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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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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時間 起初開鑿於北魏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 基本說明 龍門石窟於河南省洛陽市城南十三公里、東西對峙的香山與龍門山的山崖上開鑿。這裡有黃河支流的伊河向北流，而相對的兩座山遠望就像一座天然的門闕，所以古稱「伊闕」，又稱龍門 [1]。 龍門石窟開鑿於北魏考文帝遷都洛陽(公元494年)前後，經歷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多個朝代，當中北魏和唐代均有大規模地建造龍門石窟，歷時150多年 [2]。北魏所造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陽洞、賓陽洞、藥方洞等；而唐代所造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有潛溪寺、賓陽南洞、奉先寺大像龕、萬佛洞等 [3]。 兩山現存窟龕2300多個，雕像10萬多尊，碑刻題記2800多塊，有30多萬字，佛塔80座 [4]。龍門石窟由南至北長達一公里，並與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並稱中國古代佛教石窟藝術的三大寶庫 [5]。1961年，國務院公布龍門石窟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龍門石窟也於2000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6]。 歷史意義 首先，龍門石窟不同洞窟的設計皆與當時的歷史、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北魏建國初期，黃河流域的漢、胡各族人民，藉著長期的雜居、頻繁的交往和接觸，民族融和已成大勢所趨。在充滿漢人文化氣息的環境長大下的孝文帝，亦順應潮流，致力推行漢化改革。孝文帝為了便於推行漢化政策，於是把首都由平城遷至自周代以來便是漢人的政治、文化重鎮的洛陽。公元494年，篤信佛教的北魏孝文帝遷都的同時，也把平成雲岡石窟的開鑿、佛教的發展中心轉移到洛陽來，龍門伊水岸邊自此掀起開鑿造像的活動。[7] 古陽洞是龍門石窟最早開鑿的，各種圖案的刻鏤、書法的優良也是龍門石窟之最。此洞是有計劃的排列佛龕，幾乎每一才空間都用盡，因為北魏貴族們是支持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而正正因為古陽洞是北魏在洛陽最早開鑿的石窟，他們為顯示其政治和經濟地位，都要擠在此洞為孝文帝和他們的親屬許願而造像。歷代文人遍訪龍門各個洞窟，定出了最佳的二十塊造像銘碑，稱為《龍門十二品》，而此洞竟佔了當中十九品 [8]。魏碑的精華盡出此洞，可見與此洞是北魏王室、貴族們許願造像最為集中的地方有一定的關係。 此外，龍門石窟說是中印藝術文化交融下的產物。洛陽位於中原心腹地帶，漕運便利，是外來佛教藝術傳入並融合中華民族的傳統藝術的重要地方。印度石窟藝術傳進中國後，新疆等地的早期石窟藝術都保留了印度犍陀羅和秣菟羅藝術的因素 [9]。而龍門石窟則是承繼了印度石窟藝術與山西大同雲崗石窟風範，並與魏晉洛陽和南朝先進而又深厚的漢族歷史文化相遇而又相融開鑿而成的。及後人民對於民族審美意識等的強烈追求，使到石窟藝術呈現了中國化、世俗化的趨勢，形成了北魏、唐代兩種劃時代的「中原風格」[10]。以洞窟造像中的人物服飾為例，具有西域佛教藝術的胡風特徵如佛像衣飾或右袒或通肩都有存在；直到孝文帝服制改革，龍門石窟中連佛陀的衣著裝束，也一時變為「褒衣博帶式」漢化模樣的服飾，形成了「中原風格」的情調 [11]。 再者，龍門石窟得以繼續開鑿、發展與否亦說明了不同朝代的皇帝對佛教思想的鍾情程或個別情況而定。就如唐朝武則天篤信佛教，大盧舍那像龕是唐高宗為他的父親太宗李世民開鑿的，當時身為皇后的她也施以兩萬貫脂粉錢贊助建造 [12]。武則天對洛陽亦有特殊的偏愛，總共在洛陽居住達49年；她執政期間優待了不少佛教大師，且朝野上下又特別重視佛法 [13]。故龍門石窟群，唐代佔總數百分之六十，而武則天當政時開鑿的又佔了唐代的最多數；反之於北周皇朝，因為不斷的戰爭，人民為了逃避徭役紛紛出家、不事生產，迫使周武帝進行一次滅佛行動，使到期間的龍門石窟開鑿幾乎陷於停頓 [14]。 相關史料説明 由於研究有關文物有一千四百年多的歷史，涉及的史料眾多，故只能集中查閱均有大規模地建造龍門石窟的北魏及唐代。兩者均有有關直接記載龍門石窟的史料。最早記載龍門銘刻的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15]，它記載了曹魏黃初四年(公元223年)伊河大水的水位和西晉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河南府君等的銘刻。此外，《魏書‧釋老志》亦有詳細記載有昨關石窟的北魏歷史，如：「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准代京靈岩寺，於洛陽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可窟兩所……中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可窟一，凡為三所。以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16]。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上其中題名「知內侍省事，內供奉高力士和……」，末有「開元……七日壬戍建」，根據《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宦官高力士傳云：「高力士，潘州人，……及唐隆平內難，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左右……行內侍同正員」，可見兩者同出一人 [17]。 與此同時，歷代詩人稱頌龍門也多不勝數，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記》內說：「洛陽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首焉。」，當中直接提及到香山和龍門山上的寺，這與其居洛陽十八載，常住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的史實相同。另外，唐韋應物詩：「鑿可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遠相望，佳氣生朝夕。」和劉禹適句「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晴川碧玉秋。」皆有描述到龍門石窟的景色 [18]。 主要參考資料 《新視野中國歷史》，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165-173。 蕭燦坤：《龍門石窟攝影藝術叢刊》，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79年7月，頁9，42，64-68。 龍門文物保管所：《龍門石窟》，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頁1-2。 蘇湲：《中國考古大發現龍門佛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47，106，133。 李振剛：《龍門石窟》，河南人民出版社，頁2-3。 張乃翥：《龍門石窟與西域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頁149。 常青：《試論龍門初唐密教雕刻》，考古學報，2001/03。 劉盛佳：我國古代地名學的杰作《水經注》，華中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3/01。 阮忠仁：《魏書》〈釋老志〉釋部撰述原因研究，蘭臺出版社，2010。 龍門石窟研究所：《龍門石窟研究論文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8月，頁21-22。 注腳 [1] 蕭燦坤：《龍門石窟攝影藝術叢刊》，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79年7月，頁9。 [2] 龍門文物保管所：《龍門石窟》，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頁2。 [3] 蘇湲：《中國考古大發現龍門佛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106。 [4] 李振剛：《龍門石窟》，河南人民出版社，頁2。 [5] 龍門文物保管所：《龍門石窟》，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頁1。 [6] 蘇湲：《中國考古大發現龍門佛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74。 [7] 李振剛：《龍門石窟》，河南人民出版社，頁2。 [8] 蕭燦坤：《龍門石窟攝影藝術叢刊》，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79年7月，頁42。 [9] 李振剛：《龍門石窟》，河南人民出版社，頁3。 [10] 同上 [11] 張乃翥：《龍門石窟與西域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頁149。 [12] 蘇湲：《中國考古大發現龍門佛光》，河南人民出版社，頁133。 [13] 常青：《試論龍門初唐密教雕刻》，考古學報，2001/03。 [14] 蕭燦坤：《龍門石窟攝影藝術叢刊》，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79年7月，頁9。 [15] 劉盛佳：我國古代地名學的杰作《水經注》，華中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3/01。 [16] 阮忠仁：《魏書》〈釋老志〉釋部撰述原因研究，蘭臺出版社，2010。 [17] 龍門石窟研究所：《龍門石窟研究論文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8月，頁21-22。 [18] 蕭燦坤：《龍門石窟攝影藝術叢刊》，攝影畫報有限公司，1979年7月，頁64-68。 資料收集及撰寫 : 林少芬 ● 永久網址: http://digital.lib.hkbu.edu.hk/history/relic-view.php?id=88 ● 分享元數據的 XML Dublin Core 編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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