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的學生作品都經過嚴格挑選,但其內容細節可能並未完全經有關教授驗證。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和大學圖書館並不對其內容的真確性負上任何責任。

清明上河圖

創造時間

十二世紀


基本說明

《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亦被譽為中國十大名畫之一。[1] 長528.7 釐米,寬24.8 釐米,採用的是我國古代繪畫中特有的長卷形式,以高度寫實的技法,通俗的題材全方位描繪了當時民間繁華熱鬧景象,關於《清明上河圖》的作者、繪製時代、畫中地點、畫本真偽等等,自古受多方質疑,其中多指以北宋時期著名的人物風俗畫家張擇端的版本為最佳。至於繪製時代和地點,則多指為北宋末年徽宗時代的清明時節和首都汴梁。

《清明上河圖》畫面精細逼真,場面宏大寬廣,[2] 場面之大、表現人物之眾、建築物之多,堪稱在中國繪畫史上空前絕後。全圖大致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是汴京郊外春光,其中包括田間小路、掃墓後歸到城中的人等等;第二段是汴河上如雨後飛虹般的大橋;第三段是城內街市,懸山門樓和瓦房等等。圖上眾多的車、船、橋和馬匹、毛驢、駱駝、市街店鋪、民居房屋,不勝枚舉。就人物而言,官吏、書生、隨從、和尚、道士、江湖郎中、農民船夫、販夫走卒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幾乎都在畫上一一展現。


歷史意義

首先,《清明上河圖》促進了宋朝及期後的文化藝術發展。[3] 由於張擇端對當時北宋市民生活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理解,以及他對現實主義創作思想嚴謹不苟的寫實精神,使《清明上河圖》大大突破了自漢唐以宗教、封建禮教和貴族官僚生活為主要題材的人物畫傳統,由此開拓了人物畫的題材內容。作者堅韌的創作毅力、嚴謹的創作態度和非凡的藝術表現力,在中國繪畫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印象和意義,引起後人不絕的臨摹及模仿。

此外,《清明上河圖》以精緻絕倫的工筆描繪了,詳實地記錄了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汴京的商業、生活、建築、手工業、交通工具、民俗細節等與民生有關的事物和自然景觀,[4] 從圖像上直觀展現出的是一個社會整體,而非某一特定階層的精神理想和價值判斷,或達官貴人、或貧民乞丐、或三教九流、或文人商賈,作品人物與現實生活人物之間隱藏著身份上的對應性,是一幅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歷史名作,為我們今天研究和瞭解宋代提供了客觀、完整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5] 其中,畫裡市場的繁榮景象反映了當時經濟的發達。《清明上河圖》以清明節這個傳統節日作為時間背景,以水門以東至虹橋附近汴河兩岸為實際地理位置,以郊野、虹橋、城關三段為情節,以市民出郊、上河、趕集、掃墓等活動為主題,詳細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盛況:人們除了按習俗上墳外,還四處遊玩、聊天、逛街、購物,或一家大小歡樂喜慶,或三五成群,到處人山人海,充滿生機。從畫中的建築規模看,當時汴河沿岸實際出現的人物肯定比畫中描繪的要多得多。由於畫面繁簡、疏密的要求,畫家有意作了適當的處理。同時,對後人歷史性地瞭解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情況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又如:對建築、商品、工具、船隻、服飾等的精微描繪,對我們今天技術性地瞭解和借鑒都有著重要的價值。


相關史料説明

至今,依然有許多對於《清明上河圖》的不解之迷,而去破解這些疑惑,相關史料的證明非常重要。基於《清明上河圖》是繪畫類作品,題材非常豐富,可以從作者在畫中所表達的各個細致點出發去找尋相關證據。以此畫的最大爭議點之一:[6]《清明上河圖》是「清明節之意」、「清明坊之意」,還是「清明盛世之意」為例: 可以從當時不同的史書上找尋,例如明代的《味水軒日記》裡記載,《清明上河圖》除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還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包括「水在上河春」一句。從這個史料中得知《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春天的景色。

同時,亦有其他史料指出《清明上河圖》並非繪於春天清明節: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是研究北宋汴梁風土民俗的重要文獻,而且張擇端和孟元老在同一時代生活。此書記載:一、每年農曆十月,汴京始「進暖爐炭,幃前皆置酒作暖會」,但畫卷右首有馱負十簍木炭的驢子,若果說清明節前後進暖爐炭,便違背了宋人的生活習俗。二、《清明上河圖》上有多處酒肆,標著「新酒」二字,而《東京夢華錄》云:「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醉仙錦,市人爭飲」宋代新穀下來要釀醪酒喜慶豐收,不然無新酒可言,因而由這歷史資料中引起了對《清明上河圖》繪畫時間的疑惑。

此外,[7] 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宋史研究會上,鄒身城提出《宋代形象史料 〈清明上河圖〉 的社會意義》一文,指出「清明」二字是作者張擇端進獻此畫時所作的頌辭。故有人認為,「清明」要從廣義上去理解。在其他史料《後漢書》也有例證,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從這個「清明」的語氣可見此二字意指政治開明。畫中題款「清明」語,本是張擇端進獻此畫,請帝王們賞識所作的頌辭。另外,金人在畫面上留下的跋文說:「當日翰林呈畫本,承產風物正堪傳。」點明《清明上河圖》主題在於表現承平風物。考張擇端行年,他於徽宗朝在翰林書畫院供職,此畫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證畫家意在稱頌盛世,討最高統治者歡心。所以亦有史料證明「清明」一詞不是指節令。可見,金人的文獻,也是後人研究宋朝文物的重要資料。尤是說,進行歷史研究應從不同時代、年份的資料中找出證據,不論是本國還是異國的資料都應多加進行了解。


延伸研究用途

不少人把《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重點放在當時繁華的生活、蓬勃的經濟貿易發展上,但除此以外,筆者卻發現《清明上河圖》還透露了宋代的一些政治問題,特別是在軍事疲弱、重文輕武方面方面。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一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巨大發展的歷史時期。宋代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為當時的繪畫藝術開拓了新的創作領域。而《清明上河圖》這幅風俗名作,恰好顯示了宋代城市的社會面貌,可見宋代人們對文化發展的水準和重視。 在畫中亦不難找到當時文化風氣濃厚的證據:畫中有不少人穿著文人、書生的服裝;也有標著「學」字的書塾;有一群人坐著聽老者講話,估計是當時很流行的民間說書等等。這些寫實的畫面皆體現了當時民間文化、學習的普遍性。

保衛國家最重要的防禦,當然不能缺少首都的城牆。從不同文獻描繪各個時代繁盛國家的城牆大多都是高大而堅固的,然而,從《清明上河圖》中的首都汴梁的城牆卻顯得低矮單薄,城樓上沒有任何防衛設施,極為簡陋,旁邊更長滿青苔、樹木,看起來很久沒有人打理,最重要的是,這個城牆根本起不了城牆應有的防範作用。此外,城牆的缺乏嚴密士兵防衛的程度令人為之一驚,城門口完全沒有一個像樣的守衛,唯門側有一名男子靠著牆一副懶散的模樣,根不分不清士兵與平民的分別。再者,在整幅《清明上河圖》中亦罕見士卒、軍人的身影,可見當時朝廷對國家防衛的資源相當不足,甚至可說是輕視其重要性,缺乏防範意識。

以上只是筆者的一些粗略觀察,但足以發現此畫在另一個角度顯示出宋代重文輕武的情況。目前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需要更詳細的研究:到底導致宋朝滅亡的軍事弱點,是否由此畫繪成的時期已開始萌芽,畫中是否有其他線索證明當時的軍事疲弱的誘因等等,非常值得更深入及具體的探討,找尋當中的關系。


主要參考資料

張安治:《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那志良:《清明上河圖》(臺北:華欣綜合印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雷紹鋒:《臆說清明上河圖》,(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崔延和: 〈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特色〉,《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2 期,第121-126 頁。
崔勁松: 〈讀清明上河圖〉,《春秋》,2006 年第4 期。
王元元: 〈試析《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2007 年7 月),第1 頁。
包柏成 〈對清明上河圖的四大追問〉,《榮寶紊》,2007 年第3 期,第42-46 頁。


注腳

[1] 張安治:《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
[2] 崔勁松: 〈讀清明上河圖〉,《春秋》,2006 年第4 期。
[3] 崔延和: 〈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與藝術特色〉,《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 年第2 期,第125頁。
[4] 趙萌、李顏: 〈清明上河圖含義新探〉,《大眾文藝》,2008 年第3 期,第30 頁。
[5] 王元元: 〈試析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價值〉,《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 期(2007年7 月),第1 頁。
[6] 包柏成 〈對清明上河圖的四大追問〉,《榮寶紊》,2007 年第3 期,第42-46 頁。
[7] 雷紹鋒:《臆說清明上河圖》,(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資料收集及撰寫 : 貝詠曦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45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圖片來源 : 互聯網 Google



圖片來源 : 互聯網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