我也只是一直在讀書，這些給予我一些很不一樣的體會。
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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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開始談一下你在工福的經歷吧。你能否再講一次你認為自己是在哪一年開始參與工福呢？到哪一年又算是結束呢？而你在這一段這麼長的時間中，會否有哪一段時間讓你覺得具標誌性或是能作為重要的里程碑？哪些事或人又是甚麼呢？即你可否去分享一下呢。
余妙雲
:
我試一下（笑）。[郭：這個部分可能是很多的。]我接觸工福是於加拿大回港後，我在1976年回港。我讀完書以後其實有好幾個考慮的，第一個就是家人…即我姐姐等就叫我留在加拿大，雖然那時已經不能立刻轉（入籍）…那時好像…1973年，即我到加拿大的前一年，全都轉制了…[郭：即是如果你讀過書以後就可以入籍。]對，但之後就沒有了。我是在1974年過去的，在那邊直至1976年。可是，家人就說其實…因為我也有很多同學畢業後，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可以留下來，或是到美國找到工作，亦可以留下來然後回加拿大，即很多辦法。再者，當時加拿大都很希望留下大學畢業生，我又是唸經濟系的，亦比較容易找工作，姐姐們就提議我留下來。另外一點就是，從前在台灣的系主任其實對我的影響亦很深遠。她不是基督徒，但是一個學者，我有很多科亦受她指導。她的指導很好，而且亦很欣賞我，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優異，很少僑生的成績能像我一樣。其實也是她推薦我到加拿大讀書，當我回來的時候，大家也一直有聯絡，她就很想我到東海教書，她希望我先在東海教幾年書，再到別處讀書吧，這是另一個offer。
可是，我認為自己信主後一直都走得太快（笑），領洗後馬上離開了香港，離開了家人，總是覺得關係有點疏遠。我一直以來有個很大的心願，就是相信當我信主以後家人也能藉此信主，即可以因著這個關係而可以信主的。再者，我亦想到自己是家中第一個領洗信主的人，而我整個家族，不論是阿姨、舅父之類的都沒有人信主。我就會想，這會否是個機會讓我回港跟他們相處看看情況吧，我亦真的希望能投放更多時間與他們在一起，所以最後便選擇回港。回港後，我就開始教書了。然後在過程當中很快就…對了，因為羅德麟當時正在香港中神讀書，76年第一屆華福大會在港舉行時他亦有參與，盧龍光也有，即昔日認識的朋友很多都有參與及碰面。於是，羅德麟得知我回港了，就讓我幫助他舉辦門徒訓練小組，我也不知道他當時在中神讀完書沒有，他是第一屆畢業生。他就讓我幫忙帶領門訓組，我也覺得既然回來了，就看看自己能參與甚麼部分之類的。其實，盧龍光也找我幫忙循道衛理，因為大家認識…當時他是循道衛理的傳道，也剛剛神學畢業，就幫忙想他在團契中帶領一些小組。過程中，不知怎樣就談到陳天祥，可能是因為…[郭：都是那伙人。]都是那伙人吧，（說道）不如大家…工福成立了，應該是在73年成立的，76年已經註冊了，就有很多需要，以及想舉辦一些勞工教育，也想舉辦夜校，就是陳天祥的目標，所以就希望找來一些教育方面的人士幫忙一起商討。
後來在商討之間，就認識了劉達芳，因為當時她已經在工福事奉。她又帶我認識了陳惠嫦，即阿橙，因為她們住在一起的，我們居住的地方也相近，都在九龍城區。我回港後已經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就很想幫她當義工。當時還年輕嘛，話說回來，當時不足二十五歲，已認為自己能做很多不同的事，於是就加入了工福當義工。當時做了幾件事情，第一，劉達芳也是讓我做門徒訓練，因為她知道我以往接受過相關訓練，亦協助她搞精兵團，是基層的精兵團，她讓我負責帶領一個小組。陳天祥則讓我幫忙搞勞工教育，當時有些勞工教育很利害的，談及信仰與經濟學（笑），[郭：關係。]是的，我也不知是教了甚麼，以及夜校補習，幫學生補習。[郭：其實也參與不少工作呢。]也不是的…現在每個人都能做，以前是…以及之後教會舉辦每月一次探望大欖涌女監。我認為在整個過程中，都帶給我一個很大的認定，我感恩自己選擇了回來香港，原來（這裡）有很多需要。與基層接觸的過程中令我回想起很多自己的家，第一我的家也是基層家庭，第二是在我家當木工的那群伙記，負責刨木、揼木、釘東西、苦力等…即回想起昔日與我相處的工人，他們平常會做些甚麼呢？空閒的時候就是賭博，我家就是讓他們開賭桌的地方，每逢節日或是下班後。除非你有機會讀書，不然我看到，工人的子女也只能當工人。他們不像我爸爸，我爸爸認定他的子女不要幹其他事，只管讀書，目標只有讀書，因為這樣就可以脫離基層。那時候我爸爸認為基層沒出路，所以一定要把書唸好，我就發現很多我接觸的伙記的下一代，真的很多都是當工人，一直延續的樣子。所以我想到出路的問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都勾起我的回憶。
後來不知為何我的感動愈來愈強，於是我就教夜校去了，我教的一班幾乎全部是工友。從他們身上也聽了不少他們的體會，看到他們咬着麵包匆忙地回校上課，上課時打瞌睡快跌在地上，但仍堅持來上課。然後課堂內容也完全不懂，根本沒有能力做功課。於是，我們也開辦補習班，星期天為他們補習，即私人教他們等等。從這些之中就發現…他們也有講在工廠的辛苦、不公平、空氣環境差及混濁、又要一直被趕等等，於是就慢慢領會到這些。再者，他們很少假期，當時還沒有勞工假期，全年只得三天假期，那時候還在爭取勞工假期，很多這些，變相特別之間感覺到…其實七十年代時很多傳媒也有提及這些，甚麼工廠妹、工廠皇后，即是蕭芳芳、陳寶珠（演的戲）。事實上，整個社會的（風氣）均是如此，所以我出了很多這些出來。再者，我又跟陳天祥他們一起討論，後來他們設有一個讀書組，叫甚麼研究小組，我亦有參與，梁家麟也有參與。我們就一起討論很多關於社關，究竟基督徒是傳福音，或是服務？是means and ends還是怎樣？又討論馮煒文當時寫的很多文章，（如）被罪者的概念，站於工人立場是否正確等等，大家一起討論。
其實在我修讀神學之前，我認為這些都給予我莫大影響。在我修讀神學時，我的體會逐漸深刻，就很能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你的人生、時間想投放在哪？我教書挺不錯的，不少學生都喜歡我。我教授預科時，他們考的是GRE，（我）在一所私立學校教書，我的課室校監是要添加椅子的，因為很多人來上課。後來我想離開的時候，學校就說給我股份，類似吧，不想我離開。我覺得自己教書不錯的，但我總是覺得，如果我將自己人生最好的時間都投放在…[郭：牟利…]替牟利的人工作，值得嗎？突然會有這個念頭。雖然我知道學生接受我的教導後能及格、能拿到證書、考上大學等亦是好事，但終歸都是在幫一個集團賺錢。我亦不太喜歡那個集團的一點，就是他們會用一些…[郭：手法。]鬥爭的手法…例如我教這一班教得很好，有很多學生，他就會害怕學生跟隨我走了。於是，他們會多聘請一個人…[郭：教你的東西。]同樣多開一班，而聘請的人擁有經濟系博士學位。可是，學生終歸還是喜歡我的課，不喜歡博士的課，因為學識高不等於會教書嘛（笑），你可能不會表達，於是我的班很多人。他們就覺得我的班能賺錢，就把對方解僱了，把我留下…我覺得很多不太…即只著眼於牟利吧，太功利了，所以到最後，我非常體會到基層及勞工工作。
當時劉達芳、陳天祥也常鼓勵我於工福全職事奉，主要是劉達芳勸說我，因為陳天祥於78年已經離開了。我也覺得投放兩年時間去了解上帝的話語，加深對神學理念的認識等也是一件好事。再者，當時我想蘇恩佩對我的影響都頗大的。我非常喜歡讀蘇恩佩的文章，每次讀畢，我都會落淚。不論是她談及「她們也有靈魂」，或是「這個城為何物」等等，我都會落淚，即真的覺得（社會上）有很多需要，自己也親身經歷的確有很多需要迫在眉睫。其實我做的事不多，但發覺到周圍的人回應卻很大。他們的尊重，即覺得為甚麼你人這麼好，不要錢也來幫忙之類的…我認為我做的都是很簡單的事，但一班勞工及基層從未遇過這種事，就是一種感恩。我就心想，這會否是上帝要我回港做的事呢？所以我在78年決定放下教職，當時學生的話我仍記得很清楚，（他們說）Miss Yu，你到哪兒教書呢？自己開嗎？我們跟着你吧（笑）。我跟他們說我要去讀神學，他們就叫我不要讀，但我已經決定了。
可是，我認為自己信主後一直都走得太快（笑），領洗後馬上離開了香港，離開了家人，總是覺得關係有點疏遠。我一直以來有個很大的心願，就是相信當我信主以後家人也能藉此信主，即可以因著這個關係而可以信主的。再者，我亦想到自己是家中第一個領洗信主的人，而我整個家族，不論是阿姨、舅父之類的都沒有人信主。我就會想，這會否是個機會讓我回港跟他們相處看看情況吧，我亦真的希望能投放更多時間與他們在一起，所以最後便選擇回港。回港後，我就開始教書了。然後在過程當中很快就…對了，因為羅德麟當時正在香港中神讀書，76年第一屆華福大會在港舉行時他亦有參與，盧龍光也有，即昔日認識的朋友很多都有參與及碰面。於是，羅德麟得知我回港了，就讓我幫助他舉辦門徒訓練小組，我也不知道他當時在中神讀完書沒有，他是第一屆畢業生。他就讓我幫忙帶領門訓組，我也覺得既然回來了，就看看自己能參與甚麼部分之類的。其實，盧龍光也找我幫忙循道衛理，因為大家認識…當時他是循道衛理的傳道，也剛剛神學畢業，就幫忙想他在團契中帶領一些小組。過程中，不知怎樣就談到陳天祥，可能是因為…[郭：都是那伙人。]都是那伙人吧，（說道）不如大家…工福成立了，應該是在73年成立的，76年已經註冊了，就有很多需要，以及想舉辦一些勞工教育，也想舉辦夜校，就是陳天祥的目標，所以就希望找來一些教育方面的人士幫忙一起商討。
後來在商討之間，就認識了劉達芳，因為當時她已經在工福事奉。她又帶我認識了陳惠嫦，即阿橙，因為她們住在一起的，我們居住的地方也相近，都在九龍城區。我回港後已經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就很想幫她當義工。當時還年輕嘛，話說回來，當時不足二十五歲，已認為自己能做很多不同的事，於是就加入了工福當義工。當時做了幾件事情，第一，劉達芳也是讓我做門徒訓練，因為她知道我以往接受過相關訓練，亦協助她搞精兵團，是基層的精兵團，她讓我負責帶領一個小組。陳天祥則讓我幫忙搞勞工教育，當時有些勞工教育很利害的，談及信仰與經濟學（笑），[郭：關係。]是的，我也不知是教了甚麼，以及夜校補習，幫學生補習。[郭：其實也參與不少工作呢。]也不是的…現在每個人都能做，以前是…以及之後教會舉辦每月一次探望大欖涌女監。我認為在整個過程中，都帶給我一個很大的認定，我感恩自己選擇了回來香港，原來（這裡）有很多需要。與基層接觸的過程中令我回想起很多自己的家，第一我的家也是基層家庭，第二是在我家當木工的那群伙記，負責刨木、揼木、釘東西、苦力等…即回想起昔日與我相處的工人，他們平常會做些甚麼呢？空閒的時候就是賭博，我家就是讓他們開賭桌的地方，每逢節日或是下班後。除非你有機會讀書，不然我看到，工人的子女也只能當工人。他們不像我爸爸，我爸爸認定他的子女不要幹其他事，只管讀書，目標只有讀書，因為這樣就可以脫離基層。那時候我爸爸認為基層沒出路，所以一定要把書唸好，我就發現很多我接觸的伙記的下一代，真的很多都是當工人，一直延續的樣子。所以我想到出路的問題，他們所面對的問題，都勾起我的回憶。
後來不知為何我的感動愈來愈強，於是我就教夜校去了，我教的一班幾乎全部是工友。從他們身上也聽了不少他們的體會，看到他們咬着麵包匆忙地回校上課，上課時打瞌睡快跌在地上，但仍堅持來上課。然後課堂內容也完全不懂，根本沒有能力做功課。於是，我們也開辦補習班，星期天為他們補習，即私人教他們等等。從這些之中就發現…他們也有講在工廠的辛苦、不公平、空氣環境差及混濁、又要一直被趕等等，於是就慢慢領會到這些。再者，他們很少假期，當時還沒有勞工假期，全年只得三天假期，那時候還在爭取勞工假期，很多這些，變相特別之間感覺到…其實七十年代時很多傳媒也有提及這些，甚麼工廠妹、工廠皇后，即是蕭芳芳、陳寶珠（演的戲）。事實上，整個社會的（風氣）均是如此，所以我出了很多這些出來。再者，我又跟陳天祥他們一起討論，後來他們設有一個讀書組，叫甚麼研究小組，我亦有參與，梁家麟也有參與。我們就一起討論很多關於社關，究竟基督徒是傳福音，或是服務？是means and ends還是怎樣？又討論馮煒文當時寫的很多文章，（如）被罪者的概念，站於工人立場是否正確等等，大家一起討論。
其實在我修讀神學之前，我認為這些都給予我莫大影響。在我修讀神學時，我的體會逐漸深刻，就很能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你的人生、時間想投放在哪？我教書挺不錯的，不少學生都喜歡我。我教授預科時，他們考的是GRE，（我）在一所私立學校教書，我的課室校監是要添加椅子的，因為很多人來上課。後來我想離開的時候，學校就說給我股份，類似吧，不想我離開。我覺得自己教書不錯的，但我總是覺得，如果我將自己人生最好的時間都投放在…[郭：牟利…]替牟利的人工作，值得嗎？突然會有這個念頭。雖然我知道學生接受我的教導後能及格、能拿到證書、考上大學等亦是好事，但終歸都是在幫一個集團賺錢。我亦不太喜歡那個集團的一點，就是他們會用一些…[郭：手法。]鬥爭的手法…例如我教這一班教得很好，有很多學生，他就會害怕學生跟隨我走了。於是，他們會多聘請一個人…[郭：教你的東西。]同樣多開一班，而聘請的人擁有經濟系博士學位。可是，學生終歸還是喜歡我的課，不喜歡博士的課，因為學識高不等於會教書嘛（笑），你可能不會表達，於是我的班很多人。他們就覺得我的班能賺錢，就把對方解僱了，把我留下…我覺得很多不太…即只著眼於牟利吧，太功利了，所以到最後，我非常體會到基層及勞工工作。
當時劉達芳、陳天祥也常鼓勵我於工福全職事奉，主要是劉達芳勸說我，因為陳天祥於78年已經離開了。我也覺得投放兩年時間去了解上帝的話語，加深對神學理念的認識等也是一件好事。再者，當時我想蘇恩佩對我的影響都頗大的。我非常喜歡讀蘇恩佩的文章，每次讀畢，我都會落淚。不論是她談及「她們也有靈魂」，或是「這個城為何物」等等，我都會落淚，即真的覺得（社會上）有很多需要，自己也親身經歷的確有很多需要迫在眉睫。其實我做的事不多，但發覺到周圍的人回應卻很大。他們的尊重，即覺得為甚麼你人這麼好，不要錢也來幫忙之類的…我認為我做的都是很簡單的事，但一班勞工及基層從未遇過這種事，就是一種感恩。我就心想，這會否是上帝要我回港做的事呢？所以我在78年決定放下教職，當時學生的話我仍記得很清楚，（他們說）Miss Yu，你到哪兒教書呢？自己開嗎？我們跟着你吧（笑）。我跟他們說我要去讀神學，他們就叫我不要讀，但我已經決定了。
郭教授
:
所以你是打算修讀神學後到工福工作？
余妙雲
:
我其實未想好是否一定到工福，但我認為要裝備自己，因為當時討論到很多…你也知道我們研究組的成員多麼厲害，每個人的思維也天花亂墜，後來更多了倪貢明那些，我卻不能搭上話，這樣子不好嘛（笑），我亦不是那類人。後來想想，當時梁家麟、梁應安、劉達芳等那群人都是這樣子。我就覺得…因為我真的沒有涉獵神學，就只管傳福音、栽培、牧養也不是了，跟進等等，變相不太清楚其基礎是如何，因此便決定到中神（修讀神學）。
郭教授
:
那麼你在工福的里程碑事件是甚麼呢？或是有甚麼人令你有深刻印象？
余妙雲
:
（對）陳天祥（的印象）很深刻。我認為第一個里程碑就是當我進去當義工時，當時仍未是同工，陳天祥的搏命令我相當佩服。他直接在工福睡覺，他的家就是工福。要搞幻燈（片），他就自己製作，要放映的話，他用兩個機器輪流放映，就不會一張一張地出現，比較漂亮。所以當要去推介的時候，他就會揹着兩台機器，拿着一袋東西，到了後又要自己安裝。他亦兼任印刷、錄音、話劇等等，凡事他都親力親為。他非常投入，雖然他很固執，理念上我跟他其實有所不同，但他的委身（令人敬佩），他創立工福其實是影響了我，從他身上我能看到一個曾被上帝使用的人，雖然他投放在工福的時間（不長）…他從73年開始事奉，但他76、77年左右，到78年前便已經離開工福讀書去了，這是第一個（有深刻印象的人）。
第二個是劉達芳，她給予我的影響更為深刻。因為她一直纏著我（笑），她挺會做這種事的。總之凡是有事要做，她都會找我幫忙，與她一起。我看到她…其實她沒有必要留在這裡，她在美國Fuller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卻進入工廠之類的地方，全是為了工廠工友，我能夠看到她這種委身的異象。她亦盡心盡力去做每一件事，她亦有很多夢及理念，她很容易發覺有需要去做的方向，而且她做事的成功率亦高。（如）她心生計劃後，我們都懷疑可行性…譬如當初她想到工廠宣教士這計劃，我們認為於工廠傳福音，或是工廠工友當上基督徒已經十分困難，要他們當宣教士更是難上加難，能成功嗎？最後卻成功了。[郭：就是基福了？]最後成果，其實不是的，箇中也經歷了很多。基福是其中一個，後來1980年後才出現的，算是一個訓練及牧養吧，即都是有一個過程。她有很多想法，以及有衝勁，而且她的神學根基亦強，所以她講道都能激勵及感動到很多人。因此，我亦受她的影響，這是第二階後吧。其實我剛進去工福時，她就離開了，我就跟她埋怨…我80年畢業，82年八月正式加入工福成為同工。在這之前，她就不斷勸我，又給我一些卡片，又說已經把位置留給我了。到我畢業後，她才跟我說由於要結婚，所以婚後要回到美國，因為劉彼得正在讀書。劉彼得當時亦是工福同工，負責培訓。由於劉彼得要讀書等種種原因，所以她在八月尾就離開香港了。後來她也回到香港，我們亦有很多接觸，她對我的影響亦十分深遠，這是第二階段。
接着便到自己接手了，其實當時我剛從神學畢業，對凡事亦不太清楚，也沒有做過領頭人。雖然當時何秉光已經加入工福，但他才加入了一年，亦沒有讀過神學，所以很難讓他承擔。後來就找來了三個人（負責），包括我、一個社工和一個董事，我們就被稱為三頭馬車，組成一個核心，這種管理方式持續了一年時間左右。然後一年後，我就擔任執行幹事，不是總幹事，一直看守着工福，這就是第二階段了。在那段時間發覺到…其實我入工福很想做很多前線工作，但發覺到自己原來也需要處理對外（的事務）。在對外事務中，就開始接觸到劉千石…[郭：工委。]對，工委。他應該是79年加入工委，我是80年加入工福，之後就接觸到劉千石。當時工福覺得工委是不好的，即覺得那條路線不是正確的。[郭：不是你們的路線。]有時候都會說，劉千石又不是基督徒之類的話。可是，我們逐漸發覺做工人工作總不能不理會工人的權益，牽涉到工傷的問題、遣散費、失業、追討、假期、勞工權益及福利等等。當時跟劉千石…我認為自己為人挺開明的，大家都有接觸，有甚麼特別事他都會通知我們，看我們會否參與。可是問題在於，當時工福沒有一個部門或是同工去照料社關方面的工作。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組，如戲劇組等等，但沒有社關，只有教會、教會合作之類的。於是，我們就覺得這樣很多時候很多事會比較麻煩，因為要聯署、出（版）些甚麼、要不要關心等等，我又認為這些不可能完全閉門去做。因為面對那個時代…在80年代時，你一定要關心社會。再者，當時在80年諮詢會議後…我是被邀請參與八十年代諮詢會議的，與大家一起開會、提供意見，並提出要向貧窮人傳福音、注意社關，或是反兩巴加價。後來，我們便成立了一個小組，一個部門吧，也不是那麼大的，一個組吧，名為社會關懷組，並聘請了一個同工專責，他是個社工來的，再大家一起配合。從那時開始，跟工委的合作就變多了。[郭：做勞工福利。]可能劉千石也是偏向實踐的人，於是大家便一起合作了，這亦比較容易，即背後沒有太多神學理念。因為一涉及神學理念又很複雜了，董事又會…即可能會覺得你的工作不合聖經等等。於是，我們就不談理念了，都已經談這麼多了。
當時陸漢思也是很好，陸漢思也影響了我不少，即劉千石和陸漢思他倆都是同一個時期的。陸漢思也做了不少勞工主日的講章，所以大家都要互相分享。[郭：拿來用（笑）。]是的。後來，陸漢思也會找我幫忙寫講章，即大家都有交流的，那段時間就是另一個里程碑，開始看重社關。
第二個是劉達芳，她給予我的影響更為深刻。因為她一直纏著我（笑），她挺會做這種事的。總之凡是有事要做，她都會找我幫忙，與她一起。我看到她…其實她沒有必要留在這裡，她在美國Fuller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卻進入工廠之類的地方，全是為了工廠工友，我能夠看到她這種委身的異象。她亦盡心盡力去做每一件事，她亦有很多夢及理念，她很容易發覺有需要去做的方向，而且她做事的成功率亦高。（如）她心生計劃後，我們都懷疑可行性…譬如當初她想到工廠宣教士這計劃，我們認為於工廠傳福音，或是工廠工友當上基督徒已經十分困難，要他們當宣教士更是難上加難，能成功嗎？最後卻成功了。[郭：就是基福了？]最後成果，其實不是的，箇中也經歷了很多。基福是其中一個，後來1980年後才出現的，算是一個訓練及牧養吧，即都是有一個過程。她有很多想法，以及有衝勁，而且她的神學根基亦強，所以她講道都能激勵及感動到很多人。因此，我亦受她的影響，這是第二階後吧。其實我剛進去工福時，她就離開了，我就跟她埋怨…我80年畢業，82年八月正式加入工福成為同工。在這之前，她就不斷勸我，又給我一些卡片，又說已經把位置留給我了。到我畢業後，她才跟我說由於要結婚，所以婚後要回到美國，因為劉彼得正在讀書。劉彼得當時亦是工福同工，負責培訓。由於劉彼得要讀書等種種原因，所以她在八月尾就離開香港了。後來她也回到香港，我們亦有很多接觸，她對我的影響亦十分深遠，這是第二階段。
接着便到自己接手了，其實當時我剛從神學畢業，對凡事亦不太清楚，也沒有做過領頭人。雖然當時何秉光已經加入工福，但他才加入了一年，亦沒有讀過神學，所以很難讓他承擔。後來就找來了三個人（負責），包括我、一個社工和一個董事，我們就被稱為三頭馬車，組成一個核心，這種管理方式持續了一年時間左右。然後一年後，我就擔任執行幹事，不是總幹事，一直看守着工福，這就是第二階段了。在那段時間發覺到…其實我入工福很想做很多前線工作，但發覺到自己原來也需要處理對外（的事務）。在對外事務中，就開始接觸到劉千石…[郭：工委。]對，工委。他應該是79年加入工委，我是80年加入工福，之後就接觸到劉千石。當時工福覺得工委是不好的，即覺得那條路線不是正確的。[郭：不是你們的路線。]有時候都會說，劉千石又不是基督徒之類的話。可是，我們逐漸發覺做工人工作總不能不理會工人的權益，牽涉到工傷的問題、遣散費、失業、追討、假期、勞工權益及福利等等。當時跟劉千石…我認為自己為人挺開明的，大家都有接觸，有甚麼特別事他都會通知我們，看我們會否參與。可是問題在於，當時工福沒有一個部門或是同工去照料社關方面的工作。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組，如戲劇組等等，但沒有社關，只有教會、教會合作之類的。於是，我們就覺得這樣很多時候很多事會比較麻煩，因為要聯署、出（版）些甚麼、要不要關心等等，我又認為這些不可能完全閉門去做。因為面對那個時代…在80年代時，你一定要關心社會。再者，當時在80年諮詢會議後…我是被邀請參與八十年代諮詢會議的，與大家一起開會、提供意見，並提出要向貧窮人傳福音、注意社關，或是反兩巴加價。後來，我們便成立了一個小組，一個部門吧，也不是那麼大的，一個組吧，名為社會關懷組，並聘請了一個同工專責，他是個社工來的，再大家一起配合。從那時開始，跟工委的合作就變多了。[郭：做勞工福利。]可能劉千石也是偏向實踐的人，於是大家便一起合作了，這亦比較容易，即背後沒有太多神學理念。因為一涉及神學理念又很複雜了，董事又會…即可能會覺得你的工作不合聖經等等。於是，我們就不談理念了，都已經談這麼多了。
當時陸漢思也是很好，陸漢思也影響了我不少，即劉千石和陸漢思他倆都是同一個時期的。陸漢思也做了不少勞工主日的講章，所以大家都要互相分享。[郭：拿來用（笑）。]是的。後來，陸漢思也會找我幫忙寫講章，即大家都有交流的，那段時間就是另一個里程碑，開始看重社關。
郭教授
:
然後呢？
余妙雲
:
然後就到…我又離開了工福（笑），因為要照顧子女，那段我就說過不說了。我在89年重返工福，那時候回到工福自然最大的影響就必然是六四事件了。其實八九六四帶來的影響就是，我家一半人都移民海外了，這點非常自然的，因為我哥早就（移民）…接着，我爸媽、姐姐、三個弟弟全都移民了，變相六四後一段時間我感覺仍挺震撼的。再者，六四自己亦親身體會過，不論是八號風球也走出去示威，每天都看電視（新聞），然後五十萬、一百萬、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即沒有停下來，甚至帶上子女一起（遊行），他們還很小。當時我已在工福了，就和一些工友一起討論、分享、一起落淚，六四晚上一起集會等，這些都是親身經歷的感情，所以對我而言也造就了一個很大的里程碑。其實我也是在六四後才答應成為總幹事，當時九月答應了，正式接手做總幹事。因為發覺到有很多改變，而且我覺得自己不會離開香港，因為這是（屬於）我的地方，又看到很多學生的犧牲，所以亦覺得應該…自己的付出很渺小吧，這對我也一個很大的（里程碑）…
郭教授
:
你總有一些事想做吧？即你擔任總幹事是想做些甚麼呢？
余妙雲
:
（笑）就是做好工福吧，即盡我所能帶領工福，服事工人。其實八九以後，香港也有很多改變，（經濟）蕭條、工業轉型、工人失業、社會上有很多震盪、教會也是吧，很多知名牧者都離開了等等，就剩下…當時只想盡自己一份力，繼續傳承着一個理念，就是把福音傳給貧窮人，而且這些貧窮人在那個年代，即89年那個年代，比之前活得更苦，因為失去了盼望，失業人數眾多，他們又不能移民，前景灰暗。我們遇到很多工友，被解僱後找到的新工作工資比之前還要低，再找工作工資愈找愈低，他們真的無所適從，非常無奈，真的在那段時間出現。剛好在88至90年間，整個香港遭逢到莫大的轉變，工人亦是受害者，是受傷的一群。工福亦不知前路何處去，因為面對的問題很多，很多有能之士離去，經濟亦是一大問題，各方面要如何重整擺位也不容易。當時我入去（工福），我亦寫下了一些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其實如果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我是不想繼任的（笑），因此我一直推掉這份工作。而且我的子女尚且年幼，潘Sir在教會牧會工作又十分忙碌，變相只有工人看顧子女是我不想看見的。可是，當時彷彿聽到呼聲（說）不可以再不承擔，於是我便承擔了。之後開始…值得感恩的是，回顧在那個時代，有一群同工及教會（支持），開始（令工福）逐漸成型。其實當時我回去時工福亦處於低潮，甚至90年華福會舉辦基層福音會議也沒有邀請工福參與，因為在那之前我們沒有了總幹事兩年，可能對方也不知道要找誰吧，又變相不想出，所以十分低落，人們好像不太記得工福。
但我想自己不是要工福的名字響起來，只是想工友群體的問題被看到。於是之後就開始把好幾樣事情都推回正軌，第一樣是再培訓，重新審視工人的痛處在那，失業問題嚴重，於是我們便申請進入培訓局，可以開再培訓課程，（希望）可以幫助失業工友，而且從中的關係亦認識到他們，加上過往我們早就有相關經驗了。接著就是行業團契，再次興起。雖然工廠沒了，但不論飲食業、司機、三行等都在那兒開始建立行業或是院舍團契。那時亦正值《信念書》出版，即87年左右…在我重返工福後，應該是88或89年，他們才叫我重新加入《信念書》的小組。當時小組應該已有一群創立者，然後他們想擴大，亦有找來工福支持，以及大家一起開會討論，亦有份參與當中。對應着香港回歸，大家都比較多認識及參與，即89年後大家的關注點都在這兒，亦談及牧養問題、基層教會，那時亦開始出現了，畢竟很多中產家庭都移民了，留下很多基層，他們走不了（笑），你要思考如何去幫助他們，因此當時那個階段基層教會、工人教會都有討論到。
其實我忽然間回去當上總幹事，發覺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面對，都是挑戰來的。工福亦有與教會合作，向工人傳福音，舉辦主日崇拜，建立許多基層教會等，直至九幾年甚至二千年仍有進行。這就是我重返時的階段，但由於是重返，有很多東西都需要慢慢重新學習一下。但感恩的是，發覺到那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正是我可以參與在其中，和同工一同參與。接着便到97年回歸了，當時就是新移民的問題，這可說是另一個里程碑。
早期我們都集中在工友身上，接着就是失業工人，再到行業團契的工人，其實工廠工人都愈來愈少了…[郭：因為都北遷了。]是的，都北遷了。到97年之前，就要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新移民問題。我們很多工友開始…由於家貧沒錢在香港結婚，他們很多都回內地成婚，恰好在那段時間很多這樣的家庭來到香港，亦帶同子女到來，亦面對很多家庭的問題，即工人他們住屋的問題等等。所以當時96年時，很多機構已經在思考怎麼讓新移民共融及幫助他們。政府亦推出很多政策，甚至是一些資源去申請幫助他們。當時李健華牧師也是我們的同工，我認為他亦是一個很值得懷念的牧者。我們當時也同工了許多年，以前他在「福音二千」工作，我亦有參與「福音二千」的基層堂會…我有參與那小組，與他、志偉、劉少康等人一起作同工。因此，與李牧師挺熟稔，亦一起舉辦新移民的宣教大會。後來，李牧師更建立了「新福」。我們工福亦在深水埗區建立了新移民的資源中心，這亦是一個里程碑，就是面對新移民。
其實，新移民並非一個全新的問題，因為很多是勞工配偶來的，所以變相是家庭問題、兒童問題，整個家庭的問題從那裡出現。當時，我們也常與政府合作，而當時香港政府亦有正視問題。於是，他們亦找來很多不同的社福機構及志願機構，一起合作及討論。政府亦相當看重我們，特別在深水埗區（的工作）。因此，差不多從90年開始，我們就已經與深水埗區的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署、甚至是廉政公署各方面有緊密的合作。一直以來推行的師友計劃，或是新移民的計劃、雙程證人士相關的計劃等等，我們當時連同教會和其他機構合作，就是所謂的「官商民教」（笑）。[郭：全都連結在一起。]把商界都連結了，因為政府推行很多matching funds，即如果你能找到商界支持，政府就會給你更多錢，把給予你的資助翻雙倍這樣子，我們亦覺得很多基督徒商人都能幫忙，這也是另一個里程碑。我們和教會做了很多…其實後來整個過程轉移中，我發現跟教會合作…起初，教會很害怕…[郭：新移民。]不是，是機構，因為你來都是…[郭：要錢（笑）。]是的，要拿奉獻。是真的，因為有很多不同機構，很多就是寫封信（給教會），或是說想跟牧師討論有甚麼計劃，教會都覺得你是想要錢。但後來到90年代，2000年初時我們就轉變了，我們跟教會合作，是我們提供資源給教會，教會自然覺得合作輕鬆了。我們帶資源來，從政府那兒得到資源，在計劃中需要教會參與，可能是需要義工或用教會的地方做一些事，但人們會進去（教會），而教會不用出錢，甚至我們會派同工下去，所以教會就會覺得新移民及基層工作也要做，貧窮（人）福音很重要，於是就跟我們合作，所以那時我們跟很多教會合作。
但我想自己不是要工福的名字響起來，只是想工友群體的問題被看到。於是之後就開始把好幾樣事情都推回正軌，第一樣是再培訓，重新審視工人的痛處在那，失業問題嚴重，於是我們便申請進入培訓局，可以開再培訓課程，（希望）可以幫助失業工友，而且從中的關係亦認識到他們，加上過往我們早就有相關經驗了。接著就是行業團契，再次興起。雖然工廠沒了，但不論飲食業、司機、三行等都在那兒開始建立行業或是院舍團契。那時亦正值《信念書》出版，即87年左右…在我重返工福後，應該是88或89年，他們才叫我重新加入《信念書》的小組。當時小組應該已有一群創立者，然後他們想擴大，亦有找來工福支持，以及大家一起開會討論，亦有份參與當中。對應着香港回歸，大家都比較多認識及參與，即89年後大家的關注點都在這兒，亦談及牧養問題、基層教會，那時亦開始出現了，畢竟很多中產家庭都移民了，留下很多基層，他們走不了（笑），你要思考如何去幫助他們，因此當時那個階段基層教會、工人教會都有討論到。
其實我忽然間回去當上總幹事，發覺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去面對，都是挑戰來的。工福亦有與教會合作，向工人傳福音，舉辦主日崇拜，建立許多基層教會等，直至九幾年甚至二千年仍有進行。這就是我重返時的階段，但由於是重返，有很多東西都需要慢慢重新學習一下。但感恩的是，發覺到那個時代面對的問題正是我可以參與在其中，和同工一同參與。接着便到97年回歸了，當時就是新移民的問題，這可說是另一個里程碑。
早期我們都集中在工友身上，接着就是失業工人，再到行業團契的工人，其實工廠工人都愈來愈少了…[郭：因為都北遷了。]是的，都北遷了。到97年之前，就要面對另一個問題，就是新移民問題。我們很多工友開始…由於家貧沒錢在香港結婚，他們很多都回內地成婚，恰好在那段時間很多這樣的家庭來到香港，亦帶同子女到來，亦面對很多家庭的問題，即工人他們住屋的問題等等。所以當時96年時，很多機構已經在思考怎麼讓新移民共融及幫助他們。政府亦推出很多政策，甚至是一些資源去申請幫助他們。當時李健華牧師也是我們的同工，我認為他亦是一個很值得懷念的牧者。我們當時也同工了許多年，以前他在「福音二千」工作，我亦有參與「福音二千」的基層堂會…我有參與那小組，與他、志偉、劉少康等人一起作同工。因此，與李牧師挺熟稔，亦一起舉辦新移民的宣教大會。後來，李牧師更建立了「新福」。我們工福亦在深水埗區建立了新移民的資源中心，這亦是一個里程碑，就是面對新移民。
其實，新移民並非一個全新的問題，因為很多是勞工配偶來的，所以變相是家庭問題、兒童問題，整個家庭的問題從那裡出現。當時，我們也常與政府合作，而當時香港政府亦有正視問題。於是，他們亦找來很多不同的社福機構及志願機構，一起合作及討論。政府亦相當看重我們，特別在深水埗區（的工作）。因此，差不多從90年開始，我們就已經與深水埗區的社會福利署、民政事務署、甚至是廉政公署各方面有緊密的合作。一直以來推行的師友計劃，或是新移民的計劃、雙程證人士相關的計劃等等，我們當時連同教會和其他機構合作，就是所謂的「官商民教」（笑）。[郭：全都連結在一起。]把商界都連結了，因為政府推行很多matching funds，即如果你能找到商界支持，政府就會給你更多錢，把給予你的資助翻雙倍這樣子，我們亦覺得很多基督徒商人都能幫忙，這也是另一個里程碑。我們和教會做了很多…其實後來整個過程轉移中，我發現跟教會合作…起初，教會很害怕…[郭：新移民。]不是，是機構，因為你來都是…[郭：要錢（笑）。]是的，要拿奉獻。是真的，因為有很多不同機構，很多就是寫封信（給教會），或是說想跟牧師討論有甚麼計劃，教會都覺得你是想要錢。但後來到90年代，2000年初時我們就轉變了，我們跟教會合作，是我們提供資源給教會，教會自然覺得合作輕鬆了。我們帶資源來，從政府那兒得到資源，在計劃中需要教會參與，可能是需要義工或用教會的地方做一些事，但人們會進去（教會），而教會不用出錢，甚至我們會派同工下去，所以教會就會覺得新移民及基層工作也要做，貧窮（人）福音很重要，於是就跟我們合作，所以那時我們跟很多教會合作。
郭教授
:
這點很有趣呢（笑）。
余妙雲
:
很有趣，對吧？我們在每一區，真的帶同工一起去做，至今日仍在做，譬如和鴨脷洲浸信會的合作直至現在，它們的幼稚園結束營辦了…因為其實教會有很多資源，有些來自於幼稚園結束營辦有地方，有些是社區中心開展失敗之類的。既然平時都沒人在用，倒不如我們提供人力，讓那些地方成為社區中心，一個社區的地方可以開辦再培訓班，有人前來報名，有婦女來上課，然後又可以有查經班之類的，他們留下來，這種線性服務是最好不過了，這就是當時…再者，那段時間不知道是否與香港政府的策略有關，但政府的確很欣賞教會，對機構亦是如此。後來在新（區）會，我們能夠出席很多諮詢委員會，包括滅罪委員會、分區委員會、社會福利處的協調委員會等，他們亦看重我們（的意見）。有趣的是，在那幾年…2005年時，民政事務局局長頒發了一個嘉許狀及獎章予我。到2007年特區授勳時，[郭：榮譽勳章。]我就獲得了社會服務的獎狀。但其實我也不清楚自己做了甚麼（值得嘉許），不過他們會認為…[郭：看到你所做的行動。]對，看到我做的事，以及他們覺得…即起碼工福或是機構跟他們合作無間，以致能帶動到很多缺口得以填補，變相他們非常信任我們。甚至林鄭當時擔任政務官時前來探訪，張建宗甚至財爺也是找我們幫忙安排家庭讓他們去探訪。我覺得在那段時間裡，政府當時比較中立吧，後期就（笑）…我不知道呢，近十年就明顯已經不屬於一個中立的團隊了，所以他們找來的幫手或資源亦較傾向建制，對教會可能都會有所保留。
郭教授
:
如果是這樣，我想跳到另一條問題。你亦評論了過去的政府或現在的政府，中國政府你又怎樣評價？抑或你沒有想過？也可以。
余妙雲
:
有沒有評價？當然有評價了。
郭教授
:
但是要根據你的社會參與經驗，不能是看報紙後的那種感受（笑），即你在參與的過程內，例如在工福的工作中，有沒有任何（對中國政府的）感受？
余妙雲
:
我們倒是很少接觸（中國政府），我認為我們不屬於中國政府統戰的一個機構。
郭教授
:
明白，這就行了。我會跳過這條問題。
余妙雲
:
對，所以沒有甚麼（接觸）。只是…譬如我們曾參與華聯會舉行的…[郭：上北京。]北京學習營，我是第一屆的學生。當時倒不覺得是被迫參與，還蠻高興的，我覺得當時自己也想多認識中國…[郭：是哪一年的事？]二零零幾年吧，較早時的事了，應該是奧運以前。（當時）對中國也抱有不少憧憬的，很想…是幾時呢，還是一九九幾年呢，很多年前的事了，（參加的是）它第一屆…到今天不知是第幾屆了。[郭：我要查一下。]你查一下吧。我覺得（這活動）是挺好的，有機會能多認識（中國），活動中有很多知名人士來主講和教的，當時第一屆真的很棒啊，安排住宿的地方非常漂亮，全都免費，包括吃的，還有接待，而且他們的講者全都是知名又厲害的人，（如）劉延東接見我們。[郭：很高級呢。]對啊，她當時應該是統戰部部長。[郭：是的，她最初是。]有去拜訪兩會，拜訪的都是高層人物。他們都十分客氣，即講的內容也是想我們認識更多，不論是軍事、政治、政策、對外、經濟等等，就一直上課。活動完結後，我的感想亦十分正面，是個很好的學習經驗，平常是在香港沒有這些機會。我認為看到中國正在進步，因此我亦有很多幻想及期待，希望（中國）是朝着好的方向發展。接着那幾年的確（發展）不錯，但近十年就的確令人感到很唏噓。可是，這活動沒有正式…沒有的。
郭教授
:
我想回到剛才討論的問題，有一些問題都已經回答了，例如第五、六題。到第七條問題，其實你回顧過去，你覺得有沒有一些道理是可以總結你整個參與的心得（和）經驗？
余妙雲
:
我認為在這麼長的參與時間及過程中，就發覺和體會到好幾樣東西是自我反省出來的。第一點就是要要常思想，思想甚麼呢？因為我們不論在同工會或是其他群體，每年都會集合在一起討論來年的方向及檢討過去，每年也有這樣的營會，每年也想。思路多是回到初衷，即工福建立的最初目的是想做些甚麼，現在我們服事的對象是誰，他們面對的甚麼問題，未來我們又要怎樣做。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不論是mission或是vision，我們經常會討論及檢討這些，不能讓自己停在原地，從而覺得安於現在，不會變的了，而要清楚自己是可以轉變的，亦需要跟據時代而改變。即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人，他們面對着不同的問題都需要我們關心，（思考）我們關心些甚麼。我認為這點是要夠膽不斷思考的，去thinking，思考這個時代發生的事等等。即你的腦袋不能停止運作，一定要留意現況，你想他們在神的裡面達成甚麼。我體會到的另一點是，一直以來我很強調社關是傳福音及行動是結合在一起的。縱使我不能有效地傳福音，（若）我能夠帶動到他人生活有改善的話，我認為這也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們一定要走進人群之中，即整個社關不能只依靠撰寫文章、口講或是高高在上，而是要落地。所以，工福的標題一直都是走進人群之中，要進入有需要的人當中，你要進入社群當中才能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還有就是要道成肉身，即要親力親為，即可能有同工做到主任、管理階層或總監等，他就變得不太喜歡走進人群當中，但我們認為這不可行，因為他會停滯在那兒，他不知道太多，變相他只會思考一些…[郭：幻想。]對，或者是一些話題，但是不切實際的，即離地。因此，第二點我覺得就是要做實事，我認為只有親力親為才能理解福音為何物。
郭教授
:
若將你自己放回在香港教會的發展及回歸中國的歷程這個框架之下，你會如何看待自己走過的這條路？簡單地說。
余妙雲
:
我很重視歷史，我認為一個運動不是由一個人帶動的，必定是有很多前人曾經走過同樣的路。我的體會是，像一個寬大的禾場一樣，起初可能荒無一物，但當有人走進來燃點了一支蠟燭後，雖然燭光小而禾場大，但絕非停留於此，接著會有第二個人、第三個人、第四個人一直走進來，而我只好比是其中一個點燃燭光的人。但當我的燭光配合很多其他人的燭光，包括過去、未來的，就會成為一大片燭海。我覺得自己僅是一個曾經在當中燃點蠟燭的人，而這枝蠟燭不但沒有熄滅，而且愈來愈多的蠟燭凝聚在一起，藉此更大地彰顯上帝的榮耀，就是這樣。
郭教授
:
謝謝你余姑娘，阻了你很長的時間，我想我們就在這裡結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