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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八塔

元朝/西夏時期

一百零八塔是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建築物,位於黃河上游平原中部的青銅峽巿。[2] 一百零八塔整齊排列在青銅峽水庫西部的山坡之下,塔的排列特別,[3] 依照著奇數:1、3、5、7、9、11、13、15、17、19 從上至下排列,有些行列塔數目會有重複,總共排成了十二行,排列形狀像三角形。塔的外形特別,塔座呈八角形,塔的頂部呈傘形,上有寶硃一顆。處於不同層數的塔外形亦有分別,[4] 第一層,該塔是令人較注目的,體型比一般的較大,它跟排列最低一層的塔的塔身外形都一樣的,屬 [5] 覆缽式;第二至四行,塔身呈八角鼓腹尖錐形;五至六行屬葫蘆式;七至十一行則呈寶瓶形。因為暴露於空氣之中,一百零八塔的表面都受到侵蝕,加上長期無專人修理看顧,使部分的塔更曾經倒塌過。為了恢復塔的原來面貌,國家撥款二十五萬修理塔群,[6] 一百零八塔更成為國家的古建築及歷史紀念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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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乳鏡

四世紀

七乳鏡是東漢時流行的多乳獸帶鏡的一種,盛行於東漢晚期 [1]。又名七子鏡,而日本學術界稱之為獸帶鏡。[2] 因鏡上刻有七枚乳釘而得名。除七枚釘釘外,鏡上還刻有漢代流行的祥瑞,道教的象徵符號,四靈獸。[3] 而鏡上乳釘的數量則代表著道教的七矅之說,乳釘本身寓意鏡主子孫繁多,如天上七矅一樣,萬世無窮,生生不息。[4] 既反映了中國儒家思想,又表現了當時道教的盛行。另外,七乳鏡不但出現於中國,亦曾於韓國及日本古墓出土。[5] 由此可知中國在南朝時向百濟輸入了七乳鏡,而百濟又向日本輸出了七乳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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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Ⅰ號大型銅神樹

商周時期

這棵青銅神樹出土於四川三星堆遺址 二號祭祀坑,屬三星堆二、三期文化的文物,約相當於商周時期。[1] 神樹以分段鑄造法製造,高396 厘米,分為底座、樹身和龍三部分。底座是圓形座圈,有三個呈拱形的足部,如樹根般作為支撐。樹身上鑄有三層樹枝,分別位於近根部、樹幹中段、近樹尖,[2] 每層有三束樹枝,枝上有一隻神鳥和幾顆果實。整棵樹共有九隻神鳥及二十七顆果實,還有其他小型的裝飾品,如金葉、鈴牌、玉器等。樹身的另一方嵌鑄了一條龍,沿著樹身向下爬行,彎曲的龍身呈波浪形,頭部向底座,尾部向上朝。[3] 在眾多三星堆文物中,這棵神樹是較大型和完整的青銅器物,對研究古蜀國十分重要。神樹埋入坑前被砸爛和火燒,經復修後,現收藏於三星堆博物館內並作公開展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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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

唐代永徵三年(公元652 年)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大雁塔是為了收藏玄奘從天竺取經帶回來的佛經、佛像和舍利而修建的。當時大雁塔座落於長安大慈恩寺內,樓高五層,約六十米,配以磚面土心的設計 [1]。於武則天時期加建至十層,後來因久經戰亂,降至七層。其後在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604 年)在塔的外表加砌六十厘米厚的石磚,一直維持這樣的風貌至今。現時大雁塔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亦是西安最著名的佛教地標,可見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大雁塔依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佛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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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閱圖》行陣

十八世紀

《大閱圖》是金昆、程志道等十位宮廷畫家的作品,分為《幸營》、《列陣》、《閱陣》和《行陣》四卷 [1],雖然圖中的款識(蓋上作者資料的印章)中,並沒有郎世寧的名字,但畫中乾隆皇帝的肖像、乾隆坐騎萬吉驦都相信是出自郎世寧之手 [2]。作品是紀實性繪畫作品,描繪了乾隆皇帝1739 年於京郊南苑擧行閱兵式時的情景。《行陣》的特別之處是四幅畫卷中唯一一幅有宮廷畫家款印的圖軸,卷長24 米、寬69 厘米,雖然人物多達9000 個,每個人物都不及半截指長,但透過特寫,可見人物都面貌分明、衣飾、神情都繪畫非常精細。《行陣》在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從紫禁城被掠奪到歐洲,在2011 年中國買家在拍賣會上以超過2億港元得到作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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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內的青銅首級

約公元前三千年

這個青銅頭像是來自位於四川盆西部的廣漢三星堆遺址 [1],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現,連同大量巴蜀文化的出土,當中有六百多件石器、陶片及玉器等文物。[2] 而其中最獨特的便是如圖中的人頭像,完全與傳統的漢人甚或亞洲人毫不相似。頭像特徽為闊眉大眼、雙眼斜且長、眼球突出眼框、鷹鼻闊咀、方面大耳、耳上有雲紋和耳垂有穿孔。[3] 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究竟當時的中國人是怎樣設計這種不是自己種族,甚至不太似人類的頭像。有人說是外星人 [4],有說是群巫之首長,也有人說是神、巫、王的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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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禾人面紋方鼎

商朝晚期

大禾人面紋方鼎是商朝晚期的文物,出土於湖南省寧鄉縣。該鼎的人面造型十分罕見,在目前出土青銅器中,以人面作為裝飾主體的方鼎只僅此一件。

人面紋方鼎外表呈暗綠色,重12.85 公斤,口長29.8 厘米,寬23.7 厘米。 [1] 鼎的口部比其底部較為大,而鼎身四周均有棱飾,兩端有長方形耳,耳穿的形狀為圓拱形。鼎的四足為圓柱狀,足部鑄有饕餮紋。 [2] 鼎的整體呈長方形,口沿外翻,鼎腹四面的外部有四個人面浮雕,人面表情嚴肅,面寬而方,具有「黃帝四面」之據說。人面紋的五官刻畫清晰易見,嘴部寬大,唇突起,高顴骨,耳肥大,鼎的器壁四隅邊角有類似彎曲的爪紋作裝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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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書鐵券

大約出現在周代

丹書鐵券是封建帝王賞賜給功臣或重臣,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信物,並且還具有免死的特權。丹書鐵券大約出現在周代但成型並最早有記載是在漢代,在公元前202年,劉邦為了獎賞開國功臣而頒發了丹書鐵券。丹書鐵券的外形有如筒瓦狀的鐵制品,以鐵為材料是因為鐵堅固,取其能夠保存很久。其制造方法是把鐵燒熔來鑄造瓦片,並將其斷而為二,有如板瓦,受卷人會與朝廷各執一半。[1] 丹書鐵券上面亦刻有文字去表揚受賜者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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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玉璽

19世紀中葉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人,像歷代皇帝一樣,他也追求擁有象征無上權威的印璽。但與歷代帝王不同的是,天王洪秀全有金、玉、木三枚不同的天王玉璽」[1]。

「太平天國起義時,天王亦造了一個新的玉璽,天王玉璽是用青玉製成,正方形,邊長20.4 厘米,高2.7 厘米,紐高7.4 厘米,紐背刻有云紋,紐側刻雙鳳朝陽紋。璽文四周,上刻雙鳳朝陽紋,左右刻龍紋,下刻立水紋。璽文用宋體正書陽刻,共44 字。

璽文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正中為『天父上帝』四個大字,兩旁為『玉』『璽』兩個大字,又『太』『平』兩個小字;小字『太』的外面,有『恩和』兩個大字,小字『平』的外面,有『輯睦』兩個大字,豎讀。下部為四言八句,『永定乾坤』『八位萬歲』『救世幼主』『天王洪日』『天兄基督』『主王輿篤』『真王貴福』『永錫天祿』。而太平天國這枚玉璽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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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瓷

元代至元年間至至正年間

元代是中國陶瓷史上具有里程意義的一個時期 [1]。青花瓷一向是中國古陶瓷中最受大眾喜愛、最富民族特色,亦是較為普遍的一個品種,而元朝的青花瓷在收藏界中則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元朝是青花瓷成熟的早期,不過元代的國祚頗短,因此存世之品只有四百件左右,當中的精品更只是屈指可數。而且,有不少元青花被收藏在國外,故研究的難度較大,也難以做得細緻和具系統性 [2]。基於缺乏詳細的文獻記載,所以長期以來學術界及收藏界都對元青花的認知不夠深入,甚至外界不知道其存在。

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波普博士以英國人在英國維達維特基金會帶有至正十一年(1351 年)題記的青花雲龍象耳瓶,再對照伊朗阿特別爾及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館所藏的青花瓷進行深入研究,並寫了兩本著作 [3],先讓世人對元青花有初步的認識。到了二十年紀八十年代初,馳名中外的考古學家劉新園先生發表了《元代窑事小考》等三篇文章以及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在江西高安發現了元青花窖藏和一九九零年四月在該懸召開的中國古代青花瓷學術討論會 [4],這才大大加強了國內及國外對元青花的關注,也漸漸形成了收藏元青花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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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印

南北朝、明朝、清朝後期、1930年代

六面印是一種流行於南北朝,呈「凸」字形的印章。隋唐以前的官員都隨身佩帶官印。六面印的頂端有一個鼻鈕,相信當時官員會用綬帶穿上鼻鈕並系在腰間方便使用。[3] 六面印的鼻鈕上刻有一小印,其餘五面也刻有文字或圖案,故名六面印。六面印在當時有廣泛的用途,但這種呈「凸」字形的六面印,在南北朝後就失傳了。其後,在明朝和清朝後期,在印章的六面都刻有圖案的,都可稱作六面印。呈「凸」字形的六面印的用料主要有銅和瑪瑙;而較近代的則以木材居多。現時存有的六面印珍品,有的收藏在上海博物館內的璽印館、北京故宮博物館、鎮江博物館等中;有的則在個別收藏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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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祈年殿

1421年(明永樂十八年)

天壇建於1421年(明永樂十八年),由南面的圜丘和北面的祈谷壇組成 [2],而祈年殿正是屬於祈谷壇,為天壇的主建築,有三層圓形藍簷及一個金頂建在三層的白玉石臺上 [3]。祈年殿是明清兩代皇帝為五穀豐登而祈禱的聖地,後在1860年和1900年先後被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佔據,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的登基也在此舉行。

它俗稱無樑殿,整座建築沒有用大樑長檁及鐵釘,完全依靠28根楠木巨柱和36根枋楠支撐 [4],並以榫連接起來。據說殿內的柱子都是按天象而設﹕內圍的四根通天柱叫「龍井柱」象徵一年四季;中圍的12根「金柱」象徵一年十二個月;外圍的12根「檐柱」象徴一天十二個時辰;中圍和外圍相加共24根,代表一年24個氣節;這個數字再加上外圍為28,代表天上28星宿;再加周圍的8根童子柱,即代表36天罡。最後,大殿頂端和中心的雷公柱則代表天帝「一統天下」[5]。

1530年(明嘉靖九年),簷由上而下用了藍、黃、綠三色瓦;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瓦片均被統一為深藍色琉璃瓦,象徵藍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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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圜丘壇

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

這個圜丘壇是位於北京天壇的一圜丘祭壇,天壇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期間經過改造擴建,最後在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建成 [2]。在永樂年間,這處是北京城的郊區,也即是皇帝舉行祭天儀式的地方。而當時的皇帝就是在圜丘壇舉行祭天典禮。由於中國人認為天是圓形的,所以亦稱為「圜」。並將祭天的祭壇建成圓形的高台。圜丘壇有三層,同高三米,各層四面出陛各九級,壇面俱鋪墁艾葉青石,欄杆上也刻劃雲龍紋。上層台面中心有一凸起的圓石,稱為「天心石」,若站在天心石上說話,會有很強的共鳴效果 [3]。圜丘壇有四座壇門,坐於圜丘壇的東、南、西、北四各方向,分別命名為泰元門、昭亨門、廣利門、成貞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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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閣(貴州省貴陽市文昌閣)

始建於明代萬曆三十七年1596 年),清代康熙八年(1669 年)重修,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時均有維修和擴建。

道教廟宇。在貴州省貴陽市東門月城上。始建於明代萬曆三十七年 1609 年),清代康熙八年(1669 年)重修,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時均有維修和擴建。從建築層面來說,該閣是一座九角三層寶塔形建築,兩邊設有配殿,前為聯結配殿的齋房,平面佈局成四合院形。主樓高約20 米,面闊11.47 米,進深11.58米,為三層三簷、不等邊九角攢尖頂,各層插拱較多,斗呈曲線,翹角不高,窗花和枋板施有彩繪,閣內供有文昌帝君。其建築風格頗具貴州地方特色,其構思精巧,結構獨特,堪稱中國古建築一絕。從歷史意義上來說,文昌閣是我國千百年來封建制度的產物,也同時是實行科舉制度的產物,文昌閣中所祭拜的文昌帝代表著「孝」、「忠」、「善」,他也是文神、科舉神,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著重探究文昌閣與中國古代科舉的關係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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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人儀式

源於中國古時的農業社會

打小人這項習俗源於中國古時的農業社會,後來以廣東一帶(例如東莞、增城)的發展及流傳較為活躍。不同的地方對打小人儀式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根據廣東一帶流傳的說法指打小人儀式是源於中國二十四節氣之一的「驚蟄」[1]。中國務農社會相傳,驚蟄期間(按中國的曆法計算,驚蟄代表春天的來臨)響起的春雷」會驚醒蟄伏於地下冬眠的蛇蟲鼠蟻,然後牠們便會四出破壞並且影響農民的耕種 [2],而只要在驚蟄當天拜祭百獸之首白虎就能鎮壓該些害蟲,而且驅除百邪千害。打小人的儀式主要有祈求平安、解災解難及趕走小人的作用,是祈福一種 [3]。後來,打小人儀式漸漸由廣東一帶流傳到香港 [4],而儀式多年來於香港的發展間呈現了許多不同方面轉變,包括步驟、儀式、內容、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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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鐘

明朝永樂年間

這件大鐘,原名華嚴鐘,[1] 因於1420 年至1424 年(永樂年間)鑄製,所以又名「永樂大鐘」。[2] 鐘面的內外,合共刻有近23 萬字,是中國現有最大型的青銅鐘,亦為世界上鑄有最多文字的大鐘及世界最大的佛鐘 。[3] 大鐘原在北京德勝門鑄鐘廠鑄造,後被移至城內漢經廠,於明萬曆年間(1573 年-1620 年)改放於西郊的萬壽寺, 於清朝乾隆年間(1751 年)遷入大鐘寺(原名覺生寺)並被擺放至今。[4] 大鐘上所鑄的經文以證實是以明成祖(明永樂帝)撰寫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和《法華經》等為主的八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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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

清代乾隆(1735-1795 年)年間

《四庫全書》共收錄了清乾隆以前的 [1] 重要典籍三千四百多種,分裝成三萬六千餘冊。它的名稱源自於唐代,將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故有「四庫」之名,加上基本收錄了所有清以前的重要典籍,故名為「全書」。《四庫全書》乃乾隆三十七年下令編纂的,[2] 編纂工作由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館臣包括了紀曉嵐、于敏中、陸錫熊等三百六十多名大臣,並由乾隆第六子永瑢統領,規模龐大。至乾隆五十二年,十五年間鈔成七部,[3] 分別收藏成於文淵閣、文溯閣、文津閣、文源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然而,多份抄本於戰火中被毁,時至今日,完整的抄本只有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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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

西周時期

有人說:四面都有房子的院落,便是四合院;[1] 也有更準確的說法是,四合院就是四座單幢房屋在四面,中間圍合成一個露天庭院的建築組合。[2] 中國無論從南到北還是從東到西都有四合式建築的分佈:不論是東北的大院、雲南的「一顆印」也有四合院的影子。[3] 因此,四合式建築可說是中國民居中最基本、最普通的一種形式,是中國民間建築的代表,當中以北方四合院是其代表,而在眾多北方四合院中又以北京四合院的發展最為成熟、久負盛名。

一座基本的北京四合院主要由宅門、倒座、正房(北房)、廂房、圍牆等元素組成。[4] 同時也具有四種特徵:1) 房屋皆為平房 2) 以北房為正房,四面的房屋互不相連;講究的四合院會用抄手游廊把正房與廂房連接起來 3) 房屋的門窗都開向院內 4) 強調中軸線,採用對稱佈局;主要建築(如正房)都位於中軸線上,呈現出四周封閉、中軸對稱的形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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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廟

元朝大德十年(1307 年)

北京孔廟始建於元朝大德六年,並於大德十年(1307 年)[2] 建成,即現今的北京東城區國子監街。再歷經元朝之後的明、清兩朝多番修葺及加建;但北京孔廟的基本建築仍大都維持元朝的建築風格。亦為中國國內最大型的孔廟之一,現存佔地2.2 萬平方米,主要建築有先師門(欞星門)、大成門、大成殿,碑亭十四座及崇聖祠等。同時,北京孔廟內更收藏著大量珍貴文物,如:清廷眾多皇帝所親手題寫的牌匾和儒家經典,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和文獻資料。北京孔廟的建成與元朝統治者推崇儒學有莫大的關係,而儒家中的「儒以綱常治天下」更有助元朝鞏固政體。故此,在元朝時,孔子之學得以受到廣泛地弘揚,令孔廟大為發展。當中,北京孔廟在傳播儒學及孔子精神的成效顯著,有助儒學在中國奠定至尊的地位。並且,北京孔廟的建成,亦促進了元朝在各路府州縣 [3]也普遍設立學校,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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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寺

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 年)

白馬寺位於河南洛陽城東,創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營建的第一座寺院。相傳白馬寺的建立與東漢明帝劉莊夢見金神有關。[2] 白馬寺被中國佛教界稱之為「祖庭」和「釋源」;前者意為祖師之庭院,後者意為佛教之發源地,[3] 可見它在中國佛教特殊的地位。白馬寺在中國古代帝王的支持下得以建立,標志著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弘揚和傳播得到了國家的承認和崇信,[4] 也為日後佛教的傳播以及譯經事業奠下了基礎。1961 年,國務院把白馬寺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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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義墓

明朝萬曆33 年(1605 年)

田義墓,是明朝萬曆皇帝的寵信太監田義與十多位明清太監的墓群,建於明萬曆33 年(1605 年),是中國現時保存最完整,最有規模的太監墓。到清代有一僧人在墓園旁建庵以及庵前有一個巨石香爐,所以田義墓又稱慈祥庵和石香爐庵。現在,墓園旁更有一個「北京宦官文化陳列館」對外開放參觀。墓園建築有神道門、華表、文武官石像生等,儘管歷經400 年,墓園仍保留原有建築風格。墓園另一特點為石刻,石刻又包括八仙、八寶、吉祥花卉等,精巧細緻,代表不同的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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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后母戊大方鼎(舊稱: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

商代晚期(約公元前 14 世紀至公元前 11 世紀)

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後期王室的禮器,已經有 3000 多年的歷史,[1] 是殷墟具代表性的青銅器,中國古代出土中最大最重的青銅器。該器高大厚重,氣勢雄偉,紋飾莊重,工藝精湛,[2] 體現了商代青銅時代的高超技術。經過學術界多年的研究考證,認為司母戊大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他們的母親鑄造的,[3] 即武丁王之妻「戊」。因鼎內銘文刻有「司/后母戊」而命名。后母戊鼎於 1939 年 3 月 18 日在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 [4],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2011 年 3 月底,中國國家傳物館將司母戊鼎更名為后母戊鼎。但更名一事仍存在極大爭議﹒

*司母戊大方鼎為后母戊鼎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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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順地戲面具

約1381 年

安順地戲,俗稱「跳神」,屬於儺戲(上古先民創造的一種驅逐疫鬼的原始宗教活動 [3])的一種。於明洪武十四年前後(約1381 年)由朱元璋派駐屯守黔中安順的南大軍及隨軍的移民帶入當地 [4],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地戲是安順地區幾百年來農曆新年必有的傳統表演,內容為歷史故事,如《楊家將》、《三國演義》等,人們對地戲有著莫名的崇敬感,因為地戲表演不僅娛樂百姓更加娛樂神靈,並寄託了祈求風調雨順和祛災除難的心願。地戲面具(俗稱「臉子」)可謂是地戲的靈魂,現時安順地區的地戲面具估計多達萬數 [5],因安順地戲以武戲為主,故這當中絕大多數為武將的面具,這些表情誇張、形態各異的木制面具的製作從選材到雕琢皆精緻細膩,十分考究工匠的手藝,每次啟用和收放面具時更有所謂「開箱請神」和「封箱送神」的說法,民間也流傳「戴上面具是神,脫下面具是人」這樣的俗諺 [6],可見地戲面具對當地民眾而言具有一種無法詮釋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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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駿圖

雍正二年(1724)

郎世寧的「百駿圖」於清朝雍正二年(1724)開始繪畫,於雍正六年(1728)完成。 畫家郎世寧是名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擅長畫畫馬,在清朝畫壇享負勝名。而「百駿圖」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百駿圖是一幅長卷畫,圖中包含了一百隻肥瘦不一,千姿百態的馬匹。這幅畫縱長九十四厘米,橫長七百七十六厘米。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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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

16 世紀

《西遊記》是一本講述唐朝時玄奘、孫行者、豬八戒等人到西天,則天竺(印度)考訂佛經的故事。這著作源流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1],後期經過與民間神話融合,成為現今的《西遊記》。而《西遊記》的作者是誰,現今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吳承恩的作品 [2]、有的說是元明時全真教教徒的作品 [3]。但現今普遍都相信是吳承恩的作品。也因為作者生於明朝,故其創作年份也被估計為明中葉。時至今日,《西遊記》被列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它曾被改編為戲曲、電影、電視劇、漫畫、動畫等等。因此,《西遊記》便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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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

約公元五世紀

成都武侯祠位於成都市南郊,佔地56畝 [1],是中國少有君臣合祠的祠廟。建立武侯祠的目的是紀念三國時期的蜀漢丞相諸葛亮,由於諸葛亮生前封「武鄉侯」,死後謚「忠武侯」,武侯祠因而得名。歷史有數以百計的武侯祠,當中成都武侯祠最享負盛名,它在1961年成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其中一件文物。[2] 此祠堂特別之處在於,它並不是一開始便君臣合祠的,現在成都武侯祠裡的惠陵和漢昭烈廟早在223年便落成,而武侯祠則在南北朝時落成,而且只是與漢昭烈廟相鄰。直到明朝初年重建祠宇時才將武侯祠併入漢朝烈廟,成為現在君臣合祠的名勝古蹟 [3]。武侯祠裡保存了多個時期的產物,如蜀漢惠陵、唐代碑刻、明清匾聯等 [4],而從祠內不同的文物能體現出中國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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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金縷玉衣

西漢

它們是於1968 年分別在中國河北省滿城西漢劉勝墓和竇綰墓出土的。這是第一次發現如此完整的漢代「 玉衣」,也是當時眾多出土的文物中最令人驚嘆的。[1] 按《後漢書》所載,身為諸侯王的劉勝應該使用「銀縷玉衣」,估計是西漢時尚未定制之故,或者是漢武帝破格特賜的。[2]

玉衣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後的殮服。玉衣用玉片製成,玉片間以金絲編綴。劉勝的金縷玉衣形體肥大,全長1.88 米,其玉衣可謂是度身訂造,共用玉片2498 片,以不同形狀、大小的玉片以金絲編成。所用金絲約1100 克。[3] 竇綰的金縷玉衣略小,全長1.72 米,共有2160 塊玉片,金絲約700 克。[4]

古代統治者用玉衣作為葬服,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也是源於古人認為玉器能夠寒屍、令屍骨永不腐朽的觀念。直到東漢末年,魏文帝曹丕認為這是「愚俗所為也」而下令禁止使用玉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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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

公元前約246 年至208 年

[1] 兵馬俑是秦始皇陵墓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由過往的人殉演變過來,象徵著皇權至上,秦國的興盛及對這位中國史上第一名封建皇帝的尊敬。秦兵馬俑位於現今中國陝西省西安市,[2] 營建時間估計是秦統一中國後約公元前246 至208 年間,它在過去有被焚毀過的痕跡,而被焚毀後一直到一九七四才被當地村民在水井打水時無意間發現。[3] 兵馬俑是由一、二和三號和未建成的四號俑坑所組成,不計四號,其總面積達二萬多平方米,文物達八千多件,由宮廷,地方民間的陶工匠所製造,俑體由人手加工燒製,頭和手以模具製成,臉型有八種,而其大小與真的人和馬相似,主要由步兵俑,騎兵俑和戰車俑所組成。它們的外型,衣著,持有的兵器和排列位置會因應職務,等級和兵種而有所不同,也因此而組成出三種軍陣。[2] 兵馬俑現時為世界遺產名錄之一,也被稱為世界八大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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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墓

1611 年(明末萬曆)

利瑪竇墓建於明末萬曆年間,經明神宗賜地後,由傳教士龍華民設計。[1] 碑額上有雕龍花紋,中間鐫有代表天主教耶穌會的十字標記和「HIS」字樣。碑上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左右均刻有中文及拉丁文之碑文,內容為「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2] 文化大革命期間,墓碑曾因紅衛兵排外行為而遭到連累,慘被埋於地下,至80年代才獲收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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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王僚劍

約為公元前六世紀

該劍長41 厘米,寬2.7 厘米,劍柄長9.5 厘米。劍柄、身相連之處為斜折肩。前鋒尖銳,兩邊刀刃近鋒處略呈弧形內收,向後漸寬。劍的整體形狀呈長扁條流線形,以青銅鑄造,出土時有斷裂,今已修復完整。劍上有銘文十二字,分別為:攻敔王者彶虘虢自乍元用鐱,此劍收藏於無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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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氏璧

春秋戰國時期

[1] 相傳和氏璧在春秋戰國時(公元前758 年間),被一位楚國的農民卞和在楚地荊山腳下發現。[2] 後來,他曾三次將此玉(當時還未經打磨)獻給三朝的楚國君主,分別是楚厲王、楚武王及楚文王。可是卞和首兩次的獻玉都被兩位君主駁斥,指出此玉是頑石,並非美玉,更分別將卞和的左、右腳砍下。直至第三次獻玉,楚文王命工匠將玉打磨,結果發現是璞玉,並將此命名為「和氏璧」。[3] 之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和氏璧歸秦國所有,秦始皇更將此璧琢磨成皇帝國璽。而在漢高祖劉邦時期,他把和氏璧正式封作「傳國璽」,成為歷代皇朝必爭的傳國之寶。直至五代十國這混亂的時期,和氏璧下落不明,遂成千古之謎。而在其後的朝代都有出現過「傳國璽」,可是都被評定是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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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

1368‐1644 年

十三陵是明代的十三個封建皇帝的陵墓集中區,位於北京北郊昌平縣 [1],是世界聞名的古跡。在1961 年,更被國務院宣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長陵、定陵、昭陵、神道這四處對外開放,令遊客可進入參觀。十三陵的陵區內,共葬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一位皇貴妃等 [2]。

在進入十三陵時,我們會經過十三陵總神道,該神道總長7.3 公里,設有石牌坊、大紅門、華表、神功聖德碑亭等陵墓禮儀設施,每一個設施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有些亦展現出當時的建築風格和特色,由此可見,這些陵墓群都表示著帝王之神聖、權力不可侵犯。

明朝(公元1368‐1644 年),共有十六位皇帝,但卻只有十三座陵寢。其原因有三 [3]; 一、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南京建國,故他死後也葬於南京鍾山—孝陵; 二、第二位皇帝(惠帝)被燕王奪得帝位,攻佔南京後逃走,不知所終; 三、第七位皇帝(代宗)則被英宗廢為郕王,死後葬於北京西郊金山; 因此,這個陵墓建築群稱為「明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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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錦衣衛象牙牌

明代 洪武十一年始(1378 年)

這塊明代時期的錦衣衛象牙腰牌約始終洪武十一年(1378 年) [1],現收藏於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2] 其意義只是用作身份、權力的識別,但基於皇宮門禁森嚴,須持牌出入。[3]

其上部刻有雲花圓紋,見中間有小圓孔,以便懸掛。外型則呈八楞形,長 9.4 厘米,寬6 厘米,厚1 厘米。正恩中間陰識篆書「關防」二字,上部陰識楷書「錦衣衛」,左為「壹百貳拾肆號」,背恩陰識楷書「緝事旗尉懸帶此牌,不許借失,違者治罪」。 [4]

象牙牌,即符牌的一種,多是佩帶在腰間,因此亦稱作腰牌,又因經常出入皇宮,也稱穿宮牌。「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而南京諸司……未必出京不用也」。[5] 可見,縱使牙牌是職官的象徵,卻不是所有官員都佩帶牙牌,而是由常出入皇官的朝官、留值內閣的官員以及內官佩帶,固此,牙牌起了保護皇宮安全的安全。[6] 此外,錦衣衛象牙牌亦分了「旗尉牙牌」和「朝參牙牌」兩種 [7],前者為官長所用,後者則屬錦衣衛小官吏,本次研究的象牙牌為後者。

佩帶此象牙腰的為錦衣衛,其全名是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設置於洪武五年(公元1382 年),其前身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 年)仿照元拱衛直設立的拱衛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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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岳王廟

南宋嘉定14 年(1221 年)

杭州岳王廟位於杭州西湖附近,於南宋嘉定14 年興建。[1] 杭州岳王廟除了用以紀念和祭祀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岳飛,同時也是岳飛的陵墓。[2] 岳飛是南宋時期的抗金將領,為當時主戰派的骨幹人物,後被宋高宗處死。在其死後21 年(1162年),宋孝宗繼位,他以退位的宋高忠之名,下詔為岳飛平反,官復原職,並懸賞尋其遺體,禮葬之。[3] 朝廷遂將岳飛遺骸葬於西湖附近的棲霞嶺,即岳王廟所在地。直至嘉定14 年,岳飛子孫岳珂上書朝廷,指智果寺毗鄰岳墳,請朝廷賜其岳廟,朝廷下旨智果寺為岳飛功德院,即今日的岳王廟。[4] 廟内有岳飛坐像,其陵墓為1979 年浙江省和杭州市有關部門按原樣修建,[5] 旁邊為岳飛之子,岳雲之墓。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人跪像則正對着陵墓,為鐡欄所圍,後有楹聯,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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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互保章程

20世紀

東南互保章程,是清廷東南各省地方官員與洋人私下於1900年協商的互不侵犯協議。於19世紀末的中國,爆發了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民間排外運動──義和團事件。義和團的拳民盲目排斥洋人,並與洋人爆發流血衝突,滿清政府不但沒有加以制止,反而暗地裏支持拳民的所為 [2],及至1900年,終於引來了英、美、法等八國聯軍以保護僑民為名的入侵。

回應聯軍的入侵,清政府反過來對諸國宣戰,並要求各地方行省支援清政府的戰爭。東南各省認為清政府的指令為「矯詔」[3],以劉坤一、張之洞等為首,由盛宣懷穿針引線,與入侵國家訂立協議,各省不援助清廷對列強的軍事行動,列強也不可入侵東南各省,形成互保的局面。事實上章程雖有列明各項細則,即 〈中西議定保謢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 和 〈中西議定保謢長江內地章程〉,但基本只屬口頭上的照會,除福建一省外,其餘各省並沒有正式與列強簽訂具法律效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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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無字碑

公元 705 年

這個「無字碑」樹立在唐高宗李治(628-683 年)和武則天(624-705 年)的合葬墓乾陵前,位於西安市西北的乾縣梁山上,建於神龍元年(公元 705 年)[1]。墓前有兩碑高 6.3 公尺的石碑,西面是歌頌唐高宗功績的「述聖記碑」;東面的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無字碑取材於一塊完整的巨石,寬 2.1 公尺,厚 1.3 米,重 98.8 噸。碑頭雕有 8 條的螭首,「飾以天雲龍紋,碑座則用駿馬飲水、雄獅、雲紋等線」刻畫而成 [2]。

可是,奇怪的是在唐高宗的「述聖記碑」上,刻有由武則天撰文、唐中宗(656-710 年)書寫長達 8000 字的碑文,而武則天的石碑上卻未留下一字 [3],因此而得名「無字碑」。據清乾隆年間(1711-1799 年)的《雍州金石記》記載:「碑側鐫龍鳳形,其面及陰俱無字 [4]。」雖然無字碑最初碑上未刻一字,不過在宋朝(960 年 - 1279 年)以後,人們開始在無字碑上題字,據 1938 年編纂的《乾縣新志》載:「向無字。金元後,往來登眺,有題咏詩篇刊其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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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禎十六年青花題記十八羅漢筆筒

十七世紀

這件青花瓷筆筒,於明未時期崇禎十六年 ( 1643 年 ) 製造,是眾多崇禎青花瓷之一,現為上海博物館館藏。此作品高19.2 厘米,口徑 20.9 厘米,直身及平底內凹的外型設計,與一般的崇禎青花筆筒一樣。青花瓷筆筒表面刻有淺淺的如意雲紋和水波暗花紋,繪有人物圖,題材為十八羅漢渡海的故事。筆筒兩側均有題記,其中一側為漢代《樂誌詩》。[2]

由於官窯的生產數量在國內已供不應求,加上海外的貿易強大的需求以至民窯得以興起。從此流入巿面的瓷器的題材不再被局限,打破以往很多的禁忌。在圖案設計上題材包含人物、山水景物、動物、各類神仙故事等等。[3] 在青花瓷上更能體現當時人民的生活情況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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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纏枝蓮紋瓶

15 世紀

這件青花瓷器由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官窯燒製(具體年代無法考證)。因明宣德年間瓷器皆有款名 [1],而上面又有傳統的纏枝蓮紋圖案,故被名為青花纏枝蓮紋瓶。[2] 瓶身高 19.8cm,口徑 3.8cm,足徑 7.1cm,為直口瓶。圓唇,細長頸,扁腹,圈足,全身為青花紋飾。口沿下飾朵梅紋,身部飾纏枝花卉,足墻外飾卷枝紋。口沿下從右至左楷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此器造型樸實,青花明豔,瓶口沿下橫書款者較為少見,是明宣德青花瓷器之佳作。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3] 故宮博物院(北京)作為之前明清兩代的皇宮,現今收藏著包括本文文物在內的 414 件一級古代陶瓷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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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輿萬國全圖》原圖第4 幅(宮廷摹繪本)

明神宗年間(1602 年)

這幅地圖由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年)[1] 繪畫。他一生的創作涵概科學、數學、文化,包括天主實義、幾何原本、西字奇蹟等。[2] 地圖在明神宗年間(1602 年)繪畫,是中國最早刊行的近代世界地圖。它高5 英尺及寬12 英尺,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西洋地圖出現五個洲、四大洋。四方設有九重天圖、天地儀圖、日月食圖、中氣圖。現保存在國家圖書館。[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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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鍘

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年)

虎頭鍘是北宋包青天(包拯)專用的行刑工具,創造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年間 [1]。虎頭鍘主要用青銅製造,最明顯的特徵在於鍘頭有雄虎,虎身則為鍘刀。虎頭鍘與狗頭鍘和獅頭鍘是同一功用的,分別只在於施用的對象。狗頭鍘專鍘犯了死罪的平民百姓; 虎頭鍘專鍘大臣、官吏; 獅頭鍘專鍘皇親國戚、王公諸侯。三鍘當時置於開封府公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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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輿萬國全圖》

1602年(有爭議)

《坤輿萬國全圖》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了傳教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 年)在中國繪製的世界地圖。

坤輿萬國主圖為橢圓形的世界地圖,此外並附有一些小幅的天文圖和地理圖。 [1] 主圖將世界分為五大洲,分別是亞洲,歐洲,非洲及南北美洲,中國位於中央位置。 [2] 除主圖外,還有文字介紹赤道,經緯度,南北極,五帶等地理學知識,以及地圓說,日食月食等天文學知識。 [3] 此圖對於研究新航路開闢的成果,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人對世界認識的變化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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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賽沁塔拉大玉龍(三星塔拉玉龍,碧玉龍)

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約5500年前)

賽沁塔拉大玉龍於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三星塔拉(賽沁塔拉)村被發現,經專家研究考證,此為紅山文化晚期之遺物。賽沁塔拉大玉龍由墨綠色軟玉琢成,高26厘米,表面有氧化白斑,龍身卷曲呈C字形,縱斷面為橢圓狀,首尾距離較遠 [1];吻部前伸,上有兩個小眼作鼻孔;眼為扁梭形;頸背起長鬣,呈弧形向後背飄動。近頸處有一穿透的圓孔,如繫繩懸掛,龍的首尾正好在同一水平線上 [2]。賽沁塔拉大玉龍為所知紅山玉龍中最大和唯一一件用碧玉製成的玉龍 [3],且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保存最好的玉龍形象 [4],故被譽為「中華第一龍」。因其體型巨大,很可能是當時紅山先民用於作圖騰的神器,或是用於祭祀求雨的禮制用品。此玉龍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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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

唐朝

胡服源自胡人。胡人是中原人對西北地區游牧民族的稱呼。據《史記·趙世家》,趙武靈早在戰國時期,已把胡服作軍服使用 [2]。直至唐朝在貞觀四年打敗東突厥,大批居住在突厥的胡人進入唐朝 [3],胡風開始盛行。胡風在唐朝的盛行可說是兩地文化交流的產物。《舊唐書》亦有記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 [4]。」這一時期,胡服成了長安各階級婦女喜愛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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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節牌坊

最早記載於明代,成法制保證。明初朱元璋下詔旌表貞節:「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建成定井閭」。[1]

古人重儒家禮教,貞節觀在儒學盛行之先已被倡導。凡保持貞節的人,皆獲牌坊表揚。早在秦已旌表貞節。[2] 自明朱元璋,更對婦女問題偏執,開創了牌坊之舉。[3]

貞,據《易經》說:「恒其德貞,婦人吉」,即夫妻關係應該長久保持下去,[4] 不難連繫到古代婦女就是要守「從一而終」和「一女不能事二夫」等規條,才令夫妻長久。貞節,意味著婦女「不改嫁」或「不失身」。[5] 基本上,就是要對婚姻忠心不二,謹守貞節,便會獲得牌坊。但牌坊一般是紀念名人,以標榜其功德。[6] 但自明朝,便開立了具法律制度的貞節牌坊,洪武元年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7] 由此,明起旌表貞節變得規律化,不少婦女在利誘下堅持守節。貞節的旌表分兩類,一是「節婦」,二是「烈女」,而獲貞節牌坊的,一般都是民間普通婦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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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踏飛燕(銅奔馬)

東漢時期

古人喜愛用馬作為主題來展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情操。馬踏飛燕是東漢時期的青銅器,高34.5 厘米,長45 厘米,寬13 厘米 [1],又稱為「銅奔馬」,1969 年出土於甘肅省武威市的雷臺墓,該墓穴是當時鎮守張掖的軍事長官張某及其妻的合葬墓,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從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匹馬的身軀粗壯圓渾,充滿力量,牠昂首嘶鳴,步伐輕盈,體態矯健,一只腳輕輕地踏在飛翔的燕子身上,騰躍奔跑的姿態極其生動,極具美感,好像隨時都會長嘶一聲,飛奔向雲端一樣。因爲它構思大膽,富有濃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堪稱中國古代美學的經典之作,從出土以來,有關這一作品的用途和寓意一直存在著爭議。在過往的文獻中,學者普遍認爲它應該是件工藝品,主要是用來作觀賞之用的,但也有學者通過「相馬經」[2] 分析,馬踏飛燕應該是一種「相馬式」,也就是人們相馬時的模具。近年又有學者提出,「馬踏飛燕」實際上表現的就是西涼的天馬。但無論如何,「馬踏飛燕」精湛的鑄造工藝和設計技巧使它無可爭辯地成爲一件稀世之寶,1983 年 10 月,「馬踏飛燕」被國家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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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女屍(辛追夫人)

下葬時間︰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 出土時間︰一九七二年

這具女屍於一九七二年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由二號墓出土的三個印章,「利蒼」、「軑侯之印」和「長沙丞相」,以及另一出土的「妾辛追」印章推斷,馬王堆女屍的身份是西漢初年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夫人,名叫辛追。[1] 辛追死於漢文帝十五年,年五十,根據專家的研究,她應該是死於冠心病。這具距今二千年女屍保存完整,皮膚仍然有彈性,內臟保存完好,四枝可以彎動,眼睫毛仍清晰可見。[2] 現時存放於湖南省博物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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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龍門香山寺

北魏熙平元年

該寺始建於北魏熙平元年(西元516 年),位於唐代東都洛陽南邊13 公里處的香山西坳。[1] 其名「香山寺」由武則天於天授元年(西元690 年)所賜。因武則天崇佛,她曾多次親臨香山寺,並在此留下了「香山賦詩奪錦袍」的佳話。另外,「香山居士」白居易出資重修香山寺,並寫下《修香山寺記》,使該寺聲名大噪。[2] 然而,唐武宗繼位後就開始多次推出打擊佛教的措施,包括拆毀寺廟和勒令僧人還俗,給當時的佛教發展带来沉重的打擊。[3] 而這次的大規模滅佛事件,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會昌法難」。[4] 所幸洛陽龍門香山寺,即是次文物報告的研究物件能夠保留至今,並成為現時龍門石窟景區的名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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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臂弓(又名﹕神臂弩)

熙寧元年

這件文物雖然名叫神臂弓,但從構造上來說,它是弩的一種,更準確來說,它是踏弩的一種,在整個弩的前端,有一個環狀的東西,在發射前先把腳放入,固定住弩的前端,然後張弓,再通過扣動扳機發射。它與弓的不同點在於,弩比弓操射方便,射手可先張弦安箭,再縱弦發射,弓箭手卻要在用力張弦的同時進行瞄準,因此弩的命中精度高。[1]《中國古代兵器》p53)

神臂弓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熙寧元年。據史料記載,當時由平民李宏所進獻,恰逢當時副都知張若水受命要改良弓弩,由此得以為朝廷所接納,並得到廣泛推廣。它到現在已經失傳,所以關於它的製作過程和材料,我們只能從古籍上得以瞭解。「以檿為身,檀為弰,鐵為登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紮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宋史》[2] 關於它的射程和威力,史書上的記載不一,而製作工藝現又失傳,因此我們只能從史書的記載中大概推測。按照《宋史》的說法,「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而《夢溪筆談》中則是「射三百步,能洞重紮。」其餘如《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曲洧舊聞》《容齋三筆》等史料中,神臂弓的射程作「二百四十步」,而現在普遍的觀點認為二百四十步應該是比較準確的數字。而按照一步5尺,1尺0.31米來算,那麼神臂弓的射程大概就是350-400米。不僅如此,神臂弓還能射穿重甲,可見它的威力非同凡響,也成為了宋軍在抵禦外敵的重要武器之一。雖然戰國末年就出現了以腳踏張的蹶張弩,但神臂弓具有重量輕,射程遠的特點,而且威力十足,因此神臂弓可以說是踏弩製作的巔峰之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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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

18 世紀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作者曹雪芹寫於清初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期間,共一百二十回的章回小說。《紅樓夢》自清代以來,歷經二百多年,仍膾炙人口,被翻譯的版本無數,研究此書的學者亦無數,甚至出現「紅學」,是中國四大小說中唯一的。諸聯於其《紅樓夢評》中道出了《紅》受世人喜愛的原因:「《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榮富麗,或愛其纏緜悲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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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衣大炮/紅夷大砲

17 世紀

紅夷大炮又名紅衣大炮,紅夷就是紅色的夷狄,紅指髮色而非膚色,也就是指稱荷蘭人。其有關知識最初由傳教士利馬竇等人傳入我國。於十七世紀初,荷蘭艦隊東來,船上「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1] 其後在萬歷年間與荷蘭艦隊的交戰中,繳獲該數十門巨炮,載曰「其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砲,曰紅夷」[2],至此,紅夷炮正式傳入中國。萬歷末年後金崛起,並於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以致明廷舉朝震驚。為抗擊金兵,徐光啟力主「練精兵,致利器」,隨後向洋人購入四門紅夷炮。[3] 得紅夷炮之助的寧遠之戰,使明廷「士卒不滿二萬」而大勝於六萬清兵,迎來明朝第一場大捷 [4],奠下其於明清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但隨著後來清朝承平日久,所鑄之法已經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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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

公元前515 年四月以後至前512 年八月以前

《孫子兵法》,又稱《孫子》,《孫子兵經》,《吳孫子》等。《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為春秋末年齊國孫武所作,成書時間不詳,主要說法是於公元前515 年四月以後至前512 年八月以前之間成書。全文約6000 字,共13 篇,篇目依次為計篇,作戰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九變篇,行軍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間篇。《孫子兵法》於中國擁有極崇高的地位,對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影響深遠,被人尊之為「兵經」[1](文心雕龍.程器)及「百世談兵之祖」[2]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歷朝軍事家所推崇。早於公元 8 世紀天寶年間 [3],日本遣唐留學生吉備真備已將《孫子兵法》帶回日本,並進行研究。而到了17 世紀時,幕府時期,日本已有《孫子兵法》的日譯本,推動了《孫子兵法》的普及和研究。《孫子兵法》的西傳可追溯至公元1772 年,法國神父若瑟夫阿米歐於其著作《中國軍事藝術》中收錄了《孫子兵法》,至公元1905年,英人卡托普在東京出版英譯本,5 年後亦有另一本英譯本亦在倫敦出版。至今只計英譯本已有17 種,數量之多足已證明《孫子兵法》在國際上的廣泛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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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女子服飾

公元618-907 年

唐朝女子服飾,顧名思義,是指生活在唐朝(618-907)的女人所穿著的服飾。這裡所指的服飾是指其廣泛上的定義,即包括服裝、鞋、帽、襪子、手套、圍巾、領帶、提包、陽傘、髮飾等。[1] 唐朝是我國最為開放和繁榮的朝代之一,其服飾設計絢麗,多姿多彩。唐朝的服飾既繼承了南北朝時期的設計和特點,又開啟了宋明時期服裝特色,可謂承上啟下。在這期間,中華衣冠和胡服胡裝並存,成為其鮮明特色。[2] 服飾作為「禮」的重要組成部份,在上層社會和平民階級中存在著嚴重的登機差別,用來表示人們不同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唐制規定女服分為四種,包括朝服,公服,祭服,常服女服分四种,朝服、公服、祭服、常服。前三者多在祭祀或朝會等正式場合中穿著,後者則是唐代女子在日常所穿著。[3] 唐代開始,服裝製作工藝普遍使用花卉圖案,構圖活潑自由,疏密得當。唐代服飾圖案改變了以往天賦神授的思想,用真实的花草蟲魚等進行創作。這個時期的服飾圖案的設計具有自由,華美,圓潤的設計特點。從初唐到晚唐,整個服飾的顏色越來越豔麗,圖案樣式越來越豐富精巧,服裝風格由緊身、簡約變為寬鬆、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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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輿全覽圖》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

《皇輿全覽圖》是第一幅經過實地測量的中國地圖,它以三角法和經緯圖法等當時最新的測量方法繪製而成。[1] 由康熙帝主持,[2] 並由傳教士白晉、雷孝思、杜德美和清廷學者何國宗、明安圖等合作完成。[3] 地圖繪製的年份為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4] 地圖繪畫了中國清代的版圖。地圖顯示的範圍北至蒙古、東北至黑龍江、東南至台灣、西南至西藏。[5] 原圖已不知去向,現存的版本為銅版和木版雕印本。[6] 此文物產生的原因主要與當時的地圖不準確有關。康熙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發現清廷的地圖不準確,而當時隨行的傳教士張誠把西方的《亞洲地圖》獻給康熙帝,[7] 康熙帝因而產生了以西方方法繪製地圖的念頭。及後在康熙三十七年,傳教士巴多明上奏康熙帝指各省地圖有很多地方與真實環境不符合。[8] 因此康熙帝決心繪畫一幅更準確的地圖。經過十年的準備和試驗,在康熙四十八年開始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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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風地動儀

東漢事期(公元132 年)

候風地動儀是中國天文學家張衡於東漢事期(公元132 年)能發明的,也是世界第一部用來偵測地震的儀器。[1] 然而,真正的候風地動儀原型卻已經失傳。根據《後漢書》中記載:「候風地動儀以精銅製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候風地動儀以精銅製造。八個主要方位上各有含着銅球的龍頭。對準龍頭的下方,各有一仰頭張嘴的青銅蟾蜍。當其中一方傳來地震時,此方的銅球便會跌落青銅蟾蜍的口中。因此,根據口中有銅球的蟾蜍的方位,便能確定地震發生的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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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圖志》

1842 年至1852 年

以上這本一百卷本的《海國圖志》由魏源於 1852 年所著的。《海國圖志》是一本有關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地理等資訊的綜合性著作。《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於 1842 年完成五十卷本的初稿,並在兩年後正式發行。《海國圖志》於1847 年增補為六十卷本,其後再於 1852 年增補為一百卷本。[1]《海國圖志》是以林則徐派人翻譯的歐洲著作《四州志》作為基礎,再經魏源參考大量中國人以及外國人的著作後重新編撰 [2]。《海國圖志》的內容十分豐富,並附有世界各國的地圖,亦有就世界各國的政治、地理等情況作出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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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樂射獵攻戰紋壺

戰國時代

這宴樂射獵攻戰紋壺 [1] 是屬於青銅器類,是於戰國時代製造的。這件文物是在 1965 年於四川成都出土,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 [2]。這件青銅器是由戰國時代的蜀人製造。蜀國位於長江上游,是屬於當時比較發達和著重文明的國家,其風俗文化等等與當時的巴人較接近 [3],而蜀國的青銅文化藝術比較發達,所以在那個時期的青銅器也不難找到出色的作品。而宴樂射獵攻戰紋壺則是其中一項優秀的代表作。宴樂射獵攻戰紋壺京主要分為四層,當中在壺上的紋理寫實仔細,當中第一層包括習射、採桑;第二層是宴樂、習射場面;第三層主要是水陸攻戰的場面,當中包括描繪仔細的戰爭情況,例如士兵出征的情況等,可以看出戰國時代當年內外戰爭不斷的情況;而第四層則是獵人射獵等圖案,主要是表現出當時的在戰國時代的生活場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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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鑲金獸首瑪瑙杯

盛唐 約為8世紀前期

此鑲金獸首瑪瑙杯在1970年10月出土於西安何家村窖藏,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9厘米 [1],窖藏的埋藏時間約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涇原兵變爆發之時 [2]。杯子雕刻自一塊罕見的五彩纏絲瑪瑙,杯體模仿獸角的形狀,前部為牛形獸首雕刻,雙眼圓睜且有神,獸嘴處有一鑲金的塞子。獸首上的一對羚羊角呈螺旋狀彎曲連接杯身,線條流暢自然 [3]。此杯現收藏於陜西歷史博物館,是至今所見唐代唯一的俏色玉雕,亦是國內僅見的孤品,已被中國政府收錄於首批禁止出境的珍貴文物名單中 [4]。有學者指,這件珍貴的瑪瑙杯很可能是外國使者作客中國時從西域帶來的,也不排除這是出自定居長安的中西亞工匠之手,或是唐代工匠學習外來工藝後所製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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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風地動儀

公元132 年

這座候風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具地震儀,[1] 由東漢時期的南陽天文學家張衡,於漢順帝永建七年(132 年)發明。因為當時的中國地震連連,張衡為了掌握各地的地震情況,於是便開始研究觀測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的運作最主要是豎立在中心,一根稱為「都柱」的倒立擺。當受到地震橫波襲擊時,「都柱」將倒向震源方向,帶動該方向的傳動部件。當機關被按動時,地動儀外的龍嘴所含著的銅球,就會向相應方向向下方掉落在蟾蜍口中。聽到清脆聲響,只要觀察銅球掉落的位置,便知道發生地震的準確方位。可是,在東漢的戰火中,候風地動儀已經失傳。由於它的內部結構、運作和準確性對後人來說仍然是一個迷團,使各國的科學家相繼研究不同的地動儀,著手復原這一項令人驚嘆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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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銅車馬

公元前3 世紀(秦始皇年間)

兩乘銅車馬於1980 年12 月出土,[1] 銅車馬被埋在秦始皇陵西側一個約200 平方米大小的坑道中。[2] 兩組大型銅車馬與其他兵馬俑出土時一樣,皆是彩繪的。[3] 惟一前一後放置的兩組大型彩繪銅車馬出土時因陪葬坑塌陷而被壓至破碎不堪,經過搬移和修復後,於1988 對外開放。[4]

一號銅車馬,車長2.55 米,高1.52 米,總重量1061 公斤;車馬按真實大小的二分之一所造。[5] 雙輪馬車前駕有四匹銅馬,並插上一柄大銅傘;傘下為一個立乘的銅馭官俑。[6] 據《晉書》謂,此車在古時被稱作「立車」(或「高車」),而「立車」則是用作開路、保駕的兵車。[7] 故此,兩乘銅車馬出土時,一號銅車馬置於二號銅車馬之前,並且車內裝備了銅製的弓弩、箭矢、盾牌等兵器。[8]

二號銅車馬,車長3.17 米,高1.06 米,總重量達1241 公斤;車馬也是按真實大小的二分之一所造。[9] 雙輪馬車前同樣駕有四匹銅馬,馬車上端有一個龜甲狀的篷蓋;車內的銅馭官俑則是坐乘的。[10] 而銅車馬上的文字則指出其名為「安車」,而「安車」則是供賢士、達官、王公等官員、貴族所乘。[11] 因此二號銅車馬設有窗櫺,並放置了金、銀飾物逾1600 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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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半兩錢

公元前336 年 (秦惠文王二年)

秦代半兩錢以圓形方孔、錢幣上鑄有「半兩」二字見稱,在秦始王統一六國時成為各國間流通的貨幣。因此,不少人,甚至是學者,都把秦代半兩錢的起源定於秦皇統一六國的公元前221 年。但 [1]《史記·秦始皇本紀》當中提及:「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意指秦惠文王二年,即公元前336 年起,這種圓形方孔的錢幣已經存在,唯只局限於秦國境內通用,並未遍及各國。事實上,半兩錢曾於 [2] 四川青川縣郝家坪50 號墓中被挖掘出,而從該墓的木牘中得知,最後的時間為武王四年十二月,學者因此而推斷下葬時間為秦昭王元年。而秦昭王元年與惠文王之間相距只有的三十年,因此,足以證明墓中所挖掘出之圓形方孔錢幣實屬『初行錢』當中的錢幣。以上的推斷及實證,足以證明半兩錢早於秦始王統一六國的公元前221 年,已在秦國境內通行了足足115 年。而秦半兩亦一直沿用至秦的衰落,直到公元前206 年,一共130 年。

另外,《史記索隱》引 [3]《古今注》:「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按古今度量衡的換算,[4] 即每枚錢幣標準直徑約2.77 厘米,重約 8 公克。而錢幣的錢文以 [5] 篆書鑄上「半兩」二字,背面則平坦,並沒有任何修飾。

而實際上,現今所挖掘出的半兩錢,重量上的偏差很大,由最輕 [6] 6公克至最重20 公克不等;錢幣直徑的差異亦相差於約2.5 厘米至3.4 厘米之間。可見,錢幣統一後於鑄造方面仍未能達到一致。而錢文字體方面,現今有不少學者認為,半兩錢上是以隸書鑄上錢文,實際上,篆書中的小篆實為隸書中早期的形態,因此流傳中所指錢文字形多樣化其實有跡可尋。

最後,秦半兩娥的出土數量很高,而且主要集中於 [7] 秦的舊地,如四川﹑陝西和咸陽等。單單在咸陽遺址長安張堡,於1962 年發現的千枚古錢中,當中除了3 枚其他錢幣外,其餘均為半兩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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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龍袍

清朝

清朝龍袍是指於清朝期間皇帝所穿的吉服之一。[1] 關於清朝龍袍的外觀及特色方面,龍袍身繡九條金龍。正龍繡得正襟危坐,顯得格外威嚴,行龍繡得極富活力,似動而非動。四條正龍繡在龍袍最顯要的位置,分別是前胸、後背和兩肩,四條行龍在前後衣襟部位,這樣前後望去都是五條龍,這寓意九五至尊。而第九條金龍繡在裏面的衣襟上,要掀開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到。在龍紋之間,繡以五彩雲紋、蝙蝠紋、十二章紋等圖案。五彩雲紋是龍袍上不可缺少的裝飾圖案,既表現祥瑞之兆又起襯托作用。紅色蝙蝠紋即紅蝠,其發音與「洪福」相同,是龍袍上常用的裝飾圖案。在龍袍下襬排列著代表深海的曲線,這裡被稱為水腳。水腳上裝飾有波濤翻捲的海浪,挺立的岩石,這寓意福山壽海,同時隱含了「江山一統」和「萬世昇平」的寓意。[2] 在這件龍袍上,同時也刻有十二章紋樣,但其面積較小,再加上清代帝王禮服色彩鮮艷,圖案豐富,容易令人忽略這悠久歷史、蘊含豐富的紋飾。這十二章紋包括: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列左肩為日,右肩為月,前身上有黼、紱,下有宗彝、藻,後身上有星辰、山、龍、華蟲,下有火、粉米。十二章紋發展歷經數千年,每一章紋飾都有取義,「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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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懷太子墓壁畫

706,711 年

章懷太子墓的壁畫是於1971 年出土的、發掘的地點為陝西省乾縣鄉楊家洼村。此陵墓為乾陵,即唐高宗和武則天的陪葬墓之一。李賢為唐高宗第六子 (654‐684)[1],生前曾在上元二年被策封為太子,可惜被武氏貶為庶人並流放,在異地去世。神龍二年(706)[2] ,他以雍王身份遷至現址埋葬,景雲二年(711)得追封為章懷太子,與妃子合葬。陵墓上的壁畫分為兩層,分別於以上兩年繪制的。墓中壁畫多是紀錄着其為監國時的顯赫地位和生活享樂的一面。其中包括《馬球圖》、《迎賓圖》、《狩獵出行圖》、《觀鳥捕蟬圖》和《宮女與侏儒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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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半兩

秦朝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滅齊國,六國全部平定,天下統一,並實施一系列鞏固政權的措施,貨幣都是其中的一項。[2] 秦始皇帝廢除了六國的其他各種貨幣,只行半兩,重如其文,並全部由中央控制著鑄幣權,民間則嚴禁私鑄。[3] 貨幣的形制都為方孔圓錢,絕大多數沒有周郭,周邊較圓,錢面方穿的兩邊有''半兩''二字。錢文仍然較高,但不如戰國。文字為小篆,字體漸方。[4] 秦半兩的重量大約在戰國半兩和漢初半兩之間,大約在4-6 克,已非''重如其文'',有些半兩更可以到達8 克以上。根據現今出土的文物,按照大小及重量去作出分類,可以分成六型十式,另外亦有私鑄幣出現,可見嚴禁私鑄的法則共未有完全實行。秦半兩成為了中國貨幣日後的規範,例如西漢初年便摸制秦錢版,[5] 另外方孔圓錢的形狀亦為之後歷朝所使用,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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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調銀餅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

四件唐代的庸調銀餅,[1] 於1970 年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均是用來繳交庸調的稅銀。銀餅呈圓形,分別刻有兩種鏨文。[2] 上圖的銀餅刻有「懷集縣開十庸銀拾兩,專當官令王文樂、典陳友、匠高童」,意思是來自廣東懷集縣開元十年的庸調銀十兩,由朝廷委任官階至令的王文樂為專職官,專門辦理徵稅,陳友負責主管,並由工匠高童鑄造。銘文的內容與格式都與 [3] 文獻記錄——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粗良,辨新舊也——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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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之鼻煙壺(圖為畫琺瑯梅花鼻煙壺)

清康熙(1662 ~ 1722)

這是一個康熙時製造的畫琺瑯梅花鼻煙壺。其腹部扁圓,橢圓足。腹部開光,內繪寫生梅花一株,兩面飾紋相同,側面皮球花。足底白釉,中心藍釉楷書「康熙御製」雙行款。鏨花銅鍍金蓋,連以象牙勺。繪製精細,淡雅優美,是一件具有典型康熙朝風格的畫琺瑯鼻煙壺。[1] 鼻煙壺本是一種盛裝鼻煙的器皿,而鼻煙是明代傳教士利瑪竇向中國朝廷進貢的眾多物品之一,卻得到不少清朝皇帝熱愛。完整的鼻煙壺包括壺身、壺蓋和煙勺三部份。而起初輸入的鼻煙,多為大瓶盛裝,爲了便於隨身攜帶,遂改為小瓶分裝;[2] 再加上,中國各地一般的氣候都比較歐洲潮濕,故宜把盒改為瓶裝式的小壺,便不宜走氣。[3] 後來,便研製成細小的鼻煙壺。鼻煙壺可說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舶來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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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圖

唐初

《推背圖》這本中國古代預言奇書,相傳是於唐太宗初年,由李淳風和袁天罡參考《周易》共著而成。全書共記載了六十象,每一象皆附有「讖」「頌」兩首和一幅卦圖。每一卦象依「六十甲子」為序排列﹔「讖」為預兆的解釋,每一「讖」有四句,多以三或四字成句﹔「頌」為傳播《推背圖》內容的詩歌,每一「頌」皆是五言或七言絕句﹔卦圖則作表明事情和人物之用 [2]。世人以最後一象的「頌」﹕「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來名此經典。而著者李淳風和袁天罡二人,前者為當時欽天監(即負責天文的官員)﹔後者則為精通五行和面相等的名士 [3]。

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這本於宋朝曾被列為禁書的奇書從清宮大量流出 [4],及後再流入民間,現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館藏,當中以明末金聖歎所作的注解最為人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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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

十二世紀

《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亦被譽為中國十大名畫之一。[1] 長528.7 釐米,寬24.8 釐米,採用的是我國古代繪畫中特有的長卷形式,以高度寫實的技法,通俗的題材全方位描繪了當時民間繁華熱鬧景象,關於《清明上河圖》的作者、繪製時代、畫中地點、畫本真偽等等,自古受多方質疑,其中多指以北宋時期著名的人物風俗畫家張擇端的版本為最佳。至於繪製時代和地點,則多指為北宋末年徽宗時代的清明時節和首都汴梁。

《清明上河圖》畫面精細逼真,場面宏大寬廣,[2] 場面之大、表現人物之眾、建築物之多,堪稱在中國繪畫史上空前絕後。全圖大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汴京郊外春光,其中包括田間小路、掃墓後歸到城中的人等等;第二段是汴河上如雨後飛虹般的大橋;第三段是城內街市,懸山門樓和瓦房等等。圖上眾多的車、船、橋和馬匹、毛驢、駱駝、市街店鋪、民居房屋,不勝枚舉。就人物而言,官吏、書生、隨從、和尚、道士、江湖郎中、農民船夫、販夫走卒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幾乎都在畫上一一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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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十六國前秦時期

莫高窟在中國敦煌,稱為「沙漠中的一顆明珠」,1987 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1] 相傳樂僔和尚雲遊在此地,看到鳴沙山金光萬象,如千佛顯現。他認為這是佛寶勝地,於是在山上開鑿石窟。它內藏壁畫、彩塑、萬卷經書,大多與佛教有關。[2] 這有利研究中國歷史、藝術、文學等。可惜,在1900 年後,外國探險家在莫高窟拿走過萬件文物,破壞莫高窟完整。當時中國動盪不安,清廷無力保護莫高窟,令它損失更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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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難」玉璽

18 世紀

這方「為君難」玉璽屬於清代 ( 1644-1912 年 ) 的雍正帝 ( 1678-1735 年 ),由雍正帝親自命怡親王於他登基元年 ( 1723 年 )[1] 製造。此寶璽為雍正帝即位後最早制作的御璽,乃用紅色壽山芙蓉石所刻成,螭龍為鈕,璽面左右刻上雙龍,中央以篆書鎸著「為君難」三字,璽身呈橢圓形。[2] 寶璽設計精細、典雅莊重,曾在2009 至2010 年於台灣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作出公開展示 [3],現安放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為君難」出自《論語‧子路》;「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4] 意指君主若知道「為君難」,必會慎言謹行,務實競業;若明瞭「為臣不易」,即會禮遇臣下,廣開言路,虛懷納諫。如此,君主便可興邦旺國。雍正帝視孔子此言為警世箴言,固常將「為君難」三字蓋印在御書和書畫上,以警示自己不要忘記帝王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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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編鐘

西元前433年

這是一個大型完整編鐘,在1978年時於曾侯乙墓中被發現。曾侯乙是戰國時曾國的國君,曾侯乙墓編鐘由19個鈕鐘、45個甬鐘,外加楚王送的一件大鎛鐘(圖的正中位置)共65件組成。這些鐘分3層8組掛在銅木結構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的鐘架上。掛在上層的3組叫鈕鐘,斜懸在中下層的5組叫甬鐘,其中最小的一個鈕鐘高20.4厘米、重2.4公斤,在演奏中能起定調作用,最大的一個低音甬鍾高達153.4厘米、重203.6公斤,全套編鐘重達兩噸半。鐘上刻有銘文,大部份為標音和樂律。[1] 它更是中國國家文物局發佈《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中,其中64件(組)禁止出國(境)的一級文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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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式銅壺滴漏

元朝

上圖是元朝的階梯式銅壺滴漏,又稱漏刻、水鍾。此文物全由人手打造,壺身大小由上而下變小,分別以日天壺、夜天壺、平水壺、受水壺四壺構建而成。[1] 位於最下方的受水壺壺中直豎一支刻畫了十二個時辰的銅尺,前端插一支木浮箭,下面則是浮舟。水由最高的日天壺自依順序慢慢滴至底層的受水壺,令壺中浮箭逐漸上升,從而顯示時辰。銅壺滴漏不論在黑白陰晴均可計時,但由於滴水速度始終會受到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故難免存在誤差。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現收藏了有一件元朝延三年(1316年)的銅壺漏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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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

實際創造日期不詳,傳說是歷史人物堯所造 [1],最早記載於春秋末期 [2](公 元前770—前476)的史料

圍棋是一種策略性棋類,遊戲進行時兩方各自把黑白二色棋子放在格狀的棋盤上,玩法簡單來說是圍地吃子,以達致取得最大「圍地」的目的,地多者勝。圍棋極有可能源於中國,被視為是最源遠流長的遊戲之一 [3],人們常將之與四藝「琴、棋、書、畫」並稱。圍棋古代叫做「弈」,也作「手談」[4],意即以雙手下棋來溝通交流,好比以談話互相認識。論其變化,中國古時便有人嘗試計算圍棋的變化 [5],算出盤上有三百六十一個下子點,每一交叉點又有黑、白、空三變,這尚未計算重複「打劫」或「提子」的可能性,可見圍棋棋路變化極多;論戰術手段、形勢、存亡的多端,古人曾就下棋的情況提出三十二個不同的定名 [6];論提及圍棋的文學,戰國時有《論語》[7],唐代有社甫的詩句 [8],明清時有《三國演義》。圍棋不但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舉足輕重,從有關高麗 [9] [10]、倭國 [11] 的史料、及有關圍棋在世上分佈的資料 [12](圍棋曾傳至歐洲多國)可以看出,圍棋對韓國、日本以至海外都具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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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國璽,又稱傳國玉璽

西元前三世紀

這方玉璽乃秦始皇於秦二十八年亦即西元前219 年命玉匠孫壽以和氏璧所刻,而玉璽刻字為時丞相李斯所寫。[1] 傳國璽方圓秦尺四寸,璽上有紐龍紋但缺一角。據三國志所載,玉璽所刻文字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2] 但亦有不少版本提供其他刻字的可能。[3] 和氏璧乃以楚人和氏獻玉璞予楚文王而得名。[4] 自秦始皇做璽以來,據現存文獻記錄,傳國玉璽共流存歷時1587 年,至元順帝於元亡時北逃而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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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十二生肖銅像

18 世紀

圓明園十二生肖銅像是清朝皇家園林圓明園海晏堂前噴水池的一部分,由意大利清朝宮廷畫家朗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由法國人蔣友仁(R . Michel Benoist)監修,清朝宮廷匠師制作。這十二個生肖銅像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它們是人身獸首 [2]。而當年十二生肖銅像是呈八字形排列在圓明園海晏堂前,南邊有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和戍狗。北邊則有丑牛,卯兔,已蛇,未羊,酉雞和亥豬,此十二生肖銅像於八國聯軍之役後遭八國聯軍奪去 [3]。當中龍,狗,蛇,羊和雞五個獸首銅像下落不明,而馬,牛,猴,虎,豬則已經回歸中國,放置在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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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大水法(圓明園西洋樓景區其一建築)

十八世紀

大水法是圓明園內其中一個標誌性的建築物,而現時圓明園的標誌也從大水法演化而來 [3]。大水法意即大噴泉(fountain),是圓明園內西洋樓的景區,位於海晏堂東面 [4],建於1759 年。大水法是由歐洲傳教士蔣友仁(P.Michel Benoit)設計和監造 [5],以巴洛克式建築,加上許多金字塔結構的水池,以及石頭和貝殼裝飾而成的噴水池雕像。而主池的噴泉,外形是包括一只鹿和十一只獵犬等十一頭動物的雕像。當水泉在同一時間從十一頭動物噴出,就會形成這只鹿被群犬追逐的效果,故此名為:「群犬逐鹿」 [6] 。大水法內若噴泉全部開放,有如山洪爆發,人們都要依靠手勢談話,可見其雄偉程度。不少外國使節在參觀圓明園時,在觀看完大水法後,也對其壯觀景致嘆為觀止。可是,在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 年)和八國聯軍之役(1900 年)後,大水法遭受到外國軍隊的劫掠和破壞,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堆頹垣敗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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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戲服―蟒

起源時間至今仍未可確認

粵劇戲服分為七大類:蟒、靠、褶子、開氅、官衣、帔、衣,不同的戲服代表著不同的角色並向觀眾展現出劇中人的性別、年齡、地位、性格等特質,讓觀眾對戲中人有基本的概念。粵劇戲服十分著重式樣、顏色及花紋,這三部分象徵著人物的地位、性格及氣質,演員是絕對不能穿錯的。而蟒服在粵劇舞台中,帝王將相以及一些后妃的角色亦會用此來表達,同時,有些平民起義中的權位者的角色也會穿起蟒服。皇帝穿的是五爪黃蟒,而官蟒就是四爪的,而且會以官階用顏色來分別:紅、淡黃、綠、白、黑,一共五種顏色。而樣式便是圓領、大襟、寬袖、腋下身邊有擺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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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客家土圍樓

約唐宋元時期

福建客家土圍樓又稱『客家圍屋』[1]。福建客家土圍樓分佈在福建西南山區。福建客家土圍樓多選址於背山面水的盆地,依山而建。客家土圍樓的建築規格有圓形、方形等 [2]。不同地區的客家土樓都有些許分別。福建圍樓利用泥土或三合土夯築,泥磚或青磚砌築,或外面青磚、裡面泥土砌築 [3],經過繁複的工序而製成的。而且,客家土圍樓的建築規模十分龐大,通常佔地幾千平方米以上。另外,客家圍樓的佈局都是按傳統禮制的,以祖祠為樓內的中心點 [4]。房門都要面向圓心祖祠,以示尊敬。還有,圍樓裏設施十分齊全,有公共水井、公共廁所、學堂等設施。此外,土樓外牆十分堅固,牆上沒有一扇窗子,只在高層設有幾個小孔作防禦攻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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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

西元977 年

[1] 雷峰塔始建於北宋仁宗趙光義太平興國二年,即西元977 年,是第五代吳越國王錢俶為表示「敬天修德」所建,其中供奉佛螺髻舍利和藏經等佛教用品。[2] 其後雷峰塔與夕陽交相輝映之「雷峰夕照」,成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為文人墨客鍾情之處。不幸的是雷峰塔幾度經戰火損毀,雖在南宋慶元年間有重修(1195-1200),但在明嘉靖年間的大火之後,變得通體赤紅,只剩塔心,且從原來的七層減為五層。之後年久失修,加上人為的破壞,雷峰塔在1924 年9 月25 日倒塌,正直新文化思潮,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者紛紛歌頌,借此反對封建禮教,呼籲變革與解放。中國於上世紀末開始對雷峰塔進行考古挖掘,重建工作於2002 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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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寶船

明代永樂年間(約1402-1405 年間)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帶領超過二萬七千人的船隊,先後七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共分五大類---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元帥,副帥,國師,天師及各國使節等重要人士才有資格登上寶船 [1]。一般人認為寶船只有一艘,然而,鄭和的船隊共有63 艘,可見其出海遠洋聲勢浩大。 各類船的建造及改造地點遍及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沿海各地,不過寶船主要在南京龍江船廠建造。[2] 縱使鄭和寶船背負著神聖的歷史象徵,但是尚未有一艘明永樂時海上沉船或船塢近處古船的殘體被發現,故此所有寶船的資料只能從文獻參考。而寶船的「消失」是由於花費巨大,國家財力難以維繫,故在明成祖逝世,繼位的明仁宗便下禁海令,而這隊連綿天際的船隊亦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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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唱陶俑

東漢

這件說唱俑1963 年出土,通高66.5釐米,灰陶,捏塑 [1]。陶俑形象滑稽,上身赤裸,垂乳突腹,下身穿著的淺襠長褲僅能兜住撅起的肥腴臀部的下半部,搖搖欲墜;陶俑的動作誇張,聳肩撅臀,脖子向前伸出;臉上表情豐富,擠眉弄眼,嘴巴歪斜,舌頭向上甚至要舔到鼻子,額頭的皺紋也應景的皺起幾道褶子;搭配上手上欲敲的扁平鼓,可以想像當時這說唱藝人定是講到極精彩之處。製作手法看似粗糙,卻將說唱藝人的表演情況體現的活靈活現,體現了製作者高超的技藝。值得注意的是,此陶俑的身材極不符合比例,製作者為將滑稽效果放大,拉長了上身的比例,令人忍俊不禁,匠心獨具。

俑,就是偶人,東漢大儒鄭玄於《禮記》檀弓篇的註釋便指出「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2] 是中國古代喪葬中使用的一種隨葬品,也是人殉的替代品。這件東漢說唱俑便是這高潮時期的產物,製作技藝優良,亦極具時代特色。

這件陶俑描述了東漢時期說唱藝人表演的場景。漢代時,表演樂舞百戲的藝人稱為俳優和倡優。《漢書·霍光傳》有「擊鼓歌吹作俳倡」之語,唐人顏師古的註釋指出「俳優,諧戲也。」[3] 由此可知,俳優便是東漢時的搞笑藝人,也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說唱說書藝人,也不怪其形象如此滑稽。表演的內容逗趣兒,自身形象也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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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上林三官五銖錢(又稱三官五銖)

公元前113 年

由於在漢代鑄造了多種五銖錢,以下文物報告將會著重研究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所鑄之上林三官五銖錢。林三官五銖錢是漢武帝第六次的幣制改革,由中央政府鍾官、技巧、辨銅三個機構鑄造,故稱上林三官五銖,上林三官五銖造工精美。[1]

上林三官五銖錢為圓形方孔的銅錢,它繼承了秦代以重量命名之制度,標準重量約4 克,其中一面有小篆書樣式之錢文「五銖」。由於只由上林三官鑄造,技術水平高,錢形整齊、鑄工精細,顏色為紅色。[2]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3] 五銖錢的發行確定了方孔圓形、精整、有內外郭以及輕重大小都合適的銅鑄錢幣,為中國古代開創了新的錢幣體制,基本上杜絕了私鑄問題,建立了共長七百多年的五銖錢體制時期,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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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溪筆談

1086年-1093年(北宋年間)

《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家沈括所著,他晚年被貶官後在潤州夢溪園定居,並總結自己一生的所見所聞及研究,寫成《夢溪筆談》一書。[1] 全書分為故事、辯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謔、藥議、雜誌十七類。[2] 連《補筆談》及《續筆談》在內,全書共有609條記載,其中自然科學的條目有189條,佔全書三分之一。可見此書涵蓋範圍之廣,從社會到科學都兼收並,可知沈括是一名學識淵博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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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陽八八式步槍

19 世紀

漢陽八八式步槍是中國生產的第一款旋轉後拉式槍機步槍,多簡稱為漢陽造。1899 年,張之洞有意打造新式步槍供中國軍隊使用,故電詢德國柏林地方力拂機器廠, 訂購新式製造連珠毛瑟槍 [1],時至1891 年張之洞得悉Gew 88 步槍的出現,追加了45 萬馬克從德國取得了Gew 88 步槍的授權,並推動在湖北建立漢陽兵工廠生產授權型號。從清末一直到韓戰都是主要步槍之一,可說是在中國近代史証有一定影響力。21 廠的漢陽造持續生產到1944 年廠內機具才完全修改為製造中正式後才告停產,目前己知的最高的序號是6D9381, 民國33 年出廠,按此推算漢陽造的總產量, 在一百萬把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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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盤

西周時期(周宣王12 年)

虢季子白盤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毛公鼎、散氏盤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青銅聚寶,是為西周最大的出土青銅器。它高39.5 厘米,盤口長137.2 厘米,寬86.5 厘米,重215.3 千克,以範鑄法鑄造,用陶範把青銅器的模組合起來,再以青銅溶液澆鑄成。 [1] 它呈長方形圓角,深腹平底,下有四個曲尺形矮足,器外四面各有一對鋪首銜環,環上及璧外皆鑄有花紋。盤內底部中央有8行共111的銘文。 [2] 銘文的大致內容是說: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北方獫狁族入侵(古匈奴族),大獲全勝,得到周王賞賜。虢季子白獲此殊榮,特鑄此盤以志紀念。 [3] 據記載,虢季子白盤在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市的虢川司,出土出期曾流落農家被用作養馬槽,直到1864年被任直隸提督的淮軍將領劉銘傳收藏,經由劉家四代的守護,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劉家後人將這件國寶獻給了國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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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沙面建築群

19 世紀

1860 年10 月,英法聯軍向清廷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廣州民眾燒毀外國商館。英、法以恢復商館洋行為由,強迫兩廣總督租借沙面,「沙面」遂成為為英法兩國的租界地。[1] 自此以後,這小島就成為兩國的租界,而且成為了使館區,各國駐廣州領事或商業機構多設於此。而英國亦在這裡擁有駐軍權。[2] 而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廣州首批歷史文化保護區,沙面現有158 株古樹,大多逾300 年樹齡、亦擁有150 多座20 世紀初期歐式的古老建築群見證百年滄桑,至今,除了少數建築被改變利用外,仍舊保有原始的建築外觀與室內裝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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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鍘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

相傳龍頭鍘是包拯在開封府擔任開封府尹時創置的鍘刀,因為鍘刀有「龍」形頭像,所以這把鍘刀稱為龍頭鍘 [1]。龍頭鍘是專門用來鍘違法的皇親國戚的 [2]。現時,龍頭鍘與其餘兩把鍘刀一起存放在開封的開封府內,供遊客欣賞 [3]。曾被龍頭鍘鍘的人有:駙馬陳世美,國舅龐昱 [4]。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鍘刀的兩邊刻了兩句話在刀的兩面,一邊是「為民請命」,另一邊是「剛直不阿」[5]。龍頭鍘的出現是因為上古時代鑄造的「三大邪刀」-「龍牙刀」、「虎翼刀」、「犬神刀」的出現,在北宋時期,被著名鐵匠韓蔪在開封太廟裏發現了這「三大邪刀」的碎片且解除封印,與宮廷的鑄劍師一起鑄造,花了一年零八天完成了「降龍」、「伏虎」、「斬犬」三把鍘刀,即龍、虎、狗頭鍘;經北宋天子允許後,存放在開封府內;而包拯則是掌管這三口鍘刀的第一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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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

乾隆廿九年(一七六四年)建成,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改名

在遼朝及金朝起,歷代皇帝已在香山及玉泉山設行宮及宮殿;而明代君主亦在玉泉山及西湖修建行宮,寺廟,供皇帝在享樂之用。[1] 在乾隆十五年,乾隆皇帝以慶祝太后六十大壽為名,在萬壽山、昆明湖擴建園林,『修建『清暇散志澄懷之所』,即休養娛樂的園林」。[2]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把正在修建的園林,在命名為「清漪園」,「清漪」二字取自於水態實景。[3] 清漪園前後共修建接近十五年,在乾隆廿九年建成,耗資銀四百四十八萬兩。[4]在英法聯軍之役時,清漪園被英法聯軍焚燒破壞,搶劫珍寶,凋零荒廢。[5]

在光緒十一年,清政府成立海軍衙門,由光緒帝生父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而醇親王在翌年「奏請『修治清漪園工備操海軍』,『創辦昆明湖水師學堂』」,秘密修復清漪園。[6] 在光緒十四年,慈禧太后以光緒帝之名,發佈造園上諭,公開修復公程,並把「清漪園」改名為「頤和園」,修築費用則從海軍經費中每年騰挪三十萬兩,[7] 並由慈禧太后親自主持工程。

自光緒十八年起,除光緒廿五年及廿七年外,慈禧太后每年二,三月離開紫禁城,前往頤和園,一直住到十一,十二月才回宮。而再宣統皇帝繼位後,隆裕太后以「皇帝尚在沖齡」為名,從此帝后不再進駐頤和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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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

起初開鑿於北魏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

龍門石窟於河南省洛陽市城南十三公里、東西對峙的香山與龍門山的山崖上開鑿。這裡有黃河支流的伊河向北流,而相對的兩座山遠望就像一座天然的門闕,所以古稱「伊闕」,又稱龍門 [1]。

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考文帝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經歷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多個朝代,當中北魏和唐代均有大規模地建造龍門石窟,歷時150多年 [2]。北魏所造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陽洞、賓陽洞、藥方洞等;而唐代所造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有潛溪寺、賓陽南洞、奉先寺大像龕、萬佛洞等 [3]。

兩山現存窟龕2300多個,雕像10萬多尊,碑刻題記2800多塊,有30多萬字,佛塔80座 [4]。龍門石窟由南至北長達一公里,並與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並稱中國古代佛教石窟藝術的三大寶庫 [5]。1961年,國務院公布龍門石窟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龍門石窟也於2000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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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屍

最早的濕屍大約是西漢時期

自1972 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挖出一具千年不腐的漢代女屍後,「濕屍」這個名稱亦因此而生。[2] 濕屍是指外型完整(甚至有部份濕屍出土時有著與活人一般的鮮豔臉孔),內臟俱全,皮膚飽滿、有彈性,表面也可能有少量脂肪酸鹽結節,關節可以活動,肌肉組織、血管神經紋理清晰,以及有脫鈣的情況等。中國現存的千年濕屍有馬王堆辛追夫人、荊州鳳凰山西漢男屍、連雲港的漢代女屍淩惠平等。

正常而言,屍體保存一段時間,由於屍身有大量的細菌繁殖,所以會令體內細胞分解,繼而屍身腐化。聞名世界的埃及木乃伊之所以可以千年不腐,原因是屍體的內臟被挖空,並用特殊的香料填滿,經過浸泡、包裹等複雜的工序,才可以達致肉身不腐的狀態。可是,濕屍體內的內臟完整,甚至可以找到部分細胞結構,所以濕屍的防腐方法成為了學界其中一個最為關注的項目。其實濕屍之所以能夠不腐主要有兩點,3其中一點就是屍體要儲存在無氧的環境下,因為細菌繁殖需要大量的氧氣,所以如果屍體擺放在無氧的環境中,當細胞耗盡棺材裏僅餘的氧氣後,棺木裏的細胞因缺氧而不能繼續分解屍體。以馬王堆辛追夫人和安徽省碭山清代女屍作為例子,古代放置屍體有分棺和槨,辛追夫人被三棺三槨密封,而碭山女屍亦有一層楠木棺和兩層白木槨所包圍,兩者的棺與槨中間都有白糕泥填滿,加上厚油漆,以達致無氧的狀態。第二點是要有防腐殺菌作用的中藥,在馬王堆辛追夫人的棺木中有紅色液體保存屍身,而液體是含有中藥成份,具防腐殺菌作用;碭山女屍的身下則鋪滿了面條狀的中藥,例如麝香、冰片、燈心草等有防腐殺菌作用的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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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牒

西周(西元前1000- 800 年)

譜牒也稱家譜、族譜、宗譜、家乘,家譜,[1] 是一種以圖表書譜形式記載一個以血緣關係為主體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蹟的特殊圖書形式,是同宗共祖的血親成員世系以特殊形式記載本族世系和事蹟的歷史圖籍,當中記載了該宗族歷史,其形式和內容集中了檔案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旨要。殷商時已有刻在金屬武器上的家族世系紀錄,譜牒則形成於西周。魏晉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譜,時門第勢力興起,有九品官人法的產生,政府舉才往往先察訪其家譜,任用顯赫人士為官,是謂世族,而譜牒則專門記載官宦世家世系的史籍。

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地區,因家族受到重視,家譜特別發達,許多大家族的家譜撰寫流傳達數十年甚至上千年不絕,並有專門的學科譜牒學作研究。[2] 家譜紀錄每個氏族的名稱和徽號,其目的在於維持全體氏族成員的共同世系,以便區別於其他氏族。家譜的內容一般除了各世代人物姓名、事蹟外,有時也會包括家族的大事、居地產業的變送以及祖傳的家訓等,家譜對於一個家族的自我認同和凝聚力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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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集序

東晉永和九年

《蘭亭集序》是由世稱書聖的著名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所寫,這不但是王羲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全文一共三百二十四字。王羲之於東晉永和九年陰曆三月三日時邀請謝安、支遁等四十一名名士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飲酒賦詩,舉行修禊盛會,當中有二十六名名士作下三十七首詩,並結集為《蘭亭詩》,由王羲之為其寫序,用以記述盛會的情況和抒發對人生短暫的感慨,就是《蘭亭集序》的創作由來 [2]。《蘭亭集序》在行文結構、運用墨彩、運筆過程上也極精妙,而文中對「之」字的運用更各盡其態,可見極具藝術價值。《蘭亭集序》的真迹至今下落不明,據傳已成為唐太宗的殉葬品。現時廣泛流傳的版本均是摹本,而當中以唐代書法家馮承素臨摹的「神龍本」被視為最忠於原作的版本,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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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甲套

明清兩朝

護甲套,又名護指、金驅、護甲套。護甲套歷史由來已久,在內蒙古準格爾旗戰國墓、吉林榆樹大坡老河深漢墓、陜西西安玉祥門外隋墓盤都出土過用金片或白銀鑄成的護甲套,可見其起始可追溯至漢朝。[1] 然漢墓的指甲套卻又比圖一中的短了不少,所以有學者推斷漢墓中的指甲套不像是用以護指,而更像琴拔,其功用至今仍未有定論,但可算是明清時真正用以護指的長護指套的先河。

古人視手指纖長為美,從「十指纖纖」、「指若青蔥」等詞語可見一班。是以護甲套功能有二。
一,長指甲較脆弱,所以戴護甲套進行保護,以免受到外來損傷。
二,可在視覺上增加其手指的纖長度,符合古人的審美觀。

早期,因為工藝、技術等方面的限制,護指的樣式較為簡單,到了清朝,滿族對飾品更為重視,工藝技巧上得以改良,並以金銀寶石等材料鑲嵌,所以清朝的護指套愈加華麗。其外型大多長約五公分至十幾公分不等,套型略為彎曲,上尖而基部闊,表面用鏤刻、累絲、點翠、嵌寶、緝米珠等各種工藝,制成花卉、古錢、桃蝠、喜壽字等吉祥紋樣。自基部至指端紋飾逐漸縮小,亦有基部垂流蘇者。背面通常鏤空,用以通氣,極少完全封閉。[2]

護指套佩戴的方式一般是除大拇指外,其余四指均可戴,大部分只戴四指或三指,亦有只戴無名指、小拇指兩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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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足鞋/繡花鞋

南唐李後主時期

纏足鞋,又名繡花鞋,亦稱為弓鞋,是由於女子小腳鞋彎曲上翹如弓狀,因而得名。[2] 纏足的起源有多種說法,有說法指商代、春秋已經出現。[3] 其中,最多的說法是指在南唐李後主時期,由他的妃子窅娘開創了纏足的歷史先河。當時,李後主命工匠作金蓮,高六尺,用寶物裝飾,命令窅娘用帛纏足,穿上金蓮,翩翩起舞。[4] 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間,出現了纏足專用鞋,名為「錯到底」。自此,纏足開始在社會上流傳。在明朝、清朝期間,纏足在民間亦非常興盛,纏足鞋更隨著朝代的變化有不同的款式。直至民國初年,提倡放足,出現了鞋型較寬,而且有了按腳大小制售的鞋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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