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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調銀餅

創造時間

唐代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


基本說明

四件唐代的庸調銀餅,[1] 於1970 年在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均是用來繳交庸調的稅銀。銀餅呈圓形,分別刻有兩種鏨文。[2] 上圖的銀餅刻有「懷集縣開十庸銀拾兩,專當官令王文樂、典陳友、匠高童」,意思是來自廣東懷集縣開元十年的庸調銀十兩,由朝廷委任官階至令的王文樂為專職官,專門辦理徵稅,陳友負責主管,並由工匠高童鑄造。銘文的內容與格式都與 [3] 文獻記錄——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粗良,辨新舊也——相乎。


歷史意義

庸調銀餅,顧名思義就是唐朝的賦稅制度——租庸調制的產物。[4] 武德七年(624 年),唐朝廷頒行賦役法(即租庸調制),與均田律令同時執行。[5] 此稅制規定每個成年人每年要繳交糧食兩石,即是租;上繳鄉村自行生產的綾、絹、胏各兩丈,若然是布就要加百分之五,這是調;每年要服役二十天,不服則每天繳交三尺絹。個別偏遠地方會因不同情況而收取稅米、稅錢及羊等。[6] 據各類文獻記載,租庸調制自武德年間推行至開元時期並沒有重大改變,亦即沒有徵收白銀的記錄。縱使國法不承認徵收稅銀,至唐中宗在位時期(684,710-714 年)前後,私自在州縣徵收稅銀已非罕見之事,而自從安史之亂後,白銀更是變得與租庸調制色色相關。

[7] 自唐開元、天寶年間,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統治者絞盡腦汁搜刮民脂民膏,將庸調收到的布帛折變成為銀餅或其他輕貨,轉運至京城國庫,盛產白銀的嶺南地區首當其衝以白銀交稅。據《唐六典》記載於開元、天寶時期:[8]「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而出土的銀餅亦剛好來自該時期,銘文分別刻有 [9] 開元十年、開元十九年、 [10] 天寶五年等年號。白銀可謂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與變造。

雖然庸調銀餅見證著租庸調制的崩壞,但亦體現了唐政府完善和嚴格的賦稅管理制度。從出土銀餅上的刻紋可見,銘文清晰地顯示銀餅的白銀來源,稅項,年月,重量,負責官員的職務、姓名,工匠名等。銀餅上詳細的資料記載,反映出徵收稅項中的每一個程序都有明確的分工。[11] 租庸調制作為封建的唐代前期的主要收入來源,銀餅上的銘文正好顯示出唐政府對稅收的重視。


相關史料説明

正如上文所言,以白銀繳交賦稅並非唐初國法的做法,所以相關的史書記錄不多,因而令研究有所限制。但因為銀餅上清晰全面的記錄,學術界因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例如由產地製銀餅的數量來看看以銀餅交稅的普及性,翻查工匠家族的鑄銀技術以了解白銀的生產質量;而清晰的年份記錄則提供可靠線索去翻查當年的稅收帳目。透過查閱以上種種,學者亦能大概了解庸調稅銀在租庸調制中的地位與作用。

另一方面,[12] 唐初租庸調制得以順利推行,其實全賴均田制及戶籍制度的配合。唐初的稅制一直以田地為基礎,但田制在開元、天寶年間被破壞後,已再不是 [13] 唐人陸贄(754 年-805 年)所說的「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租庸調制。

史書一般記載推出以金錢作為稅收的兩稅法是解決田制破壞的方法,然而,上文則發現庸調銀餅才是田制被破壞後孕育出來的產品。庸調銀餅於開元、天寶年間(713-756 年)已經出現,而兩稅法則是德宗期間(780- 805 年)才推行,兩者相差數十年。雖然庸調銀餅盛行的時間或短或長,至今仍未有相應的研究,但在由租庸調制轉變至兩稅制的過程中,庸調銀餅絕對有一個相當的重要性。

此外,[14] 白銀在唐朝公經濟方面的用途則有賦稅與金銀、上供、進獻、一般國費與金銀、軍費、賞賜等,剛好全都能與外交拉上關係。由於唐初並無以金銀為賦稅的做法,人們聯想起以金銀為賦稅是受外國影響亦不足為過。的確,唐鄰近的 [15] 大食國(包括波斯)與天竺國分別有使用銀貨及金銀貨的記錄,[16] 高昌國與龜茲國亦有收取銀錢為稅收的例子,分別是高昌國的「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及龜茲國的「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由此可見,庸調銀餅的出現有可能是唐與外國交流時所引入的產物。


延伸研究用途

上圖的銀餅右下方有一道明顯的圓形補疤,[17] 有一說法是銀餅作為錢財的一種,一般上繳國庫前必須驗明它的重量和成色,補疤估計是在校訂中發現重量不足後補加而遺留下來的。這一說顯示出銀餅被納入國庫前會經過嚴格的檢驗,符合舊唐書的記載,即 [18]「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禦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亦與前文提及唐朝政府重視賦稅的態度一致。

然而,這些銀餅是由產地是嶺南道一帶的懷集縣洊安縣上繳至長安,若在檢驗時發現重量不足大可要求當地下次補回差額,費時失事地將銀餅發還產地補齊重量的做法實在令人存疑。再者,在唐重視賦稅徵收的大前提下,百姓不規整地隨便修補銀餅而不重新鑄造,還留下明顯疤痕,絕對是藐視朝廷的行徑。這道疤痕究竟是後期補加的痕跡,還是文物不敵歲月侵蝕而有所損壞的証據,仍然有待相榷。


主要參考資料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68。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5-36。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日,頁碼缺。


注腳

[1] 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10。
[2] 同上
[3]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4] 張中秋等:《盛與衰漢唐經濟法制與經濟社會調控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108-109
[5] 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6]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日本,龍門書店,1944 年),頁42-46。
[7]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8] 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年)
[9]〈嶺南庸调銀餅現身〉,《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8 日,頁數缺。
[10] 李曉萍:《元寶收藏與鑒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頁數缺。
[11] 史仲文、胡曉琳:《中國全史 中國隋唐五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35-36。
[12] 吳樹國:《唐宋之際田稅制度變遷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23,37-54。
[13] 劉道元:《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年),頁211-216。
[14]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2-68。
[15] 加藤繁:《唐宋時代之金銀研究》,頁48。
[16] 令狐德棻:《周書(卷五十列傳第四十二異域下)》(北京 :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
[17]〈遺寶之謎:嶺南庸調銀餅現身 專家解疑答惑〉《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 日,頁碼缺
[18] 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


資料收集及撰寫 : 高悅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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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廣州日報》,2012 年3 月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